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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3-0109-06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叙事属于丁玲与萧红这对双子星座，那么，20世纪4 0年代则是苏青与张爱玲同辉共耀的时期。苏青的次女曾对人说过，“妈妈和张爱玲常 常交换着衣服穿”。虽然，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里的开篇中曾说：“苏青与我， 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但她还是表示过：“把我 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1](p.459)萧红的生命历程虽然曾经沧桑，但终究迎来了后人迟到的敬爱。张爱玲 的后半生同样寂寞，但毕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一个重要位置。曾经历过一个短 暂荣耀的苏青(冯允庄，1917—1982)自正当壮年就落幕以来，迄今仍不受文学史家们的 重视。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她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现代中国小说婚姻实录的佳作之一” [2](p.313)。1949年之后，才三十几岁的苏青开始退出文坛，1957年后，受“胡风事件 ”影响，刚满40岁的苏青已被列入辞退人员的名单，从此生活穷困潦倒。虽说怀抱着“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想法，但苏青自称“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 但她69岁时就冷清孤寂地离开人世，不能不让理解她的读者们悲从心起。十几年后，出 版界借着当代人对女性写作的关注和对张爱玲小说的仰慕，而让作为“张爱玲的朋友” 的苏青的名字重新登场。虽说王安忆曾发出过“寻找苏青”的呼吁，认为“这城市能撑 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又是漫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 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但这呼吁最终还是 如空谷回音般飘散了。就像王安忆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她的被埋没，其实也在意 料之中，时代演变，旧的下场，新的上场。当年的声色，有多少偃旗息鼓，烟消云灭。 一个苏青，又有什么?”[3](pp.42-51)
然而，这不应就是苏青写作的历史命运。像许多现代中国女作家一样，苏青以自己失 败的婚姻换取到文学事业的成功这一经历本身，具有突出的女权主义意义。作为一名小 说家的苏青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总共三部长篇中，帮助她建立起小说家名声的是两部 自传体《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除此之外的几篇短篇小说可以不提。以至于不 少人会同意：“苏青是个散文作家，写作小说在她似乎不过是偶然的兴会。”[4](p.48 3)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苏青写作的特点在于泼赖的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 诸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及“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人遗 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这样一些惊世骇俗之言。但如果说苏雪林的《棘心》 是小说体的自传，那么，这两个“十年”则就像作者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不是自传， 只是自传体的小说。”[5](p.433)然而，这却是不能轻视的、具有独树一帜风格的小说 。正如苏青的朋友实斋当年强调的：“苏青决不是丁玲，也不是谢冰心”，“苏青是与 众不同的苏青”[6](p.482)。苏青眼里的自己是“有一种心直口快的坏脾气”的“乐于 平凡”的女人，写作时，“没有掩饰，没有夸张”。这些同样形成了她的叙事艺术的特 色所在，一言以蔽之：是以平实的手法写出针头线脑般的琐碎、平淡的世俗人生的健康 的丰富与热闹。在这种叙述里，浪漫的情调被蒸发得没有一丝踪影。所以，王安忆认为 ：“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 市民读者成全了她。”[3](p.42)苏青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她说过：两部小说“所叙述 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恋爱、结婚、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既 没有变态行为，更不敢描写秽亵”。并且承认“自己实在也并不怎么喜欢《结婚十年》 ”，因为“觉得这本书缺乏‘新’或‘深’的理想，更未能渲染出自己如火般热情来， 不够恨，也不够爱。家庭生活是琐碎的，这本书也显得有些琐碎起来了；假如勉强要替 它找寻出一些价值的话，那只有说平实的记录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吧”。即使“老着 脸皮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也不过“觉得这里有些写景兼抒情的句子还不噜嗦”。
但艺术也如同生活，相对于许多当代女作家的虚张声势，苏青的这种低姿态常常会被 那些习惯于广告文化的读者误以为是底气不足。尤其是她还表示过：“我的文章做得不 好，我自己是知道的。这不好的原因，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第二是写作技术的低 劣。”[7](p.430)丁玲笔下的女人们都“喜欢恋爱”，萧红作品里的场景都属童年回忆 ，这些“常规化”的题材多少具有一种潜在的诗情画意。而苏青的题材是最为平庸乏味 的都市女市民生活。所以，曾与张爱玲结婚的胡兰成一语中的地指出：“苏青是一位有 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8](p.473)问题是只有当散文具有内在的“诗性”时 ，这才是有别于新闻报道的、具有真正艺术品格的文本。以此来看，苏青叙事的意义并 不仅仅在于“平实地反映时代”，而是如王安忆所说，在无聊中发现“有聊”，在无意 义中寻找意义。但应该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艺术难度。苏青笔下的 故事没有大悲大喜，只是“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人号啕大哭”的平常人生。王安忆认 为，苏青的成功在于“她到底还是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也就是说， 她善于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局限，决不越界。这很有道理。苏青承认自己之所以“常写 男男女女的事情”，是“因为我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她还谈到，她是“带着十 二万分惋惜与同情之感来写完这篇《结婚十年》，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 可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上，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5](p.43 0)。这样的见地，真正是说了也等于没说的平庸之见。就像张爱玲批评的：“即使在她 (苏青)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1]但正是苏青的小 说叙述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最重要的素质并非深刻的思想与情 感，而是人生体验的真实与成熟。这并非意味着思想与情感不重要，而是说谁能拥有这 样的体验，谁就同时也拥有了诗性创作所需要的情感，以及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看似平 常其实却并不简单的见识。
苏青的小说表明，源于浪漫精神的诗性创造并不是男欢女爱的同义词，其骨子里乃是 对世态炎凉的一份理解和对平凡人生的一种体贴。在此意义上，苏青的叙述与萧红异曲 同工。《结婚》的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出身乡绅大户人家的女大学生怀青，16岁时 遵循父母之命订了婚，后便辍学同门当户对的崇贤成婚。但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没有根基 。谁都没有成心拆散这场婚事，谁也都不是太过份的人，仅仅只是当事人双方由于年轻 与个性，以及男人不可避免的自我中心和女人多多少少的小姐脾气，使这对夫妻情谊耗 尽，缘分终结。回想起来，尽是些小小的怄气与摩擦，就像叙述者“我”所说的：“从 最早结婚之日算起，我们就是这样零零碎碎地磨伤了感情……十年的光阴呵!就是最美 丽的花朵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黯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 明与活力。”构成叙述焦点的也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女人头一回赚了稿费，幻想 着得到丈夫的夸奖，而“事实到后来则是他吃了我的叉烧与酒，脸上冷冰冰地，把那本 杂志往别处一丢看也不看”。比如女人想过一种富有生气的日子，但“吃过了早点，公 公便看报，婆婆吩咐佣人买小菜。小菜买来后，婆婆便在厨房内吩咐指挥，鲜肉该切丝 或剁酱，鱼该清炖抑红烧，什么都要她的主意”。比如女人想尽力改变一点自己，以便 让丈夫满意，结果却让自己没了热情，使事情前功尽弃：当男人试图与女人亲近时，女 人“木头似的没有感觉，只想起件毫无趣味而无关紧要的事，对他说道：‘我看厨房里 的一块抹布已经坏了，最好把房里用的一块较好的抹布拿下去，把你的洗脚毛巾移作房 间抹布用，再把我的手巾给你做洗脚布，我自己……’话未说完，他已经打个呵欠转身 朝里卧，大家弄得兴趣都索然了”。像这样一些事情，热衷于加入革命大叙事的丁玲们 自然不屑一顾，关爱普通人世的萧红也不会感兴趣。只有苏青津津有味地向我们叙述着 一切。虽偶有一点小小的讽刺，但并没有控诉，有的只是对人世的理解与体谅。
比如故事里的公公婆婆虽受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影响，对连生了几个女孩的媳妇不够关 心，但叙述者仍写出了这对老人在被偷被抢家产渐空后，从乡镇来到大都市儿子家的种 种尴尬。比如怀青夫妇让朋友们来请二老吃饭时，他们“对婆婆却有些过分客套，礼貌 装得太繁多了，这不是尊敬，简直有些近乎戏弄，她局促地吃不下几样菜”。幸好还有 小孙女薇薇在座，“她是如何高兴而且好奇地询问婆婆这样那样的，使婆婆还能够因她 而找到与别人敷衍几句的材料。”比如见到儿子终于也失了业，而媳妇又将生产，他们 感到实在难以再住下去，公公叹着气表示：“……我们不好再在上海带累你们。杏英是 个嫁出的女儿，我们仍旧把她送回夫家去；薇薇也跟着我们惯了，这次还是一齐回N城 去吧，但愿明年养个小子，我就是挺着老命出来看，只要见他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话虽依然愚昧，但仍让人产生一种真切的同情。还是张爱玲说得好：“苏青最好的时候 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有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 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在她看来：“有人批评她的技巧 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哨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 ”因为在苏青的这种平实无华的叙述中，有着一种“结实的真实”和“生之烂漫”，一 种能让人“亲近人生”的东西。所以，张爱玲认为：苏青属于“眼低手高”的作家，其 实，“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1]这其中或许不乏某种趣味相投的偏爱， 但并非廉价的捧场之言。苏青以她自身强烈的生命力，通过“没有一点做作”的文笔， 写出了看似最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苏青倔强的个性使她从不愿迎合 读者的口味，但她诚挚的品性，让她常常会想到自己的东西对于读者“看了究竟于他们 有什么好处”这样的问题。在苏青的叙述里贯通着这样一个基调：让人们珍惜生命，热 爱生活。
所以，不仅在《结婚十年》的结尾时，叙述者写道：当怀青与崇贤在曾禾医生家里签 下离婚书后，“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然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我的孩子 们幸福，愿贤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 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同样地，在《续结婚十年》的最后，叙述者也 让“我”说道：“……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过，但是我相信我的儿女们 一定会有的，也肯给与人，不像我一般自私自利。我要为他们祝福着!我宽恕一切对不 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体 贴人生，这就是苏青叙事的诗性魅力与人文意义。还可以补充的是，这份体贴更集中地 聚焦于女人的生命。虽然生活中的作者常被一些人评为“不像女人”，张爱玲却这样说 过苏青：“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1]小说里的怀青也被谈维明评价为 ：“你不像一个女人。”但怀青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内心不以为然：“我是一 个女人，而且甘愿做女人的，为什么会不像呢?那是因为我眼前的男人不像个男人，所 以我便不屑以柔声相向了。”另一方面，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也就 是“知道我是一个男性化的女人”。但不管怎么说，苏青写作的女性主义特色相当显著 。她与丁玲、萧红等一起丰富了现代中国的女性叙事，让我们看到女性特色的多样性： 不仅是温柔的语调与缠绵的感觉，同样也能够是明快、简练、有力的。苏青的女性视野 的突出表现，在于她对女性生命的体贴。她对女人看得很透，深刻得近于尖锐：“世界 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 此说说而已。”“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 ”[9](pp.1-5)正是凭借着对女人的这份非同一般的独到认识，使苏青能够在小说中通 过怀青这个人物的自我意识以及婚姻变故，来“认真替女人抱委屈”。
虽然，怀青这个人物带有作者自己的身影，但苏青并没有作任何粉饰，而是让她真实 地袒露自己身上存在的自我中心、任性等缺点：“我是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 着旧思想支配的人。”“还有一种怪脾气，就是喜欢求爱而不喜欢被求。”“我是一向 希望别人有了我便不再作第二个想的；假如什么地方有人比我更出风头，我便不去了。 我呀，宇宙的中心应该就只有我一个呀!蔚蓝的天空中假如罗列着无数隐约的星星，我 便应该是那个寒光泻照万里的大月亮；千红万紫的花园里假如充满着没名目的花卉，我 便应该是那一茎高招的白莲花。”通过这种率真的个性化自白，叙述者让一个普通而真 实的女性生命全方位地展开。它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女性复杂的心理意向：比如，一方面 ，“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 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另一方面， “好几次我故意挑逗他，但当他拢进身来的时候，我却又疾言厉色的直嚷道：‘请你不 要触着我呀!’他似乎出于意外地大吃一惊，踌躇半晌，只得悻悻地默默地走开了，我 觉得很伤心。他虽然是我的丈夫，但是还不能明白我的心呀!没有狂欢，没有暴怒，始 终是一股不得劲儿。”它也让我们意识到身为女人的艰辛：比如，“结婚究竟有什么好 处呢?只要肚子痛过一次，从此就会一世也不理男人了。”“痛呀，痛呀，痛得好难受 ；起初是哭嚷，后来声音低哑了，后来只透不过气来，后来连力气也微弱了，医生说： ‘剪吧!’飕的一阵冷，裂开了似的，很大很大的东西出来些，再迸阵气，便滑出来了 ，接着是哇哇的婴儿哭声。”但等到接生的医生不经意说出：“是女的”来，“顿时全 室中静了下来，孩子也似哭得不起劲了，我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仿佛惭愧 着做了件错事似的在偷听旁人意见，有一个门口女人的声音说：‘也好，先开花，后结 子!’另一个声音道：‘明年准养个小弟弟。’婆婆似乎咳嗽了一声，没说话。”
即使是“我”对丈夫的内心感觉，也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对其丈夫卡列宁的耳朵 的反应，蕴含着许多可以回味的信息：“我的丈夫是高大的，胸挺臂粗，穿起条子西装 裤来显得两腿笔直有力。但是他却不肯昂然举步，在不经意中总是老爱带些华尔滋走法 ，划来划去，未免碍眼。他的面孔是白长的，眉目端正，就是头发太浓密些，前额还伸 出个桃花尖儿，配着两道乌黑的八字眉显得色彩太重了，未免减少些清秀。”她的文本 中的一些话虽然听起来赤裸裸的很不入耳，有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已明显存在偏颇与陈 旧，但却无一不蕴含着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比如：“女子是决不希求男子的尊敬，而 是很想获得他的爱的!只要他肯喜欢她，哪怕是调戏，是恶谑，是玩弄，是强迫，都能 够使她增加自信，自信自己是青春，是美丽的。”以及“一个女子若是不能控制自己的 子宫，她还想有办法去控制男人吗”?等等。而《结婚十年》里第23节的这一段，几乎 可以看作是苏青为天下女人所作的女权宣言：“没有一个男子能静心细赏自己太太的明 媚娇艳，他总以为往后的时间长得很，尽可以慢慢儿来，殊不知歇过三五年便生男育女 了，等他用有欲无爱的眼光再来瞥视她时，她已变成平凡而噜嗦的、抱在怀中像一团死 肉般的妇人。这时候他会厌恶她，恨她，觉得她累赘，仿佛不虐待她一下不足以泄自己 被屈抑的愤怒似的；她假如含泪忍受住了，也许就能够挨到白头偕老，像一对老伙伴似 的直到最后的撒手为止。但是她不能够，她的回忆太明鲜了，她只记得开始恋爱时的刹 那，那是一个梦，她把梦来当作现实，结果觉得被欺骗了。其实欺骗她的还是自己，而 不是他……这个世界是男人的，只有男人可以享受爱，爱就是促成交合同时还能助兴的 东西。”
其实，苏青的“结婚二部曲”说到底是对真情实意的爱情生活的缺席的无奈与不甘。 套用一句日前曾流行过的一句歌词：仅仅想要一个家，一个由夫妻双方的真诚相爱所支 撑起的家，这便是“名声不佳”的小市民女人“怀青”所期望的全部。无须赘言，这是 一个多么普通的主题，但也是一个多么艰难的问题。尽管叙述者以平静的语调讲述着自 己的故事，但通过贯通两书的“两颗樱桃的故事”，细心的读者并不难以体会到深藏于 文本中的悲哀与伤心。就像我们显然不能因为故事里的这位不幸的叙述者没有作出歇斯 底里的举动，就以为她并不难过；我们同样不能因为苏青叙事只是表现了小女人的天地 ，而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广阔的人生大世界。
收稿日期：200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