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学论文,对中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百多年来，伴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发展，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进程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论著和成果。这一问题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对美国中国学整体发展史的研究和探讨。
美国中国学研究反思总结的一贯性
美国学者对自己所走过的中国学研究道路会经常进行回顾和反思。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他们对自己中国学研究状况比较早的一次回顾和分析，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一开始的所谓“中国研究”，谈不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只能说是一种对中国社会状况和文化的目击、关注和实录；20世纪以后，在欧洲汉学影响下逐渐步入学术正轨。但他们不甘心这种亦步亦趋的做法，所以他们的所谓总结和反思，颇有对此问题的批判和牢骚。
1928年1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出面组织召开了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接着1930年，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二次促进中国学会议。第一次有组织的美国中国学的回顾和阶段性总结，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代表作应该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①一书。这本书实际上主要是1930年会议的论文汇编，所收入的论文包括《美国大学和学院的中国学进步，1929-1930》、《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图书馆的中国艺术，1929-1930》、《在美国的主要的中国书籍，1930》、《远东研究的首次会议，多伦多，1930年4月》、《远东研究的第二次会议，普林斯顿，1931年4月》、《促进中国学研究会议》、《美国促进中国学研究组织的增长》、《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在海外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专家名册》，是对美国和加拿大中国学研究情况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虽然这份资料是描述性的，但却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北美当时中国学情况的最完整资料和信息。
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在中国天津做过一个演讲，题目为《美国的中国学》②，专门谈美国的中国学缘起。他对美国建国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作了比较详细的回顾。他认为美国一开始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西洋彼岸的姐妹国家”，“即便在人员方面也是这样”。他将1930年以前的美国中国学划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说，从1784到1874年，以购买一些中国艺术品和书籍著称，大多是小件珍贵物品，还有两本期刊的发展，开始对中国文学及文化有了科学的关注；第二个时期——从1870年代到1900年——以收藏对中国历史及民族有影响的种种资料而著称，其价值如伟大的艺术杰作。第二个时期也标志着在耶鲁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学的开始。”③当然他也怀疑，卫三畏或傅兰雅(John Fryer)是否有些许认真的学生。④
这一波的总结持续了一段时期。到40年代初，他们所作的回顾、清理和总结，应该是更具体了，有一些不错的建设性意见。1944年宾州大学图书馆杂志发表的题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未来》的论文，作者是著名学者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文章主要谈燕京学社的成立、国会图书馆中文资料的收集，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的中文图书的收藏情况。嘉德纳文章倒更强调中国学研究意义。他说无论世界性的灾难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至少会有一种善的东西来反对它，那就是中国：“美国大多数人都相当震惊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将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相似的前景。”
嘉德纳在文章中这样强调中国研究的意义不是偶然的，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全美国的人更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段时期的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强调，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们倍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中国观也较之以前有了重大变化。《远东季刊》卷7第2期(1948年2月)上发表卡梅伦(Meribeth E.Cameron)⑤《美国的远东研究》一文体现了这一时代呼声。作者是应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要求撰写的，讨论了战前情况和战时发展，对其走向趋势进行预测。他充分肯定区域研究的意义，也有对区域研究前景的困惑：“从最好的方面来说，区域研究能给学生有关东亚或其某一主要分支的宽广视野和知识背景，一种与他们因生于其中、长于其中而获得的对西方文明的总体理解相当的对东方文明的理解。最差的可能是，区域研究陷入浅尝辄止，学生们对于东亚的每个方面都知道一点儿，但对任何事情都一知半解。”⑥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好区域研究的困境。诚然，1948年的他是无法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但点出了美国中国学未来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和欧洲传统汉学不一样，美国的中国学相对受现实的牵制和影响更大。美国和中国的内政、中美关系、国际发展大格局的变化，都会影响其发展。相应的，也会有学者和相关部门出来对美国的中国问题走向作出判断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成为当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分水岭，恰恰相反，这一重要事件导致美国政坛的右翼分子对中国学的严厉打击和贬压，麦卡锡主义使费正清、拉铁摩尔等重要的中国学家受到政治迫害。就是麦卡锡主义以后，也很少再有学者愿意从事这一研究，人们从中国学领域“落荒而逃”，“不仅外交部门如此，学术界也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学现状的一次重要分析，不是学术界人士做的，而是基金会人士进行的。他们深感中国学研究的落伍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危害，下决心展开现状调查与分析。福特基金会的兰格(Paul F.Langer)先生就受命从事这一工作。他认为当时美国中国学还是汉学家的独占领地，现当代中国的研究相当薄弱。他认为应该更多研究西方影响中国以来的历史，更多培养和训练地区问题的研究专家。他认为现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资料条件相当差，没有足够的研究工具和工作词典，就像《新华月报》这样的杂志也没有全本的，当时美国大概只有不到100个学者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且其中一半的人还是在研究这个国家的过去，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在远东研究方面缺乏领导力量和全国性计划，而中国作为共产党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⑦这份报告撰写于1955年，很快引起福特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的关注，为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颁布和尔后美国中国学的大跃进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兰格的这份报告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是应该注意的一项重要研究。它为美国的中国学走出危机起了重要作用。而在美国中国学走出危机、步入崭新的发展期以后，新的总结和反思文章包括论著也出现了。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堪称当时反思和检讨中最有分量的著作。
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的颁布和福特基金会大量资金的投入，刺激美国中国学研究重兴高潮，这份关于中国学研究的新的调查和分析报告是应福特基金会的要求撰写的。这份调查，主要对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包括对各项资金的投入、中国语言训练与设备的变化、教学研究队伍的发展、研究项目和学科建设、研究环境的改变等多个方面的分析。由于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资助辐射其他一些地区，所以这份报告还涉及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学状况的考察。这份调查以十分翔实、可靠的数据，回顾和分析了这些年美国中国学的进步和发展。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中叠见作者识见，高屋建瓴，颇多精辟之论，是了解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文献。⑧费正清、鲍大可(A.Doak Barnett)等重要中国学家认为这是一项有长远学术价值的权威成果。⑨
学术史的反思成果往往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成正比，学术研究成果越多，相关的反思总结成果也越多，反之则相反。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应该是在中美关系改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而国际学术思潮诸多模式的活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30多年的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各项反思和总结成果也增多，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时期。斯坦福大学的马若孟(Ramon H.Myers)、墨子刻(Thomas A.Metzger)两位先生同撰的题为《汉学的阴影》一文是比较早的反思文章，发表在1980年春的《华盛顿季刊》⑩上。他们把当时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分为“革命史”、“思想史”、“社会和政治史”、“经济史”、“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等几个大块，分析中国学著作的出版及其利弊，介绍颇为详尽。他在研究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对象；对中国现行政策和政治的了解，更需要建筑于对其历史和社会状况合适理解的基础之上。两位作者更多地从国内学术发展的视角，探讨以后研究中应该重视的问题。类似的文章，当时有一批。
199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主编了题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1)一书，这是对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全面总结性的论著，收入《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中国经济研究》、《新汉学家的中文训练》、《当代中国研究的图书馆资源》、《学术交流和美国中国学》、《面向21世纪的美国近代中国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图书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其中的每一篇论文都可以说是用心撰写的，像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题为《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一文，探讨了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状况，对每一段时期的中国学研究的状况、突破点、存在问题，都有十分细致深入的分析，迄今都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中国学回顾与反思的重要突破。事实上，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成果之丰富和多样性，已经使专家个人很难完成对它的全面回溯和总结，集体性的编撰和研究便是一种期待和选择。这样的成果形式以往不多见，因此也成为美国中国学回顾研究中的新格局、新气象。我们高兴地看到，仅仅十多年，又一个新成果出现了。2011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华裔学者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研究——概述、教学及文献资源》，正式由中国内地的中华书局出版。
较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北美中国研究——概述、教学及文献资源》所涉及的学科和问题更多，选入的文章如《北美大学中国研究专业设置历史与现状》、《美中文图书馆简史》、《北美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史文献考察》、《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及其文献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国东北与日本的近代历史文献》、《北美中国妇女研究文献资源综述》、《美国中国法学资料的收藏与概况》、《美国中国古典及现代作品之翻译述评》、《北美中国艺术史研究文献资源概述》、《电子资源在北美中国学界的应用和影响》、《中国人口、经济与环境研究资源暨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介绍》、《英文中国学研究期刊：30年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亚洲研究网上资源》、《从博士论文资源看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等等。《北美中国研究——概述、教学及文献资源》表明，这是一个涉及更多学科领域的有关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包容了新世纪诸多新科技手段和方法的运用及其重要相关信息。据知，裴宜理、叶文心、罗友枝(Evelyn Rawski)、艾尔曼、伊维德(Wilt L.Idema)等很多权威学者贡献了成果。这些论文的内容还表明，每项成果都是在精心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成，是一份体现世纪之交北美中国学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成果。
形形色色的反思和总结
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体现发展进程和特点的反思总结是不断的，而这些反思和总结是由许多学者来具体操作和推进的。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理念和目的的学者，反思和总结成果也是不一样的，但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反思总结链，这一点，尤值得研究。
有一种总结，从学术和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及其国家利益的双重需求出发，指明了美国中国学所处的学术地位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这一发展与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存在的差距和矛盾。这一类的总结往往是关键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20世纪初，耶鲁大学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教授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应该就是这样的反思和总结。从1918年到1930年，他至少有三篇论文探讨了当时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问题，这就是1918年的《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1922年的《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1930年的《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12)在这几篇文章中，他首先梳理了截至他那个时代美国中国学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学术成果，并对国际汉学发展的新动向也作了观察和分析，注意把美国中国学界领域的成果放到当时国际汉学界所取得成果的大背景下考察。他认为美国中国学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应该注意到欧洲汉学家的影响和作用。他认为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Berthold Laufer)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贡献十分巨大，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格局。他同时认为美国本土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也有出色努力，贡献同样卓越，令人羡慕。他还特别提到1928年燕京学社的成立和美国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创建，认为这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的大事。20世纪初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正从早年的目击实录的框架模式走出，如何形成美国式的中国研究道路，是他们试图探索的一个方向。赖德烈的总结实际上试图做好这一工作。他的努力无意中也为后人留下了认识当时美国中国学状况及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诚然，当时中国学的发展绝非单纯学术取向的，所以他的系列文章更郑重强调中国文明研究的意义。他在文中写道：“几乎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通过文化影响人类的很大部分，也几乎没有国家在这么多的世纪里统治了地球上如此众多的人民和如此富饶的一片土地。”他告诫美国学术界人士，更告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应该高度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强调这是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与人类文明交流的重大探讨。在当时这是不同寻常的，很少有学者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还有一类探讨，比较侧重于对历史上学术事件的总结，其基本着眼点是存史。这一类的专门研究讲求对历史事件的完整回忆和描述，内容特别详细，是美国中国学反思回顾中的精品档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Talor)教授的《特别报告：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13)就是这样一份重要成果。这是应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要求而写的总结报告。主要回顾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情况，包括成立背景、过程，成立后的工作、主要贡献和成绩等。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美国当代中国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事件，这一机构的成立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全美国还处在麦卡锡主义肆虐后的阴影中，在如何复兴美国中国学、整合全国的研究队伍、切实开展好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向到现代中国学研究，困惑更多。戴德华的这份报告，十分清晰地回顾和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他特别详细记载了由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法学等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模式，实际上妥善解决了早在40年代开始区域研究时就提出的如何深入开展这一研究的难题。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最为完整的回忆和研究。
由传统汉学研究转向区域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探讨、反思和总结的文章相当多。有的文章，并非戴德华注重于系统总结的模式，而是以讨论和争鸣的形式出现，不过这也成为美国中国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总结和研究。1964年《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探讨中国学研究理念的文章(14)，就属于此类的研究。这组论文，主要探讨如何使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化，以及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一批重要的中国学家如史华慈、列文森、芮玛丽、施坚雅、萧公权、崔瑞德、墨菲、牟复礼(Frederick W.Mote)等都参加了。与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很相似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加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传统汉学的格局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而区域研究的推进又要求中国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全面结合。这组文章就是这一研讨的实录。它所围绕的几个话题都十分有意义，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能为历史做什么，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做什么，汉学的完整性，“狭义汉学”与“广义汉学”、汉学和社会科学的孪生兄弟关系、学科拜物教等问题。这场讨论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理论基础，也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廓清了思想，扫去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还有一类总结属于十分专门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的探讨，是对中国学发展进程中一段历史时期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宏观反思和探讨。这一类的总结不多，但非常重要，是长久发挥影响的学术研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属这类研究的代表作。这本著作的重要内容，是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观进行回顾和考察，是对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中重要历史观点演变的探讨和反思。这本著作表示了对费正清“冲击—反应”论的不同意见，认为受费氏学术观点的影响，芮玛丽、列文森、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重要中国学家都响应和参与其中，产生了一批以“冲击—反应”论为主要历史观的中国学研究专著，低估、甚至看不到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身内在的发展机制和动向。不过这样的历史观，随着后起的美国中国学家的崭新努力正在得到改变，“中国中心观”正在取而代之。他认为施坚雅、魏斐德、孔飞力等学者是“中国中心观”的实际奠基人，是推进“中国中心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学者，美国中国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时期。柯文把他所认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归纳为四个要点：其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其二，开展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其三，“纵向分解”中国社会；其四，欢迎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介入中国研究。柯文的这一探讨和反思，与赖德烈、林德贝克等前辈学者相比，区别显然相当大，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进程的一次重要学术反思。尽管美国的中国学家不一定都接受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柯文后来也对这一学说提出自我批评，但他所作的这次总结，客观上是美国中国学界由“西方冲击论”向“中国中心观”转变的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检讨，深刻影响了美国中国学界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认识。这是美国中国学史上一次十分深刻的学术反思。
对于此类重大研究理念和理论问题的探讨，美国中国学家特别重视，刘广京也有过专门的论文(15)。作为与费正清同辈的学者，他看问题的立足点相当高。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际上经历过费正清“西潮冲击论”、列文森“历史遗产论”、芮玛丽“传统障碍论”等几个具体的理论模式，尔后才出现对费正清模式批判的新方法、新理论。他认为史华慈、张仲礼、何炳棣、萧公权、魏斐德、孔飞力等学者的著作和理念，都是对“西潮冲击论”的修正。所谓“民族觉醒论”，是对当时中国国情下自觉自愿新趋向的研究，与历史遗产的“内在动力论”有很大区别。不过仅仅讨论“民族觉醒论”也还是不够的，他强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事实上的中心问题“又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关联处了”。刘广京长柯文13岁，和费正清一样，是伴随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一路走过来的人，他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这些模式和理念演变的分析是他的切身感受和领悟。我们往往重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却不注意或忽视刘广京的这一非凡研究。刘广京的这一十分细腻的探讨，是了解20世纪50至80年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重要文献。
由刘广京、柯文的关系，引起了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发展代际问题的关注。事实上，有学者确实关注这一问题：几十年下来，美国中国学所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延续下来的，每一代学者之间所关注问题的联系和差异，每一代学者的社会和学术背景的变化和特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做过这一探讨，他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一文，注意从这一视角探讨美国中国学的梯队演变问题。这是他1980年到中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邀请所作的学术演讲，当时目的就是向中国历史学界同行介绍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史学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他希望自己的“三代说”最能概括近三十年来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情况。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为代表，重点进行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的研究；第二代以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施坚雅、魏斐德、孔飞力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裴宜理、周锡瑞等学者为代表，主要开展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等方向的学术研究，对象“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第三代学者的研究“影响更为深远”，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潮流。这是一份难得的学术总结，是一份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独特探讨，开阔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现在的所谓“四代说”、“五代说”，实际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
今天、也即世纪之交的情况而言，美国中国学家反思总结的很大特点，就是进入到具体、深入的学科和研究方向的总结。而这种具体总结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研究已经比较兴旺，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二是确实出现了自我反省和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两点在1980年代以前都是不可能的，近二、三十年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多个学科有了比较长足的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方向、方法和道路的选择。
这一类反思总结成果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研究细致，仅仅一个分支方向就会有很多篇回顾总结论文。如中国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论文就有很多，像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和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王政《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姚平《中国古代史中的宗教与妇女研究》、程为坤《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等等。这些反思文章注意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中国妇女史、性别史、身体史研究的发展作回顾和分析，尤其注意总结女性史崛起的原因、特点及其相关主要理论，多视角探讨和解释学者们观点的发展和演变。美国的新清史发展没有多少年，但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也已不少，如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新清史》、盖博坚(Kent R.Guy)的《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欧立德(Mark C.Elliott)的《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柯娇艳(Pamela K.Crossley)的《新清史研究的历史与理论》等。研究者质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而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是否也需要拿出来重新检验。这些着重于新清史研究形成背景探讨的文章，显示出美国中国学反思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问题意识。
似此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讨论比较深入。类似的反思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城市史、书籍史等诸种问题的探讨。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文章是华裔学者卢汉超撰写的，题目是《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16)。文章注意把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划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对其发展走向进行分析。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是1965-1985年，是从农村到城市，以城乡关系研究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5-1999年，是以上海史研究为主的时期，成果特点可以用量大、题广、质优六字概括；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是一个全面开花时期，中小城市进入视野。他认为从大城市研究到中小城市研究，顺着“由上到下”的轨道发展，这也许是美国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文章试图从美国中国城市史演进阶段的探索，寻找其间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城市史研究的又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探讨和反思文章也很多，傅高义、何汉理、李侃如、裴宜理都撰写过。裴宜理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17)的文章表明，他们越来越强调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中国问题的深入考察及其问题意识，以应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的复杂局面。
相对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重大思路和理论的探讨，这样的具体学科方向的研究和总结，显得更具体、更实在，也更应该引起注意。
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从整个历史演变来看，确实和欧洲汉学有区别，它是融现实问题探讨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学问，注意吸收中国国学的治学格局和研究理念，继承欧洲汉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又充分吸收和发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模式。它的近两百年的发展史并不平坦，道路可谓崎岖曲折，能有今天的状况颇不容易。应该充分注意到一批专家学者在它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学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及其研究成果的及时回顾、评点和反思，对它整个发展是有益的。形形色色的总结和反思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剂。
从回忆录和文献中发现历史
从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研究道路的总结和反思中去研究他们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捷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更多别的路径去寻找他们的反思轨迹。美国人的有些回顾和反思，并不在上述的那些专篇论著中表述出来，而是深寓于相关的撰述中，包括回忆录与相关文献档案。这是我们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又一问题，也是研究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方法。
有一些研究者，在世时并没有留下很多的思考和材料，但他们的后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文献和资料，整理出了一些重要专著，这就为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学史的相关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条件。
像这样的个人传记和研究传记有很多。比较早的有《卫三畏生平及其书信》，这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儿子卫斐烈(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所撰，引用了他父亲生前与裨治文等中国学家以及家人的大量书信资料，全书对于了解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的成就与卫三畏这样一位重要汉学家有重要文献意义。类似的著作还如威廉森(G.R.Williamson)的《雅裨理回忆录》(1848)、裨治文夫人的《裨治文的生平与事业》(1864)、史蒂文斯(George B.Stevens)的《伯驾的生平、书信与日记》(1896)等。关于早期传教士和中国学研究的相关传记，今人雷孜智(Michael C.Lazich)还写过《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一书，这也是了解早期美国中国学的一个不错成果(18)。这是一篇博士论文，为完成这一研究，作者花巨大精力查阅了裨治文致美部会、《圣经》协会以及诸多亲戚朋友的大量书信，奔走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等多个图书馆和档案馆。像这样的精心研究著作还有如汉学家柔克义的传记，这些集中了丰富史料的研究，成为了解和研究早期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力作。
有些著作，并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版，但因为主编者的用心安排，倒也成为了解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文献。《萧公权学记》(19)是纪念萧公权110岁冥诞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粹，主编是汪荣祖、黄俊杰教授。两位都是萧公权的学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萧公权弟子中颇多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怀念文章，真情显露，溢于言表，对其老师的贡献有详细描述与评价，无意中成为了解萧公权和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难得史料。
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类回忆录不是后人整理的，而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希望为后人留下一些重要历史记忆和史料。这样的回忆录和专著更有针对性，往往涉及美国中国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包括学术争论和学术理念的讨论等。传主试图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和反思，揭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与特点。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研究。1966年出版于纽约的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bur)的个人自传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题目是《我生活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传》(20)。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重要中国学家，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反映美国中国学的基本轨迹。全书内容十分详尽，相关照片和图片资料也很多，从中能发掘很多重要历史信息和问题。
在这方面，费正清做得尤其好，他很早就开始考虑存留资料及对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反思。《费正清自传》是他自己撰写的，1982年在美国出版。(21)这是他对自己一生近50年中国学研究生涯的回忆。凡他所经历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大事件都有回顾，像区域研究推进的过程、麦卡锡主义事件、东亚研究中心成立、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成立等等。这本传记的“前言”写道：“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试图了解中国。随着有关中国的知识面的日益扩大，我也渐渐感到我对于她的无知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大。尽管疑窦百出，来不及解答，但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努力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与此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22)“前言”还写道：“恰如历史学家们所坚认的，在他们所撰写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也都存在着他们自身所作的‘贡献’。这种想法使我觉得，我应该写自己，而且我也希望这样做。”(23)他说，希望这本传记“能提供一些有益的看法”，我们日渐感到“有必要获得一切我们所能获得的知识和情报”(24)。他的目的应该是达到的。当然，费正清是特殊的人物，他在世时还支持了关于他个人传记的撰写，这就是由保罗·埃文斯(Paul M.Evans)撰写的《费正清看中国》(25)。费正清确实全力支持了他，作者得以查阅费正清家中和办公室的全部私人文稿，包括藏于档案馆的专业论文，所有的书信、报告、剪报、照片加起来多达25万件。作者称：“我打算呈现出最接近他的职业含义的内容，并试图探究在价值观、经验与环境之中的一些相互联系，这种环境不仅形成了费正清对现代中国的认识，而且也形成了他渴望领导的那个较为广泛的领域。”(26)《费正清看中国》的成就，在于通过对费正清一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到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中国学的全过程。
华裔学者方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著作。如何炳棣自己撰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7)，其中有一半以上篇幅是“海外篇”，介绍了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即在美国中国学界的交往，以及一些在美国中国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的酝酿和形成过程。《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写道：“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他说，“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28)他十分清晰地表述了自己撰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9)也有相当部分涉及美国中国学的问题，如与费正清、芮沃寿、傅路德等中国学家的交往，美国的中国学教育和研究以及他本人的历史观演变等诸种问题。
在美国中国学进程中，华裔学者的贡献是巨大的，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华裔学者对自己经历的整理和回忆，应该是了解这段时期中国学进程的十分重要的史料，是美国本土学者的回忆所难以取代的。
除了回忆录，还有一种资料也是我们要十分关注的，就是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选辑。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了解美国中国学进程的重要史料。梁禾主编的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30)，就是很典型的一部。这是作者去世后，魏夫人根据丈夫生前意愿所编撰的一部文选。梁禾介绍说：“文集选入的文章出版跨度达40年之久，这4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翻地覆社会巨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历史研究史上，仅从关闭到逐渐开放档案文献这一点，其变化就非常惊人。”她说：“先生著述的前部分，是在中国未向外开放，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外国人很少能接触到档案史料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到了后期，情况则大有改善。所以，先生40年著述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史学的一个缩影。”(31)这里所说的海外中国史学的“缩影”，点出了这部文献的重要史料价值。这部著作集中了多位中国学家对魏斐德贡献的评点，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文选的意义。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说：“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魏斐德实证地指出了该领域存在的误解与盲点。通过分析关键问题、潮流与事件，他远远地超越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将中国史学研究引领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2)史景迁则评论说：魏斐德的明清研究论文，集中了他“三十三年的思考和写作之精华”，“给人对于魏斐德的想象、分析和叙述能力以全面的认识”。(33)周锡瑞写道：“伟大历史学家的论述，超越了研究史料的本身——我们可以从本文集的其他部分读到这类学术论述”，他说：“大师水平使他们能通晓自己领域的发展史，同时保持对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发展的认识，并须成为跨越政治和文化分野的学者”，“他把某一区域的相关研究和社会科学知识融合起来，并不断寻求同大陆与台湾地区、美国学者的相互切磋。这也是他运用多学科知识交叉的方法治学的明证。”(34)这些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不同角度的阐述，充分肯定论文所体现的魏斐德治学思想、方法和特点，贴切透现了魏斐德本人及其所反映的美国中国学经历。
诚然，有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进程中，就不断地进行自己学术研究论文的收集和整理，希望健在时就能充分发表，留存自己的研究成果、经验和体会，这也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一类重要文献。这里要特别提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钱存训先生的《中美书缘》(35)，此书是这一类研究的重要例证。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收入作者自撰论文12篇，附录5篇，还刊印多幅美国有关中国藏书的图书馆及其相关汉学家照片，收录各大图书馆有关中文藏书的数据和图表。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不仅是一些史实的记录和报道，也有部分个人的经历和观感，他强调近年来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了解，中国文化是其中重要一环。关于这本书的文献价值，许倬云在书的序言中写道，钱存训在美国学术界卓有建树，也培养和启迪了不少后起之秀，“这本书正是钱先生在美国从事图书馆事业和教研工作的实录，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由涓涓细流汇为滔滔江河的见证”(36)。
2003年，华裔学者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文集。论文集有两个专题：“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这是1990年代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粹。(37)收录有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周锡瑞、魏斐德、罗威廉、玛丽·兰金(Marry B.Rankin)和黄宗智等多位学者的文章，涉及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历史叙述方法等多个问题的探讨，反映了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前沿观点和学术理论。像这类探讨性质的学术论文集，在美国中国学反思类文章中占有很高比例。
历史的发展是丰富的、多元的，研究表明，仅仅从文献中寻找历史的原样是不够的。现今的历史学家也越来越注意从民间传说、口述资料、田野考古等多元的途径中寻找资料，尽可能多途径地完美描绘历史进程的原貌。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诚然，一些重要学者对中国学的历史有详细的回忆和描述，包括有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仅仅这些，现在看来也不够，会有片面之虞。历史是多元的，回顾和总结也会是多线条的，专家回忆录、诸类档案文献集都会存有大史料，我们在做此类专题研究时必须关注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也应该有所调整。
结语：珍惜并小心着
在对美国学者对自己的中国学研究道路回顾和反思成果作比较充分的梳理和分析以后，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首先，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对美国中国学史进程中的这些研究资料的把握和研究。《史通》、《文史通义》是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两部重要的回顾和反思性著作，不仅从中看到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探索，更看到对前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重要批判和反思，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史通》、《文史通义》这两部中国史学重要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也使我们体会到，寻找和探索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学研究道路和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成果的必要性。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他们这样的回顾和反思成果丰富，而且过程也未间断，类型和方法很多，积累重要体悟和认识，乃至颇多方法论的经验。他们所描述和分析的很多东西，可以使我们直接把握到他们研究的发展脉络，少走很多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很多总结和反思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和研究中的重要镜鉴。
其二，要注意用科学的、批判的、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看待、分析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现实和研究视角等多方面原因，美国人对自己的中国研究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也未必都正确，会有不少偏颇和问题。在当代中国研究的问题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对方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也往往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中国学者应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有针对性地对那些错误观点展开批判和驳斥。当然，也有属于双方交流不足的原因，造成对方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得出一些偏颇结论和浅薄之见，我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往往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者会因创建某种“新”学术体系的需要，“创造”出某些背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新解说、新框架，这更应该及时批评指出。中国学者绝对不能因为他们的所谓“新”而缺乏批判意识，更不能采取所谓“拿来主义”糊涂应对。用批判的眼光分析和看待这些舶来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
其三，不仅要注意利用好这些资料，完成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探索，更要撰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高质量的学术史研究专著。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已有近200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包括对自身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的成果。来自异域的对中国研究的这份自我反思和总结，是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借鉴和参考。我们提出对这份成果的重视，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学者对他们的中国学研究史的全面探索的成果，写出更好、更扎实、更科学的美国中国学发展研究史。实在地说，美国人目前也未必有自己撰写的完整的关于两百年中国学史的研究专著，这倒给大家提供了突破机遇。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中国，所以中国人有必要把他们迄今为止的研究史也写出专著来，即使不成熟，至少可以有面镜子。美国人研究中国学的过程，是与美国政治与远东发展战略、中美关系、中美学术交流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发展等诸种关系紧密相连的，这一研究史的意义不可小视。李学勤先生一直强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要做学术史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认知和见解。学术史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局，是影响全线的基础工程，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深信，在深入挖掘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调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提升我们自身学术水准和修养的基础上，一批批新的、有深度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史成果会涌现出来。
注释：
①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1931).
②该文在天津妇女俱乐部宣读，后发表于美国《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卷15第11期(1931年4月)。中译文收入朱政惠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傅路德：《美国的中国学》，中译文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1页。
⑤卡梅伦(Meribeth E.Cameron)，密尔沃基唐纳(Milwaukee-Downer)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并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与远东有关的论文。
⑥卡梅伦：《美国的远东研究》，原载《远东季刊》卷7第2期(1948年2月)，中译文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该段文字在第65页。
⑦转引自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⑧当时还有一本这样类似的著作：《一项关于中国学的评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1958-1975》，由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薛光前主编，1978年出版。内容也主要是对中国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反思。这本著作的前言题目是：“Chinese Studies:Why? What? How?”全书共四部分内容，对当时中国学的方法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学教育状况、资料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
⑨遗憾的是，林德贝克本人并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因癌症而撒手人寰，为此鲍大可为《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写了一段动感情的序言。
⑩Ramon H.Myers and Thomas A.Metzger,"Sinological Shadows:The States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Quarterly,1989,Spring.
(11)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rmonk,N.Y.:M.E.Sharpe,1993.
(12)三篇译文均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13)戴德华的这份报告载《亚洲专家评论》(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卷11第1期，1971年出版(Vol.1，No.1，Fall 1971)，中译文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14)该文原载《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年23卷第4期和24卷第1期，现翻译成中文，取名《关于美国中国学的一场学理探讨》，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并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15)这是刘广京来华的一份学术演讲，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后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16)该文是作者的一个演讲，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7)裴宜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原载《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Asia Quartly)1999年秋季号，中译本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18)上述图书中的多本，已经翻译成中文，收入由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萧公权学记》2009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
(20)China in my life:a historian's own history,Armonk,N.Y.:M.E.Sharpe,1996.
(21)《费正清自传》的中文版由黎明、贾玉文等翻译，黎鸣校，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2)(23)(24)《费正清自传》“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费正清看中国》1993年出版于美国，1995年由陈同、罗苏文、袁羡林、张培德译，袁传伟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6)《费正清看中国》“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2009年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9)《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30)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一书，2008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31)(32)(33)(34)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4、97、575页。
(35)钱存训：《中美书缘》，1998年由台湾文华图书馆资讯有限公司出版。
(36)钱存训：《中美书缘》“许倬云序”。
(37)其中，第一个专题实际上是1997年5月10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研讨会的部分论文；第二个专题是1992年5月9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论文，这一会议探讨了中国研究中的范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