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编目 关于中国标准书号在图书馆的应用——八年文献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目论文,书号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中国标准书号实施八年来，图书馆界探讨利用它的文献逐年减少，不可逆转，其中有关在采购查重上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问题和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的探讨这三类内容的文献数量较大，是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收集、概述和比较了该三方面问题的不同观点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标准书号在图书馆应用有其局限性的认识。
从1987年初至1994年底，中国标准书号在全国范围已实施了八年。为使中国标准书号在图书馆工作中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几年来做了积极的研究探索和实践，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本文试对这些文献做一些简要分析。
一、文献概况
1.内容分类与数量
笔者从1987年至1994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上收集到涉及中国标准书号这一主题的论文和资料（注：不包括仅论及国际标准书号（ISBN）的文章）共90篇。这些文献探讨的内容可粗略地分为：对中国标准书号的介绍；概论中国标准书号在图书馆的应用；在采购查重中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问题；关于中国标准书号的著录；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的探讨和探索计算机应用中国标准书号的问题。论及这些内容的篇目数量详见表1。
2.文献数量变化简析
八年间，涉及中国标准书号这一主题的文献总的变化趋势是，初期文献量骤增，而后逐年下降，其间虽略有起伏，但锐减势头不可逆转（参见图1）。
图1.文献量变化图示
1987年是实施中国标准书号的第一年，涉及该主题的文献就有11篇，数量起点很高。其背景是由于业务工作需要，图书情报界很早就注意研究图书代码系统标准化问题了。据笔者统计，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在图书情报学期刊上发表有关对国际标准书号（ISBN）介绍、探讨和应用实践的论文与资料已有40余篇。国际标准书号是构成中国标准书号的主体，有此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是年，人们自然驾轻就熟地就把笔锋转向介绍和研究中国标准书号的主题了，文献量高是顺理成章之事。随后的一年，文献量达到20篇，这是八年中的最高峰，其内容重点在探索把中国标准书号应用于图书采购和分类工作上。此后，文献量不断滑坡，虽92年略有反弹，但近两年来陡然下降，决无回升的趋势，其原因后文将有所论及。
表1 内容分类与数量统计
从内容分类方面看，介绍中国标准书号和论及中国标准书号在图书馆一般应用的文献最初数量多，而后很少再出现了；探索计算机应用中国标准书号的文献近三年才有问世，数量不多但很有发展前途；有关中国标准书号著录的问题要害是修改著录标准，故文献量从来不多。
相比之下，论及在采购查重上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问题和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的探讨这三类内容的文献数量则较大，除94年外，七年间不曾中断，其数量变化也就起伏不定（参见图2）。 说明几年来这三类内容一直是图书馆情报专业人员们探讨研究的焦点所在，故而文献持续不断地见诸专业期刊，以表达个人研究的成果和观点。
图2.三类文献数量变化图
二、集中探讨的三个方面
中国标准书号是以国际标准书号（ISNB）作为基本书号体系，以“图书分类——种次号”为附加项，对每一种图书均具有唯一性，可避免图书订购的差错和便于查重。附加项中的分类号对分类人员可起到参考作用。其十位数字定型定长编码结构简单、清晰，便于计算机处理，也唤起了人们用以统一书次号的联想，因此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对它的应用做了努力的探索。下述三方面是重点探讨研究的问题：
1.关于建立采购查重系统的问题
一些图书情报专业人员根据中国标准书号中的ISBN编号对每一种图书具有唯一性的特点，在工作实践中就以它为检索点编排采购预订卡查重补缺。目前的做法共有4种〔1〕，其名称各异（如称为ISBN记录卡（表）、登记卡、采购查重手册等），格式和项目也略有差别，但都是在卡片上标有ISBN编码和一个数码表，以ISBN编码为检索点，排序的方法分为书名号法和图书分类——种次号法〔2〕。其优点是查重迅速； 便于携带〔3〕。但持异议者对此种做法列举了六大缺点〔4〕，概括起来是：查全功能不全，无法反映“同书异号”（即同一种书因版别不同、装帧不同或出版社不同而标有不同的书号）的情况；咨询功能不全，不能查询具体书名、著者和书价等，并且不能及时做出版更正。
为了克服标准书号预订卡的不足，有人提出〔5〕， 可以把书名预订目录和ISBN预订目录结合起来，编排一种混合式图书预订目录，因为二者的优缺点恰可互补，可弥补各自的不足。也有人提出在采购目录前用ISBN卡作导卡可以克服两种预订卡单独使用时的缺点〔6〕。 这两种办法都可值得借鉴。
从工作实践来看，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代码建立一套图书采购查重系统是可行的，若把它和书名预订卡结合起来互补使用似乎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不过这种方法也并非至善尽美，例如它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大型图书馆很难采用，只适于中小型图书馆。
2.关于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问题
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对中国标准书号中的分类号的一致评价是归类准确率不高，差错率大约在7.5%与15%之间〔7〕〔8〕。 其常犯的差错有：（1）出版社以其专业属性归类出版的图书；（2）交替类目使用不当；（3）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类目混淆；（4）相关类目混淆；（5 ）隶属类目混淆；（6）总论性类目与专论性类目相混；（7）图书内容与用途相混；（8）综合类目与一般类目相混；（9）因疏忽而造成失误〔9〕。
分类号归类不准的原因可归纳为：（1 ）国家标准规定出版社使用《中图法》只是“参照”而已，放宽了出版社执行《中图法》分类标准的力度。（2）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只使用《中图法》的一、 二级类目，易使出版社分类人员归类图书时只注意这两个大类而忽视了对整个分类体系的把握〔10〕。（3 ）出版社主要使用分类号做内部分类统计和方便图书的销售陈列工作，因而分类人员认为分类粗略和稍有瑕疵无关紧要。（4）出版社分类人员业务水平欠佳〔11〕。
关于如何解决分类不准的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1 ）出版社要重视图书的分类工作，设置专人负责分类。分类时应以《中图法》的分类标准为依据，以使归类准确，达到标准化。（2 ）出版部门要做好分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3 ）也可设专门机构承担此项分类工作或承担审定分类工作〔12〕〔13〕。此外，有人另辟蹊径，呼吁将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改作在版分类号，认为这项工作比在版编目容易实施〔14〕〔15〕。
笔者认为，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归类不准确有可能对图书馆分类人员产生误导，干扰归类思路，所以它只可供参考，而不能简单照录。分类号不准确使中国标准书号这项国家标准有失标准的价值，妨碍了图书出版部门与图书情报部门统一图书归类，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图书情报专业人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希望能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
3.关于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的探讨
书次号是排检同类图书的整序号码。有人统计〔16〕，目前关于书次号编制方法共有7类25种之多，书次号确有必要规范化。
设想利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提出或赞同把中国标准书号用作书次号〔17〕〔18〕〔19〕，设计出“出版者号+书名号法”和“出版者号+种次号法”两种方案，其中“出版者号+书名号法”是主要方案。其优点是：易取（来自图书固有特征）、易记（纯数字，不受字音影响）、定号快（不需要给号工具），具有唯一性。而反对者则认为该方案的致命弱点是数位过长，不符合编制书次号应简短这一重要原则；它的“唯一性”特点也有负作用，会使“同书异号”的出版物“同书异处”，反而消损了其简易性的优点〔20〕〔21〕〔22〕。因此主张规范书次号要“走国外共行的道路——著者号”的办法。然而有人撰文认为〔23〕，国内外的各种著者号码表也都有一些不足之处，并通过比较说明，用中国标准书号作书次号除了号码较长的缺陷外，其他方面均优于现有的书次号。
笔者认为，设想把中国标准书号用作书次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数位长这一公认的事实大大削弱了它的实用性。至于如何消除重号，则有待于工作实践的证明，所以目前很难表明把中国标准书号用作书次号是一个理想的方案。有关研究认为〔24〕，国外经验和国内40年书次号研究都说明，著者号有着广泛的实用基础和发展前景，它是书次号标准化的方向。
三、对中国标准书号局限性的认识
从图书情报界对利用中国标准书号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把它应用于图书馆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
1.利用标准书号建立采购的查重系统，查重功能不全，无法妥善解决“同书异号”的查重问题；它的独立使用功能有限，仅限于单向检索，因此只可辅助使用。
2.中国标准书号的分类号准确率不高，分类功能有限，与图书馆的分类要求差距很大，只可略作参考。
3.因其编码位数过长，也无法处理”同书异号”出版物的排序问题，所以目前尚无实践证明中国标准书号是可用作标准书次号的理想工具。
中国标准书号的这种局限性并非偶然产生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首先，制定标准书号的目的是为图书出版部门开展高效率的业务工作，而非为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这种图书代码的编制是在充分考虑出版部门需要的前提下制定的，关于这一点，在国家标准《GB5795——86中国标准书号》中已有明确的说明。把它用之于图书馆业务工作，只是利用它在编排上的某些特点，被动地适应它，因此必然要受到它的约束。
其次，使用这种编码系统必须得到计算机的支持才能有效。目前图书馆业务工作主要还是手工操作，在这种条件下就想利用标准书号去解决许多业务环节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最后，从图书馆业务工作角度看，“同书异号”现象是中国标准书号的“死结”。其原因是出版部门与图书情报部门对图书的“种”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出版部门视图书外部形态（版本、版次、装帧等）不同为不同种的书，给不同的编码，而图书馆却把同作者同书名的书看作是一种书，而忽略它们的装帧或开本。因此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看就产生了“同书异号”问题，这是无法根除的“顽症”。
所以，在不能从本质上改动中国标准书号结构的情况下，试图使之成为满足图书馆某些业务工作的有效工具必然不会收到极佳的效果。对此，有人早就指出，“ISBN（笔者注：中国标准书号的主体）主要是为图书出版和贸易而不是专门为图书馆设计的，因此图书馆在应用ISBN时所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往往要更大一些”〔25〕。
图书情报专业人员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和探讨，已逐渐认识到把中国标准书号应用于图书馆工作的局限性再所难免，对它的期望值已大为减小，所以近年来有关该主题范畴的文献大幅度下降实属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由此可预料，在图书馆普及使用计算机之前这种状况难以有较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