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同盟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研究的是当代中国对同盟的一些误解以及中国为什么会对同盟产生严重的拒斥心理。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相比于结盟的时间，不结盟的时间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执行同盟政策。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也执行同盟政策。放眼全球，自1648年以来，世界其他大国也没有执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政府在197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不间断地执行不结盟政策，中国人也牢固树立了不结盟意识，并对同盟产生了一些误解，这种意识之强和误解之深实在令人惊讶与深思。这种现象也值得研究。 不结盟政策与不结盟思维定势 不结盟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初期确定的一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方针分不开的，是这一战略方针对外交政策的要求之一。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外交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就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的确是一项外交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行不结盟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30多年来，此项政策得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拥护。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在甚至对同盟产生了严重的拒斥心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将结盟指斥为冷战思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声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该白皮书再次重申中国的不结盟立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①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多年来这项政策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坚定支持。本文作者曾撰文总结和分析过中国学界的这种“不结盟”思维定势。②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不结盟政策形成了三种观点：主流派当然是主张坚持不结盟政策不动摇。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不结盟”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而放弃“不结盟”政策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首先，冷战后军事同盟的作用下降。其次，不结盟能使中国的战略选项增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便于保持相对超脱的独立自主地位。最后，对中国来说结盟的成本大于收益，届时中国可能“被称霸”、“被出头”，同时加深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中国必将付出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代价。③ 少数学者主张放松不结盟政策，认为在国际形势和中国实力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不必僵硬地执行不结盟政策。中国可以尝试走第三条道路，搞合作不冲突、树友不增敌的“准结盟”，或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弱结盟”。④ 极少数学者主张以结盟代替不结盟政策。他们认为，不结盟政策是弱国才执行的外交政策，快速崛起中的中国如果坚持不结盟政策，只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正因为中国不结盟，不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周边国家才会恐惧中国，导致零和关系。中国的多数战略合作伙伴价值不高，成不了中国的左膀右臂，因此在美国重返亚太时，中国只好“光荣孤立”。不结盟政策看似使中国能保持战略灵活性，但实际上当事国会觉得中国“耍滑头”、不可靠。⑤ 对同盟的误解 本文作者无意介入当前关于中国是否应当结盟以及应当与谁结盟的争论当中，在这方面，中国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值得关注的倒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代中国，从官方到学界，都对同盟有一些在作者看来属于误解的认知。这些误解的表现是什么，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根源在哪里，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故本文的宗旨在于总结这些误解的表现，分析其理由，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盟国=盟友=朋友 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结盟等同于寻找朋友，把盟国等同于朋友。比如，孙德刚在一篇文章中称：“国际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三种角色展开博弈：本国、敌人和朋友。……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树敌，也就得不到朋友。”⑥中国的报刊经常用“盟友”一词指代盟国。比如，2014年5月1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篇文章名为“奥巴马亚洲之行难解盟友困境”，2014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名为“美沙不是天然盟友”。 把结盟等同于寻找朋友，把盟国等同于朋友，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结盟不一定是寻找朋友，盟国不一定是朋友，朋友也不一定需要结盟。盟国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非敌非友，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是敌人。结盟是指双方或多方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⑦在英语中，“alliance”是指“a group of countries or parties that are formally united under some treaties and working together because they have similar aims”。⑧可见，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结盟与朋友没有关系，需要结盟与否关键看双(多)方是否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或共同的目标。 在国际关系中，两国或多国结盟通常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为了追逐共同的利益。在国际关系史中，盟国之间可以存在各种关系。有盟国之间是朋友关系的，比如英美同盟，关系破裂之前的中苏同盟；有盟国之间是非敌非友关系的，比如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同盟，1905年的英日同盟；甚至有盟国之间是敌对关系的，比如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内的英国和苏联。英国首相丘吉尔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和苏联，但为了对付纳粹德国这个最大的恶魔，他不得已与苏联这另外一个“恶魔”结盟。1941年6月22日，即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当天，他在广播演讲中说：“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因此，他在演说中声称“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⑨ 中国人通常把盟国等同于朋友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将盟国称为盟友，而盟友在中文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盟国+朋友，而实际上在英文中，“ally”不含任何朋友的意思。当然，我们承认朋友关系可以加深同盟合作的深度，延续同盟存续的时间。比如，美国和英国是亲密的朋友关系，而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算不上特别亲密的朋友，可以看到美英同盟合作的深度要远大于美沙同盟。现在尚无法追溯到是谁在何时将“ally”译为盟友，但显然盟友一词强烈影响了国人对结盟和盟国的理解。 (二)结盟=全方位合作=国家命运绑定 不少中国人认为，两国或多国结盟意味着两国或多国将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是国家命运的长期绑定。比如徐光裕认为，国家间的合作有多种方式，结盟是最高形式，也是最紧密的方式。它往往包含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全面合作。⑩俞正樑在评论中俄关系时说：“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主动倡议与俄罗斯建立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实质上的战略准联盟关系，……把目前这一最好、最重要的战略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起高度政治信任，就世界事务进一步作出战略规划，整合出巨大的战略资源，像准盟友一样联手做事……”(11)。 以为结盟后盟国之间就要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方位合作，甚至是国家命运的长期绑定是值得商榷的。结盟是针对具体利害的合作行为，这个利害涉及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盟国之间的合作程度越紧密，合作范围越广泛，但很难想象有哪种利害需要盟国之间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把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二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应当说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对手了吧，我们能说美苏之间和英苏之间实现亲密无间的全方位合作了吗？它们有国家命运的绑定吗？当然没有。双方不断在具体的战略合作问题上发生矛盾，而且越到战争后期，这种矛盾和斗争越激烈。比如，在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上，在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上，在战后欧洲权力格局问题上，双方一度矛盾很深，斗争很激烈。在利害程度不如二战时对付德、日法西斯的情况下，盟国之间更没必要全方位合作了。比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当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留在北约之内，美法是同盟关系，但两国属于全方位合作吗？甚至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兼盟国英国，在发展独立核力量问题上，也置美国的反对于不顾。英美特殊关系为什么没妨碍英国发展独立核力量？ 结盟只意味着盟国针对具体利害进行合作，它们之间在盟约规定的利害之外的领域进行竞争和产生矛盾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比如，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是同盟关系，但美沙在巴以问题上就立场不同。美日是同盟关系，但在1980年代，美日在经济领域存在激烈的竞争，时至今日，日本还坚决不开放国内农业市场。 (三)结盟是冷战思维 中国官方和大量学者均认为结盟是一种冷战思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刘建飞说：“结盟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美日等国受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利政治思维的影响，奉行结盟政策，那是他们的局限，而中国要迎合时代潮流，摒弃作为旧时代产物的结盟政策。”(12)凌胜利认为基于威胁的联盟不再契合相互依赖时代的安全秩序要求，因为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使得国家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日益复杂，敌我分明的威胁认知难以为继，所以基于威胁的联盟有必要转而服务于地区安全秩序建设。(13)张博文称军事同盟会破坏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必将引发进一步的军备竞赛、冷战甚至新的世界大战。这显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从这一点看，还是不能靠结盟来维护国家利益。(14) 所谓结盟是冷战思维、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说法与历史和现实皆不相符。从历史上看，结盟是人类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方式之一，其年代之久远超仅半个世纪的冷战。如果结盟是冷战思维，那等于在说人类数千年都处于冷战状态。从现实来看，现在大国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只有中国和印度，中小国家里执行结盟政策的比比皆是，时代潮流是如何体现的呢？如果不结盟是时代潮流的话，怎么解释现在有大量的国家逆潮流而动，而且还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不结盟运动兴起于冷战时代，参加者主要是中小国家。(15)它是两极格局下中小国家试图中立自保的一种形式，当两极格局解体后，不结盟运动随即衰落，几至默默无闻。不结盟是适合弱国执行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执行不结盟政策实属罕见，具体原因下文即将分析。 (四)结盟破坏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宣称自己执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也就是不结盟。因此，结盟与独立自主是互斥的。姜毅认为，“结盟”往往意味着一些主权的让渡和被削弱，这不符合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16)王海运认为，走结盟之路必须让渡部分主权，一定程度上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并且可能被迫卷入一些不应卷入的国际争端。(17)刘胜湘分析指出，与大国结盟不利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实行不结盟政策，我们就不必受制于与别人的战略关系，就有利于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路线。中国同某一大国结盟，实际上就不能得到他方的平等相待。中国只有奉行既不与美国、又不与俄罗斯结盟的政策，才能突出和发挥这种独立自主的地位和作用。不结盟是维护独立自主原则的最好方式。总之，不与大国结盟，有利于中国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有利于真正改善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有利于突出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18) 结盟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丧失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丧失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该国与盟国的实力对比。与大国结盟的小国会丧失较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比如日本外交就须以美日安保同盟为基轴，日本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须以不影响美日关系为前提。而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自主性与灵活性的丧失就是边缘性的。比如，当年基辛格就搞越顶外交，在不通知日本的情况下秘密访问中国。现在美国在美日同盟条约是否包含钓鱼岛问题上搞模糊战略，就是想在保护盟国和保持外交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 大国之间结盟也会使大国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但纠结于此事并无多大意义。一是同盟只针对具体利害关系，不影响大国在此利害关系之外的外交工作。二是在具体利害关系之内，大国因结盟而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在盟约签署之时，双方都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五)中国外交不强调区分敌友，何必结盟 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前，中国外交是区分敌友的。在1950年代，中国根据社会制度的异同程度将世界各国分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根据国际地位的不同将世界各国划分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第二世界(超级大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两种划分国家类别的标准虽然不同，但都体现出当时区分敌友的政治外交理念。(19)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从此，中国外交开始淡化敌友的理念。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立场不同。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将世界各国分为第三世界国家和“所有国家”(意为“非发展中国家”)。这种分类是想在明确外交重点和不区分敌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世界各国分为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三类国家排序调整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6年中国外交对象的排序被总结为“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可以看出，自中共十二大以来，中国外交不强调敌友之分，而是强调外交对象的重点与特点之分。 认为这种国家分类排序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而区分敌友的外交是“冷战思维”，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首先，这种分类排序法有内在的逻辑与事实不符的矛盾。正如一位学者所述，对中国来说，美国属于大国但不属于周边国家，日本则两者都是。既然日本既“首要”又“关键”，那理论上应比美国还重要，但这符合实际情况吗？(20)其次，不区分敌友意味着中国要与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常识。一个人能与所有他认识的人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别，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有二十多个邻国，能和所有邻国都发展出同等水平的友好合作关系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日本、菲律宾显然不能建立这样的关系。不仅不能，而且中日关系和中菲关系的竞争性和敌对性正在增强。在周边外交布局中，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能给中国更多的帮助呢，还是日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最后，不区分敌友意味着中国无法执行“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对于与中国正在进行战略对抗的国家，中国不能待之以亲。对于那些仍与台湾地区建交的国家，中国不能待之以诚。对于那些与中国有严重经济矛盾的国家，中国不能待之以惠。对于那些明里暗里支持“三股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国家，中国不能待之以容。 历史经验的误用 本文认为，现实政策和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两个根源。现实政策的影响，前文已有阐述。不结盟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来源于“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又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中心任务相联系。30多年来中国良好的发展态势证明不结盟外交的确有效地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现实政策的影响不是本节的重点，本节重点阐述当代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误读。这里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指中国对中苏同盟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人似乎普遍认为，当年中国与苏联结盟使中国吃了亏，让中国受制于人，国家利益受损，因此中国要痛定思痛，以后不能再结盟了。这一观点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回声。比如，刘胜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采取“一边倒”政策，这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选择。但结盟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被严格限定在对抗格局中，限制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束缚了中国的手脚。而且，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各国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都要遵从同一个纲领。(21)言下之意是这样的同盟太过僵硬，除苏联外，其他国家都吃亏。李广义、石左指出，鉴于历史的教训，即结盟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会在某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所以中国把坚持不结盟作为新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22) 中国历来是高度重视记录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国家。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因此中国古今人士都坚信历史可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比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将他的鸿篇巨制称为《资治通鉴》，就是希望这部史书能对当时皇帝的治国理政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相信历史可以有借鉴作用是因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是有惯性和相似性的，因此就假定影响过去事件的因素也可以影响现在和未来事件的发展趋势。(23)但惯性原理较适合用来分析量变和渐变事件，不适用于分析质变和突发事件；相似性原理既是指现象的相似，更是指原理或原因的相似。它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一个当代事件与历史事件可以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在原理和原因上差别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古鉴今时要特别谨慎，不要误读历史，不要误用历史经验。 本文认为，从中苏同盟破裂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中国今后如结盟下场还一样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中苏同盟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中国今后不应再结盟的外交政策是对历史经验的误用。第一，中苏同盟破裂能证明未来中国与某国的同盟会再次以破裂告终吗？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很复杂，既有领导人个性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分歧的原因，还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原因，当然中苏两国对同盟缺乏管理经验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这么复杂的因素在未来同时再次降临到中国与某国同盟的头上，这种机率实在是太小了。 第二，中苏同盟破裂就能证明未来中国与某国同盟破裂的后果就一样严重吗？当然不能否认未来中国参加的某个同盟也有破裂的可能性，但后果就定与中苏同盟破裂的后果一样严重吗？这种想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实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1960年代初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差距太大，再加上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两个拳头打人”，即在与对苏关系恶化的同时还与美国对抗，因此在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迅速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当今的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实力地位正在逐步接近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国与除美国外的任何国家结盟都将处于强势地位。(24)中国现在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与欧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今后没有可能再次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总之，未来中国即使与某国的同盟破裂，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将远远小于该国。 第三，中苏同盟的不对称性与未来中国参加的结盟的不对称性是一回事吗？中苏同盟是一个“苏强中弱”的不对称同盟。当时苏联不仅实力强于中国，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处于领导地位。问题在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不甘自居人下的国家，并试图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下夺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导致中国在社会主义大同盟中被孤立的主要原因。如今的中国，正如上文所述，是一个实力稳居世界第二，并正在向世界第一迅速靠拢的国家。未来中国如参加一个同盟，必将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居于盟主地位。而且料想中国也不会参加一个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同盟，因此盟内不会存在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因此，中苏同盟的不对称性与未来中国参加的同盟的不对称性完全不一样。 第四，中苏同盟的管理与未来中国参加的同盟的管理是一回事吗？任何同盟都可能因管理不善而出问题甚至导致破裂。(25)中苏同盟是一个管理不善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中，在作为管理者的苏联和作为被管理者的中国之间出现了种种不能调和的问题，苏联对中国的“造反”行为怒不可遏，中国则对苏联“高压管理”满腹牢骚。未来中国参加的同盟当然也可能出现管理问题，区别只在于中国一定是作为管理者(至少是管理者之一)，而其他国家处于被管理者地位。自1840年至今，中国已经有175年时间(以25年为一代，则有五代人)丧失世界领导权了。中国今后要重新学习如何领导他人、领导世界，而这绝非易事。在这方面，倒是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冷战期间的西方同盟尽管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个同盟的弹性比较大，管理规则不那么僵硬；同样是盟主，美国就比苏联要宽容一些，领导艺术要高明一些。(26) 第五，因同盟破裂而严重伤害国民感情的事会再次发生吗？在中苏同盟破裂前，双方曾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进行论战，组织大型游行集会反对对方，并形成严重的军事对峙局面。总之，双方都说了一些过头话，做了一些过头的事。(27)不可否认，这些话和这些事都曾严重伤害过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同样的事还会在未来发生吗？本文不这样认为。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在未来可能的同盟中将居于强势地位，而且不会参加一个意识形态同盟，这决定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以更从容、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同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另外，在如何对待同盟破裂问题上，中国人还须向西方人学习。操纵同盟来制造均势或谋求优势是近现代西方国家非常娴熟的外交技艺。在古典均势时期，欧洲国家之间可以在短期内数次变换结盟对象，因此它们对敌友身份转换、对旧盟国之结束与新盟国之诞生习以为常。比如，在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前，英法普奥四国突然变换同盟对象，史称“外交革命”。以前敌对的英奥同盟和普法同盟解体，双方的敌友身份互换，导致英普同盟和法奥同盟诞生，并在七年战争中相互争斗。(28)中国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晚到者，似乎还不太适应同盟的形成与变换。正像上文所述，中国人过于看重同盟背后的情感因素，而西方人对此看得很淡。(29)这正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需要向西方学习之处。 结语与展望 本文旨在破除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于同盟问题的一些迷思、一些僵化的观念，甚至某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包括：把盟国当朋友；以为结盟就全方位合作，甚至是国家命运绑定；认为结盟是冷战思维；认为结盟破坏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认为既然中国外交不区分敌友则结盟没有必要。本文认为这些认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中国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以及中国对中苏同盟破裂历史经验的总结。不管未来中国与哪国结盟，鉴于中国的实力增长状况，这个同盟一定是一个“我强它弱”的不对称同盟，中国的强势地位将使其扮演联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角色，而这正是中国的不足之处，是亟需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地方。 本文作者担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中国学界和舆论界继续坚持“不结盟论”这种思维定势，会给未来中国一旦需要结盟时进行的外交政策转型带来较大阻力，特别是在中国外交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民间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前提下。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在心理上不再抗拒结盟，继而才能探讨转变政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然后才有讨论与谁结盟的可能。 毫无疑问，本文作者是支持中国外交在未来长期内不排除结盟选项的。至于中国潜在的盟国是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值得另写一篇文章讨论。(30)然而，本文作者并不认为中国必须在中短期内转而采取结盟政策，而是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结伴不结盟”政策是完全符合当前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这一点与本文对结盟问题的反思并不矛盾。结伴是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的一个政策选项，这个选项的弹性很强，操作空间很大。结伴既可以逐步偏向不结盟，也可以逐步偏向结盟。而据本文作者的观察，中国的结伴正在有步骤、有选择地偏向结盟，但中期内不会达到结盟点。中国正在利用结伴这一概念从事一些盟国才应该干的事情，以便为未来一旦需要结盟时做好铺垫。我们可以将这种做法更形象地称之为“一张纸”政策，这张双方都不签字的纸就是同盟条约。不签约而又干一些签约后才应当干的事，这种做法既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又规避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至于长期内中国是否应当结盟，这需要届时评估国际压力大小与国家利益得失，不是现在能确定的。但是，本文作者反对的是因观念束缚而把结盟排除在政策工具箱之外。 改变观念和改变认识其实是很难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把“解放思想”置于“实事求是”之前的原因。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我们就会对新的事实和新的环境视而不见，就会缺乏与时俱进的动力。本文的观点与逻辑未必完全正确，但希望以此文来延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是否应当坚持不结盟政策”这个问题的探讨。当前，中国外交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新提法、新思路和新政策不断涌现，亦希望此文能加深我们对中国外交转型的思考。 本文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①《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26.html。 ②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第10～15页。 ③关于这派观点，可参见王存刚：“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31页；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9～30页；徐光裕：“放弃不结盟中国或‘被称霸’韬光养晦不过时”，《环球时报》，2010年6月8日。 ④关于这派观点，可参见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55页；尹继武：“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联盟外交”，《联合早报》，2010年7月29日；王海运：“如何破解美对我战略围堵变‘不结盟’为‘准结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11/c_122815157.htm。 ⑤关于这派观点，可参见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21页；吴旭：“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10日；“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http://www.ceweekly.cn/2013/1111/68562.shtml。 ⑥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62页。 ⑦《辞海·语词分册(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页。 ⑧《科林斯高阶英语学习字典(英语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⑨“丘吉尔：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http://news.sohu.com/20050429/n225399136.shtml。 ⑩徐光裕：“坚持不结盟是明智的选择”，《环球时报》，2010年6月8日。 (11)俞正樑：“关于中国大战略的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第98页。 (12)刘建飞：“关于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第41页。 (13)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30页。 (14)张博文：“中国会放弃不结盟政策吗？”，《国际展望》，2000年第5期，第18页。 (15)彼时中国赞赏不结盟运动，但不参加。 (16)姜毅：“‘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世界知识》，2012年第5期，第53页。 (17)王海运：“中国要创造结盟条件 中俄同盟势在必行”，《环球时报》，2010年7月8日。 (18)刘胜湘：“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为时尚早——与叶自成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77～78页。 (19)阎学通：“大国外交得区分敌友”，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8/5115961.html。 (20)阎学通：“大国外交得区分敌友”，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08/5115961.html。 (21)刘胜湘：“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为时尚早——与叶自成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77页。 (22)李广义、石左：“‘不结盟’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吗？”，《国际展望》，1999年第11期，第17页。 (23)也有人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循环性的，循环性同样意味着历史可以对现在有借鉴作用。 (24)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关系，没有结盟的可能性。 (25)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 (26)美国就能容忍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27)邓小平对此有深刻体会。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5页。 (28)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9)我不清楚苏联和现代俄罗斯的情况，但作为曾是欧洲国际政治顶级“玩家”沙俄帝国的继承者，它们对同盟的理解更像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 (30)中国学界近年曾争论中俄是否应当结盟。阎学通：“中俄战略关系最具实质意义”，《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3月26日；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5～26页；吴旭：“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10日；姜毅：“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世界知识》，2012年第5期，第53页；赵华胜：“‘中俄结盟’为何缺乏现实可行性——基于两国关系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5期下，第68～70页。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不结盟政策论文; 同盟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