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與日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日本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國明末進士謝肇淛①曾在其隨筆《五雜俎》中記載了如下傳聞：“倭奴之重儒之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携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一奇事也。”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兰学家桂川中良（1744-1808）也在其随笔《桂林漫录》中引用这一传闻：“孟子属忌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傳聞，云，如有船自唐土載該書而來，必顛覆。然至彼書無恙舶來日本之世，亦不爲朝廷所用……”③ 在上述傳聞中，雖然“舟輒覆溺”、“必顛覆”的說法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段傳聞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即日本似乎自古以來就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很難被日本接受。對此，我們不禁要問：事實究竟如何？在日本歷史上圍繞著孟子思想到底發生了什麽？排斥孟子思想始于何時？孟子的哪些思想遭到排斥？人們出于何種考慮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在日本有没有産生過影響？如果有的話，孟子思想到底産生了哪些影響？帶著這些疑問，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重新進行一番考察和思考。 衆所周知，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肯定“湯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藴含著濃厚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政治論方面表現爲“仁政（＝王道）”、“安民”；在人性論（道德論）方面則表現爲“性善論”。“性善論”與“仁政論（＝王道論）”是孟子思想的兩大支柱。孟子政治論的最大特色可以說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視人民。孟子在道德論中除了主張“性善論”外，還提出了君臣道德的“義合”說，即“相對的君臣關係”。這種君臣觀與“民本思想”、“易姓革命”一道成爲人們争論的焦點。 從日本學者井上順理的考證和研究中我們得知，《孟子》一書大約在奈良時代的天平十年（約730年）前就已經傳到日本，當時作爲一般修養書爲貴族階層所接受並廣爲流傳。針對《五雜俎》的傳聞中提到的排斥孟子的現象，井上指出：“至少在中世以前没有那樣的迹象。”④“没有孟子因其思想內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實。”⑤對于在中國和江戶時代的日本引起争論的“過激言論”，他指出：“毋寧說作爲政治原則甚或作爲對君主和爲政者的鑒誡之言而被平易、樸素地接受下來。”⑥井上通過大量實證研究否定了謝肇淛《五雜俎》中記載的日本自古禁忌孟子的傳聞，指出中世以前並不存在《孟子》由于其思想內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實。 那麽，關于禁忌孟子思想的傳聞難道是空穴來風？其實並非如此，這一切應該說都與江戶時代的思想有關。 進入江戶時代以後，《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思想”等常常被人們提出來，成爲江戶時代諸學派争論的導火索。江戶時代，《孟子》幾起幾落，甚至出現了各個學派之間以及在同一學派內部圍繞“尊孟”、“非孟”而争論不休的特殊現象。 江戶初期的代表性儒者林羅山（1583-1657）曾肯定《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並把它作爲德川家康（1542-1616）創立江戶幕府偉業正當化的理論武器。據傳1612年德川家康與林羅山談到“湯武放伐”，林羅山對家康說：“湯武順天命、應人心而伐桀紂，自始亦毫無爲自身考慮之意，其本意只在于爲天下除暴，救萬民于水火，萬萬不可稱‘惡’。”家康對他的這一觀點十分贊賞，認爲“此說純正且甚明晰”。⑦但是，後來林羅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並以朱子學“天即理”爲理論根據，主張人們的高低貴賤是由先天决定的，放弃了基于天命觀的肯定“易姓革命”的思想。 縱觀以後在江戶時代諸學派中圍繞《孟子》展開的議論，我們不難發現其焦點幾乎仍然集中在是否贊同孟子的“易姓革命”方面。與此相關聯，孟子的“君臣觀”、“民本思想”、“王道思想”等亦成爲中心話題。林羅山以後，山崎暗齋學派、古學派、國學派、後期水戶學派等著名學派，也都圍繞著孟子“易姓革命”思想展開了或肯定、或批判的不同争論。 山崎暗齋（1618-1682）學派圍繞孟子問題出現的意見分歧和争論足以說明孟子思想與日本近世社會的身份制度有著極大的衝突。山崎暗齋站在“大義名分”的立場上著有《湯武革命論》⑧一文，指責周武王討伐殷紂王是以臣弑君，是絶對不可以的，“革命”歸根到底只不過是聖人的“大權”，他根本不承認臣對君實施放伐的“革命”。不僅如此，他還强調臣下對君主的單方面的絶對忠誠和恭順，並認爲這纔是真正的“君臣大義”。然而，關于這一問題，他的三個直系弟子中的佐藤直方（1650-1719）和三宅尚齋（1662-1741），因與老師的見解不同而被斷絶了師生關係。唯獨其中的淺見絅齋（1652-1711）則始終恪守師說，忠實地繼承著“大義名分”的立場。他在《書拘幽操附録後》一文中指出：“嗚呼，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萬世無窮之下，凡亂臣賊子弑君竊國者，未嘗不以湯武爲口實。”⑨由此可見，他對“湯武放伐”持否定態度。此外，他還在《拘幽操師說》中這樣寫道：“上下尊卑各有名分，萬古不動。如同天地之位，無論何時何地，君率臣，臣從君忠心不二，各有當然之道理。”⑩然而，同爲暗齋直系弟子的佐藤直方和三宅尚齋對此卻持有不同觀點。直方在與尚齋合著的《湯武論》一文中充分肯定“湯武放伐”並以《孟子》中的原文爲根據，指出“堯舜湯武其揆一也”。（11）不僅如此，他還在《湯武論》中寫道：“由湯武看桀紂雖爲君臣，然由天看來，桀紂如‘家老’（即家臣的頭目——筆者注），湯武如‘管家’。然天命放伐，不可不從。”（12）由此可見，他的“湯武放伐”思想是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爲根據的。此外，他還在《中國論集》中表示：“爲天下之主者，應爲有德之人也。無德之人不可爲天下之主。”此論雖說是因批判淺見絅齋的所謂“正統論”而發，但卻反映出他對中國儒家“有德者爲君”思想的忠實繼承。三宅尚齋也基本上和佐藤直方站在同一立場，充分肯定“湯武放伐”，批判暗齋《拘幽操》中的絶對君臣觀念。他在《湯武論》中說：“文王泰伯有文王泰伯之理，湯武放伐亦有理之事也。”（13）由此可見，對于“湯武放伐”的認識，他遵循的也是程朱理學的觀點。在《湯武論》中他還這樣寫道：“自崇尚、主張吾邦皇統相續，無易姓革命以來，推崇文王泰伯，重《拘幽操》之意，終不深探湯武放伐之意，妄將湯武誣爲大賊。是窮理不精，蔽于一偏所致。”（14）明確指出其師暗齋之說流于偏頗。但是，到了後世，由于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直方、絅齋的所謂“合理主義”思想在日本社會並未形成主流，而暗齋所强調的“絶對君臣觀”與“尊王論”相結合，在以後的思想史中影響越來越大，一直影響到幕末。 下面讓我們再簡要地看看日本江戶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思想學派——古學派、國學派、後期水戶學派對《孟子》“君臣觀”、“革命論”的看法。 在古學派中，與山鹿素行（1622-1685）狄生徂徠（1666-1728）相比，伊藤仁齋（1627-1705）最重《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孟子古義》、《語孟字義》中認爲，“湯武放伐”並非朱子所說的“權”而是“道”，他認爲：“道者天下之公共也。”（15）湯武是爲天下除“殘”、“賊”，决不是出于個人私情。然而，仁齋的這種思想結果只停留在理論認識階段，並未發展成對體制的批判。 國學派對《孟子》的“君臣觀”、“革命論”分明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立場。國學派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1730—1801年）繼承了古學派復古主義的側面，對外來思想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主張應予嚴厲的批判和排斥。他在《玉勝間》中嚴厲批判《孟子》的“湯武放伐”論、“君臣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乃甚過之惡言也。而《孟子》終篇，只屢言對親當孝，卻無一言云對君當忠。又，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以此一章，可知孟軻之大惡。此雖爲人君教人之語，實乃過于信口之惡言也。此書非人臣者宜讀之書，實乃教人臣不忠不義之物也。”（16）可見，《孟子》在宣長眼裏是一本教臣下“不忠不孝”的書。 後期水戶學派對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們在繼承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念的同時，否定了其中包含著的“易姓革命”思想。後期水戶學派一方面說明“天祖”及其子孫天皇的權威，另一方面同時也對幕府統治的正統性給予肯定。水户学的代表性思想家藤田东湖（1806-1855）曾著有“孟轲论”一文，站在尊王立场上，对孟子的“君臣论”、“革命论”乃至“王道论”等进行严厉批判，认为孟子的“王道论”不符合孔子的思想，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不适用于日本。但同時也主張孟子的“存心養氣之論”、“治國安民之說”、“辨异端邪說之說”等也有可取之處，主張不應全部否定。 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爲了使日本儘快擺脫面臨的國內外危機，積極主動向孟子思想尋找“救國良方”，演繹了將孟子思想與自己的改革思想完美結合的一幕。 首先，松陰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場上對孟子“性善論”給予高度評價，試圖通過承認和相信民衆所具有的優良的道德心來打破身份制的束縛，從而調動民衆參與政治的自覺性和能動性，賦予民衆在“尊王攘夷”以及國家獨立中擔負起政治使命的主人翁資格。 此外，松陰在充分肯定孟子的“仁政論”的同時提出了重視民生的“民政論”主張。松陰的“民政論”主張經常與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穩定、民心的凝聚和人才的選拔等結合在一起來論述。而且，松陰的“民政論”所指向的“安民”這一政治目的，在幕末的特殊狀態下理所當然與國家（天下）的完整和統一這一至高無上的政治課題聯繫在一起。他所追求的“民政”（政治內容）→“安民”→“保全國家”（政治目的）的思考路徑與孟子的“王道”政治路綫頗爲接近。换言之，不是通過增强軍備，而是通過“仁政”（道德政治）來把人民組織和凝聚起來，並以此來謀求國家的統一和獨立，這種孟子以來的構想再次受到松陰的高度評價，並作爲當前的“急務”而被應用到了他的改革實踐之中。 同時，孟子的“民政論”還爲松陰批判海防論以及對現行幕藩體制及其措施（封建制、武士階層、三勤交代等）的批判和追究爲政者的失誤（重稅所導致的人民的叛離）的批判提供了理論根據。對于江戶時代最高統治機構的德川幕府，松陰從“培里來航”時起，就追究過其不履行攘夷的政治責任，認爲“幕府失天下之心久矣”（17），並通過抬出天皇而把幕府相對化。在《講孟札記》中，松陰明確提出了如果幕府不履行保衛國家獨立的職責的話，可以廢掉它的“倒幕革命思想”。這些觀點都是以孟子上述“民本思想”爲依據的。在對將軍相對化的同時，他對天皇的尊崇和期待開始急劇升温。于是便形成了他的“尊王思想”。松陰主張的“尊王思想”雖說是基于日本的“記紀神話”等傳統思想，但從內容上看面藴含著許多孟子“王道思想”的內容。松陰的“民政論”儘管成爲了裁定幕府政治得失抑或廢立的標準，但是對于根據血統的尊貴性而被賦予了政治主體資格的天皇來說，問政的“民政論”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附屬條件。 除上述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學派的觀點外，圍繞著孟子的“君臣觀”、“革命論”争論不休的事例及觀點鮮明對立的主張亦時有所見。例如，荻生徂徠的《孟子識》、弟子太宰春臺（1680-1747）的《孟子論》、《聖學問答》、中山城山的《崇孟解》、藤澤東垓的《思問録》、伊東藍田的《湯武論》、佐久間太華的《和漢明辨》等著作，都對孟子“君臣觀”、“革命論”持批判立場。與此相反，高瀨學山的《非聖學問簽》（批判太實春臺《聖不問答》中的詆孟論調）、藪孤山的〈崇孟〉等，都是站在崇孟的立場上與排孟者大唱反調。 除了上述觀點鮮明對立的著述以外，江戶時代還出現了大量注釋《孟子》的書籍，著名的有中井履軒的《孟子逢原》、冢田大峰的《孟子斷》、佐藤一齋的《孟子欄外書》、賴山陽的《孟子評點》等，據井上順理調查，僅江戶時代《孟子》注釋書就多達四百五十六種以上。（18） 通過對上述書籍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我們一定能對從“孟子思想與日本”這一問題中看到的、作爲外來思想的中國思想與日本思想的衝突、融合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和認識，從而揭開更多尚未被我們充分認識的“學術謎團”。 ①生卒年不詳。明萬曆三十（1602）年進士。 ②《五雜俎》卷四，地部。 ③《日本隨筆大全》巻一，第659頁。 ④井上順理：《本邦中世前孟子受容史的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2年，第606頁。 ⑤《本邦中世前孟子受容史的研究》，第609頁。 ⑥《本邦中世前孟子受容史的研究》，第606頁。 ⑦《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38卷《德川安紀·第一篇》，《東照宮御實紀附録》卷二十二。 ⑧山崎暗齋：《文筆會録》卷四之一。 ⑨西順藏等編：《山崎暗齋學派》，第222～223頁。 （11）同上。 （12）同上。 （13）《山崎暗齋學派》，第222～223頁。 （14）同上。 （15）《語孟字義》卷下“權”條。 （16）《本居宣長》，《日本思想大系》卷四十，第471頁 （17）《與兄杉梅太郎書》嘉永6年7月28日。《吉田松陰全集》（1938-1940）第8卷，第189頁。 （18）井上順理：《近世邦人撰述孟子注釋書目稿》，見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紀念事業會實行委員會編：《東洋學論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