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建构原则及其辩证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化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以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为特征。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不仅是完整理解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研究解决现实文化问题的需要。本文拟就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建构原则及其辩证思想作些探讨。
一、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建构原则。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政治原则。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①]在谈到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时，邓小平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定和批判。”[②]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作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同样是邓小平所一向坚持和强调的。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③]“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④]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事业也就必然失去它的根本方向和灵魂。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政治原则。
其次，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邓小平文化思想中提出的解决文艺工作者基本创作立场的思想原则。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附着于一定的社会机体，并在这个社会机体中生存、发展和成熟。而这个社会机体的性质同时规定着附着于其中的文化的性质。1979年10月，邓小平在著名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艺术实践“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这个原则既规定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指出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根本目的。我们的文化根植于社会主义中国这块土壤中，社会主义已令人信服地成为中国人民历史和现实的唯一选择。文艺工作必须也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这一根本方向，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历来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人民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和优良传统，他们曾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⑤]当前，我国人民还承担着坚持改革开放，献身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因此，热情讴歌和充分表现人民的奋斗业绩和精神风貌乃是一切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根本任务和责任。总而言之，邓小平提出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原则既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质的规定性，也为文化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必须始终遵循的方向。
再次，服务四化，注重中国特色，适应初级阶段要求，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现实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中心任务，任何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文化建设不但不能例外，而且是其现实的建构原则之一。邓小平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为此，邓小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必须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必须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同时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⑦]反观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新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既不割裂也不等同于“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其中的关键点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符合当今中国的社会实际，符合中国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曾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⑧]这说明，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路子。任何偏离乃至背离中国国情，搞所谓民族虚无主义或全盘西化等，都是行不通的。
二、邓小平文化思想的辩证精神。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了极其丰富的辩证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而在邓小平文化思想中同样洋溢着丰富的辩证精神，这些辩证精神是我们处理文化与其它相关领域以及文化内部关系的方法论依据。
1.关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这曾是一个长期围绕文艺工作者的十分敏感的问题。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著名观点，并进而提出“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第二位”的文艺批评原则。应该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观点曾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在建设时期，再将其作为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原则性、导向性的政策，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固然不应该脱离政治，更不应该与政治背道而弛，但是，从理论上说，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都将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上层建筑这同一范畴内，文艺与政治二者只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从现实看，若干年来，由于我们过分地不恰当地强调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导致文艺的单调与贫乏，文艺事业的发展步履维艰，甚至使一部分文艺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政治观念图解式反映生活的工具。到林彪、“四人帮”提出所谓“三突出”、“样板戏”等一系列极“左”口号，更是扼杀了文艺的生机，致使文艺这块园地一时间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⑨]为此，邓小平在《祝词》中提出文艺既不能脱离政治，政治又不应该直接干预文艺的辩证原则。邓小平认为，文艺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察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⑩]同时也指出，我们“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表演艺术效果。”[（11）]
那么，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是一系列空洞的口号，也不等于一系列抽象的思想原则。对此，邓小平曾表述得十分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服务于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次，只要我们的文艺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进步，也就符合基本的政治要求。
2.关于党的领导与文艺工作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关系到长期遭到“左”的思想禁锢，特别是遭“文革”肆意践踏的百花凋零的文艺事业能否复苏、发展并走向繁荣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首先，“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12）]同时指出，这种领导不是具体的、直接的，而应当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把握和引导。具体而言，即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引导文艺工作者加强同时代、同人民的联系，促使他们与党的事业同心同德。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废除“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一方面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另一方面，必须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营造保证文艺工作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
第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其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自身给定的，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能够由外力随意强加和改变的。尊重各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则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必备条件。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只能箝制其发展，甚至扼杀其存在。就文艺界而言，邓小平在强调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同时，十分强调必须“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正确领导文艺。邓小平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3）]文艺创作虽说也是一种生产，但它决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它有自身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特点。领导者只有逐步变外行为内行，充分了解并尊重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方式，才能有利并促进这种生产的发展与繁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辩证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式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它确确实实为今天的文艺的初步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3.关于反“左”与防右、清除精神污染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只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稍作理性的审视便不难发现，文化的每一次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都几乎是在同“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获得的。经历了思想理论战线的艰难的拨乱反正，才迎来文化发展的春天；历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交锋，才赢得今天以服务现实、弘扬正气、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文化主潮的澎湃之势。邓小平长期体验到“左”右两种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干扰和影响，深知这种交锋决非靠一日之功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凭某个长官意志或某项政策就可以永远消除干净的，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深刻而令人警醒地指出：“对‘左’的错误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14）]他反复告诫我们，对思想领域的倾向斗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在政策的把握方面，他要求“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15）]。1992年视察南方时，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上述邓小平对思想文化领域所作的冷静而客观的分析，以及我们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既体现了他所一向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反映了既坚持两点论又突出重点论的辩证精神。
4.关于“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关系。邓小平在《祝词》中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这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它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使文艺服务的外延更加广泛，内涵也更加丰富。从双向需求来看，邓小平认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就前一句话而言，邓小平要求所有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7）]，以“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就后一句话而言，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既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文艺自然应以表现人民为己任。其二，从社会作用方面看，文艺还承担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鼓励人民，激发人民自觉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作用。其三，就文艺本身的力量源泉而言，邓小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18）]至于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规定。在现阶段，满腔热情地表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讴歌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应成为文艺家乃至所有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那么，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同时，能否有效地贯彻“双百”方针呢？邓小平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表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19）]。从内容上看，他要求从“怎么写”扩大到“写什么”，“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的一切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20）]总之，只要能够使人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21）]。从形式上看，邓小平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②②]
在如何贯彻“双百”方针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两个方针，注意两种倾向。两个方针：一是“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二是“坚持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两种倾向是：其一，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定团结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23）]其二，不要把开展正确和必要的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否则，同样“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邓小平同时指出，这种批评当然必须是同志式的，是必须以理服人的。可见，“二为”方向是目的，“双百”方针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当然，邓小平文化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精神决不止上述这些，在对诸如批判与继承，学习与借鉴等关系的论述中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特点，只是在上述四对关系的阐述中这种精神表现得更突出、更充分而已。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如下的结论：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建构原则及其辩证精神，在广大文化工作者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前者应成为其原则依据，后者则应成为其方法论依据。
注释：
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14页。
② （12） （19）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47页。
③ ④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64、173页。
⑤ （11） （13） （17） （18） （20） （21） （2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09、213、213、211、211、210、210、211页。
⑥ ⑦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4、698页。
⑧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8页。
⑨ ⑩ （23）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55、256、256页。
（14） （15）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79、381页。
（1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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