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忠国[1]2000年在《国有企业资本化经营与战略性重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我国国有资本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历史与改革现状，论述对国有企业实行资本化经营的必然性，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的总体思路和资本化经营的对策措施。 文章第一部分从重新认识“资本”范畴入手，揭示资本的二重性及其功能，阐述资本经营的涵义、内容、特征及其与生产经营的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忽略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看不到它联结劳动者与其它生产要素的纽带作用，不认识资本的特征，更不懂得发挥其功能，致使国有企业长期徘徊于低效益的迷宫。正是获得了对资本具有自然属性的认识，才使我们豁然开朗！显然，资本是与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从价值层面上运作、管理各类生产要素，实行资本经营，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配置。因此，探析资本经营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首先阐明企业不断重新组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现象。接着，总结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理论发生的两次重大创新，即由完成生产计划到经营商品和由商品经营到资本经营；论述资本经营是现代企业经营的本质、管理的最高层次，只有开展资本经营，才能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说明国有企业重组是遵循资本经营规律的现实要求。改革以来，企业经营理念由产品意识到市场意识，再到资本意识；企业定位由产品生产者到商品生产者，再转向资本经营者；国有企业改革由搞活单个企业到搞活整个国有经济，进而到实施战略性重组，其实质是搞活国有资本。正是这些方面认识的升华，资本经营才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新一轮重组的指导思想。 第三部分，从国有资本的存量调整与增量投入、产业分布、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内部资本结构等不同视角，深入分析国有企业的历史与现状，理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的总体思路。强调以资本为纽带，充分运用资本流动性，增强其使用效率；发挥资本规模效应，调整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强化资本的人格化特征，通过重组来建立多元化的企业资本结构；从而，多方面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达到搞活国有资本、实现其保值增值的重组目标。 第四部分，从企业产权、债务资本、人力资源诸方面，就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追根溯源，提出企业产权、债务、人力资源重组要达到的目标、应遵循的原则以及重组的多项措施。尤其对如何实施“债转股”、“减员增效”以及产权改革的地位等问题，结合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给予现实分析。此外，对“托管式”重组在目标、原则、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理论探讨，并认为这是我国国有资本经营管理的一条新途径，是构建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的基础。
郝士钧[2]2009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哈尔滨地方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整合模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就哈尔滨市国有资本改革发展战略重组模式问题,采取了从实证到理论,再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近年来哈尔滨市在国资改制、产业整合方面的多项案例作为论证进行归纳与分析,以此对国有资本的决策者与管理者如何在资本全球化、产业分工精细化、运营模式创新化的经济环境下,站在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民生稳定、培育优势产业及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角度,考虑如何充分依托地方经济与资源的优势,前瞻性的把握地方经济发展的脉搏,创造性并审势度势的选择最为合理的运作模式,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的重组整合,提出了观点意见和建议。本文第二章为对哈尔滨国有资本战略重组内部环境的分析。通过对地方经济发展及包括国有资本在内各类经济结构构成状态的统计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构成、地域特征、资源禀赋、产业链构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哈尔滨区域内的国有资本占全市经济的比重虽处于下降状态,但核心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哈尔滨地方国有资本的发展虽也取得一定进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制约国企发展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并未随改革而得到彻底转变,地方国资亟待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再次定位,开始新一轮的整合。本文第三章为对国有资本改革模式的比较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起步于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模式的诸多的不适应,为此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在国企改革的历程中可以总结出广泛采用的三种主要模式,该三种模式均曾在各地国企改制中批量复制,成为主流的改革方式,即:1、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将国有企业拍卖给私人,形成民营企业的模式;2、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将政府行业的主管局及其下属的企业打包成集团,推向市场并逐步引入外部资本的模式;3、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模式。国有资本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区域资源禀赋均会使改革模式有不同的选择,不能简单的“一刀切”。上述三种模式在各地国有资本改革的不同阶段均曾居于过主导地位,就其背景,均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产生过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改制换汤不换药、包装上市等弊端。事实上,中国30年的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国有资本的改革历程,社会的进步源于存在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并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的背景下,就需要国有资本运营的决策者与管理者以不同于过去的视野,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为地方经济的和谐发展来把脉,单一模式,全面推广的改革方式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第四章为对哈尔滨国有资本整合在战略层面的定位进行了分析。哈尔滨是我国以重工业、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基地,不同于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国有资本占地方经济的比重较高。同时,区域位置、资源状态、历史积淀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也使得地方经济的发展路径与速度不能简单的与发达区域相比较。因此本章首先从国际国内的环境对哈尔滨经济发展带来的条件进行分析,得出地方经济的战略定位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视野并采取创新化的并购手段;然后对国际并购的基本理论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采用SWOT分析等方式对哈尔滨国有资本优劣及就发展机遇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从中也可推导出地方国有资本整合的战略定位。本文第五章为对哈尔滨国有资本战略重组的操作路线选择与模式设计。本文认为,针对哈尔滨地方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遍地开花”的发展战略或脱离地方实际盲目追逐热门产业是不适合地方发展需要的,如何在宏观层面把握优势,进退取舍,确立地方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满足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区域经济国际化竞争力的需要:如何在微观操作上采取最合理的方式充分发现、培育、提升地方优势资源将是地方国有资本改制整合的主要命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以全球化、资本化为视野,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综合价值作为价值判断的取向(资本增值、产业升级、带动产业链、增加税收、提升就业、壮大城市品牌),以并购整合作为基本路径,以产业投资基金为主要的合作伙伴的并购整合模式。本文第六章为哈尔滨国资整合中四个具有典型意义案例的深度剖析,即哈啤并购整合案例、哈药引资整合案例、哈量海外并购案例、哈一工引资合作案例。从对各个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针对不同企业的产业背景及自身状态,确定明晰的价值取向,采取引入私募基金及并购扩张等资本运作模式对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企业改革整合是非常复杂系统的工作,价值取向的确定、运作模式的选择、时机的把握、执行层面的偏差乃至外部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国企改制整合走向不同的结果,而对于国资管理决策者,价值取向的明确与整合模式的制订得当是推动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本文第七章为对并购扩张模式的理论思考,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与案例实证演绎,本章对所倡导的并购整合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现阶段哈尔滨核心国有资本整合战略制订的操作原则及整合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也对国资决策者采取并购模式整合运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胡良才[3]2015年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按照《公司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国有资产向企业出资,“国家”依法当然成为出资人,国有资产所有权亦自然转变为资本形态的股份所有权(即,法律意义上的国有股权)。可以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是国家作为出资人厉行法治的基本要义。中国现行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就是适应国企股份制、公司制改革,顺应国有资产市场化、资本化经营的发展要求而建构起来的。经过出资股权转化后的国有资产,客观上就需要塑造一个具有商业行为模式的持有和行使主体,以股东的角色依法进入国家出资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形成法人治理机制。国有资产部门分割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显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拟商业化资产运作模式,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与管理体制,自然成为改革的理性逻辑。按照党的十六大的决策部署,中央和地方政府依法相继组建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即,国资委),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资委的诞生,标志着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进入出资人时代,其体制特点是:国家出资人职责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资委行权履责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然而,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定位,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与质疑和争议相伴。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并没有理清国资委的职权边界。由于监管与行权对象的含混与模糊,国资委不仅在管理国有资本,还在管国有企业的资产(法人财产),名为管资产、管事实则“管企业”,“婆婆”+“老板”是对国资委职能与地位的生动写照。实践中,国资委一度倾向于做“中投二号”,过多强调其作为股东的微观角色,而对国有资产面上的宏观监管职能被弱化,使得国资监管的政策与规则“政出多门”,国有资产统一所有、统一监管的体制格局难以真正形成。2008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非但没有直面国资监管的体制弊病,反倒赋予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权限,现行立法在“中庸”的道路上加剧了国资在部门间“依法割据”的态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之路该往处去,成为理论迷茫实践亦困惑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为此,本文以“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研究”为题,立足于“管资本”的改革进路,对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有关法律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营与监管的法律改革与制度建构问题进行了回应性的探究。论文坚持从“历史”中来、到“实现”中去的研究路径,始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与文法,通过考察国企改革历程,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实现的制度进路进行了回顾,从实践与实证的视角,阐释了建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塑造具有行为理性的国有资本(股权)行使与监管主体问题。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国有资产的基本含义缺乏统一认知的状况,论文在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里,对“财产”概念进行了法学探源,提出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为“归属权意义的国家所有权”的观点,使“国有资产”有关法律问题能在统一认知的法学范式中进行研讨。“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向企业投资后身份转为出资人,论文对国家的法律人格和国家职能的学说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论,主张国家作为出资人始终是公法人格,凭据民事法律人格“功能说”,认为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法律人格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论文还将国家的职能统合重构为公共管理与所有者职能的二维构成,并将国家出资人职能归属于国家的所有者职能。由于国家政治实体的主权特性以及法律人格的抽象性,使得“国家”难以满足公司股东人格具体化要求。国家作为出资人,并不意味着国家自然可以成为民商法域的“股东”。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职能承担与权利行使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功能创设,通过制度建构进行法律拟制。论文认为,所谓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是指确认“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国家出资企业的出资人地位和出资人职能,规定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及其管理体制,以及规制出资人权利(股权)和出资人监管权力行使等一整套法律制度规范的总称。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职能界分功能,二是主体塑造功能,三是职责建构功能。论文将现行立法建构的出资人法律制度归结为出资人管理体制、出资人主体以及出资人职责三个方面内容。为厘清推动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论文对现行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困惑进行了综述与解析。理论争议表现为对国资委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其行权履责“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职能定位之争。实践困惑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基础法律关系辨识的困惑,二是“三层构架”间产权所有与行使的困惑,三是如何厘清监管层的国资委与经营层的授权运营机构之间关系的困惑。论文还对美英日法以及新加坡等西方主要国家国有资产的立法政策与法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值得借鉴的域外经验。由于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出资人职责由国家所有权制度演化而来,成为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元”概念。论文认为,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诸多分歧与困惑,根源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这一概念的混沌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推动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改革,既要超越现实的纷繁争鸣和体制博弈的利益趋向,更要追根溯源的“学术回归”,需以法治的理性思维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学术检讨和法律重述。论文认为,所谓国家出资人职责是指“国家”向企业出资后,基于出资人的法律地位而具有的监督管理出资人权益和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职权和责任。结合国资委的法定职责以及国资委要么做“出资人”(即,股东)、要么做“监管人”职能定位争议,论文从本源属性和权能结构的两个维度,对国家出资人职责进行了法学重构。论文主张,国家出资人职责是一个蕴藏“私”权基因且公私并存的复合体,具有公私兼备法律特性的新生概念。基于权利与权力构成“法权”统一体的分析范式,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法律定位是“权利与权力内在统一的经济法权”。按照股东权利(股权)及法人财产均源自出资财产的公司法原理,论文认为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源于国家所有权,甚或说,国家出资人职责就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或通过出资转化了的国家所有权。论文基于对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及结构的解析,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的权能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权能同体构造的观点。在借鉴德国行政私法“双阶理论”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国家出资人职责权能结构是由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一体双阶”构成的学术观点,并对两项权能之间的隶属性的位阶关系进行了阐析。基于对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权能认识,论文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国资委法律主体地位的行政机关属性,而且阐释了国资委行权履责的股东治理与行政监管职能应当一体行使、不能部门分割的法理,回应了国资委“出资人”抑或“监管人”的实践争论与理论纠结,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在借鉴国外法制经验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法律制度的三项改革设想:(1)坚持“国家统一所有”改革出资人职责“分别代表”制度,建构统分结合的“大国资”管理体制。(2)把握“出资人监管”的职能定位,推动国资委组织机构改革与功能再造。(3)实行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纵向分离”,探索出资人职责权能配置模式的实践路径。基于国家出资人职责“一体双阶”的权能构造,论文将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权能类型化行使,归结为出资人职责机构代表国家或政府行使的出资人行政监管权和股东治理权两类法定职权,并分别就出资人监管权和股东治理的行使及内容进行了解析。为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管、对规制者的规制,最后,论文对出资机构人履行权履职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内容进行解构和论述。
刘义圣[4]2005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文中研究说明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其功能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完善过程中愈发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也是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深化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对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进行准确、科学的定位,对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功能视角”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一般认为,使用规范性方法抑或实证性方法,与所研究的目标问题有关,目标层次越高越具有规范性,目标层次越低越具有实证性。所以,本文在研究资本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等问题时采用规范性方法,而在研究资本市场实际功能时采用实证性方法。另外,本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仅应用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尝试从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等多视角加以诠释。 本文共有九章内容,在谋篇布局上刻意求工,力图做到主次分明,先后有序,文理清晰,连属成篇。 第一章资本市场泛论: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市场”进行概念的回顾与界定,然后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质性内涵做出解释,并从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变迁中确定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功能内涵是历史的、动态的。 第二章资本市场功能琐考,开始切入正题,研究资本市场的功能一般。由于资本是资本市场运行的载体和核心内容,理解资本的功能将直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因此本章内容安排上先考察资本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功能。在考察资本市场功能中,依照一般逻辑,先考察资本市场微观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宏观功能。 第三章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初级实证,比较系统地考察包括证券市场、产权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创业资本市场等主要子市场及其各种功能的现状和问
杨林[5]2014年在《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资委从2010年开始对中央企业试行了经济增加值考核,不仅出台了经济增加值考核的一般规定,还颁布了利用经济增加值考核的实施细则。这一转变对国有企业的传统业绩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并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努力创造利润,更要致力于企业价值创造,不仅要关注短期业绩目标的实现,更要重视长期成长性的打造和维护。从研究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方面,其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无形资本财务理论。本文在界定无形资源、无形资产、无形资本等几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类研究各类无形资产对于企业价值(经济增加值)创造的作用,这对完善无形资产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二,有利于创新企业财务战略研究。传统的财务战略主要是基于“资金运动论”的财务本质观,着重强调组织资金运动层面的战略。本文则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研究价值创造问题,不仅要关注资金运动,而且要触及到资金运动背后的驱动因素。这无疑有利于拓展财务战略研究领域,实现财务战略研究创新。其三,有利于丰富和完善财务管理的方法体系。研究与战略性资源纳入财务会计体系相关的财务理论与财务方法,如估价方法、效率衡量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完善财务方法体系。在实践方面,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为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的企业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增加值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树立新的财务战略观,使他们能够跳出财务的视野,从战略性资源的角度关注企业价值创造问题。从研究思路上看,本文在阐述经济增加值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经济增加值与无形资产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性分析。随后,文章将按照经济增加值的构成要素,分别研究无形资产与各要素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而言,经济增加值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收入和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因此,论文也就主要研究无形资产与企业收入创造以及无形资产与企业成本控制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增加值的具体计算看,其影响因素除收入与成本外,还涉及很多相关因素,例如为促使国有企业能专注主业发展,需要调整非经常(或非正常)性损益；为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按照《实施细则》规定,经济增加值计算指标在计算过程中对于计入当期费用的相关研发费用可以在百分之五十的范围之内进行加回；等等。由于这些项目或者与企业无形资产没有内在逻辑联系,或者仅属于政策性的人为规定,不属于本文研究主题(无形资产创造经济增加值)所需关注的内容,因此论文不涉及对这些调整项的研究。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与论题相关的研究文献以及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基础。其中在文献方面,主要从经济增加值在价值衡量体系中的相对优越性以及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文献介绍与评述,旨在支撑本文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在理论基础方面,则主要从战略管理理论、战略资源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旨在论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并为确定本文重点研究内容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为无形资源价值创造机理分析,主要对经济增加值原理及其与无形资源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及其作为企业价值评价模式的优势、经济增加值的构成要素、创造和提升经济增加值的基本途径、无形资源的概念与分类、以及基于经济增加值的无形资源价值创造机理等；第四部分为核心概念辨析,主要是分析界定无形资源、无形资产与无形资本等几个基本概念,以及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重点从财务层面分析了无形资产与无形资本的概念与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五部分为无形资产与企业收入创造研究,主要是在对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创造之关系进行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不同类别无形资产,分析和论述它们在创造企业收入方面的作用机理,重点是论述了人力资产创造经济增加值的作用机理及其相关的业绩评价与激励问题。第六部分为无形资产与企业成本控制研究,主要是在对无形资产与企业成本控制之关系进行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从战略成本管理方面研究了无形资产,特别是人力资产的作用机理。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本文相关的研究数据难以获取,本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规范研究以进行理性地逻辑推导,案例研究做为辅助,说明规范研究推导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现实经济生活以及说明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问题的分析。从创新与贡献上看,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逻辑推导的形式系统地研究了无形资产与经济增加值创造的关系。论文在阐释了经济增加值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较系统研究了企业经济增加值与无形资产的关系,并分类研究无形资产对经济增加值之关键要素的作用机理,论述了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战略性无形资产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增加值目标。应当说,论文的思想和观点对于以经济增加值为重点考核内容的企业来说,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第二,从财务的角度对企业无形资源、无形资产和无形资本等几个基础性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辨析和阐释。文章不仅分析了每个概念的基本要义,也系统阐释了各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应当说,该部分论述对于从财务视角研究无形资产及其相关问题能够提供重要参考,甚至可以作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探讨。论文除了系统研究各战略性无形资产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外,还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将收益现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来评估无形资产价值的思想,这种思路将能够为如何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来评估无形资产价值提供思路。
魏涛[6]2012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及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信息化技术的广泛采用也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剧,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确定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舞台,摆脱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缺乏的瓶颈制约。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来也呈现逾来逾活跃的趋势。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并购与海外并购活动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也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西方的跨国并购理论大多以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并购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并购实践适应性不强。中国出海并购的先行者们在缺乏经验情况下,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工作的及时跟进,通过理论的指导,来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及整合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实现理论的创新,并对海外并购整合的实践提出指导性建议。本文所遵循的研究思路为：首先以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成本收益特征作为研究的契入点,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其次,从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跨国并购中优势无形资源转移与扩散途径的比较以及协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基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要求,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然后,分析了优势无形资源在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融合系统化的理念与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购中无形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最后,本文还对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三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整合路径进行了探讨。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为导论。这部分主要叙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并对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逻辑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了本文预期可能的创新点。本章所呈现的研究逻辑框架与思维模式,不仅突出了论文的理论价值,而且还阐述了本文所提出的关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思路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在理论基础部分,本章不仅对并购按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描述,对跨国并购的特征及无形资源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还对国际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回顾,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同时还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进行总结。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以及基本理论的回顾、归纳与总结,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无形资源对企业并购成败的影响以及协同效应的发挥等内容相继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文献综述部分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还对国内外企业寻求无形资源并购动机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并购与海外并购效应的相关文献作分类总结与简要评析。第三章阐述无形资源的特征并探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本章一方面在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与成本收益特征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根据系统的特征和无形资源所具有系统的特性,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为下步的理论分析做好铺垫；另一方面,基于跨国产购在实现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性,优势无形资源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机理,以及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观点。在以上理论演绎推导的基础上,本章还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章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述论。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无形资源进行整合的必要性；其次,基于系统理论的观点与工程化的思维,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构建系统工程的思路。然后,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目标、指导原则,并对具体的流程设计步骤与微观、宏观的组织实施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对企业三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并购整合路径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章一开始就阐述了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三个无形资源子系统,在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中战略地位,指出了对其进行整合是促进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章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源子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并从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海外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具体实施路径；其次,通过对比分析中外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并购中不同文化整合模式的优劣,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应采用跨文化融合创新的演进模式,进而还阐述了跨文化融合创新系统工程的任务、功能与构成以及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并探讨了跨文化融合系统工程组织实施的路径。最后,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镶嵌理论,提出了企际关系资源维护与动态调整的具体整合思路。第六章为全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是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是一个由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组成的一个系统；而企业的各项无形资源之间通过有机结合也构成了企业的一个子系统；企业的各类无形资源则是整个无形资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企业无形资源各构成要素只有彼此有机协调与默契配合,才能使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从总体上达到最优化,其价值创造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形成和增强。无形资源系统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企业利用无形资源的作用机理,提升其价值创造功能,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具有一定理论参考价值。二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动因理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寻求与获取战略性、关键性与互补性无形资源只是表层的动因,而其实质在于通过海外并购来实现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增强对国际经营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核心能力的培育最终达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的。三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构建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既然企业的无形资源具有系统特性可以被看作一个系统,且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融合工程学的相关理论,来打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系统工程。这种思想观点的提出,既聚集于微观层次的中国企业无形资源价值创造功能的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着眼于宏观层次的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基于无形资源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探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以往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获取无形资源的动因,但是所涉及的只是无形资源的一些构成要素。本文则根据企业无形资源的隐默性、适配性特点,把企业的无形资源及其构成要素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并充分考虑到了无形资源与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各构成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机理。所提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而且理论观点也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次,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与工程理论的运用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及整合理论的探讨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本文的研究着眼于企业无形资源整体,基于无形资源发挥作用的特点不仅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还运用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来探讨无形资源的整合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理论的探究以及整合分析都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企业并购动因理论框架体系的完善和无形资源系统整合研究的深入开展。最后,文章的分析脉络之中隐含着矛盾论的辩证哲学思想。并购后的整合是企业并购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并购整合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对无形资源的整合。本文将研究聚焦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研究中,本文又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的整合,着眼点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的矛盾论观点充分体现在并购整合路径的探讨之中。
董煜[7]2005年在《国有资产经营运作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国有资产经营是国有资产运营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国有资产得以增值的必要条件。本文从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问题出发,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科学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分为三个职能不同的管理主体。从国家层面上讲,应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第二个主体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它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隔离带,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第三个主体就是具体负责国有资产运营的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治理结构上的微观主体。 适当的国有资产经营目标,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配置,明晰企业产权,以及保证国有资产安全高效运行,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国有资产经营的目标应是,以盈利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适当兼顾公益性社会目标。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本文提出了国有资产资本化经营这个新目标,并以实证分析来说明这个目标的可行性。 为保证国有资产经营目标的实现,必须选择适当的经营模式。文章分析了国有资产的经营形式及目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再提出国有资产经营可以选择的模式,最后提出新的管理模式,就是三层次国有资产运营模式。 国有资产经营绩效评价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经营业绩,是指经营者在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所做出的贡献;二是管理效率,是指在获得经营业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这两方面主要运用一些财务指标来考核。本文还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评价指标作了描述,科学的评价思路应该把保值和增值区分丌来并加以评价。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仍然没有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失职并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因素。因此,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法对国资经营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年薪制法和股票期权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激励方式,可以在国企实施,但要注意激励与监督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
刘才明[8]2003年在《经济利益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文中指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年轻的话题其老生常谈在于国际直接投 资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比较丰富如有垄 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周期理论折衷理论等等 其年轻则在于20 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全球FDI区域 分布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全球FDI的产业分布进一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 保险等服务业集中FDI的投资主体集团化FDI的投资方式逐渐多样化等等 因而需要理论上的创新来解释这些新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 经加入WTO 的背景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意义 因此 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渊源从理论 上归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说明了从经济利益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是理 论创新的必然第二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作了概述性的描述并且阐述了对外 直接投资利益的前提来源实现方式制约因素等第三章对中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问题展开了实证的研究指出了中国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产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利益目标的定位错误直接原因则是在主体选择行业选择区位选择及 进入方式选择方面的偏差第四章比较分析了美国与日本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方 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给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第五章对如何发展中国的 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经济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的分析 与描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对外直 接投资的本质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分类前提源泉实现机制和制约因素等 其次 论文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要推动政府与企业共同走出去 第三 本文 提出评判企业能否走出去的标准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或企业规模的大小 而应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应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共同走出去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研究的尝试性以及作者能力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 很多的不足之处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张少鹿[9]2000年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选择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不断加快的挑战，拓展国有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发展空间，需要尽快形成国有企业的新优秀。 选择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本文的主题，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历史形成的诸多问题，多年以来的重复建设以及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在过去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把解决当前问题和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为国有企业的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选择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作为理论的突破口，是因为产 l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主线，采取经济性分权的改革战略，逐渐发挥和增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套三三会激飞登有关支持和搞好国有企业的政策方面的突破，为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根本性和前提性的突破。因而，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是事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本文的意义。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问题，从目前收集到的文献看，较早提到的是 1987年 10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的“国有企业管理与组织国际研讨会”。会议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向公司了重 机温℃w默裟端恶S 1述，并且不泛深入的分析。但是，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当：作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是本文的有益探索。其二，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与资本市场等有关国企改革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初步尝识。 卜二、研究的思想与结构 本文研究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出发点，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 2 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 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具体而言，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 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的可取做 法，密切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以国有企业产权 主体多元化为主线，从理论上探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途 径和方法，提出可供实践参考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结构。本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导言。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总结国有企业产 权改革的经验教训，分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难点，提出国有企 业产权主体多元化是主攻方向，并对其基本含义进行阐述。 第二章，理论分析。分析现代企业的成因，提出产权主体多 元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必备前提，揭示股份制对推动
孔德海[10]2013年在《中央企业国际战略定位与风险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全球化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技术进步，以及更加频繁、更具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各国间经济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高。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也是我国较早开展国际业务的主力军。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在国资委指导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国际业务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海外资产、收入和利润都有大幅提升。同时，中央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面对的风险与日俱增。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中央企业国际化战略定位与风险控制进行理论研究和运营分析，并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的经验，尝试建立起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定位与风险控制体系，以提升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1章是导论部分。本章阐述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并从中央企业国际化战略定位的研究现状、风险控制的研究现状和国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三个方面分析了有关文献。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由理论到实务、由国外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案例和问题到对策建议进行逻辑分析，研究方法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结合，比较分析、技术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章概述了论文的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之处。第2章是理论综述与评析部分。本章分别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微观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表述和分析，其中宏观理论有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资本化率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微观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本章对这些理论的效应与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以用来指导国际化经营实践活动。第3章是美日欧企业的国际化历程和经验。本章简述了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历程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其中欧洲国家以英、法、德等国为例来说明。美国公司的经验主要在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模块经济和跨文化管理等方面，日本公司的经验主要在综合商社模式、治理结构与决策机制、技术战略、市场本地化战略、财务战略等方面，欧洲公司的经营主要在治理结构、企业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多元文化融合方面，这些经验可为中央企业国际化带来启示与借鉴。第4章是关于中央企业国际化战略定位的研究。首先对企业战略定位理论进行了文献简述，按照波特的观点，战略定位是选择与竞争对手差异化的经营活动或以差异化的方式完成相似的经营活动。接着分析了中央企业的属性，既具有社会属性与公共属性，又具有经济属性与企业属性。这就决定了中央企业肩负着多重的目标和责任，因此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然后从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产业、区位和方式四个维度对中央企业的战略定位进行了具体研究，结合着实地调研数据和国资委的会议资料，本章设计了一套中央企业国际化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并对2011年中央企业国际化前16强的指标体系、前8强的收入和资产情况及中央企业国际化关键因素的权重统计进行了定性分析，这些数据和分析为系统规划中央企业国际化战略定位提供了决策参考。第5章是中央企业国际化的风险控制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央企业国际化风险的区域特征及经常面对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接着对国家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金融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和文化风险这六大主要风险进行了归类阐述。然后对中央企业国际化的风险评估进行分析，包括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这四项内容。在风险应对中具体分析了应对的外部机制、内部机制和具体应对策略，其中外部机制包括政府外交或民间游说、政府支持或各部委协助、海外投资立法或投资保障；内部机制包括推行“三重一大”制度、规范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建立境外国有资产多重审计制度等；并针对六大风险进行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分析。目前专门针对中央企业国际化风险控制的研究不是太多，本章的研究应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6章是案例分析。在掌握和利用大量一手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定位、运作模式、风险控制等内容进行详细分析，以供其他中央企业做参考。第7章是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战略定位不清晰，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组织架构不适应，缺少协调体系与后台支撑；国际化人才队伍匮乏，企业文化缺少创造性；对于国际市场不熟悉，缺乏全球化运营能力。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章首先阐释了一些对外投资理论对中央企业的指导作用，然后借鉴了美日德企业国际化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在外部环境、支持政策、审批流程、境外国资监管、信息化体系建设、政策指导与协调作用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从中央企业自身提出了明晰战略定位、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企业联合、促进跨文化融合、利用好外交资源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本章旨在构建一个以理论做引导、以跨国公司为借鉴，以政府为保障、以中央企业自身运营能力做支撑的战略定位与风险控制体系。本文最后认为，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又集中体现在各国大公司、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对外投资合作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央企业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因此，中央企业应明晰国际化战略定位，有效控制风险，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资源，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一批中央企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司。
参考文献：
[1]. 国有企业资本化经营与战略性重组研究[D]. 丁忠国. 华侨大学. 2000
[2]. 全球化背景下哈尔滨地方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整合模式的研究[D]. 郝士钧.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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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有资产经营运作模式研究[D]. 董煜.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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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研究[D]. 张少鹿.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10]. 中央企业国际战略定位与风险控制研究[D]. 孔德海.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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