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中苏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1-0024-12
中苏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苏同盟始建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的这一同盟很快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瓦解，而代之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同盟。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共同选择。本文试图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一探讨，以推进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和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一、中苏同盟演变中的战略利益调整
考察中苏同盟的演变必须把它放到战后国际格局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新格局是雅尔塔格局，它制约着战后国际形势的走向。中苏同盟的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雅尔塔格局的影响。
雅尔塔格局的实质是美苏在欧洲和远东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远东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主要是在中国、朝鲜、外蒙古。雅尔塔协定和据此签订的1945年中苏条约确定包括旅顺口、大连港、中长铁路在内的东北地区为苏联所控制，苏联允诺美国的条件就是支持蒋介石政府，以蒋介石为首实行所谓和平统一中国。因此，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建立的同盟不可能是平等的同盟。
苏联在中苏同盟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其基本点就是用同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屏障。然而，1945年建立的中苏同盟并不是一个隐固的同盟。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同盟本身的不平等和同盟针对目标的变化。
同盟本身不平等是一个国家关系问题。作为中苏同盟基础的雅尔塔协定是大国外交的产物，密商协定时中国被排除在外，按协定缔约时中国又被拉进来，中国如同大国掌中玩物任人摆布，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莫大亵渎。协定和条约恢复了沙俄在中国的旧有权益，更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些都表明同盟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的中苏同盟必然要走向瓦解。
1945年中苏同盟的战略目标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击败。为防止其复活，中苏结盟有其必要性。但从日本战后初期情况看，要东山再起形成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新的威胁是不大可能的。1945年中苏谈判时，斯大林已指出中苏同盟针对第三国的问题。[1]第三国就是指美国。由于美苏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美国因其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在战后迅速取代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构成对苏联真正的威胁。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中苏同盟有一个针对美国的问题，只不过这是一个潜在的针对性。问题在于同盟的另一方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同盟具有这种针对性，它在对外政策的权重上美国要高于苏联。同盟双方在同盟针对性上的矛盾使同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冷战的到来使雅尔塔格局本已蕴藏着的美苏对抗因素表面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大国合作、集体安全的战略思想化为泡影。冷战对中苏同盟造成巨大冲击，使同盟不可能再稳固地存在下去，因为双方难以用同盟继续维系自身的战略利益。
国民党政府在中苏同盟中本来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被动的地位，中苏条约对它是一个难咽的苦果，使其蒙受在国家利益上的责难。使国民党政府似乎可以找回平衡的砝码，就是苏联在条约中承诺对它而不是对中共的支持，这也是它认为在同盟中最主要的战略利益。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从同盟中得到多少这方面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苏联从外交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与实际上对中苏条约的履行并不是一回事，国民党军队在同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时的失利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这就使国民党政府逐步失去对中苏条约和同盟的信任感，并逐渐把苏联从盟友推移到敌手的位置上。同时，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6月发动的全面内战也使蒋介石更加投向美国。国民党政府在战略利益上调整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46年11月4日同美国签订的全面向美国开放的中美商约。此后是一系列双边协定的缔结和魏德迈来华与美国援华法案的通过。国民党政府在这种中美外交的迅速升温中实现了战略利益的转换。
苏联在同盟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调整与战后形势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苏联是从两个阵营的角度来看待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1947年9月欧洲情报局成立宣言中。宣言指出，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形成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亲美的政策，中苏同盟自然被纳入两个阵营的框架中。这时，苏联已把国民党政府看作是一种反民主势力，认为中美商约是该政府投靠美国的证明，因而它不可能再成为苏联可靠的盟友。相应而来的，是苏联对同盟的战略利益要进行调整，这就是将战略利益的重心逐步由国民党政府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方面。1947年12月6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领导中国反民主阵营的国民党，无法使中国摆脱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恰恰显示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力量在成长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全国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唆使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2]这一评述与行将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一致，说明苏联寄希望于出现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应当看做是苏联明确转向支持中共的一个信号。稍后，1948年2月，斯大林同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谈话时承认他战后初期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错误，以及他在同年5月对科瓦廖夫（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华工作的苏联总顾问）的谈话，即“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任何人力和财务去援助中国共产党人。”[3]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苏联在盟友上的重新选择。只有重新选择，苏联才能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安全利益。
1945年中苏同盟的瓦解已势在必然。尽管直至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苏联仍同其保持着关系，但这不过是形式而已。旧中苏同盟已名存实亡，新中苏同盟将应运而生。
二、中苏新同盟的构建及其战略利益的复杂性
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是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双边活动，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努力中更具有主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对华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始终保持的，而且在东北地区具有相当的热度，这是由于苏联利用它对东北的控制而在实际上支持了中共（如转交武器装备，提供信息和机遇等），而中共也体谅苏联，“顾及苏联国际信用”，“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4]并注意在战略上与苏联协调一致，在特定地区（旅大）执行“以苏为主”的方针。[5]这些都体现了中共在处理对苏关系方面的战略性和主动性。中共同苏联关系的保持，为中共最终同苏联结盟做了铺垫。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中共逐步加强了对苏联系，1947年初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应视为通向中苏结盟之路的一个起点。尽管从这时到1949年1月米高扬来华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多次电报往来，商讨访苏问题，但始终未能成行。毛泽东访苏未成的原因较复杂，有中国国内战局因素，有途中安全因素，也有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因素。就苏联方面看，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一种解释：认为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来访未必适宜，因为他当时是游击队领导人，虽说化名来访，但隐蔽这次访问是不可能的。他从中国动身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毫无疑问，他的访问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听取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而他本人会被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会损害中国的威信，会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6]这种解释虽然是从毛泽东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可看出当时斯大林对与中共接触还心存顾忌，免得被美蒋“控诉共谋”。[7]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以毛泽东指挥战事为由推迟其访苏是一种借口，真实原因是美苏因中国问题矛盾激化，毛泽东访苏会对苏联造成严重的不利反响。[8]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苏联正处在盟友的重新选择的战略转换中，需要时间观察和准备，而不想过早地建立与中共过从甚密关系。可以说，斯大林在这里奉行的是一种实力政策，即把中共作为盟友，要以中共在国内的实力地位作为基础，而毛泽东当时毕竟只是“游击队领导人”，中共只有在“游击”中取胜，才真正有资格成为苏联的盟友。尽管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但他要与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协商一致的意向是十分明确而执著的。他对斯大林的联络员阿洛夫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这些政治方针性问题包括：关于同小民主党派关系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同美蒋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关于建立和恢复中国工业问题；关于向苏联财政借款问题；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等。[9]中共就这些重大问题要与苏联协商，不仅表明对苏联的尊重，而且说明中共已经把苏联作为值得信赖的盟友。
苏联对构建新同盟开始采取实际步骤是米高扬访华。1949年1月底，中国战局已经十分明朗，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已指日可待，米高扬此时出访中国，可谓万无一失。因此，斯大林抓住时机迅速投下他手中战略选择的棋子。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高层官员访问过中共，这本身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战略性转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的会谈内容基本分为两大方面：一是中国革命和中共政权本身的问题，二是中苏条约和协定问题。从中苏结盟的角度看，二者与此都有重要关联。中国革命和中共政权本身的问题范围很广，如新政权建立的时机，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新政权建立后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等，这些情况主要由毛泽东等人介绍，米高扬很少插话，这有利于他多了解情况，这正是结盟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中苏条约和协定问题与结盟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谈到1945年中苏条约中的旅顺口问题时，毛泽东的意思是允许苏联保留在那里的基地，直至新中国巩固到能够防御日本侵略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并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6]其实，米高扬的表态是斯大林定的基调。但在中长铁路和蒙古问题上苏方仍坚持1945年中苏条约的立场。当毛泽东提出内外蒙合并而纳入中国版图的设想时，米高扬以外蒙早已独立为由拒绝，并让毛泽东看了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从会谈内容分析，米高扬此次来访兼有了解情况和表明立场的双重使命，而主要还是了解情况，苏共中央对这一点非常重视。米高扬报告透露，在他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在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更详细地讲整个情况。”[6]由此看出米高扬出访的重要性，斯大林确已把与新中国结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苏方对1945年中苏条约所表明的立场则具有二重性：苏方承认该条约不平等，说明它已开始反省旧条约存在的问题，预示新同盟有可能建立在平等新约的基础上；同时苏方又坚持条约某些部分诸如中长铁路、外蒙等问题上的原有立场，反映它欲在新同盟中维系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苏联立场上这种二重性使新同盟的构建增加了难度。
1949年7-8月间刘少奇访苏对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有重大意义。这次出访的任务是：(1)有关中国革命进程和现状以及历史经验的介绍；(2)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和它对世界革命的影响；(3)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10]这时中共能够就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说明中共真城地把苏联看做良师益友。特别是，刘少奇在给联（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11]此时重申“一边倒”的方针，无疑给斯大林一颗定心丸。刘少奇访苏对中苏同盟构建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提出同盟基础即中苏条约的模式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三种模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修订。[11]提出这三种模式是给苏联提供选择的余地，说明中方缔约条件是相当宽松的，因为建国前夕，中共和毛泽东非常急切的一个心理，是建国时首先要得到苏联的承认，进而带动其他国家的承认。[12]但第一种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苏方此前已承认旧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方此举可能是权宜之计，只具有策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赴苏谈判条约时即把此条取消，提议如新约不能缔结，可先由两国政府发表公报或声明作为过渡性办法。[13]但不管如何，中方三种条约模式的提出使缔约问题具体化了，为双方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刘少奇访苏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奠定了中苏在远东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并为后来毛泽东正式访苏铺平了道路。[14]
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是双方战略利益趋同的结果，但这种战略利益的结构却较为复杂。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利益上的多层次。同盟最基本的利益纽带是双方的战略安全。前述斯大林对科瓦廖夫所说，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苏联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是把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作为结盟的基本出发点的。战略安全对中共与苏联结盟的权重系数要更大，这是由新中国所处的特定国际环境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苏联在战略安全上的保障。中苏条约签订后，毛泽东指出，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3](P,131)强调了安全利益。仅次于安全利益是经济利益。中国要通过同盟来寻求苏联在经济、技术、人才方面的援助，苏联则主要从中国获其所需资源。此外是阵营利益。苏联把中苏同盟看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到40年代末，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缔结了35个同盟条约。[15]在苏联看来，中苏条约和中苏同盟可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它在亚洲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也放在重要地位。1948年11月，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16]毛泽东这一思想是他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拒绝苏联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思想的逻辑发展。最后，是苏联在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苏联处于雅尔塔格局一极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对外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使它想保持格局中的旧有利益。在1950年中苏谈判前，苏方除笼统地承认旧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协定外，并没有否定条约和协定的其他内容，表明它想把条约中的基本利益继承下来。新同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利益上的多层次，更主要的还是利益上混合。比如，双方战略安全利益、自身战略利益与阵营战略利益的混合等，而其中最为复杂的则是苏联把其在雅尔塔协定中的既得利益拥有对东北的势力范围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防止美国向东北渗透搅在一起，这样就利用两个阵营的对立掩盖了它的民族利己主义。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群众也作了类似的解释：旅顺如果苏联不进驻，美国就要占领；苏联把东北的机器设备运走是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入反动派手上等。[5](P,308)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说明我们当时还没有对同盟的利益进行深入分析，而是以阵营利益作为检验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样，旧中苏条约的存在就有了其“合理性”，中方起初提出同盟条约的三种模式中才会有继承旧约一说。
中苏新同盟在战略利益上的复杂性增加了缔盟谈判的难度，使合作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化解矛盾，缓和冲突，恰当地进行战略利益的选择，成为结盟的关键性问题。
三、中苏在新同盟战略利益上的合作与冲突
联盟战略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联盟的动力在于利益的一致，具有共同敌对的一致利益是联盟战略最重要的基础。在中苏新同盟多层次战略利益中，双方首选利益是两国的战略安全。毛泽东赴苏后，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就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17]斯大林同意这一看法，指出中苏同盟、中苏“和睦相处”，可以保障和平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点当时对双方特别是中方有很强的制约性，影响到其他方面利益的进退取舍。其次是经济利益。毛泽东在1950年1月22日的会谈中说：“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17]经济合作主要是苏方向中方贷款3亿美元，中方以钨、锑、锡等战略原料偿还；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18]阵营利益是双方选择的第三种利益。阵营利益是中苏两国在冷战的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国际联系利益，它以社会主义利益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两国互相联系的集体安全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后来谈到中苏谈判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19]中苏新同盟正是在双方选择的这些利益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以往讲到中苏新盟，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合作的概念。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披露，可以看到合作中也有冲突，有的甚至较尘锐。这些冲突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
（一）中苏两国在新同盟中的战略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当时苏联的战略地位要高于中国，但在相互关系上则必须平等，即应以平等、互利、合作为基础。中苏谈判伊始，苏联并没有这样做。此前，斯大林说过1945年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谈判时却又想把这一条约保留下来。斯大林不想改变旧条约的原因是雅尔塔协定，因为在他看来，改变旧条约就会影响美苏战略格局。显然，斯大林是把苏联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其结果，就会使苏联与新中国的关系仍然是受制于雅尔塔格局下的不平等关系。毛泽东到莫斯科后，条约谈判一度停滞了半月左右，起码反映斯大林不太愿意签订平等新约。后来，斯大林提出在形式上保留旧条约，而在实际上加以修改的办法。[17]如果真是采取这种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计并非不可取。然而，在苏方草拟的第一二稿中并没改动旧条约的实质性内容，仍然坚持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办，中苏新同盟势必是新瓶装旧酒，仍是一个旧条约基础上的同盟。苏联既可维护其战略安全，又可保持其在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而新中国只不过是在雅尔塔格局中苏联战略利益的从属者。
然而，毛泽东签订新约的态度坚决。他刚一到苏联与斯大林初次会面，就提出“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10](P,436)这就是说不仅在形式上应是一个新条约，而且在内容上也应有实实在在的利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答记者问》中说，他现在考虑的“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而他在苏联逗留时间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种问题所需的时间。”[13](P,118)这显然是暗示中国要通过签订新条约来实现其利益。这期间，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又说：“依靠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就能够立即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20]显而易见，毛泽东的意思是只有首先同苏联缔结新约，才能废除以往一切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主张订新约的坚决态度是迫使斯大林后来改变保留旧约立场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苏在签订新约还是保留旧约问题上分歧的实质是一种隐性的国家利益冲突。如果保留旧约，中国就会成为从属于苏联的不平等盟友。所以，毛泽东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但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没有公开化，原因是双方后来都作了妥协。首先是斯大林于1950年1月2日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去会见毛泽东，在听取毛泽东对处理中苏条约的意见后，苏方表示同意签订新约。中方的一个重要妥协是外蒙问题。这主要考虑到外蒙独立已是既成事实，同时斯大林又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堵中方的嘴。[10](P,450)中方在外蒙问题上的妥协有利于在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上尽快达成对中国有利的协议。由于妥协，就化解了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隐性冲突，使之成为在相互承认对方利益基础之上的协调利益。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得以签订新约，树立起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中苏双方的经济利益。苏联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对中长铁路的所谓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权，对大连港的管理权，对旅顺基地的使用权等。苏联既然同意签订新约，就自然提出对苏方既得经济利益重新认识和处理问题。由于当时大连实际上已是在苏军控制下由中共掌权的解放区，所以斯大林明确表示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在旅顺问题上，苏方表示要撤军，但又提出由中方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的问题。这说明苏方已把旅顺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利益上来。中方同意了这一要求，因为中方更看重旅顺口主权的回归。在中长铁路问题上，经谈判，苏方同意按中方要求在1952年底前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附属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但坚持在管理上铁路正副局长定期轮换，经营上双方股额各占一半。中方照顾了苏方意见。然而，苏方又提出苏军及其军用物资可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经过争论，中方同意苏方要求，但增加“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一句，以作为前提条件。[21]可以看出，苏方的态度是尽可能挽回因废除旧条约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在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上都提出补偿性要求。中方对应得之经济利益当仁不让，据理相争，但也有相应的让步，因为这些让步对于所收回的主权来说毕竟是次要的。
此后，双方还达成了新的经济合作协议，即由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年利率优惠为1%。苏联要求中国在1950-1963年的14年内用钨、锡、锑等战略原料来偿还，但需要量超过当时中国生产能力，并不许第三国介入与中国的战略原料交易，则带有强权政治的色彩。[17]
当时经济合作中对中方权益损害较大的是四个中苏股份公司，即航空、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和造船公司。创立这些公司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这些企业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如在公司管理中不按规定3年轮换领导人，而由苏方代表一直掌权；苏方常对中方隐瞒工作成果，特别是地质勘探方面的成果等。这些公司不仅不能促进两国友谊，反而成了两国间的“绊脚石”。[22]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于1955年1月1日前由苏方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从而结束“合营”的历史。毛泽东后来坦言，四个合营企业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搞的。[13](P,323)可见，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而选择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战略利益。
（三）势力范围问题。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袭击上海，中方遂要求苏联空军给予保护，斯大林便借此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17]这显然是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后来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提到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的问题。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和他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是不会同意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的。毛泽东作出让步是一种战略利益的选择，即需要借重苏联来保卫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周恩来说，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一是在上海对中方提供空中掩护，二是给一点敌伪财产（战利品）。[18](P,25)《补充协定》已经促成中苏两国在主权利益的冲突，由于中方在战略利益的选择上避开了这一冲突点，因此冲突在当时才没有表面化。
中苏战略利益的冲突根源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尽管1950年的中苏新同盟取代了1945年的中苏旧同盟，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仍在新同盟中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极力想使新的中苏同盟束缚在雅尔塔格局的框架内，以维护苏联的既得利益；在中苏经济谈判中进行不平等交易，以攫取民族私利；以排斥英美为由干涉中国主权，把中国东北和新疆作为其势力范围等。这势必造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现实或潜在的损害。因此，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曾说过：“我们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3]只不过当时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制约，冲突没有公开爆发。毛泽东这次访苏回来不甚愉快。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24]毛泽东对苏方的大国主义和某些损人利己做法是很有看法的。中国方面的让步和容忍是缓和冲突的重要原因。同时，中方对苏方进行了一定的抗争，迫使苏方做出让步，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冲突的缓和。
与冲突相比较，合作毕竟是双方更主要的战略选择。但这种合作与冲突的交织，预示着中苏新同盟不可能是一个牢固而持久的同盟。同盟的有效期虽为30年，但从1960年以后两国关系逐步恶化，同盟形同虚设，其真正有效时间不过10年。因此，如何评价这一战略同盟，就新中国来说有哪些值得认真汲取的经验教训，都值得认真进行历史的反思。
四、对1950年中苏同盟的历史评价和反思
1950年中苏同盟缔结时，中苏两国都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这种评价的主要着眼点是同盟的战略安全意义，诚如毛泽东所说，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25]战略安全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安全战略的目标，一是反对与日本勾结的美国，二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26]安全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从这个意义说，对中苏新同盟给予较高评价，即使今天看来也不为过。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主要来自美国。”[27]在1950年中苏同盟缔结近40年后邓小平说的这个番话可以看做是对这一同盟的再度肯定。
现在看来，当时对中苏新同盟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即安全利益是不全面的。从国家利益的性质上看，除双方的共同利益外，还有协调利益和冲突利益。因此，建立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上的同盟，评价也不应是单视角。今天，同盟已成为历史，使我们有可能更加全面而冷静地从多种角度来审视和评价同盟。
1950年中苏新同盟仍然是在雅尔塔格局下建立的。尽管中方在中苏谈判中争回了它在雅尔塔协定中失去的一些权益，如中长铁路、旅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受制于雅尔塔格局的状况。但是，新同盟又有对旧同盟关系的继承，最明显的就是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中长铁路虽然争了回来，却又被苏方附加了条件，即在其部分路段上可以运输苏军及其军需品。不仅如此，苏方还通过《补充协定》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搞了两个势力范围，实现了权益置换。由此可见，新同盟并没有完全跳出雅尔塔格局的框架。这同苏联把在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和中苏同盟利益融会在一起，这集中体现在中苏条约的主旨即对付美国新的战争威胁，这就使同盟的共同利益中“合法”地掺进了苏联的民族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新同盟中保留着旧同盟的某些印迹，它仍旧是雅尔塔格局中的一种战略联盟。
中苏新同盟是在战后两大阵营形成的背景下成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必然对同盟产生重要影响。从当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衡这一点来说，阵营利益与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阵营利益还包含着以苏联为中心的利益，因为苏联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和代表。中苏谈判时中方的某些让步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这说明阵营利益对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一定制约。这种情况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中南关系方面。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在南斯拉夫宣布承认中国后，却没有及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由此可见，中苏新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而这又对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选择产生影响。
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新同盟具有不平等因素。政治权益方面，苏联搞的两个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在那里存在，显系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经济权益方面，苏联对中国战略原料出口全部包下来，不许卖给其他国家，在原料的数量上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当时的提供能力。（注：苏方规定了14年中卖给它的钨、锡、锑、铅四种战略原料的数量，要求中方在头两年每年向其提供8000吨钨，强人所难，中方勉强答应。鉴于经济形势，中方提出锡的供应量头两年从7000吨分别减至5000吨和6000吨，锑减至4000吨和5000吨，并取消对铅的提供，因为中国当时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20000吨，连自己都不得不进口铅。最后苏方同意中方提案，将铅去掉。参见《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出外见参考文献[17]。）这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上的强权，是对中国贸易主权的干涉。在卢布与人民币比值问题上，苏联不按国际惯例确定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比值，压低人民币比值的办法，要中方同意，这对中国贸易利益也有损害。加之1950年2月28日苏联宣布卢布贬值，又使贷款贬值了1/4，对中方的损失进一步增大。[28]对中国权益的这些损害，苏方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不久前公布的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一份绝密报告中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的3年里，苏中关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主要是指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那些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某些条约和协定。例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州（1950年2月14日），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不合理地）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950年6月1日）等其他类似的协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29]可见，中苏在新同盟中并不是完全平等的盟友。
中苏新同盟称友好互助同盟，实际上是一个性质复杂的同盟。其主导性质是同盟的和平性质，同时它又具有受雅尔塔格局的制约性，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从属性和在国家关系上的不完全平等性。由于缔约国双方当时都把战略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同盟的消极因素、不合理因素都退居次要地位，都可以通过妥协让步来协调利益矛盾和冲突。斯大林从开始企图保留旧约到后来签订新约，就是明显的让步。中方在谈判中的让步就更多，对苏方的一些利益给予不少照顾。刘少奇1956年10月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时指出：当时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30]这是历史的真实。
今天我们指出中苏新同盟在利益和性质上复杂性，并非要渲染同盟的消极面，更非否定同盟的历史作用，而是要对同盟进行历史客观的评价。同盟曾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的保障和保进作用，并因此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同盟来之不易，它经历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凝结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和智慧谋略，并留下值得汲取的深刻经验教训。同时，全面客观地评价同盟，才能对同盟建立后中苏关系的演变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两国关系后来恶化乃至破裂不会感到“突然”，对新时期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1950年中苏同盟早已成为历史，但反思这段历史，会给我们以深沉而有益的思考：
要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实质。中苏结盟主要是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共同选择。新中国能够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把国家战略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主要以此来考虑同苏联结盟，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原则，表明新中国是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这是新中国处理对苏关系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当然，新中国也有过以国家利益服从阵营利益的某些做法，这是囿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当阵营问题不复存在后，这个问题也随之解决。
要注重战略利益选择中的策略。国家利益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利益，因此要尤为注重选择的策略。新中国战略利益选择中的策略就是以国家安全利益作为核心利益，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则依次排后。安全利益关系到新中国的生存，这是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因此，中方会做出如允许苏军继续驻孔旅顺口，允许东北、新疆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让步来换取苏联对上海提供空中保护等。这些让步与前述国家利益对阵营利益的服从不同，带有明显的利益交换性质，而且做出这些让步的国家利益量比起战略安全利益毕竟要小一些，况且后来又将其收了回来。国家核心利益并非一成不变。当新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相对缓解后，中苏关系中的国家政治利益便上升为核心利益。1958年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13](P,330)并拒绝了苏方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些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这反映了新中国在战略利益选择上的变化，与建国初期相比较，可以进一步理解当时战略选择的策略性。
坚持不结盟战略。中苏同盟是一种结盟战略，是新中国依靠同苏联结盟来维护自己的战略安全。既然结盟，就有求于人。这就会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就会损及于己。这在中苏同盟中是显而易见的。从理论上讲，我们同苏联结盟是坚持平等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是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结盟就有受制于人的地方，自己不能完全说了算，中苏结盟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只有在不结盟战略中才能实现。新时期，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外交战略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27](P,57)“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哪个集团，也不同哪个国家搞战略关系。”[31]这里蕴含着历史的真谛，是我们长远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
中苏同盟已经永远成为历史。新中国在这一不寻常的经历中积累了其在战略利益选择上最初的却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随着新中国历史脚步的不断延伸，是它在外交战略上的日臻科学和更加成熟，这无疑将保证它在新世纪国际格局新的演变中立于不败之地。
［收稿日期］200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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