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晔峰[1]2013年在《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逐渐开放，国外金融机构全面涌入，而外资银行同时具备传统商业银行的先进经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巨大挑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固守传统存、贷、汇、兑业务的同时应积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进行业务创新以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但是，商业银行在顺应混业潮流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获得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潜在的风险。本文从国内商业银行的实际出发，首先阐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次利用模型证明了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确实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分散风险；另外，本文对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产生的不同于传统业务的风险进行阐述；接下来结合国外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实践总结其对我国的启示；随后通过工商银行的案例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问题及有针对性对策建议；最后，从组织和体制、风险管理体系及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的影响叁方面阐述结论。
王佩雯[2]2017年在《投贷一体化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探索适合我国科技型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为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创新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探索贷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之路,试图通过开展投贷一体化模式增加科技型创新企业金融供给总量,提升银行业对科技型创新企业金融服务的质效,同时推动银行业业务创新发展。银行业投贷一体化业务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仍需着眼于风险的防控与管理。本文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探讨投贷一体化模式中的信贷风险管理问题,通过理论和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系统梳理了相关理论知识与研究成果后,对投贷一体化模式进行梳理,探究现行投贷一体化模式在国内开展面临的信贷风险管理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通过对比美国硅谷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成熟经验以及北京银行开展投贷一体化业务实际操作中的信贷风险管理措施,得出我国开展商业银行投贷一体化模式的相关启示,提出通过加强投贷一体化模式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内部机制建设以及构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的相关对策与建议,并对搭建投贷一体化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提出设想,力求为商业银行开展投贷一体化模式风险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李国庆[3]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鲁文兰[4]2016年在《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趋势逐步向着全方位,多方面的方向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途径逐步增加,国外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融入到我国银行发展中,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稳步发展。
于洋洋[5]2016年在《我国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加强,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国际投资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并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进行境外扩张也成为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全球眼光、明确的战略布局、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金融展业的经验,这对于商业银行向国际化目标迈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境外投资的时间不长,其实力与世界大跨国银行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风险并充分揭示其规律对于商业银行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可以提供理论和实际上的建议。商业银行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境外投资的绩效。因此,为了计量避免不确定因素对境外投资的绩效影响,就必须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从国外环境因素和自身层面因素分类,对商业银行的境外投资实行定量分析,试图有效的识别和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风险。在科学的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风险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风险防控手段,为商业银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提供建议。最后,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完善商业银行经济风险防控制度、完善商业银行政治风险防范措施、完善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完善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文化适用以及完善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纠纷处理制度着手,构建完整的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为我国商业银行今后的境外投资提供理论和实践建议。
刘杰[6]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研究表明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王炳淳[7]2016年在《基于贷款银行视角以未来收益为担保的轨道交通PPP项目风险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项目融资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部门的重视,此种融资模式正广泛应用在我国各种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中。PPP作为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合理的分担风险,进而提高项目建设的成功率。另外,虽然PPP模式可以合理分担风险,但由于风险管理缺失导致项目融资失败的案例也不胜枚举。采用项目融资这种方式建设的项目资金投入都比较密集,一旦项目失败造成的损失是不估量的,因此,诸多学者展开了有关PPP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在我国,由于自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管理的意识较为薄弱,有关风险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了解较少,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定性的评价或仅凭管理者的经验对风险进行管理。风险评价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本文从贷款银行视角出发,对PPP项目风险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将该方法引入银行专业化的资金管理系统,降低银行的风险损失。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Copula函数引入到PPP项目的风险评价中,利用Copula函数描绘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的变化关系。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技术克服项目数据不足的缺点,根据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相似项目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MATLAB等数学工具计算项目的风险价值(VAR),为下文的投资结构奠定基础。其次,根据PPP项目融资追索的特点,利用CAPM模型计算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根据CAPM模型得出双方不同的损失以及不同的投资回报率,建立PPP项目风险补偿模型,将项目收益在项目公司与贷款银行之间按照风险补偿的比例进行合理分配,并计算收入分配的约束条件,得出PPP项目可行的必要条件。最后,建立贷款银行与项目公司之间有关PPP项目的博弈模型,计算贷款银行和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中各自净收益,在分析双方融资冲突的基础上,构建融资结构的博弈模型,得出最优的投资结构组合,即最优的贷款金额与股本金额。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公司的期望收益必须大于期要求收益,贷款银行的期望收益不能大于其要求收益,也不能小于0;银行最优贷款金额为,项目公司的股本金额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贷款风险在双方之间合理分配,既可以使贷款银行获得收益,又不致承担过多风险,从而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合作。本文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描述变量关系Copula函数引入PPP项目的风险因素分析上,为研究风险因素变化关系提供了新思路;(2)将现实之间的风险因素的变化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技术,克服数据不足的缺陷;(3)将风险因素的模拟结果与金融风险评价模型VAR相结合,为PPP项目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4)建立了贷款银行与项目公司博弈模型,为银行的放贷策略提供支持。
刘青云[8]2015年在《基于资本监管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得出的统一结论就是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呼吁加强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控制。然而，呼吁声中，两种观点始终交织存在。一方认为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贷创造机制就会冻结，引发巨大的金融灾难。另一方则认为资本监管不仅不能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反而加重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什么在全球已经形成统一资本监管规则的今天，学术界还在为资本监管能否承担监督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职责而争吵不休。经过研究，作者发现，由于缺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普遍理论框架，导致研究时存在不同口径和指标，从而造成结论的截然不同。本文基于全新的视角，分别从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风险承担后果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研究框架下探讨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商业银行不仅受资本监管的约束，还会在资本监管的动力效应下，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金融业持续稳健发展。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整体风景这边独好。2014年，我国264家商业银行登上国际权威机构《银行家》全球前1000家银行的榜单。取得的成就能否证明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规范了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讲，是否已经达成约束风险承担动机、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的目标？首先，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由于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不能完全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自我约束工具。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叁，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于2015年5月正式实施，之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的全额担保推高了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加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为了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向其他经济主体蔓延和扩散，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当前亟需研究和探索的议题。本文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界定入手，通过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和风险承担后果叁个角度建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框架。从理论渊源上看，风险承担动机源于银行独一无二的风险转移机制，风险转移机制的存在使得银行能够将风险转移至存款人和监管部门。风险承担决策的理论渊源是投资组合理论，银行可以通过投资多样化和投资组合权重调整实现风险承担决策的优化。风险承担后果不仅为银行本身带来巨大损失，金融市场失灵放大了银行风险承担后果的效应和危害，整个社会被迫共同承担银行的风险后果。鉴于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和风险承担后果的特征，合规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表现为约束风险承担动机、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通过理论辨析、数理推导，本文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监管有效性或者无效性的片面认识，指出资本监管不但能够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预防风险承担后果，还能够优化风险承担决策。进一步，资本监管的实现路径是通过资本补充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降低加权风险资产比重优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推广全面风险管理预防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这一结论与巴塞尔协议的理念以及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不谋而合。在全球推行巴塞尔协议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商业银行如何在内生的风险承担行为和严苛的资本监管中进一步谋求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多个指标、多种实证方法检验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表现，结果更加具有稳健性。通过吸取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先进银行发展经验，反思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风险承担后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下一步路径导向点明了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以往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单一视角，建立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新的研究框架。同时，将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置于该框架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资本监管在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优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解决以往由于统计口径和界定不同带来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问题。另外，该理论框架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特许权价值、存款保险制度、货币政策、公司治理等众多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姜棱炜[9]2013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及其效率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与传统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形成是以大量资金投入为先导的,但是由于市场、技术等风险较大,传统融资模式无法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的融资需求。鉴于此,论文拟构建一套适应于产业初期融资特性的融资模式,以期从理论上研究解决产业初期资金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并以融资活动为杠杆有效地撬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论文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模式等相关基本概念,接着对国外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的相关做法进行总结并得出对中国的启示,然后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融资特性模型。在初期融资特性模型基础上,论文以宏观经济管理为研究视角,以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开发性金融为重要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工具,构建了基于开发性金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并且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和数学模型法对融资模式运行效率进行了探讨,最后还提出了推进该融资模式实施的政策建议。论文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民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这类产业具备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密集、投资风险大周期长、发展国际化且国际竞争激烈等特征。融资模式指的是在对于具有共同融资特性的某类融资项目进行融资活动时可供融资主体选择和重复使用的一套完整的方案。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则可以定义为：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融资主体进行融资时可供其选择和重复运用的方案。(2)运用扎根理论可以发展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特性的四个主范畴：资金需求、资金供给、资金配置和融资环境。其中资金需求是核心范畴,它是决定性内部因素,直接影响资金供给；资金配置和融资环境则作为条件调节着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此外,美、日两国的新兴产业发展经验也证明合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创业投资和加强政府支持、完善法律和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措施将会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3)基于开发性金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由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运行体系等叁个方面构成,其中目标体系包括建立高效的融资平台、建立有序的信息交流平台、建立高质量的融资主体培养平台,内容体系包括开发性直接融资模式和开发性间接融资模式,运行体系包括投入评审机制、过程控制机制和退出机制。演化博弈和数学模型分析结果证明了基于开发性金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比传统融资模式的运行效率更高。同时,中国现阶段促进该融资模式顺利实施的配套政策主要应由建立财政与金融的配合机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健全信用担保体系、改善融资配套环境和强化资源整合等内容组成。
黄馨慧[10]2013年在《基于风险偏好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营销管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可支配财富不断增加，我国居民的投资理财需求日益增长，这为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其隐藏的问题和风险越来越大。关于银行理财产品设计不合理、银行理财产品信息不透明、银行理财业务风险揭示不充分等方面的质疑不绝于耳，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诉也越来越多。2012年底，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影子银行》的文章更是将关于银行理财产品方面的问题吹向了风口浪尖。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扩大客户群，商业银行向顾客隐瞒投资风险和投资去向，资产管理模式和投资方式不规范，理财产品的基础资产质量令人堪忧。因此，如何应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力求从风险偏好的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营销管理进行探索和论述。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绪论，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介绍；第二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然后基于风险偏好理论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客户的风险偏好；第叁部分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客户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主要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来展开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基于以上的业务发展现状和风险，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和建议，旨在为商业银行规避和管理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提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研究[D]. 穆晔峰. 山西财经大学. 2013
[2]. 投贷一体化视角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研究[D]. 王佩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3].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4].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研究[J]. 鲁文兰. 现代国企研究. 2016
[5]. 我国商业银行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D]. 于洋洋. 吉林大学. 2016
[6].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基于贷款银行视角以未来收益为担保的轨道交通PPP项目风险评价研究[D]. 王炳淳. 天津理工大学. 2016
[8]. 基于资本监管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D]. 刘青云.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9]. 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融资模式及其效率评价[D]. 姜棱炜. 武汉大学. 2013
[10]. 基于风险偏好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营销管理研究[D]. 黄馨慧. 湖南大学. 2013
标签：金融论文; 银行论文; 风险管理论文; 金融脱媒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银行融资论文;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论文; 银行监管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融资风险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金监管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融资监管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投贷联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