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层理论的突出创新_韦伯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分层理论的突出创新_韦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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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254(2003)04-0009-02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面貌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何 分析、认识和看待这一演变过程,进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成为当前理论的 焦点之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韦伯的阶层分析,不应是完全水火不相溶的,在改革开 放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它们不仅能够沟通互补,而且对中国创新产生有益启示。

一、立足基点:马克思关于两大基本阶级与“过渡性”阶级的分析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观察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基本方法。1848年2月24日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 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分开的斗争。”“从 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1]这可以说是对欧洲国家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阶级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简明概括。现实的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阶级和 阶级压迫是全部历史悲剧,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将导致革命,将标志着非对抗社 会的到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阶级是以经济收入的来源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 ——工资这一传统的方法区分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撇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其重要性 逐渐减少的地租,只剩下两种收入来源的话,那么大的阶级只有两个:由只具有劳动力 的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 级、无产阶级,还有“流泯无产阶级”。马克思分析并研究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根 本利益矛盾,深知这些矛盾支配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矛盾的形式随着历史的演变而 日趋简单。马克思实际上关注的是两大阶级。然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中,马克思还区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地主 和自耕农,而在其他有关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指出存在着资产阶级(“最危险的阶 级”)和封建领主。马克思把其中某些范畴描述为“过渡阶级”。马克思虽然强调这些 阶级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必然的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过渡性”,但事实上,马克思无法 预见其身后,某些阶级范畴的“过渡性”完全转变为存在的“漫长性”。

二、参考座标:韦伯关于经济、声誉、权力的三元标准阶层分析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一位著名的维护型学者,与批判型学者 的马克思不同,他在认同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的同时,关心个人在现代文明中 的地位和命运。在阶级的起源及历史作用的分析上,他承认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 (往往是财产、收入的同义词)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分层结构是个多层面的 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有两种同样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 突出的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力,所以,他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 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他也把根据经济因素划分的地位 叫做阶级,认为阶级是指在经济状态和变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小资 产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低级管理者。他们在财产和教育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财产 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市场购买力”,即 对市场上的机会的把握力,不涉及在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韦伯所说的阶级差别 主要是货币量的差别,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显然不同。

韦伯三元性的社会分层理论对西方学者产生重大影响,如哈罗德·克尔伯提出区分阶 层的三条主要标准是职业、权力和财产。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 中以人们的职业化地位作为立论依据。丹尼尔甚至断言“后工业社会中”“在很大程度 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2]

当社会的阶级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社会结构尚未完全定型,稳定的现代社会阶级 阶层结构与临时短暂的阶层分化重组现象交错复杂。单用“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为阶层 划分标准来分析问题,其解释力是有限的,韦伯自己也认为,经济和身份职业两因素在 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当获得商品分配的基础相对稳定时,身份分层 受到重视,而且其重要性被突出。每一次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变化都会威胁身份分层” ,在技术和经济发生动荡和显著变化的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往往是最重的。[3]不要 说“阶级标签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职业地位”[4](P67)“那些阶级标签不好的人在职业 领域里都继续很出色。较好的教育和较好的工作转变成了高社会地位家庭的高收入”[4 ](P36)就是在职业与社会声望之间,也并非对称一致。如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声望 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就存在着差距,由于腐败和政府职能错位等因素而导致的对国 家社会管理者社会评价的不一等等。

三、争鸣:中国转型社会阶级阶层分析之标准的探讨

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特别是韦伯社会学传统的分析框架分析处于市场转型中的中国, 其合理性与解释力并不充分。以职业和收入为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实际是不 科学的,以职业和收入来划分的分层标准不是政治学的分层指标,政治分层与职业分层 是两类不同的分类体系。把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别作为判断政治上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不恰 当的。“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5](P37)“由 于有这种区分,就不能仅仅守着社会学三元分层的理论,就要考虑到政治分层这第四个 因素的作用”。[5](P40-41)

政治分层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 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政治地位的区分并不一定反映概略分层的差异,有些权力很低的 群体,政治地位却可以很高。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甚至可以 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在当今中国,尽管经济上的不平等有了较大的上升,但是由于政治 歧视的废除,政治平等主义的实施,这对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样起了一种平衡的作用。 经济(财产、收入)、声誉、权力、政治四元标准交叉分析,现代中国的阶级阶层新发展 更有实际的操作价值。

四、比较:马克思阶级分析与韦伯阶层分析存在沟通互补的可能

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要互相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存在。相反,在一定 范围内,特别是在我们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变迁时,两种方法完全可以优势互补。那种把 两种对立起来进而否定阶级分析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似乎马克思就主张阶级分析,而韦 伯只使用阶层分析方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层分析同样是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马 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6]在分析当时 的德国社会时,他们就论证了中间阶级社会阶层的状况,指出,在中间阶层中,有一个 农民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即阶层),第一是富裕农民,第二是小自由 农、第三是封建佃农、第四是农业工人。其中的后三个阶层,一旦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他们同样论证了中间阶层的存在,并分析了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马 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单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舍弃阶层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韦伯同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曾对阶级作过定义:“一是对于为数众多的人来说 ,某一种特殊的、构成原因的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二是只要这种因素仅仅通过经 济的货物占有来表现;亦即它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条件下表现的(阶级状况)”。[7 ]此外,韦伯也强调阶级划分的标准是生产关系与财富的获得。“从定义看,韦伯对阶 级的看法与马克思非常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韦伯强调市场状况是决定个人生存机会的基 本条件,各类财产和服务必须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8](P18)阶级并列,韦伯还有两 个社会分层的标尺,即身份和权力。权力是政治领域里分层的依据,主要以政党之间的 斗争来表现的。而身份是韦伯社会分层理论中最受重视的概念。它是社会领域中的权力 ,“是社会对一些人或职业所得到的荣誉与名声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P20)尽管对声 望的理解众说纷纭,但在现代社会,在可操作层面上,它实际上是指社会的职业分类以 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评价。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分层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承认以占有关系划分的阶 级之间的差别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还是看不见或回避了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刻根源 在于私有制。韦伯的分层理论虽不愿意触动私有制,但却强调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改良 ,以求控制和防范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局面。彻底消灭不平等与努力控制不平等之 间虽有明显差异,但共同之处仍显然可见,这就使马克思阶级理论与韦伯阶层理论存在 着沟通互补的可能。

五、突破:阶级阶层分析理论当代中国的科学运用与创新

(一)坚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继承并超越前人的成果而创立的,其科学地位不应动摇

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 的功劳,在我们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 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高于前人的地方在于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 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 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9]这是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点,但他 并没有做进一步“阶级”定义,列宁给“阶级”下了个经典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 样一些大的集团在历史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 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 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 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0]这个定义可概括表述为:人们按 其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中的作用不同以及收入方式和数量的不同形成的社 会大集团。马克思阶级划分是三位一体的标准体系,其前提是劳动雇佣的市场制度的存 在,而人们按其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形成不同的阶级则居于首要位置,社会分工关系 和收入差别居于从属次要地位,三个标准并不是并列和同等重要,而是呈现出立体统一 的有机整体的阶级阶层或划分体系。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同样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科学性。资本主义的新发 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性地位。股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资料所有权 与经营管理权发生了分离,但经理阶层的主导的管理革命没有使资本的控制发生真正的 转移。这是由于:“一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部分分离并不妨碍大资本所有者对管理机构 的最终控制;二是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本身是大股东,他们同属于所有者阶级; 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管理职能执行的仍是资本的职能;四是个人的家庭持股人控 制权方面发生的变化只是朝着较大持股人或机构的集体控制方向演变。”[11]

(二)坚持抛弃僵化的“阶级”分析观不等于抛弃科学的阶级分析观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产 生过误解、背离和停滞不前的僵化态度。突出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历史和现实问 题时,简单地乱贴“阶级”标签,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生硬地都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 争问题,而且随意上纲上线,乱加批判。诸如科学技术、民族、宗教、文学艺术、语言 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都远比阶级问题复杂,甚至不属于阶级问题,被生搬 硬套的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如苏联自1948年起把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创 立的遗传基因学说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把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关于后 天环境影响生物发生变异的实验人为地拔高为米丘林学说,并且把它吹捧为“自觉地应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和研究物质有机形式的发展规律”。 对自然科学乱贴“阶级”标签这正是我们曲解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二是在进入消灭剥 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处查找阶级敌人。当社会上的敌 对阶级已被消灭之后,进而转到共产党内部查找阶级敌人。1956年以后苏联长期在党内 搞大清洗、大镇压,1956年以后我国搞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处抓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等。在工人阶级 先锋队共产党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长期乱揪“帝国主义间谍”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乱查祖宗三代和海内外社会关系,从而造成互相猜疑、互相残杀的不正常局面。在意 识形态领域把不同意、不接受领袖权威观点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 义”的帽子而乱加批判。这样做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声誉。三是无视一 百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因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而把马克思针对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所作的阶 级分析,当作百年不易的教条,如把“白领工人”当作“工人贵族”等等。在阶级斗争 问题上犯下的极“左”错误提示我们应当破除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偏离和狭隘僵化的理解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阶级和阶 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 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理论上的新 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得以创造奇迹的重要条件之一。 仅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对“阶级”一词“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只讲阶层 不提阶级,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其基本社会形态而言,具备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性质,主要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 分配等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尖锐的 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三 大差别没有消除,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残余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阶级向无阶 级社会的过渡还没有完成,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这决定了阶级观点、阶级 分析方法没有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阶级分析方法有效性的 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三)“三个代表”思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理论的划时代突破

“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阶级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已经不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标志,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 ,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当作区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 阶层的标准,显然是一种过时的观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指出: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 ,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12]在关于如何看待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问题上,江泽民也强调指出: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 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 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12] 这就坚持了马克思多元统一分析方法,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 绝对对立的,有产者与剥削者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对具体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可 见,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划分阶级阶层的基础,同时以收入差别和劳动雇佣关系为标 准作为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的框架。收入差别是指人们在社会劳动体系中因分工和劳动付 出的不同而领得的社会报酬上的差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 义分配的基本原则。劳动雇佣关系是人类社会在共同劳动中必然发生的劳动力被他人支 配还是支配他人劳动力的问题,这有以下可能性:自己的劳动力被他人支配;自己的劳 动力由本人支配;自己的劳动力由本人支配同时支配他人劳动力。根据以上原则,我国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可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中间阶层。工 人阶级的社会阶层主要有产业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生产管理者阶层和公务员阶层 。农民阶级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 还有从事不同职业且处于不断变动中的私营阶层。

收稿日期:200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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