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历史过程”理论与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自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2)03-0067-04
一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三形态”的；没有“第二大形态”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第三大 形态即共产主义的到来；而“第二大形态”的自然形式是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 自然历史过程”理论中必然蕴含着的结论。而如果有人对这一结论的真理性还有所怀疑 的话，就请他去看看正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展现的那一幅“知识经济”的 宏伟景象吧!传统的三环节机器正在让位于四环节的机器即马克思所说的“自动化过程 的劳动资料”，人与机器的分工正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于是，“工人不再是生产 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三大差别的逐步消失已成定局， 自由时间正在增加；更不用说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 域性的存在”，正在成为“经验的存在”[2]了。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如下这段经典式 的论述正在被历史的发展经典式的证实，而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革 命中是例外：“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 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3]。
换言之，资本主义于今之尚未灭亡而共产主义之尚未出现，都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 被黎明前的黑暗蒙住了双眼的人所没有看到的恰恰是：正是现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快要 真正地敲响了，而共产主义的曙色第一次真正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为什么呢?共 产主义“存在的物质条件”第一次开始真正地“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形成了；而资本主 义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对抗关系第一次以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式出现并为人类 所意识到了。
对此论述，聪明的读者会表示怀疑：社会主义不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吗?怎么能说 它尚未出现呢?而我们对此的回答则是：从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 义；这一回答应该是任何一个真正懂得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所同意的。但聪明的读 者当然不会满足这样的回答。他们会继续往下问：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而革命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它应该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而，它应该发生在 由于前者的充分发展而后者的“物质条件”已经在前者的“胎胞里成熟”，至少是“隐 蔽地存在”的时候；那么，在马、恩当年倡导革命的时候，前者是否就已经充分发展并 因而创造出后者的存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了呢?回答看来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 ，那么，这里是否存在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呢?——或者是他们的“自然历史过 程”理论错了；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在“物质条件”成熟之前倡导革命，而社会主 义当然也就根本不应该存在。
对此问题，传统的解释是：马、恩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这一解释当然 不能说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自己后来也是这样认识的。恩格斯晚年反思这一问题时 写下的这一段话就是证明：“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 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程度”[4]。——这里的“当时”指的是“1848年至1850年”。而即便是 现在，我们似乎也应该承认，就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而言，它也“没有成熟到 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一定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共产主义“存在的物质条件”已 经在它的“胎胞里成熟”的程度，革命方才能进行?如果不能在全球的范围内“铲除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能否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实现这种“铲除”?而如果我们是这 样提出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马、恩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的过高估计虽然是事实 ，但他们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当时”就已经创造出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不然的话， 他们为什么强调在夺取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之后，无产阶级及其国家必须“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呢?而恩格斯在宣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 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 ”才能达到的同时，不也同样深情地呼唤无产阶级革命吗[6]?
“悖论”看来确实是存在的。但这一“悖论”来之于我们对“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 理解而不在于这一理论本身。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一“过程”是人之外的过 程还是由人的活动本身所构成的过程?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还是“改 变世界”而“解释世界”只是为了我们更好地“改变世界”?
看看马、恩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吧。就前者而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 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而由于人的目的不同甚至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才因此“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 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必然性“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 自己开辟道路”；历史不决定于“个人的意志”，而是决定于它们的合力，即所谓“无 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恩格斯警告说：“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 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8]。就后者而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每个人事实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只不过有自觉与不自觉、进步与反动 、革命与保守之分而已。它们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是作为观众的剧中人，又是作为 剧中人的观众；并且首先是剧中人，然后才是观众。
由此得出的结论有两个。一是知识论的。既然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是以人的实践活 动为中介的或曰由人本身的活动所构成的过程；那么，它必然是向人生成的，并且这一 向人生成的过程是长是短、是顺利是曲折、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大是小——一句话， 它在何种形式下进行，呈现何种外貌——那是完全由人本身所决定的。而这种形式和“ 外貌”对历史而言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人来说决不是这样；因为它的后果是由人来 承担的。由此，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会因自己的作为而在历史上得到公正的 评判。一是实践论的。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既然是以“自然界生成为人”为方向的； 那么，人就是人的终极理想和评判人的行为是否有价值和何等价值的根本标准。这个理 想和标准并不是自在的，而是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和明晰的。而它一旦 被“发现”，一旦被某个阶级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标准，那这个阶级这个政党当 然不会袖手一旁眼睁睁地看到这个“自然历史过程”自发的实现，而必然会用自己自觉 的实践活动去干预这个“过程”，使这个“过程”在自己设计的因而也是最有利于自己 理想实现的轨道上前进——如果可能的话；而即使这个可能实现不了的话，它也要自觉 地投身这一过程，使此“合力”向有利于全人类特别是劳动者的方向倾斜。不然的话， 它就不是革命的阶级革命的党了，它就不仅与它的“主义”和宗旨，而且与它的历史地 位以及这一地位赋予它的历史使命相背离了。
自觉地投身和积极地干预“自然历史过程”，争取这一过程能够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的领导或参与下，“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10]来进行。——这才是马、恩在他们 那个时代就倡导革命的真正原因，而并非完全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估计过高。他 们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共产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还远远没有创造出来；他们也清楚创 造这一物质条件是“资本的历史使命”[11]；但他们——用列宁的话来说——“还是以 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而“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 ’的运动”[12]。他们之创造“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只是以此来提醒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即使你们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你们也不能取消这一“过程”；恰恰相反，你们仍然 处在资本主义所在的那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之中，而这个“阶段”是既不能“跳过” 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13]的。革命只能改变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立即 改变这一政权和制度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及在其背后支撑着它的生产 力发展程度和民众的文化水平。因而，你们的首要任务也不是建设什么共产主义，而是 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资本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前者是“所应”的话 ，那么后者就是“所能”(注：此二概念的详细分析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 版社1975年版第98页)。你们必须首先做“所能”之事即历史条件所规定之事：发展生 产力，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为此就必须“利用资本”；尔后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 之后你们才方能做你们“所应”之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说在做“所能”之 事时，也有一个“所应”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所应”并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 是这一过程的加快即“缩短”和人类“痛苦”的“减轻”。
总之，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奴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觉的 实践活动来干预这一过程，使之在最有利于人类的轨道上行进；另一方面，我们又并不 能因此而取消这一过程、而消灭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那些“弊端”和矛盾——这些 从未来观点来看的“弊端”和矛盾构成了这一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你消灭了它们 不就消灭了历史的进步吗?
因此，上述的那个似乎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的“ 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只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的对象尺度：你必须按照这个对象尺度来 改造对象，否则你就不能达到你的目的；而这个“尺度”就是资本主义是由历史“运动 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历史的“自然的发展阶段”，在其“历史使命”完成之前，它是 不会终结而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因此，它与你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是否应该夺取政 权，是否应该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具体实践选择并不矛盾；那不 是由它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它告诉你的 只是，如一旦这样做了，你就为“缩短并且减轻”人类在这一阶段的痛苦创造了一种制 度条件；但你必须意识到，这个社会仍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物质基础之上，你 必然受到它的制约并且你要做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所应”做的而不是你“所应”做的 。一句话，你首先要完成的是“资本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你自己的使命。如果你企图 “跳”过这个阶段而直接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话，你将要犯极大的错误，而这个共产 主义当然也不会是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
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 理论“设想”，而列宁其后又在《国家与革命》中将其称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因。共产 主义之为共产主义，乃在于异化的扬弃和分工的消灭，而这需要一定的经济的前提。革 命并不能创造这些前提，它还有待于革命之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马克思才强调 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仅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而且还必须有这样一种 社会形态介于其间：即便它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它也必须承认分工，承认 劳动的脑力体力、简单复杂之分，从而承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家庭负担，承认由此导 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劳动产品的社会扣除，即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和社会本身的资本家 职能。因而，它也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最多只能勉强地说是它的“ 第一阶段”。总之，革命胜利了，并不是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就成熟了；资本主 义被消灭了，并不是说历史就可以走出“第二大形态”即资本主义所在的那个历史阶段 了。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革命并不能超越这一过程。恰恰相反，它是为这一过程所 制约的，它的胜利是以对这一制约的承认为前提的。
这一精神实质—而非人们通常强调的那个“共产主义”的制度前提—才是我们所应该 强调的。事实上，这一制度前提是《哥达纲领》而非马克思设定的。马克思诚然是以此 制度的成立为其推论前提的；但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意味着他对这种设定的赞同。而只 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在那种最“理想”的情况下，《哥达纲领》的那一套乌托邦构想，即 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所谓“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之类，也是不可 能实现的；从而捍卫他的“现实主义观点”[14]。其实，马克思很清楚，这种最“理想 ”的状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即便实现也不一定是合理的。道理很简单：归根结底是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而不是与之相反；既然革命不可能立即改变它从资本主义那里继 承而来的生产方式，它又怎么能脱离这种生产方式而凭空建立一种不是与这种方式而是 与另一种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呢?不适应，它又怎么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呢?进而言之， 马克思以此制度设定为据，而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并不 是那么妥当的。共产主义以分工的消灭、异化的扬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自己的 本质特征。而这种社会形态则完全不具有这些特征：在它那里，人们仍需“奴隶般地服 从分工”，劳动仍然“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非“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它也就不仅 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15]，而且要以这种法权的承认为自己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既然如此，它怎么能是共产主义呢?而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不也是共产主义 吗?
正是意识到这种社会形态与真正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如此巨大“差别”，列宁才 在《国家与革命》中易之以“社会主义”之名(注：在列宁之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是同义语。列宁第一次把二者区分开来。其中大有深意，当另文详论之。)；诚然他也 没有否定这一“共产主义”的制度设定，因而也只是在称谓上而没有真正在理论上把二 者区分开来。但这已经是这一“设想”的重大突破和深化了。这不仅是指这一“易名” 本身，而且是指这一“易名”所蕴含着的并且是该著中反复强调的对待马克思的马克思 主义态度：不是他的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方法论原则，才是真正颠扑不破因而 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而这一方法论原则就是：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作为 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而不要去“制造乌托邦”；共产主义是会到来的，但它的前提 ，“既不是现在的生产率，也不是现有的庸人”[16]。
历史证明，这一态度才是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的。
二
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开始于十月革命。它之称为“社会主义”，当然与马克思首先提 出而后列宁又加以完善的上述“设想”有关。它是这一设想的自觉实现。但这是怎样一 种实现呀?如果说“设想”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 所在的那个历史阶段上，其任务是走完资本主义应该而没有走完的“自然历史过程”的 话；那么，它至少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一切成就的基 础上。反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一基础，它脱胎而出的那个“旧 社会”，也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很低甚至是前资本主义的 社会。这样的社会前提，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呢?
这就需要理论上的解释。而“跨越”论作为一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们跨越了“ 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据说这也是 马克思的“设想”，而当代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一“设想”的伟大实现。马克思当然有这 样一个“设想”。但这一“设想”能否构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有效解释呢?问题首先恐怕 还是对这一“设想”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不包括如下两个要点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和准确 的。第一，必须把马克思这一“设想”与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同一主张明确地区分开来 。前者虽然是对后者的一种认同，但它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并不认为俄 国这样一个“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能够“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 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能够因它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方面与 “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共同之处，而“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它只能并且应当去“解决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17]，而这一任务当然不是去 实现社会主义即所谓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一般说，除非“历史环境”有重大变 化，“跨越”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设想”时，强调的才不是民粹派 所强调的俄国农村公社的生命力和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天性，而是俄国“所处的历史环 境”；并以“西方工人革命”的胜利为其实现“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8]。第二，必须 把这一“设想”和它背后的精神实质明确地区分开来。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落后国 家虽然只能并且应当去“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即民主革命和现代化， 但并不一定非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可。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对“这条道 路”的分析，只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因而它的“历史必然性”也 只“限于西欧各国”；不能把这种“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而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事实上 ，“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因而，它 们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19]。
而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要点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跨越”论是不能成立 的。当代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形式仍然是机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它怎么“跨 越”了?生产力没有“跨越”，社会制度又岂能“跨越”?后者不是由前者所决定的吗? “选择”，而非“跨越”，才是当代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仍然在资本主义所在的那个历 史阶段，但它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不是资本主义。而“选择”不是马克思“跨越”设 想背后的那个精神实质，又是什么呢?而这一精神实质不就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的同一个精神实质吗?就此而论，当代社会主义确系马克思那个“社会主义”设想的某 种实现。区别仅在于：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是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 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继续完成它没有完成的“资本的历史使命”；而它则缺乏这一基础 ，因而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完成，而是积累起完成这一“使命”所必 需的“资本”，即实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现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现 代化，首先是机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因此，如果说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社会主义 是“成熟”的话，那它就是不成熟的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由初级到高级，由不成熟 到成熟。由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资本主义那一整个“自然的发展阶段”都必须由社会 主义这一社会形式来走过。于是，马克思“设想”中蕴含的那个矛盾就以极其尖锐的“ 悖论”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左”右倾错误产生和滋长 的客观基础：社会主义这一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怎么必须具有与资本主义相同一的生产方 式和交换方式呢?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怎么首先必须完成“资本 的历史使命”，因而必须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呢?——要肯定一方面似乎就必须否定另 一方面。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却应该并且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否则，它的胜利 就是不可能的。
要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理和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理论上正确地把握这一矛盾；而要 在理论上正确地实现这一把握，就必须对马克思的“设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 受这些具体设想的束缚，而直接诉诸于其背后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转化为方法论，以分 析自己所面临的现实。
第一个试图用这种态度来把握并解决这一矛盾的革命家是列宁。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 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应该进行革命并夺取政权呢?与普列汉诺 夫基于马克思“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和俄国极端落后的现实而反对十 月革命的观点相反，列宁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 社会主义的水平”，还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一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 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而“走向社会主义”呢?“世界历史文化的一般 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 以此为前提的”。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他根本不懂得“ 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20]。
但是，列宁反对的只是它的论敌对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思想的机械理解，而不是 反对这一思想本身。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发展文明”的“方 法”的不同，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才承认俄国确实“ 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和“文化水平”，而俄国革命只不过是“首先用 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只不过“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 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21]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 跨越”实验失败之后才果断地采取新经济政策，并作出如下这些令凡夫俗子瞠目结舌的 论断：“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散 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 ”，我们要善于把“革命胆略和革命热情与做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 来”；“有了这种本领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而优秀的即“文明的合作 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2]。——在《哥达纲领》的制度设定下建构起来 的“社会主义”设想中不是没有商品经济存身的余地吗?那么，列宁为什么说我们要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做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呢?看来，他“对社会主义的 整个看法”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根本改变”了。而这个“根本改变”决不限于他 所说的是“重心”由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向“文化建设方面”的“转移 ”，而且还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和本质的认知：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第 一阶段”是错误的；“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也是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 义的物质基础之上。因此共产主义的制度架构即纯粹的公有制和纯粹的计划经济只是幻 想；国家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当然是必要的前提；但这前提之下 它需要的只能是自由“流转”和“国家调节商业”亦即“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 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的“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基本形式就是合作制[2 3]。
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可以先于“文化变革、文化革命”，但这并不因此而改变“世界 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共同路线”。我们不过是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走资本主 义这一人类必须经过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已。因此，我们不能不向资本家学习，不 能不做一个优秀的商人。而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搞资本主义，而恰恰相反是加快向共产 主义前进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哲学；而这一哲学不正是对上述社会 主义“矛盾”的自觉认识和正确处理，从而是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精神实质的深 刻领会、一脉相承和发展深化吗?我们应该从这一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 意义：它不是恢复经济的短期对策，更不是暂时的退却，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形式 。我们也应该从这一哲学的高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既然没有经过资 本主义，那它就不仅要有一个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还要有一个虽然不是资本 主义社会，但又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资产阶级虽合法存在但不占统治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24]前者导致了世界上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巍然屹立；而后者则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 二十世纪50年代的建设成就。遗憾的是，这两者后来都被放弃了，而代之以以斯大林模 式来命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这一体制的教条主义理论基础——它把自己等同于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误以为自己“ 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导致了它在实践中的固步自封和不能与时俱进 ：我们不能不说这种体制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出现重大挫折的基本原因。
“遗憾”的原因在于对上述那个列宁社会主义哲学的背弃，在于对“自然历史过程”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引起的那个矛盾的不自觉从而不正确的处理。因而，这一“遗憾”的 被克服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生机重现之契机，也只能在于这一哲学的恢复和这一矛盾 的自觉。这一契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来到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 想之所以灿烂辉煌、光芒四射，其原因正在于他们恢复和发展了由毛泽东表述而其实是 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并因而必须“走历史必 由之路”的思想，正视并正确地解决了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党的现实历史任务之间的矛 盾，亦即我们上述的那个“所能”与“所应”的矛盾：反资本主义的政党不能不首先完 成“资本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不能不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接轨，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此同时，它却必须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导向。
社会主义的“设想”来之于马克思，深化发展于列宁、邓小平和江泽民，这种深化发 展是对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一种发扬光大，对《哥达纲领》的一种更深刻的 批判：不是停留在对“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和“平等的权利”之类乌托邦幻想的批判 ，而是深化为对其所设定的制度前提的断然抛弃。这种制度设定本身就是乌托邦：它的 实现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能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和市 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也不应该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只能是生产力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如何才能汇入、促进和领导世界由资本主义奔向共产主 义的伟大历史潮流。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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