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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1－F0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420（1999）05－0047－06
时至今日，大凡知道中国有光辉的哲学思想成就的人们不乏，而对中国古代光辉的经济思想成就有所了解的人即便是在中国经济学界也不甚多。一些人只略领会祖国古代似乎有一些足值称述的经济思想，但很少有人敢于设想将它同西方国家经济思想比较。难怪西方学者自诩：“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1]
其实，中国至迟自周王朝起，就已形成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的封建王国，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其间除几次短期分裂外，中国社会经济保持着较长时间的持续繁荣。自七世纪以来，这种经济繁荣曾吸引了数十万阿拉伯及波斯商人前来聚居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哲理理解这种古代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经济思想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这种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那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可理解的经济的斯分克斯之谜。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胡奇窗就依据马克思这一哲学原则推断已具有三千年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中国人民就有表现出“天才和创建”，存在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并有足资珍视的经济思想成就，不过，从17世纪起，中国型经济思想基本上趋于凝固，缺乏突出的发展；相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却蒸蒸日上，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相形之下，中国型经济思想愈来愈落后于世界水平。
今天，重温中国历史，进一步发现在古代中国有不少蕴藏至深的市场经济思想成就。
1、《周礼》中的财政负担平均思想和市场管理原则
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战国， 有一则文献——《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价值的经济地理著作。在财政经济思想方面，它记载的财政征课体系反映了负担平均原则。这种财政原则在《周礼》一书中也有反映。如“轻近而重远”，因为近于王城的居民的劳役负担较重，故“轻近”和“重远”，这正是反映了负担平均之意。《周礼》以往总认为是西周初周公制，近代学者根据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而定其为战国时代之作。可见，关于贡赋负担平均的思想，我国古代最迟到战国时期已被普遍重视。从秦汉帝国起，至少在理论上一直成为各代封建王朝公认的财政原则。其原因是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王国中，平均负担的原则无论对封建国家或对贡赋交纳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统治阶级。 然而， 这种财政平均负担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直到公元755年德国官方学者尤士惕（GUSTI）开其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才成为举世闻名的财政原则。
《周礼》中的市场管理原则记载在《地官》、《司市》条里：“凡治市之货贿、六蓄、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糜者使微”。这是说管理市场商品流通的原则是要运用官府干予和市场价格的作用，使断庄的货品恢复供应；质量厚实，于人有利的货品更加丰富，行苦而不利于人的货品不能出售，侈糜的货品需使减少。这样的市场管理原则，现在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不管《周礼》成书于何时，也不管西方经济由自化市场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演讲或者中国当今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均不会降低其价值。
2、墨家的价值概念和价格随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
战国后期的墨家思想中有关于价值概念的表述。
《墨子.经说（下）》有这样一段话：“为非以人是不为非。 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屦以买不为屦，夫与屦也。”[2]其意思是说： 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也就不一定是合理的了。如以“夫”与“屦”为例：倘若使一个普通人做一双“踊”（意即被刖足者所穿的鞋），那就对这个人没有什么作用，惟对刖足者还是有用的。如做成为屦用来交换的物品（“以屦为买”）那对做屦者来说就不成其为屦了，但对别人还是可以作屦用的。也大致在相同的时期，古代西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以“鞋”为例来说明一种物品有两种用途是可以用来交换别的东西。[3] 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常说的所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就是经济学术语赖以产生的依据，马克思对此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奇怪的是这两个类似的价值概念不仅发生在相同时期的古代，而且所举的例子也使用了同样的东西——鞋。由此，我想到，为什么就不可以在今后的教科书中修改价值概念的起源，非从古希腊谈起？
墨家关于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见如下表述：“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4] 其意是说：在交易（买象征交易）中是货币（“刀”）与商品（“籴”以购进粮食象征商品买卖）相互体现对方的价格。如果货币贬值（“刀轻”）了，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也不算贵。相反，如果货币升值（“刀重”）了，则商品价格下降也不算便宜。法定货币（“王刀”）是不改变的，但商品价格则要不时改变。如果商品交换价格年年变动则货币价值也年年变动。后期墨家的这段话，反映了不少可贵的货币观点。
首先，“刀籴相为贾”表明他们肯定货币是商品，也有其价格，而其价格是以商品来表现。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比一般只将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其次，所谓“岁变籴，则变刀”，就不能理解为经常市场价格的变动而改行新的“王刀”，因为前面已提到“王刀无变”。所以这里的“岁变刀”必须是王刀价值的变动，用现代经济术语来说，即为货币的购买力随物价的变动而变动，此外，所谓“刀轻”或“刀重”，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特有的轻重理论在货币流通中的应用，与世界经济思想无关。
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在欧亚十六、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出现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察觉，而货币购买力概念的明确运用，那是本世纪之初的事。至于强调货币也是商品这个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政经济学中特别强调的观点。墨家的货币思想当然是比较粗疏的，但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就极不容易了。
3、公元前五世纪的市场价格理论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关于处理市场价格问题的记载：“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一段记载的大意是：“粜”（此指粮食价格）如每“石”低到二十，则害于农业生产，上升到九十则不利于工商。如果工商受到制约则财富不被私人聚敛，那就对农业和工商业均有利了。采取这样的粮食价格政策（“平粜”），定会便于社会商品流通，使市场上的货物不致缺乏。这才是管理国家的好办法。
据说，这一市场价格政策的卓越之处，连解放前从事先秦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们均未发现。过去宣传封建时代的平籴政策的人们，均致力于粮食价格的稳定，特别是不希望其价格上涨。
其实，这个价格政策思想，有突出的两点：
第一、是从粮食价格的变动对农、工、商三大社会经济部门的影响出发，而不是只考虑农民和一般农业消费者的利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来，这应该是更正确而又较全面的观念。
第二、撇开它的计量单位的具体数字，这个价格政策的基本精神不是追求一个稳定的粮食价格，而是要求市场的粮食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波动幅度之内，如所谓“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
应当看到，这里说的是粮价，但那个时代，其意义远不在于粮食，相当于一般物品的价格水平。这种价格政策在数千年来的旧中国很少有人领会其精义及其妙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后还向往一个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无论在国际市场或国内市场上均作如此世观。至于一定限度内才接受了客观实践的教训，被迫接受下来。
可喜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人们已更多地注重了这一市场价格思想，自觉不自觉运用着这种经济思想的光辉透灼。
4、《管子》的市场价格均衡运动和差别价格概念
市场价格均衡运动是《管子》的轻、重理论的核心。
《管子》的作者认为任何商品价格的波动均象钟摆的运动一样，是自发的或人为的不断由重到轻（即由贱到贵）或由轻到重（即由贵到贱）的反复过程。它与近代政治经济学中教科书中的价格均衡理论最不相同的一点，在于近代均衡论是将稳定的均衡点上的价格看作是人们所向往的价格。相反，《管子》的作者决不要求稳定的均衡，而是要求不断均匀的摆动，因此，商品的价格也决不能固定不动。即《管子》所谓：“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因”。[5]可以说， 宁愿市场价格在一定的幅度内不断地上下波动，而且更多的场合是人为使其波动。这主要是由于《管子》作者认为“岁有四秋”，则农产品在各季节中的价格天然地高低不同，故“物不得有常固”，不能使物价固定不变。当然，封建国家在人为地促使价格波动的过程中也可以获得相当大的财政收入。
但是，《管子》作者决不是专门为了获取封建财政收入，才人为地使物价波动；而是在首先肯定物价必然自发波动的客观基础上，才人为地调节其轻重关系，从而运用它为封建财政服务。
据考察证明，单从均衡分析这一点来说，在十九世纪洛桑学派出现以前的欧洲，似乎还不曾有人作过价格均衡运动的分析，到现在均衡分析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广泛运用的经济理论之一。而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中国就已形成具有较周密而体系完整的轻重（即均衡）理论，应该是值得自豪的。
《管子》的差别价格概念。在《管子·国轨篇》有一段话：“柴茬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宦家厚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上立轧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这是说只要交纳一定租金即可入山川采伐各种木柴。惟对建筑材料及作棺椁用的木材，须按使用者的贫富条件实行一种差别租金制度，即富者出重租，贫者出轻租。
《管子》并未把租金作为均贫富的财政手段，主要是施舍小恩小惠以笼络贫苦劳动人民。这里所谓“租金”事实上是一种木材价格。所以，差别租金事实上是差别价格（paice discvimination）。它的特点是对同样的产品可以要求不同的价格。这样的差别价格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较普通流行的新经济概念。而在《管子》一书中这种同义语的价格概念绝不是个别，诸如《轻重（丁）篇》云：“君守布，籍于系，籍系抚织，再十倍其价”。国家已掌握了布，只需征收麻税即可使丝织品的价格上涨。同样道理，也可以“籍于布而抚之丝”，即重课布税而影响丝价，使之上涨。
总之， 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术语来说， 实是一个相对价格（relatiue price）的问题，即一定商品价格的变化可以影响别的一些有关的商品价格也随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样的相对价格概念在奥国学派出现以前是少有人提及的。
5、桑弘羊的平准措施和大规模生产经济
在公元前110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 桑弘羊曾在京师创行一种“平准”措施。设立“平准”的理由是：“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即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6]由此可见，“平准”是一种物价稳定机构。 桑弘羊设立“平准”的指导思想的特点，在于他不象一般封建时代思想家那样把封建王权作为唯一的法宝，而是利用市场价格的自发作用来稳定市场价格。其具体措施是：由国家掌握大量实物，在市场价格大跌时，由国家向市场收购。这样一来，既可以稳定市场价格，保证物资供应，又可以防止奸商操纵物价，而封建财政又可籍此获得一部分收入。桑弘羊推行这一措施对稳定市场是相当成功的。
纵观世界历史，古代和中古的其他国家似乎不曾推行过这样的经济政策。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私人经济不受干涉的律条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更无采取这种措施之必要。所以“平准”措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特的。但类似“平准”的思想，在我国却不完全是桑弘羊的创见。春秋战国之际有范蠡的粮食价格管理政策，战国时代有《管子》一书对这种措施的辉煌论述。而桑弘羊的“平准”思想主要是对这些先行思想加以发展和具体化。尽管在他以后，类似思想及其支系还在旧中国不时出现。但一般看来，桑弘羊是把这种思想加以发展并具体推行，而又获得最大成功的第一个人。
政府运用市场价格的自发活动来为自己服务的思想在古代是稀有的。即使在现代也是值得珍视的。可惜，在社会主义终究冲破了樊笼，迈向了市场经济的阶段，才能从古代经济思想中挖掘宝贵精神财富，这应让我们深层地反思。
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上提到铁器生产时曾指出：“卒徒工匠以县官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史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 器用便。”[7]其意谓铁器制造在官家大规模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比较家人合会的小规模有很多好处。因为大规模生产，资金丰富，工具完备，有统一规格，划一的价格，又有负责技术指导的官吏，能改善产品质量和用途等优点，所以比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更为有利。这虽是对大规模生产经济的极初步分析，但它出现在2000年前，应是很可贵的。
而西方在近代大工场手工业出现以前还很少见到这样的观点。中国到19世纪末有从欧洲引进、在织布问题上提出大规模生产经济的观点。今天的中国在技术引进，如汽车生产上也常谈到规模效益。其实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辉煌成就后，就可以更为自豪，同时感到：尽管先辈留下了光辉的经济思想遗产，但我们未能及时运用，从而推进社会经济进步而遗憾。
6、王莽的市场价格评定制度及利息、成本核算概念
公元一世纪，王莽所创行的“市平”措施，按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有如下的规定：各大城市（专指当时推行都市经济管制政策的“五均市”而言）应以一年四季的“中月”（即阴历的二、五、八、十一等月）的价格为基础，按各种重要商品（指五谷及丝帛）的质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这种价格即为“市平”。各种指定的重要商品基本上应按此标准价格出售。但高于“市平”十分之一限度内，价格可以自由上涨，如低于“市平”时，则不加限制。以后每季中月再根据各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加以调整。
这种措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标准价格“市平”系按市场实际价格情况决定，不是由官府主观地任意规定。
第二、“市平”可以根据各季中月的客观情况自动调整。
第三、市场价格在高于“市平”十分之一的限度内可以自由变动。如上涨超过十分之一，即由政府按“市平”抛售该种商品。这样可以影响价格在短期内上涨不致超过十分之一，至于在“市平”以下价格波动不加限制的原因，这是由于当时所要解决的是物价上涨问题，故不限制其下跌。但如重要商品的市场价格下跌到成本以下，则由官府按其成本收购，使之不至折本。
第四、以上规定，不适用于次要商品，亦即除五谷丝帛等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可以自由涨落。总之，王莽的价格评定制度应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而又初具体系的价格规定。
王莽的利息概念也具有特点。（尽管有人认为出于《周礼·泉府》大官府借贷规定，在王莽执政以前没有人实行过）
第一、官府贷款用途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决定是否取息，反映了古代利息观点的特质。
第二、对生产性贷款的取息方式与《周礼》不相同。王莽的办法是：“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其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8] 即生产贷款的取息方式是按贷款人收入扣除成本后抽取所牟利润额的十分之一。从利息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规定，那是定利息来源于利润，较一般中外古代思想通常将利润与利息搅混不清的观点就高明多了。马克思曾引证另一经济学者的意见说：“在我们这时期，是利润率规定利息率；在那个时期（指欧洲中世纪），是利息率规定利润率。”[9]王莽很早就懂得利息来源于利润，这一观点是很卓越的。另外，他抽取利息的方式，颇类似近代的所得税，即在成本之外按净所得抽税，这又是一个新概念。如结合他对城市各服务行业的课税方式考虑，则更是这样。因此对城市各服务行业的课税也是除成本外按其利润以十分之一为“贡”[10]。
王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重视成本问题的思想家，在他的许多经济改革中，很多地方均接触到成本问题。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市场上滞销的重要商品由政府按其成本收购不使折本；生产贷款取息在扣除成本后的利润中抽取；各种服务行业的课税在扣除成本后按百分之二十征课。而最突出的还在于他也很重视企业管理中具体的成本核算。以下用当时酒专卖的价格为例，以表示其成本核算程序。
在各酿酒业的生产中，酒的价格计算办法是以“酿”为单位的。每一酿以粗米二斛和曲一斛为原料，可生产酒六斛六斗。以当地每月初一日粗米二斛和曲一斛合计的总价格被三除之，即为一斛酒的标准价格之和。但每酿共成酒六斛六斗，亦即除去每酿的米、曲成本之外，尚有三斛六斗酒的盈余额的30%作为支付工人工资之用，其余百分之七十作为纯利润上缴国家。[11]
王莽的成本核算方式（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酒专卖是鲁匡所建议，此种核算方式可能也是鲁匡的设计。既然由王莽推行，即认为是王莽之意。）的一个特点，是不将工人工资计算在酒的生产成本之内，而是按米曲成本以外盈余额的百分比支付。这样一来，产量愈多，则劳动工资总额也愈多，（纯利润亦然），这对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肯定会起有利作用。然而，王莽未谈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不过，根据这样的核算方式，除不生产即无工资的缺点外，它的制定者势必也能得出对劳动生产率有利的结论。即使不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专就其成本核算手续的周密精审来说，西欧在中世纪以前尚无这样的记载。
7、贾思勰的家庭经济学
公元六世纪前半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求》，是人们公认的我国古代仅存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农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是一部很好的家庭经济学。它对家庭的生产、交易和消费均有很详细的设计和记载。
农家在一年中哪些月份应从事何种产品的商业经营作了很具体的建议。教他们不要专门从事卖剩余农产品，对同一产品不论是否自己农庄生产的也要有时购进，有时出售。他也给一些封建地主家庭设计了不少稳便的牟利活动。在《齐民要术》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下面举一个较突出的种榆树的例证：“……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橼。不荚者即砍卖（一根十文）。挟者，旋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壳、器具，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瓷各值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瓷（瓷一口直三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科简剥治之功，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已自无货（岁出万束。一束三文，则三十贯。荚叶在外也）。况诸器物其利十倍于柴十倍，岁收三十万，砍后复生，不劳更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唯须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娉财资谴，粗得充事。”[12]
以上是为单个农家设计的生产经营活动。贾思勰对一个家庭所需消费的生活用品，如各种食品加工和烹调方法；如何养鱼养马；甚至连制笔墨及其原料等知识，无不应有尽有。其记载周详细致的程度，绝对不下于举世闻名的古希腊色诺芬为教导一个奴隶主如何管理其农庄而编写的《经济论》。即使俄罗斯的《封建家庭经济学》的内容也未必能与《齐民要术》相比拟，况且还晚了七、八百年。[13]
8、 公元十二世纪及以前推行的类似近代“公开市场活动”和类似近代的发行兑换纸币的原则
中国历史上出现类似于近代所谓“公开市场活动”（open marketoperation）的思想为时甚早。 它在先秦《管子》一书中已记载了不少此类事例。公元前二世纪的桑弘羊和公元一世纪的王莽，也在他的“平准”措施中对这一思想均有所体现。北魏在推行自由筹造政策时也曾为补救币值的低落采取了补救措施。当时的封建政府，为了稳定“会子”的购买力，曾在京城“桩垛”（即储存）现金若干万缗，不时收兑“会子”。后来又采取出售官府各种有价证券如官诰、度谍，以及盐、茶、香、矾等专卖凭证以保证纸币价值的稳定。不论这些措施的最后效果如何，其所反映的思想本身，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所推行的所谓“公开市场活动”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南宋政权为实现其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在现代经济学者看来，是十分奇特的。
十二世纪的“称提”之术，是指中国古代发行纸币应遵守的一些原则。“称提”这一术语，自南宋初即开始流行。[14]后来日益成为讨论纸币问题者的惯用名词。但这一名词系何人所创造及其具体内容如何，从来没有学者加以说明。胡奇窗大师根据宋、元学者提到“称提”的许多事例概括成几条原则。第一是发行兑换纸币须规定最高发行额，如北宋官交子的最高发行额规定为1256340缗，南宋“会子”规定为1000 万贯等。这一原则虽然事实上并未遵守，但在理论上却是被一般学者所公认。
第二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作为兑现之用。例如北宋官交子须备“本钱”三十三万缗，约为发行总额的28%强。又有人说由于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和“往来之积”等原因，使官府可以只用“二分”准备金即可发行“三分”交子。准备金的数量对发行额的比例，学者看法有很大出入，但从必得有准备金这一点来说是一致公认的。
第三是纸币需分届发行，一般原则是以三年为一届，到时发行新钞以收回旧钞。分届发行原则一般也未遵行，通常是数届钞币并行流通。为什么要分届发行，并无史料说明其必要性。最初实行分届发行可能是由于便于上级政府的稽查以防止主管主要发行单位的舞弊，也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使钞票不易作过久的流通，理应定期更换。但在事实上按期收回是办不到的，故实行不到200年的时间即不再坚持分届发行原则。
第四是防止钞币贬值的补救措施。如临时设置大量现金保证钞票的回收，借以稳定钞币价值。有时又由官府出售有价证券和专卖凭证等以使钞票回笼，从而稳定币值。
以上各称“称提”原则，除分界发行一点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外，其他各点到现在还是发行兑换纸币所必须遵行大原则。所以“称提”之术可算是世界发行史上最早出现的兑换纸币理论。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纸币发行制度， 照一位德国货币学者希费利赫（KAHHELFFERICH）的研究， 系开始于1720年的法兰西， 在苏格兰的经济学说史上之最荒唐不过的一种，而且还晚于我国的“称提”理论600年。
9、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出现在18世纪末，他有些观点和马尔萨斯相近似并出现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问世以前的5年， 这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也值得赞誉之，故一并纳入论述。还因为，人口素质问题是今天新经济体制下至关重要的一个管理职能。
自汉末徐干以来，我国人口思想不断有所发展，主要的如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提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认为如不考虑质量问题，只注意数量，则“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15]又如明末的徐光启提出了人口增长率的问题，他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增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16]等等。在当代的人口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再加上当时的人口有聚增至3亿的历史最高峰这一背景， 这些就是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主客观基础。
洪亮吉按中国古代传统的习惯以“户”为基础出发，他指出：“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即户数为百余年增二十倍之谱。他说在同一时期内的田宅之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常至十倍或二十倍”。这就是说，前者为几何数，后者为算数级数。
由此可见，在补救措施上，洪亮吉也与马尔萨斯一样提出了两条办法：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
所谓天地调剂法是水旱疾疫“使人口减少，这岂不是同马尔萨的所谓“积极的限制”一样，只是不如马尔萨斯的办法残酷！
所谓君相调剂法不外是移民、垦荒、减税、账济之类，也较马尔萨斯的“预防的限制”如独身，制欲更为人道些。
此外，洪亮吉不象马尔萨斯那样只强调绝对人口过剩之可怕，而更注意“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17]，换言之，是焦虑人民就业问题。这就涉及到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洪亮吉通过当时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来表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下层人民大众的无可奈何的境遇而已。
从前面所枚举的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思想成就分析并与西方对比中，已表明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封闭经济”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不少同西方经济学说相类似的观点。虽然我们国家在过去三百年中是落后了，却谁也阻挡不住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重新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贡献。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思想及其实践已在近十几年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昌盛。我们考察古代市场经济的光辉思想成就，不只是对祖国光辉历史的陈迹迷恋，而是要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经济科学虽然在过去二三百年是落后了，但决不是从来就是落后的，从而可以预期将来不会长远落后下去。正如邓小平同志估计的那样，再过50年，我们就能在经济发展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许，还过80年到100年，我们就可能与发达国家比翼齐飞。 中华民族的智力会崛起古老而年轻的东方巨龙。
收稿日期：199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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