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整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新中国论文,光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由积贫积弱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60年。在这60年，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任务的变化，可以划分出一些不同时期，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时期。但要看到，这两个时期并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光辉整体。我们既不能用前一个时期去否定后一个时期，也不能用后一个时期去否定前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有区别也有连续性
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由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这个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看不到这个时期的鲜明特色，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就会妨碍我们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的认识。反过来，如果看不到这个时期与改革开放前的连续性，也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就会妨碍我们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整体把握。
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改革开放后，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错误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但同时，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四项基本原则当成党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和立国之本。对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异同之处，邓小平曾作过一个很精辟的说明。他说：有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从经济体制上看。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时，仍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把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来发挥；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既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安全性。
从政治体制上看。改革开放后，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改进党的领导，逐步落实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对人权的尊重、保障等原则。但同时，始终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
从文化和社会政策上看。改革开放后，摈弃了以往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左”的做法，解除了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设置的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积极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深化教育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推动社会组织建设。但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共产党员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从外交方针上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改变了过去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张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加强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但同时，继续实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上说明，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确实存在着党的路线、方针和任务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的基本制度、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党的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等，都没有变化。这两个时期都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下，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对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这一切的起点，并非1949年旧中国留下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1978年新中国在经过29年艰苦奋斗后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提供的基础，改革开放要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供了根本政治和制度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统治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一切，使中国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使人民大众翻身做了国家主人，各民族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并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药、化肥、农用机械工业及县办、社办小工业，大幅度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的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大力发展科教事业，使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旧中国36年累积总数的14倍，专业技术人员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同类人员的13倍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贡献时指出：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提供了思想上的一定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思想，都被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吸收，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前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存在对形势判断过于严重、做法过于简单粗暴、打击面过宽等问题，但其中关于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警惕“和平演变”和腐败变质的理念，却至今在党的建设中产生着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过去政治运动中合理的部分作为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开展了连续不断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对各级干部和党员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经受考验，起到了积极作用。
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前，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反映国情、符合客观的认识，积累了一系列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宝贵经验。同时，我们党也犯过不少错误，积累了很多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的一系列孤立、封锁、干涉、挑衅行径，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先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现了中美和解，进而推动了中国同日本、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大增强了我国国际地位，为和平建设争取了时间。邓小平讲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又使党和国家工作出现前进中徘徊局面的大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没有改革开放，新中国的历史显然难以为继。但没有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改革开放前，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面貌的改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了地基打得牢。
改革开放前取得的建设成就是那段历史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确看待那段历史所犯的错误，绝不能因为存在那些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与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曾作过许多评价，观点是始终明确和一贯的。例如，1979年邓小平指出： “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1989年江泽民同志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上述评价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历史的基本方面，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一目了然。
要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前，有的错误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也有的错误只是局部性的，居于次要位置。如果不加分析，以偏概全，看到哪件事情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例如，建国初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过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有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感情。但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为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很快占领了学校讲坛和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
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所谓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看，就是看那些错误在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下，是可以避免的还是难以避免的。例如，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不大。这既与当时搞建设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对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安排缺少经验有关。但基本原因还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人才、资金、资源极为缺乏；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和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需要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加快工业化建设步伐。为此，只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统购统销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从而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限制农民进城，维持适当比例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可见，那个时期的消费品生产不足，人民生活提高不快，从根本上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使生活困难的程度更为加重、时间更为延长罢了。
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改革开放前，有些错误持续时间较长，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只有错误。例如，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时间，但在那十年里，除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和人民还做了许多其他有益工作，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说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划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社会的性质。
要把那段历史中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在可以避免的错误中，有属于急于求成的，也有缘于个人专断的。对急于求成的毛病，邓小平曾分析道： “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对个人专断，《历史决议》指出，其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改革开放前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
新中国即将走过自己的60年。这个时候回顾历史，认识新中国60年的整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认知，从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政权还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都无不高度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对国家史解释的话语权。古人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毛泽东也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抵制各种歪曲新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努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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