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大卫#183;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大卫论文,空间论文,当代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0－0038－07
大卫·哈维试图将解决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与解决政治问题的理想主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学、哲学层面展开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思考，用一种富有想象力同时又受经验主义限制的批判模式，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解读资本积累、生产和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说明了世界体系的时空动力学如何影响和塑造城市形态和空间，说明了作为资本积累的当代空间实践过程与结果的城市化及其本质。他的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特质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解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城市空间分异，理解城市空间隔离、排斥、聚集，理解城市文化与消费、城市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启示。
一 城市空间动力及其语境
科学技术和资本的全球化造就了中国城市发展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奇迹，城市作为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与信息中心，焕发出无限的积聚力量和活力。但城市空间生产及发展并不平衡，导致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城市经济二元化、超城市化等问题愈演愈烈，同时，城市规划、环境污染、城市拆迁等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在频频爆发。这需要我们反思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化，深入挖掘城市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重新认识城市社会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文化价值，形成一种“对于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的观念”①。在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空间化的文化政治实践中，寻求基于城市化效应再分配之上的城市空间正义，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可借鉴路径。上述路径正是当代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努力。他带着知识的目的与政治的理想，建构了城市空间动力理论以考察城市问题并解决城市问题。
城市空间动力研究需要放置于哈维的时空动力学视域中，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把握。时空动力学是关于资本积累的动力学。哈维基于对全球化的洞见，结合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地理学批判路径，发扬帝国主义空间转变过程的传统，将时空动力、资本积累—空间理论、地理空间等整合建构起了时空动力学理论。时空动力学实质上是对资本与权利如何空间交错、相互盘绕的探讨，是对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与扩张领土的驱动力如何相互结合、彼此助动的分析，是对资本力量的逻辑与领土力量的逻辑互相掣肘、交替作用的探索，也是资本与领土如何通过空间实践扩张而共同逐利并实现其霸权的说明。这种资本积累的空间动力学，能够“帮助我们阐述与解释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历史地理学”②，它既延续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同时也弥补以往社会理论家普遍缺失空间与地理维度的不足，将空间及对空间支配等整合进社会理论之中。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动力是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控制，是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当代实践。它描绘了城市空间不断地被生产与创造、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变的现状，描绘了资本控制下人造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城市空间经济的创造和保持，以及不同地区阶级斗争与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图景。城市空间动力涉及城市化、城市景观、城市空间布局等，其深层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受资本的无情与贪婪所驱使，城市化的空间经济被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为实现资本的循环、积累和利润服务的城市空间也被生产出来。
在哈维的城市空间动力理论中，空间不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要素，它已成为资本本身，而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成为资本整合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展示其自身逻辑的过程，是资本按自己的原则重新组织城市空间的过程。城市空间动力所涉及的城市的独特景观、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空间结构变迁、住宅区隔等既是资本运作方式的体现，是推动资本和市场机制的原因与力量，也是资本和市场运作的必然结果。
哈维承继列斐伏尔，将城市形态及城市空间生产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背景与全球化的现实境遇下，系统地将马克思经济分析范畴应用于城市发展的方法，分析社会、文化及政治进程如何塑造城市并被城市塑造。哈维从城市中的物质生活、文化活动、思维模式等多样的视野来通盘理解城市的整体，同时又从深层的经济领域入手揭示城市空间的动力机制、城市的本质及城市化的根源。他认识到，“一个具体的空间形式一旦被创造，它就倾向于制度化，并且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决定城市进程的将来发展”，③ 因此他试图建立理解城市的空间动力理论，在社会学想象与空间意识或地理学想象之间架构一座桥梁，把“社会行为和城市呈现特定地理、特定空间形式的方式联系起来”④，协调和综合各种策略来处理社会进程和城市空间形式错综复杂的图景。对他而言，空间、城市与城市化是理解城市空间动力理论的三个关键性概念。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空间动力形成、发展、繁荣、消退的不断无限循环和相互交织的历史，城市空间动力机制的内在根源是，城市空间内部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资本自由能量有效的增加与更新。城市空间生产则开启了城市动力之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空间维度的无限可能性，表达着经济、政治、人口、社会、精神与文化力量在城市空间中交互作用，进而形成多样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导致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城市正义则是城市空间动力理论的政治承诺与道德诉求。
二 城市化：城市空间动力的演进历史
“地形学乃是传统神话空间的平面图，能彰显空间，就必能开启空间”⑤，哈维以地理学家对空间问题的敏锐开启了城市化的空间分析。空间仍旧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需要直接面对的实践问题。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和城市演进中，空间问题不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专利，而与解放政治等主题紧密相关。哈维认为，如果要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的进程，需要仔细思考空间的本质，形成对空间概念的恰当理解。一旦把握了空间，并且掌握了表现空间的方法，就可以把人类行为的理解放置到空间的一般概念之中，从而对城市现象进行分析。
坚持理解空间三种方式是必要的：第一，空间是绝对的“物自体”，因而它占有一个可以用来使现象个体化的结构，比如私有财产的空间和有界限的区域称号（如国家、行政单元、城市计划和城市网格）。第二，空间是关系性的，表达着因为客体而存在且与其他客体相联系的特征。第三，空间也是相关性的，按莱布尼茨的理解，一个客体仅仅在自身中包含与其他客体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那么空间就是包含在客体中的。这三种不同理解方式并存，是因为空间随着它所依赖的环境而变化，对空间本质的哲学理解存在于人类实践之中。比如，财产关系创造出绝对空间，其中垄断控制一切。人、商品、服务和信息的流动则在一个相对空间中发生，因为需要金钱、时间、能源等来克服空间的阻力。一块块土地能够获利，因为它们包含着与其他土地的关系。在城市体系中，人口统计、市场和零售潜力的矢量是相当真实的，关系性空间则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一个重要方面以地租形式出现。只有从关系性和相对性视角看待空间而不是将它看做是社会行动的绝对框架，就有可能看到资本积累的方式，即资本积累不仅仅制造了空间，同时也制造了空间性的不同形式等。因此对城市化以及社会进程空间形式主题的理解，源于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如何创造特殊空间概念，以及日常社会生活实践如何完美地解决空间本质、社会进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需要。揭示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帮助人们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为解释人类行动、城市空间生产和社会的系统理论，既是哈维对马克思关于环境、资本、地租、空间结构和国家等论断辩证模式的延伸与理论化的反思，也是他对资产阶级力量如何塑造独特的城市不平衡历史地理学和实现进步政治学的探寻。
哈维认为，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城市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应该放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更广泛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世界体系的动态发展影响着城市的兴衰成败，世界体系的空间动力学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城市形态和空间。城市既表达着超越物质技术形态和深层次的活动过程，也可以调解和形塑经济重建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城市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政治争斗的空间，是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复合体，城市内部又包含有种种隔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如同恩格斯所界定的，城市是一个能使资本集中与循环的空间聚结点。为了各自的利益，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互对抗与冲突，并分裂成不同的团体或派系继续斗争。最基本的斗争仍旧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斗争。资本流通主导着城市的地形、社会关系、生活特质。资本主义城市逃离不了商品拜物教，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方式。城市是未来好社会的基础，资本与权力、行政与资本累积相结合才能使城市发展重获活力，并且发挥其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功能。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在现有环境下建造特定的空间配置，可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资本就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城市的内部空间。
城市化进程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加以理解，要了解城市化，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与两个孪生主题即积累与阶级斗争相关。马克思说过，资本应该被看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被具体化为一个事物。城市化就是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物理和社会景观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表现着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它涉及“资本循环的过程；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的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换；信息的流动和基于区域的阶级联盟之间地缘冲突等”⑥。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无情与贪婪的资本控制下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其深层的经济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即“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⑦。
对于哈维而言，城市化也是剩余价值空间循环的过程，它与空间经济相伴而生，它需要充足广阔的空间经济的链接使社会剩余产品在空间上或地理上集中变得便利。“城市化要存活，空间经济就必须被创造和保持”⑧，城市化中的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地理上扩大和加强的空间经济，而这个空间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商品和服务流，来加速资本的循环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城市化的空间经济被有目的地塑造为一个“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装置”⑨。城市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形式，只不过是“为增加剥夺的速度和为了获得帝国权力的最终利益，高效且不可抗拒地榨取更大量的剩余产品创造必要条件而服务”⑩。
三 空间的资本化生产：城市空间动力的实践
城市空间是人的实践创造的，这个空间也必定是人今后生活的空间，人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生活、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人在创造世界、创造城市空间的过程中重塑着自己，人与城市空间之间连续互动的双向过程，正是社会空间辩证法(11) 的体现。哈维视野中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全方位生产的产物：资本的城市化、资本的原始积累生产出使资本运转更为有效、创造更多利润的城市空间景观，如房地产；资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深化的流通和商品化生产出被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浸染的城市空间景观，如百货公司等商业空间；贪婪的资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生产出道德秩序的空间区隔和阶层秩序的城市空间景观，如贫民窟。
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又是其实现自身永远存在的工具，因此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定律即资本的循环、积累和利润服务。哈维借用列斐伏尔关于资本循环的概念，提出了三种资本循环的观点。第一工业循环中的资本家主要对城市环境中特定的空间场所及减少生产成本感兴趣。由于过度积累的危机导致资本转向第二循环，并且资本在建构的环境——城市中固定下来。第三资本循环包括科学知识和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开支，它通常是社会斗争的产物，而不是资本找到新的积累途径的直接机会。资本家从自己利益出发，通过政府机构的干预相应加大第三资本循环的投资。整个城市空间环境就是由资本利润的驱动与支配，按着这个循环的逻辑与模式，被资本有意识地建构出来。如二战后美国郊区化大规模进程，就是资本的主要循环（生产体系的投资）向次要循环（包括建成环境的各种消费基金）的转变(12)。城市的空间安排可以通过减少间接的生产成本以及流通成本而加速资本的周转，达到更多更快的积累。城市也对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提出要求，以巩固其发展的经济基础。占有特定空间场所的不同阶级行为者的生产规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空间地位而设计，资本家的再生产规则，是为了保持其资本的空间扩张，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资本的动力积累。“一个是存在于国家组织中的权力的领土资源，另一个则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后者是对金钱、财产的控制，以及资本的流动与循环”(13)，资本与权力空间交错的逻辑既延续了帝国主义空间转变过程的传统路径，同时也是房地产所有权实践的全新尝试，空间的差异及变动为投机者创造了条件，刺激了资本的活力，更新工程、空间延展带来了土地价格水涨船高。
哈维还分析了多变的经济利益的城市混合如何导致政府干预。作为平息冲突及斗争的手段来保证城市规划，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回到利润攫取的基本原则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需要政府必要的干预与介入，帮助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利润创造进程。有时候投资不会流向城市的某些区域，因为它们不具备投资价值，经济上不具有吸引力，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介入，使得城市的这些区域变得有利可图。政府介入通常表现为为了新的建设而拆毁或破坏现存的建筑，比如政府支持的城市复兴计划。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资本在某个特定时期为了特定的目的建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景观，不料在某个时期的危机中竟要摧毁它。(14)
城市空间作为物质化的空间实践，生产与再生产了具有具体形式和独特模式的城市生活方式。哈维在列斐伏尔研究的基础上构造出空间实践的矩阵(15)，在体验、感知与想象之间建立辩证联系，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空间如何通过文化、政治而被赋予意义，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物质消费主义而被利用。
城市的某个区域、某个建筑、某个景观是表现各自特定的文化价值的空间，如伴随着巴黎都市建筑重建而出现的永久性建筑(16)，其空间设计表现着帝国权力的至高无上，其隐含的政治意图在维护城市空间秩序的正当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大道、新百货公司这些现代性的城市景观，如同本雅明所言既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幻影臻于极致”(17) 之所，商品化、资本日益深化的流通力量与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相吻合，资产阶级也运用日益扩展的商业空间网络来维持其经济与政治力量。城市空间并不是空的容器，文化、空间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联，阐明了城市空间被社会地建构的真正含义。资本这一神秘力量的强大，也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设计之上，复杂的高速公路网络，完备的交通系统，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购物中心，逐渐支配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商品景观，不可遏制的城市蔓延，所有这些城市景观以及整个城市的文化生活都陷入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文化植根于政治经济之上，货币、商品与资本流通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形式也必定牢牢嵌系于资本日常循环的过程之中，政治经济的转变，必然促使城市的文化随之转变，转变造就货币或商品基础之间文化价值尺度的紧张，个人政治与社会意义的模糊，公共与私人空间疆界的多孔，以及空虚、不安、焦虑及混乱的文化情绪。
哈维对城市空间结构特征如隔离、集聚等有一些解释，如不同空间隔离有助于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且赋予它们更具凝聚力的政治声音，或要维护身份认同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习俗等。但哈维更多是从城市土地利用理论出发，关注城市空间结构、组织与变化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紧密关系，关注城市空间结构与组织如何产生于并且反映、表达与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哈维认为，芝加哥学派古典人类生态学者们没有“过多关注由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产生的社会团结的类型，也没关注源自于经济思考中的社会与经济的关系”。(18) 因此，他们所发展的城市土地利用理论应用于解释贫民窟时有关键性的缺陷。有趣的是恩格斯早在他们之前80年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过城市集中化现象(19)，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相当的洞见。在哈维看来，恩格斯采取的路径，比帕克与伯吉斯的文化路径更加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如果做些明显的修正，恩格斯的描述很可能符合当今美国的城市现状。恩格斯所讲的社会团结，并不是由任何高级的“道德秩序”产生。相反，城市的悲惨处境是邪恶与贪婪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社会团结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运作而被加强。
哈维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阿龙索（Alonso）和慕斯（Muth）的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竞租理论中，寻找对于贫民窟的可能解释。一系列事实说明，富人们能够总是将他们的优先选择强加于穷人之上，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应用，而这是边际经济原则应用的自然结果。哈维认为，将此应用于分析城市系统的不平衡，来制定政策帮助恢复城市空间不平衡是可能的。比如可以通过法庭来挑战排斥性分区，努力修订土地利用管理，通过由城市重建计划来吸引就业重新回到城市中心等，但这些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所有的讨论就是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20)，没有触及“市场机制是罪魁祸首”(21)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样，在设计恢复城市空间平衡的种种方案中就缺少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经济持续性”的解决路径。在城市的空间性以及空间性所表达的整个世界中，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环环相扣，区隔是有形的、具体的，表现在城市的空间生产布局上，有形距离背后则是无形的、阶层的道德距离，还有身份认同差异、种族歧视、阶级冲突、政治骚动。城市空间是“辩证的、建构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不是被动的或仅仅是反射性的”(22)。
四 城市正义：城市空间动力的政治承诺与道德诉求
城市空间生产出一幅不平衡的发展图景：城市与郊区的栖息空间因为资本投资而增长和发展，资金的循环消长决定城市社会的福祉，它不仅仅创造了工作的机会，而且经济活动也带来了税收，后者往往被地方政府用来从事公共事业来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但是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消费，都不会统一地在城市空间中分配，有些空间能够得到比其他空间更多的投资。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城市构建、空间生产必然导致不平衡，资本积累法则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中生产出不平衡发展，城市的公共领域总是处在市场竞争和利益最大化行为塑造的政治与经济领域强有力的网络之中。如果没有对这些市场力量的控制，任何规划都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共同抉择中受到影响，这些“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生产不平等。
历史地理学赋予全球资本主义决定性的洞察力，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让我们对于不平衡进程有更深入及多样的思考：城市空间由人们制造，是一种生产，因此空间不平衡导致城市居民不同的生活机会。如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所观察到的，不平等创造了社会正义困境的问题。空间与环境如何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下被生产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充足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哈维所要做的是，从劳动力的空间分配及城市和环境问题角度来思考正义问题，在社会过程和空间组织形式辩证作用之上，“为我们理解时空、空间和环境（自然）界定一套行得通的基本概念”(23)，对社会正义做出清楚的空间概念化，将地理学的视角融入其中，建构个体所主张的基于他们生活、工作和存在的社会中的再分配正义，这种考察蕴含与追求着一个政治的承诺，也是努力在人类实践所揭示的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中寻找政治学更为坚实的基础。
城市系统的正常运作、城市空间的生产以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生活的特点，就是生产和再生产一种实际收入的带有退化性质的再分配。具有差异性的不平衡的城市空间形式能够再分配收入，区域改变主要是通过与它们相关的外部因素引起再分配。区域决策由个体的家庭、企业家、组织者、公众机构等做出。这些决策者的大多数只会为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会考虑他们决策的第三方效果。因此，一个城市空间形式的改变，将部分地由团体形成，相互议价，并且对将要影响他们现实收入的不同外部领域的配置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体系中的政治进程可以被看做是分享外在利益和分配外在成本的方式。照这样，有利的群体将能够获得现实收入优势。这种分配方式一直以牺牲穷人的方式使富人获利，穷人被剥夺，所以结果就是富人和有特权的人比穷人和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获利更多，花费更少。如果人们工作及居住的地方，财产权的价值和消费者的资源价格等发生改变的话，都会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这些变化自身也受城市系统的外在成本和城市系统内部不同区域利益的分配变化的影响。社会与文化价值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任何收入再分配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它们之上，社会进程之中也存在着空间组织的问题。城市体系中的现实收入再分配可被看做是“政治进程的可预测的结果”(24)。任何想要理解产生收入不公正的机制，必须包含着对控制城市的政治进程的理解。
在哈维看来，正义的概念不仅随着时间和地方发生变化，而且还因人而异。城市道德地理学给我们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建构城市正义的核心，要确立种种制度以否定压迫，创造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政治组织系统的形式，无论在工作空间还是在居住空间，将对劳工力量的剥削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实现城市正义，必须考虑城市领域的再分配。领域再分配正义的基础在一些可以实现的、基于需要的及对共同福祉有贡献的目标之上，它的本质就是最少的优势领地和最穷居民的财富最大化。从劳动力的空间分配及城市和环境问题角度来思考社会正义原则应用于城市空间构建中，应该包括：空间组织和区域投资的模式应该满足人口的需要，而这需要我们首先建立社会公正方法来决定与衡量这种需要；能够通过溢出效应，以需要满足（首要的）和其他区域的聚集的产量输出（次要的）的形式，提供额外利益的空间组织和区域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好的空间组织与分配模式；允许区域投资模式中的差别，前提是这些投资旨在推进城市系统向着满足人们需要和为共同福祉服务这一目标的演进。
城市正义包含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之中。“可持续城市的标志是活力、团结和居民共同的地方感。这样的城市以没有公开的或暴力的群体冲突、没有明显的空间隔离和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为特征”(25)，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组织实际上是按照物理空间几何学建构起来的，城市中的任何现象都可以看做点（零售店、学校、医院）、线（交通枢纽）与面（选举区，行政区域）的概念化，空间结构的相互冲突也就是当前城市中许多不平等、排斥和异已的力量与冲突的表现。环境、生态问题与空间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且打上政治性的色彩。诸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问题与地下室镭射气的微观区域问题，短期困难与长期趋势紧紧缠绕在一起，造就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哈维致力于摆脱城市地理学所遭遇的社会公正的道德困境。在艾利斯·杨为了使正义不再陷入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纯粹的再分配模式而对压抑来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哈维概括出正义的规划和政策实践的建议(26)：第一，必须直接面对创立社会形态和政治组织系统的形式，无论在工作地点还是居住空间中，都应该将对劳动力的剥削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二，面对非家长化统治模式的边缘化现象，在边缘化政治中寻求组织，采取调和的方法，解放那些受这种特定形式压抑的人群。第三，要将权力赋予那些受压抑的群体，而不是剥夺他们进入政治权力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第四，必须对文化霸权保持敏感，在城市各种项目的设计和共同协调中，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消除文化霸权。第五，必须找到社会控制的非他性和非军事化力量，包括抑制个人和体制化的暴力倾向，但不破坏对被压迫者的赋权与自我表达的包容。第六，必须清楚认识到所有社会工程必然的生态后果，要采取措施减轻负面影响。城市的规划和政策应当看做是一项生态工程，人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内，必定占用和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的行为不能危害不同时间和空间人们的未来。
结语
哈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动力的分析，表达了其历史能动机制和社会变迁地点分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在他看来，社会政治事业都应是生态事业，自然和环境的观点存在于全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自然观点的批判性审视亦即对社会的批判性审视。应当从人类改造环境的历史来反思所有历史，以此界定包含差异的城市空间规划。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开启了政治的可能性，因为空间之间的联系、阶级斗争，分享着共同重要的结构关系，并且也为生态学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环境与社会正义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想象的可能。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以空间思维、逻辑实证方法即科学的方法，为城市空间、社会冲突、个体道德选择提供解释，为城市公正的规划和政策提供操作性的策略。同时他认识到，科学的知识、技术的独创性仍然是被社会地建构的，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在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本质和物质基础，透视不公正的根源，建立真正具有解放和变革能力的城市正义。
注释：
①(15)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p.226,pp.220-221.
②⑥ 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33,xvii.
③④⑧⑨(18)(20)(21) 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p.27,p.27,p.237,p.237,p.132,p.144,p.143.
⑤(16)(17)(22) David Harvey,Paris,the 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 :Routledge,2003,p.23,p.210,p.212,p.41.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22页。
⑩ A.G.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1969.
(11) E.Soja,“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70,pp.207-225.
(12) David Harvey,“Labour,Capital and the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in K.R.Cox,(ed.),Urbanization and Conflict in Market Societies,Methuen,London.
(13) David Harvey,“Last Days of Empire”,Socialist Worker,30 July 2005.
(14) 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Basil Blackwell,Oxford,1982,p.14.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26－328页。
(23) 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Blackwell,Oxford,1996,p.2.
(24) Buchanan,“What Kind of Redistribution Do We Want?”Economics 35,p.185.
(25) Yiftachel and Hedgcock,“Urban Social Sustainability:The Planning of An Australian City”,Cities,May,1993,p.140.
(26) 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1992.pp.58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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