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太监论文,演义论文,通俗论文,主人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是晚明的一部著名小说，历来颇受研究者重视。该书虽以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出使三十余国的经历为框架，但故事主体乃是神魔之争和种种奇闻异事，所以人们都将之归入神魔小说，而不把它看作历史演义。与此相应，该书虽以郑和命名，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金碧峰（碧峰长老），他相当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而郑和则近似于唐僧。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概括，《西洋记》“第一至第七回为碧峰长老下生、出家及降魔之事，第八至十四回为碧峰与张天师斗法之事，第十五回以下则郑和挂印、招兵西征、天师及碧峰助之、斩除妖孽、诸国入贡、郑和建祠之事也。”[①]这种格局也与《西游记》前七回为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第八至十二回写取经缘起、第十三回以下才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结构机杼相同。在征服西洋各种妖魔鬼怪过程中，张天师也屡次出马，但常常陷入无可奈何境地，道力法术都远逊碧峰长老，只不过是后者的陪衬，有点象《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碧峰长老则被写成是燃灯古佛（释迦牟尼的授记师父）临凡，有一徒弟名非幻，又有一徒孙名云谷。他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是出使西洋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因此是《西洋记》的真正主人公。
前辈研究者曾致力于对金碧峰人物原型的探讨。最早注意到《西洋记》的著名学者俞樾发现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有一条记载：“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启之，见《客座新闻》。”[②]向达也是较早推毂《西洋记》的学者之一，他又在《图书集成·职方典》“江宁府”部中找到一条资料：
碧峰寺非幻庵有沉香罗汉一堂，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更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黑夜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③]
除此之外，鲁迅《小说旧闻钞》、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陆树仑、竺少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前言》等，[④]都只是辗转引述俞、向二氏发现的上述两条资料，没有取得新的进展。根据这两条资料，我们已可以推断金碧峰、非幻历史上都实有其人，而且约略知道他们与郑和下西洋之事有牵连。但是，金碧峰、非幻究竟是怎样的两个人，他们是怎样与下西洋之事发生关系的，罗懋登在《西洋记》中对他们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史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依凭民间传说和出于自己的虚构，我们仍然很不清楚，这就给准确分析评价《西洋记》造成了障碍。
笔者近来陆续翻检到一些有关金碧峰和非幻的资料，因不揣浅陋，作为考论如次，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元朝皇帝多崇信释道，而元顺帝为尤甚。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做过和尚，登基后又热衷于神道设教，利用一些和尚道士的怪诞言行为自己制造君权天授的迷信。于是在整个元末明初，释道两教都相当活跃，并涌现了象周颠仙、铁冠道人张中、冷谦、张三丰这样一批后世家喻户晓的人物。金碧峰其实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当初他的名头并不亚于周颠仙等人，只不过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关于他的故事流传不广，后来人们又不知道《西洋记》中的碧峰长老就是以他为原型，没有将二者挂起钩来，于是他便渐渐被世人淡忘了。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有一篇《寂照圆明大禅师壁峰金公设利塔碑》，比较详实地记载了金碧峰的生平，现抄录如下：
禅师讳宝金，族姓石氏，其号为壁峰，生于乾州永寿县之名胄。父通甫，宅心从厚，人号为长者。母张氏，亦嗜善弗倦。有乘门持钵乞食，以观音像授张，且属曰：“汝谨事之，当生智慧之男。”未几果生禅师，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缠绵衾枕间，父母疑之，曰：“此儿感祥征而生，其宜归之释氏乎？”年六岁，依云寂温法师为弟子。既剃落受具足戒，遍诣诸讲肆，穷性相之学，对众演说，累累如贯珠，闻者解颐。已而抚髀叹曰：“三藏之文，皆标月之指尔。昔者祖师说法，天华缤纷，金莲涌现，尚未能出离生死，况区区者耶。”即更衣入禅林。时如海真公树正法幢于西蜀晋云山中，亟往见之。公示以道要，禅师大起疑情，三二年间，寝食为废。偶携筐随公撷蔬于园，忽凝坐不动，历三时方寤。公曰：“尔入定耶？”禅师曰然。曰：“汝何所见？”禅师曰：“有所悟尔。”曰：“汝第言之。”禅师举筐示公，公非之。禅师置筐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禅师厉声一喝，公奋前揕其胸，使速言，禅师筑公胸，仆之，公犹未之许，笑曰：“尘劳暂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绝，阻关透，然后大法可明耳。”禅师闻之，愈精进不懈，遂出参诸方，憩峨眉山，誓不复粒食，日采松柏啖之，腋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尝趺坐大树下，溪水横溢，人意禅师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竞往视之，禅师燕坐如平时，唯衣湿耳。一日听伐木声，通身汗下如雨，叹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无算，岂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证于公，反复相辩诘甚力，至于曳倾禅榻而出。公曰：“是则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于地上画一圆相，禅师以袖拂去之；公复画一圆相，禅师于中增一画，又拂去之；公再画如前，禅师又增一画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视之不语，复画如前，禅师于“十”字加四隅成“”字，又拂去之。公乃总画三十圆相，禅师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胜如此也。百余年间，参学有悟者，世岂无之？能明大机用者，宁复几人？无用和尚有云：坐下当出三虎一彪。一彪者岂非尔耶？尔宜往朔方，其道当大行也。”无用盖公之师云。
先是禅师在定中见一山甚秀丽，重楼杰阁，金碧绚烂，诸佛五十二菩萨行道其中，有招禅师谓曰：“此五台山秘魔岩也，尔前身修道其中，灵骨犹在，何尔忘之？”既寤，遂游五台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爨随其后。禅师问曰：“子何之？”曰：“入山中尔。”曰：“将何为？”曰：“一切不为。”良久乃没。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见，或谓为文殊化身云。禅师乃就山建灵鹫庵，四方闻之，不远千里，负糇粮来献者，日缤纷也，禅师悉储之以食游学之僧，多至千余人，虽丁岁大俭，亦不拒也。
至正戊子冬，顺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劳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传能前知，号为三百岁，人敬之如神。禅师往与叩击，空瞪视不答。及出。空叹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红光自禅师室中起，上接霄汉，帝惊叹，赐以金纹伽黎衣，遣归。明年己丑，复召见延春阁，命建坛祷雨辄应，赐以金缯若干。禅师受之，即以赈饥之民。又明年庚寅，特赐寂照圆明大禅师之号，诏主海印禅寺，禅师力辞，名香法衣之赐，殆无虚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将，无不以为依皈。已而恳求还山。
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业，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诏禅师至南京，夏五月见上于奉天殿，且曰：“朕闻师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师居南方尔”。遂留于大天界寺，时召入问佛法及鬼神情状，奏对称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将设普济佛会于钟山，命高行僧十人莅其事，而禅师与焉。赐伊蒲馔于崇禧寺，大驾幸临，移时方还。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诸沙门方毕集，上服皮弁服，亲行献佛之礼。夜将半，敕禅师于圜悟关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宠赉优渥。夏五月，悉鬻衣盂之资，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亲御翰墨，赐诗十二韵，有“玄关尽悟，已成正觉”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为荣。时疾已革，不能诣阙谢。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与四众言别，正襟危坐，目将瞑，弟子祖全、智信请曰：“和尚逝则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于后世邪？”禅师曰：“三藏法宝，尚为故纸，吾言欲何为？”夷然而逝，世寿六十五，僧腊五十又九。后三日，奉龛荼毗于聚宝山，倾城出送，香币积如丘陵。或恐不得与执绋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灭，获五色舍利，齿舌数珠皆不坏，纷然争取，灰土为尽。
禅师体貌丰伟，端重寡言笑，福慧双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顶礼者项背相望；其应供而出也，持香花击梵乐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现。其行事多可书，弟子散之四方，无以会其同。祖全等将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掇其大略，请安次王普为状一通，征濂为之铭。上祀方丘，宿于斋居，濂与礼部尚书陶凯实侍左右。上出赐禅师诗令观之，其称禅师之德为甚备（以下略）。[⑤]
根据这篇《塔铭》，我们知道金碧峰俗姓石，名宝金，号碧峰。唐宋以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和尚，往往仿文人士大夫习尚，在释名之外还取一个或几个字和号。文人士大夫多以和尚释名的后一个字称之为“某公”，以表示尊敬。又有人将和尚释名的后一个字与其字或号连起来称呼。宝金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被称为“金公”、“碧峰金公”或“金碧峰。”叫的人多了，普通民众遂以为“金”是他的姓（《西洋记》说金碧峰是金员外之子），这是一种误解。至于“碧峰”这个号，有可能是他住锡五台山秘魔岩时所取。其他资料均作“碧峰”，而宋濂撰《塔铭》独作“壁峰”，或是他初号“壁峰”，后来改号“碧峰”，因另外的资料中有“太祖高皇帝御赠号”之说（见后）；或是《宋学士文集》的刻印错误。[⑥]
关于金碧峰的生卒年，《塔铭》说他卒于洪武壬子（五年，1372）六月四日，世寿六十五岁。由此逆推，他当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关于他的籍贯，《塔铭》说他“生于乾州永寿县之名胄。”乾州永寿县明代属陕西西安府。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来的记载多说金碧峰是“胡僧”，本“西域人”（见后），而陕西西安一带正是西域各族人聚居较密集的地区。
从《塔铭》所载金碧峰经历来看，他显然是一个机敏过人的和尚。他出家后先后游历过西蜀晋（缙）云山、娥眉山、西北五台山和大都（北京）、金陵（南京）等地，足迹遍至东南西北。他在晋（缙）云山中与如海和尚的两场打哑禅，实际上是师徒间的一种较量。聪明的徒弟不甘心长期居于门下，企图迫使师父认可自己，然后以此为资本在释门寻求自由发展。老谋深算的师父则不肯轻易放弃对徒弟的控制，于是双方都挖空心思，针锋相对，甚至不惜拳脚相向，这种场面曾在许多禅林师徒之间出现，就看哪一方能出奇制胜。如海和尚本人早年也许经历过这种场面，因此不慌不忙，而金碧峰也是个不容易对付的角色。第一次挑战他不得不以认输告终，但在第二个回合中他终于达到目的，被允许远赴北方另创基业。他先后与元末明初两个皇帝有交往，并均受到宠信，可见他虽为出家人却处世有方。元顺帝对他崇礼有加，他却力辞海印寺主持之职，恳求还山，可能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朝廷腐败，预感到元王朝已危机四伏，故不愿与之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这又反映出他很有政治头脑。另外，他还有过淹没水下七日而不死、遇文殊菩萨化身之类的经历，这些显然是他精心设计编造出来的，也是佛道人物的惯用伎俩。
宋濂与金碧峰是同时人。洪武初年，两人在南京也许还有过直接交往。因此，这篇《塔铭》无疑是探讨金碧峰生平较可信的资料。一般来说，这篇《塔铭》中已记载的事实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或轻易否定其它记载中与此《塔铭》不一致的地方。这是因为该《塔铭》不可能包罗金碧峰生平的所有细节，而且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当时文人往往因文字得罪，宋濂为金碧峰这样与朱元璋有过直接交往的和尚撰写《塔铭》就不可能没有顾忌，很可能要回避甚至故意掩盖某些细节。《塔铭》中所谓“行事多可书，弟子散之四方，无以会其同”云云，可能即是为此有意设置的托辞。关于金碧峰与朱元璋的交往，该《塔铭》中只说洪武三年朱元璋诏金碧峰至南京，似乎他们此前只是闻名而未曾见面，其它记载就与此不同。万历五年《宁国府志》卷十九“外教”云：金碧峰“栖敬亭山西北石岩。太祖幸其地，趺坐不起，露刃临之曰：‘汝知有杀人将军乎？’辄应曰：‘汝知有不惧死和尚乎？’上异而谢之。间以向导，果决胜如其言。后召至金陵，居碧峰寺”[⑦]。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六十将金碧峰列于该书“异教传”之首，在宗泐、周颠、铁冠道人张中、张正常（天师）之前。他对朱元璋与金碧峰相识的经过有更详细的记载：
金碧峰，宣州僧也，姓石氏。六岁依云寂温法师为弟子，游峨眉山，绝粒啖柏。尝趺坐大树下，忽溪水横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归，即州治西草室静息焉。时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谓曰：“今欲霸，我将财货纳赆。”上叱曰：“我本顺天应人行王道，汝敢霸视我耶？”元臣曰：“若笃行王道，可寻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上抵宣州访之，见一老僧端坐，太祖仗剑就问姓名，不对，因按剑视之，僧亦引颈就焉。上笑曰：“可见杀人王道乎？”僧曰：“可见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语甚洽。僧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上推诚温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真帝王之居。”后遂定鼎云。乃设普济会居之……金碧峰应对称旨，上欲求为建职司，（大理寺卿）李仕鲁三上章，谓今天下学校尚未建，儒风尚未振，而先为异端立赤帜，非所以训远也。上怒，仕鲁乞归，遂得罪以死。小说家传金碧峰事，奇幻诡谲多伪。[⑧]
万历五年《宁国府志》等只说金碧峰曾栖息于宁国敬亭山，《明书》则以金碧峰为宣州（即宁国府）人，或误以栖息地为原籍。从“胡僧”等说法来看，还是依宋濂《塔铭》以金碧峰为乾州永寿人为妥。金碧峰之卒年，也以依宋濂《塔铭》作洪武五年为妥。总之，傅维鳞《明书》晚出，且系私家修史，舛误疏漏在所难免。但该书引用了一些常人不经见的资料，记事亦多有据。它记载金碧峰与朱元璋交往始末，与郎瑛《七修类稿》所引沈周《客座新闻》相合，[⑨]必有原始材料为依据。从时间上看，据宋濂撰《塔铭》，金碧峰于元顺帝至正庚寅（十年，1350）从大都“恳求还山”，所谓“还山”泛指离开京城，并不一定指他回到原来栖息的五台山，很可能他此行即南下到了宁国，而朱元璋于至正十七年夏四月亲自率军攻取宁国（见《明史·太祖本纪一》），他们可能即在此时初次相遇。即使金碧峰至正十年是回了五台山，七年中也有可能来到宁国，而与朱元璋相遇。
如果万历五年《宁国府志》、傅维鳞《明书》等所载情况属实，那么宋濂撰《塔铭》为什么要掩饰这一经过，并有意造成朱元璋与金碧峰洪武三年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假象呢？最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濂担心朱元璋不愿意别人提到他过去曾请教过金碧峰，并靠他参谋行军打仗，甚至鼎定国都这样重大的决策都原于一个和尚的建议。
二
对我们来说，宋濂所撰《塔铭》最值得注意之点，还在于其中没有提到金碧峰与下西洋有什么关系。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提到金碧峰下过西洋的资料，是明代葛寅亮编的《金陵梵刹志》。该书卷三十九“碧峰寺”条节录了宋濂撰金碧峰“塔铭”，另外还收录了一篇《碧峰寺起止纪略》，叙述了碧峰寺的历史。大意谓该寺始创于三国吴乙卯嘉禾四年（235），名瑞相院，以后历代都有兴废，累次重建。元辛已至元十八年（1281）重建后更名铁索寺，以下叙及明代：
至国朝洪武五年壬子，敕工部黄侍郎督工重建。先是，禅师石姓讳金碧峰者奏上建寺请名，太祖高皇帝御赠号，因以题寺名。师弃发存须，得禅家玄窍，尤精阴阳术数。圣祖召问佛法鬼神及修炼语甚合。出使西洋，所经诸国，奇功甚多，授爵固辞，对云：“不为荣利所拘。”弟子极重（众？），得真传者四：宝衲头、广尚士、道衍、道永等。师尝谓衍曰：“两眼旋光，眉间煞气，当为太平光头宰相。”衍即姚广孝也。永精于历数，授钦天五官灵台郎，封僧录阐教，兼住灵谷寺，二弟子皆成祖文皇帝用焉。时值旱久不雨，驾御承天门，语真人祷雨不应，乃召禅师至。圣祖谓：“和尚祈得雨乎？”师应声“何难。”真人云：“雨乃天意，非人力强为。”师即展钵见一小龙，形如金色，从钵飞腾。少顷，阴云四合，大雨，平地水深尺余，民困得苏。上喜曰：“和尚真神也。”赐座，斋毕，驾送出西华门外，有“钵水溢蛟龙”御赞存焉。后真人不悦，密谮于上曰：“胡僧妖术，请试之水火”。竟无损焉。上愈加敬厚。时有方士周颠仙、张三丰、铁冠道人、冷谦者，往来参谒，起坐甚恭。每与公卿士夫谈及正心诚意，皆可施行。弟子恭求法旨，但云“金刚唯心是一，何必他求。”一日，上问历数，对云：“四夷宾服，海宇澄清，治称无为，又何问焉。”上嘉纳之。赐田庄固辞。久之，见上曰：“臣本西域，今归故土。”赐金帛彩缎，辞弗受。且言“今日已时辞陛下，午后出潼关。”上初以为谬，乃于是日贻上原赐袈裟等物于关守者，持赴京奏状，始前。洪武二十二年，圣旨复建碧峰塔建斋等事。后禅师圆寂，高皇帝深思不已，乃以宝衲头住持本寺，敕翰林学士宋濂状，其文有高皇帝御赞金碧峰禅师像曰：“沙门号碧峰，五台山愈崇。固知业已白，本来石壁空。能不为禅缚，区区几劫功。处处食常住，善世语庞鸿。神出诸灵鹫，浩瀚佛家风。虽已成正觉，未入天台丛。一朝脱壳去，人言金碧翁。从此新佛号，钵水溢蛟龙。飞锡长空吼，只履挂高松。年逾七十岁，玄关尽悟终。果然忽立去，飘然凌苍穹。寄语碧峰翁，是必留禅宗。”其真像见存库焉。[⑩]
《金陵梵刹志》有葛寅亮天启七年（1627）自序，称此《志》辑成于二十年前，则该书实完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迟于《西洋记》出版（万历二十六年，1598）近十年。《金陵梵刹志》是否受到《西洋记》的影响？这种可能性似可排除。因为第一，葛寅亮深嗜佛道，除此《志》外还辑有道观志。据葛氏自序，他搜集的材料皆有所本，[(11)]这一点似可相信。试比较该书节录的宋濂撰《塔铭》与《四部丛刊初编》本所据以影印之侯官李氏观槿斋藏明正德（1506——1521）刊本《宋学士文集》所收该文，凡正德刊本错讹处，《金陵梵刹志》皆不误，可见葛寅亮所据宋濂文集的版本比正德刊本更可靠。第二，《金陵梵刹志》所收的这篇《碧峰寺起止纪略》后署“嘉靖元年（1522）孟春，”比《西洋记》问世早76年。总之，如果这篇《碧峰寺起止纪略》与《西洋记》有直接关系，那只能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从这篇《纪略》可以看出，到嘉靖以前的明中叶，关于金碧峰的传说已越来越丰富，特别是与张天师斗法、钵出飞龙、一日之内由南京抵潼关等情节，尤富神异色彩。《纪略》中明确说金碧峰是西域人，并记载了金碧峰洪武初年与周颠、张三丰、铁冠道人、冷谦等人的交往，说他们对金碧峰“往来参谒，起坐甚恭，”这可与傅维鳞《明书》相印证，由此足见金碧峰当时在佛道名流中的地位。《纪略》没有明言金碧峰的生卒年月，它记叙金碧峰圆寂建塔的一段文字似有舛误，初读之，给人的印象是金碧峰卒于洪武二十二年以后，但细读之则不然。大约这篇《纪略》是综合多种资料写成，作者在排比不同来源的资料时衔接不当，“后禅师圆寂，高皇帝深思不已，乃以宝衲头住持本寺，敕翰林学士宋濂状”一段，应该在“洪武二十二年，圣旨复建碧峰塔建斋等事”一段之前。因为宋濂卒于洪武十四年，倘若金碧峰卒于洪武二十二年之后，则宋濂不可能为他作“状”（或“铭”）；又所谓洪武二十二年“圣旨复建碧峰塔建斋”等，只能是金碧峰“圆寂”之后的事情。生前无所谓建塔，更说不上“复建”。至于《纪略》中所引朱元璋《金碧峰禅师像赞》谓金碧峰“年逾七十岁”，可能是言其大概。[(12)]
该《纪略》既说金碧峰曾“出使西洋，所历诸国，奇功甚多”，又说他曾归西域故土。据其语气，似以归西域在出使西洋之后。宋濂撰《塔铭》明确记载金碧峰洪武五年六月卒于南京，距郑和永乐三年（1405）首次出使西洋尚有33年，这就是说，从时间上看，金碧峰是根本不可能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的。但是，金碧峰虽不可能参与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不能排除他曾承担过另外的出使使命的可能性。明初对西域和西洋的外交活动并不始于永乐三年的郑和之行，在这之前，从洪武初年起，明太祖就曾多次派人出使西域和西洋。如洪武二年，遣官以即位诏谕占城，随即又遣官赍玺书、《大统历》等偕其使者往赐其国王，未几复命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赍诏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三年又遣使往祀其山川，寻颁科举诏于其国，两年中凡四次遣使。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征等赍诏抚谕真腊；同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暹罗；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诏谕爪哇，复遣使送其来使还国，三年又以平定沙漠颁诏其国；洪武三年遣行人赵述诏谕三佛齐（以上见《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使浡泥；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西洋琐里，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颁诏其国；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琐里（以上见《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洪武二年遣官赍诏招谕西番，当年复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许当年还曾使朵甘；洪武三年遣使持诏招谕安定卫（以上据《明史》卷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西域二》、《西域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和成祖很喜欢派和尚、宦官及出身为少数民族的人担任使节，这是因为西域和西洋诸国多信佛，少数民族家庭出身的人比较熟悉西域或西洋的语言和习俗。如洪武三年释克新曾奉诏招谕吐蕃（《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洪武四年“以日本习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释祖阐、克勤等八人送其使者还国”，七年五月方还京（《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洪武十一年，释宗泐率徒弟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佛书，十五年方还朝（《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能仁寺僧智光，洪武、永乐间曾多次奉命出使尼八剌、乌斯藏等国（《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三》）。永乐中，郑和也因为是宦官，出身回族信伊斯兰教家庭，祖先为西域人，而被派充下西洋使节的。金碧峰是明太祖亲信的和尚，又本是西域人，他是完全有可能参加洪武初年某次出使西域或西洋活动的。如果宋濂撰《塔铭》所说朱元璋与金碧峰洪武三年才相遇不是事实，各种方志及《明书》等所载朱元璋攻克宣城时即与金碧峰相识、金碧峰后来一直跟随着他为可靠，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即使朱元璋与金碧峰果真在洪武三年才相识，也不能排除金碧峰在洪武三年至五年间奉命出使的可能性。宋濂撰《塔铭》不载金碧峰出使事，或仍是因为担心朱元璋不愿意提到他信赖金碧峰的情状，故将金碧峰其它有关国政的功绩一并削去了。
三
《金陵梵刹志》所收《碧峰寺起止纪略》只说金碧峰曾“出使西洋”，可见稍具学术性的著作都没有将金碧峰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之事扯在一起。后来传说或小说中将两者挂上钩，可能与金碧峰的徒弟非幻有关。
宋濂撰《塔铭》载金碧峰圆寂时守候在身边并料理后事的徒弟是祖全、智信等，同时又说“行事多可书，弟子散之四方，无以会其同”，则当时金碧峰的大弟子们多已散居四方，另立门户。《金陵梵刹志》所收《碧峰寺起止纪略》称“弟子极重（众？），得其真传者四：宝衲头、广尚士、道衍、道永”；“（道）永精于历数，授钦天五官灵台郎，封僧录阐教，兼住灵谷寺……成祖文皇帝用焉”。该书还收录了一篇金实撰《非幻大禅师志略》：
师字无涯，信安浮石乡人，入乌石山，从杰峰为僧。初入门，杰峰问何处来，师答云：“虚空无向背”。指寺钟俾作颂，即口占偈云：“百炼炉中滚出来，虚空元不惹尘埃。如今挂在人头上，撞着洪音遍九垓。”时年十二，杰峰大器之，即令祝发居坐下。躬服劳勚，弗懈于始。究竟积久，凝滞澌尽。游刃肯綮，所向无阂，遂受印可。永乐丁亥（五年，1407）初，太宗文皇帝有事长陵，廷臣有言师精于地理学者，征至，入对称旨意，大加宴赉，即授钦天监五官灵台郎，赐七品服，俾莅其事。事毕，将大用之，师恳求愿复为僧，遂擢僧录司右阐教，住南京碧峰寺。上（按指明仁宗）时在春宫，雅敬师之道，俾住持灵谷寺，恩遇益隆。庚子（十八年，1420）闰正月二十八日示寂。时朝廷方于灵谷建大斋，礼官董其事甚严，师独若不经意，其徒怪问之，师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紧，无暇他及”。至是沐浴更衣，趺坐榻上，二僧捧纸至前，把笔大书偈云：“生死悠悠绝世缘，蒙恩永乐太平年。这回撒手归空去，雪霁云消月正圆。”投笔而逝。同官启闻，有命停龛方丈十又三日，一再遣官致祭，颜面如生。荼毗之夕，祥烟弥布，舍利充满。[(13)]
显然，非幻（无涯）就是道永。《西洋记》第六回等处称非幻号无涯永禅师，看来不为无据。大约他释名智永，字无涯，号非幻。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浙江通志》卷二百一：
无涯：弘治《衢州府志》：族姓吴，礼杰峰为师，明禅教，博通阴阳地理之书。永乐五年召赴京师，授僧录司右阐教，赐金襴袈裟。
非幻：正德《江山县志》：宝陀庵住僧，谙儒书，精地理。尝应诏相地天寿山，太宗奇之，赐以金紫。永乐十八年遣使祭其墓，赠五官灵台郎、僧录寺右阐教。[(14)]
很明显，《浙江通志》是因为汇集的材料来源不同，而把一人当成了两人。综合上述几种资料，可知非幻为江山县人（信安即江山县），杰峰是他十二岁刚出家时的师父[(15)]，而金碧峰大约是他后来才拜的师父，就象金碧峰前后也拜过云寂温法师和如海真公为师一样。他在何时何地始师事于金碧峰，现在不得而知。可能元末或明洪武初，他告别金碧峰，回到了故乡江山，然后于永乐五年应诏至北京，后往南京，住在金碧峰曾住过的碧峰寺，并兼领灵谷寺。[(16)]
金实这篇《志略》也没有提到非幻有下西洋的经历。前引《图书集成·职方典》“江宁府”部说他曾下过西洋，取来“沉香罗汉一堂”。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存在几种可能：一是他洪武初年随金碧峰一起出使过西洋或西域。胡祥翰《金陵胜迹志》卷七“碧峰寺”条下云：
在南门外。《金陵杂咏》：“晋瑞相院，唐改翠灵，宋改妙果，元改铁索。明洪武敕建居金碧峰，故名。”《金陵城南诸刹记》：“以碧峰氏易今名。洪武中师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罗汉，犹是西域物”。[(17)]
据此，则“十八沉香罗汉”或曰“沉香罗汉一堂”乃金碧峰出使时带回，而非幻与之同行。另一种可能是金碧峰下西洋在洪武初，非幻下西洋则在永乐中，是与郑和同往的。从时间上看，郑和七下西洋始于永乐三年（1405），止于宣德八年（1433），非幻完全有可能参与其中某一次或几次。如果后一种可能属实，那么后世的传说及《西洋记》将金碧峰与郑和下西洋扯到一起，就是以非幻为契机的。
四
罗懋登创作《西洋记》带有一定偶然性。该小说完成于万历二十五年，据罗氏自序，他是有感于当时中国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倭患日亟的情形而创作此书的。看到堂堂天朝竟奈何不了一个蕞尔小邦，他不禁联想起明初国势盛大时郑和出使西洋、征服诸国、使其都来朝贡的历史，遂决定以此为题材编写一部小说，以抒写愤懑，寄托理想。
题材确定后，他找到了记叙郑和下西洋的两部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它们提供了郑和所经诸国的名称、山川地貌与奇特物产名目。向达、赵景深等前辈研究者曾对《西洋记》和二书作过详细比较，证明《西洋记》很多地方即依据二书。[(18)]但这两本书所记非常简略，无法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海外的生活景况又不比国内，罗懋登无法凭空揣拟，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写一部历史小说或世情小说，而只能走神魔小说的路子。要构成规模宏大的故事系统，他就不得不求助于神魔故事，这是因为，正如人们常说的，画人最难，画鬼最易。
《西洋记》万历二十五年刊本题“二南里人编次，三山道人绣梓”。罗懋登另外还作过一本《香山记》传奇，现存明刊本，上有罗氏万历二十六年所作序，题“金陵三山富春堂梓行。”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根据“二南里人”这个号推测罗懋登可能是陕西人。但《西洋记》中多吴越一带方言，作者对杭州、南京一带非常熟悉，即使他确系陕西人，也应曾流寓吴越地区，万历二十五、六年前后一定住在南京。南京三山街富春堂唐氏是晚明著名的通俗小说戏曲出版家，所谓“三山道人”殆即其别署，则《西洋记》与《香山记》一样也为富春堂所刻，罗懋登与唐氏富春堂有着比较固定的合作关系。他很可能即住在唐氏家中，至少与唐氏来往颇密。据洪武年间刻本《洪武京城图志》，明朝时南京三山街在三山门内，位于南京西南隅；而碧峰寺在南京南面西侧聚宝门外，两地相距不远。罗懋登可能因某个偶然机会接触到碧峰寺中关于金碧峰、非幻的种种资料和有关传说，还可能看到了金碧峰的“真像”和“十八沉香罗汉”，遂将其运用到《西洋记》的写作之中。至于其间的具体过程，则有可能是罗氏先有了现实感慨和创作冲动，然后再接触到这些资料；也有可能是偶然接触到这些资料，而触发其现实感慨和创作冲动。
如前所述，在罗懋登创作《西洋记》之前，有关资料和传说已经有了金碧峰、非幻下西洋的说法，但它们是否已经将金碧峰、非幻与郑和下西洋之事联系起来，现在不得而知。《西洋记》第一百回末即全书结尾处提到“碧峰寺有篇《非幻庵香火记》可证”。这篇《非幻庵香火记》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它可证《西洋记》中的哪些部分，是仅仅证明碧峰寺的存在及其与金碧峰和非幻的关系呢？还是已经提到他们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现在也不得而知。如果当时的资料和传说已经将金碧峰和非幻与郑和下西洋联系起来，则罗懋登就是直接利用了这些资料和传说，并进一步作了丰富加工；如当时的资料和传说尚未将金碧峰和非幻与郑和下西洋联系起来，则是罗懋登本人根据当时资料和传说中金碧峰、非幻下过西洋的说法，首次移花接木地将它嫁接到郑和下西洋之事上，从而为神魔故事的展开设置了主角。
不管怎样，罗懋登在创作《西洋记》时，搜集利用了当时有关金碧峰和非幻的种种资料和传说，以之作为生发虚构的基础，则是毫无疑问的。试比较《西洋记》与宋濂撰《塔铭》、《金陵梵刹志》所收《碧峰寺起止纪略》等，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
《西洋记》中说金碧峰是“碧眼胡僧”（第四回），这无疑是根据《塔铭》“生于乾州永寿县之名胄”及《碧峰寺起止纪略》中“臣本西域”等说法而来；
《西洋记》说金碧峰出生前有“街上化缘的阿婆，约有八九十岁，漫头白雪，两鬓堆霜，左手提着一个鱼篮儿，右手拄着一根紫竹的拐棒”，前来预告金碧峰出生的吉凶，霎眼间不见，原来她是观音大士化身（第三回）。《塔铭》中说：“母张氏亦嗜善弗倦，有乘门持钵乞食，以观音像授张，且属曰：‘汝谨事之，当生智慧之男’。未几果生禅师。”前者显然脱胎于后者；
《西洋记》说金碧峰出生时，宅上“火光烛天，霞彩夺目”。这显然从《塔铭》中“禅师出身时，白光煜煜然照室”而来。
《西洋记》说金碧峰出生时即父母双亡，被杭州净慈寺温云寂长老收养。《塔铭》中说他出生后“恒多疾病”，“年六岁，依云寂温法师为弟子”。前者显然是对后者的强化。按温云寂应释名“×温”，“云寂”是他的字或号。他是何处和尚，金碧峰在何处随他出家，这又牵涉到金碧峰出生在何处，现在均不得而知。《西洋记》作者以金碧峰为杭州涌金门外金员外之子，以温云寂为杭州净慈寺中长老，很可能只是因为他很熟悉杭州的缘故。
《塔铭》中说金碧峰“既雉落受具足戒，遍诣讲肆，穷性相之学，对众演说，累累如贯珠，闻者解颐……”。《西洋记》第四回描写金碧峰与滕和尚辩论禅机，以及在杭州灵隐寺讲经，耸动全杭州人。后者显然是对前者的具体化。
《碧峰寺起止纪略》载金碧峰“弃发存须”。《西洋记》第四回、第五回对此大为渲染，说他是“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
《西洋记》写金碧峰曾往峨眉山、五台山追剿妖精，在五台山立法场，“万众皈依”（第八回），这显然是对《塔铭》中所载金碧峰在峨眉山从师如海和尚及在五台山秘魔岩立法场经历的改写。但《塔铭》中所载他与如海打机锋及没于水中七日而不死等情节，小说却没有采用。
《西洋记》第十二回写碧峰长老与张天师赌胜，金碧峰用紫金盂钵舀了一点水，暗运法力，就变成了南天门外的大水，潮头有三十六丈多高，淹了灵霄宝殿，险些儿撞倒了率诸天，致使张天师所召的神将忙于戽水，不能临坛，这显然是对《碧峰寺起止纪略》中张天师与金碧峰祈雨、金碧峰“钵水溢蛟龙”一段的改写。
《西洋记》第五十六、七回写张三峰（三丰）对碧峰长老执弟子礼，这也应源于《碧峰寺起止纪略》所载：“时有方士周颠仙、张三丰、铁冠道人、冷谦者，往来参谒（金碧峰），起坐甚恭。”
《西洋记》第一百回写出使西洋完毕，众人回朝复命，皇帝升赏众将士，“加国师（金碧峰）官职，国师拜辞不受；加天师官职，天师拜辞不受；颁赏国师，国师拜辞不受；颁赏天师，天师拜辞不受；颁赏非幻禅师、云谷禅师，非幻、云谷拜辞不受……奉圣旨：国师不受官职，着工部择地建立碧峰禅寺，以永祀事……”。这显然由《碧峰寺起止纪略》中“出使西洋，所经诸国，奇功甚多，授爵固辞，对云：‘不为荣利所拘’”及“太祖高皇帝御赠号，因以题寺名”两段而来。
除我们搜集到的上面这些资料外，当时肯定还保存流传着有关金碧峰、非幻的另外一些资料和传说，罗懋登有所取材，只是我们现在无由得知了。仅就已经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已可进一步确信，《西洋记》中的内容，除郑和下西洋之事有历史依据外，金碧峰、非幻等也确有其人，作者对他们神奇法力和经历的描绘，也有一定的资料和传说为基础，并非完全凭空虚拟。作为一部重要的神魔小说，《西洋记》在这一点上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非常相似。由此可见，以某种历史事件为基本框架，以某些历史记载和传说为基础生发想像虚构，确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创作的共同规律。
但《西洋记》又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存在很大不同。尽管在罗懋登创作《西洋记》之前，已经有上面提到的及尚未提到的种种资料和传说存在，但可以肯定，当时有关郑和下西洋及金碧峰、非幻的资料和传说，远远不如有关《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的故事那样流传久远广泛并且丰富多彩。罗懋登可以利用的材料总的来说并不多，他要写这样一部八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就不得不主要依赖自己构撰情节。因此，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属于作家个人创作，而不同于《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现在可知的在《西洋记》问世之前刊行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19)]与它大致同时成书的《金瓶梅》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抑或作家个人创作，研究者们至今意见不一。[(20)]因此，《西洋记》乃是现存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实可信的最早主要由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理应受到研究者们高度重视。这是我们通过考察金碧峰的原型及《西洋记》利用已有资料和传说的情况而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正因为《西洋记》是较早主要由作家个人创作的一部小说，由于罗懋登的想像力有限，加上当时作家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艺术经验还相当贪乏，所以罗懋登就不得不东拼西凑，留下许多败笔。《西洋记》的构思大多模拟《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情节都可以在《西游记》等作品中找到蓝本，有时是依样画葫芦，有时是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西洋记》还把许多与下西洋毫不相干的传说片断，如吕洞宾与白牡丹的故事、田洙与薛涛的故事、玉通禅师与红莲的故事、五鬼闹判的故事等，都拉扯进小说中。《西洋记》的语言也非常啰嗦，特别是滥用排比句，第七回写碧峰与妖精斗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我看来，作者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长篇幅。他既没有丰富的资料和传说可利用，想像力也有限，而且缺乏创作长篇小说的艺术经验，又要写一部洋洋巨著，就只好靠扯进一些不相关的情节来填塞，靠拉长句子来敷演了。换言之，这些情况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刚刚发展到作家个人创作阶段时必然要出现的现象，《西洋记》也就正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较早由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的真实模样提供了一个标本。无独有偶，《金瓶梅》也存在大量利用已有故事传说和文学作品片断的现象。经过近年来许多学者的探源，人们已经发现，《金瓶梅》几乎“没有一个部分没有引文，”包括在它之前的长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文言短篇小说、正史、戏曲、清曲、说唱文学等。它几乎成了“文学小古董的怪异集合”，似乎“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观察。”[(2①]有的学者据此认定《金瓶梅》也经历了一个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那么多不同来源的故事传说和文学作品片断被拼合在一起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因此《金瓶梅》也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而非个人创作。但如果我们以几乎与它同时降生的姊妹作——属于作家个人创作的《西洋记》作为参照系，我们对《金瓶梅》中的上述现象就将作出不同的理解。总之，就艺术水平及给读者的阅读乐趣而言，《西洋记》不算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但从考察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演进轨迹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
②见俞樾《茶香室续抄》。按郎瑛《七修类稿》的这条记载见该书卷十“本朝定都”条，中华书局1959年1月版。又：《客座新闻》，沈周撰，《说郛续》
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本）、《五朝小说大观·皇明百家小说》（扫叶山房民国十五年石印本）皆收入，但其中没有《七修类稿》所引的这一条。
③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1929年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
④陆树仑、竺少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前言》，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⑤按此《塔铭》见《四部丛刊初编》本《宋学士文集》和《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濂《文宪集》及《未刻集》未收。
⑥按《四部丛刊初编》本《宋学士文集》所收这篇《塔铭》就另外还有好几处刻印错误，如“大起疑情”误为“天起疑情”；“阻关透”误为“祖阙透”；“玄关尽悟”误为“玄关书倍”等。
⑦见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国方志丛书·宁国府志》（据明万历五年刊本影印）。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修《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五、清嘉庆十二年《宁国府志》卷三十一皆有相同记载，只有个别文字差异，当从万历五年《宁国府志》中转引而来。
⑧见《畿辅丛书》本《明书》卷一百六十。傅维鳞，北直灵寿县人，崇祯壬午（十五年）举人，清顺治丙戌（三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康熙丁未（六年）夏五月卒于家，著有《明书》、《四思堂集》。以上据《碑传集》卷九录《灵寿县志·傅维鳞传》。
⑨按沈周（1427—1509）为明成化、弘治间人；郎瑛（1487—1566以后）为明正德、嘉靖间人。
⑩《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民国廿五年（1936）十月金山江天寺据明刻本影印。葛寅亮，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万历二十九年二甲十九名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官至南京尚宝寺卿（据《金陵梵刹志》自序）。
(11)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自序：“予承乏祠曹，讨求故实，而矻矻于去籍之艰。乃广稽博考，御制之畀僧与法者，散于全录，恭绎而辑之。钦录集则各大寺藏本在焉。更搜之荒碑故牒得，中其梗概。”又“凡例”之一：“寺碑僧志，遗自先朝，已为一臠，搜其短简，实类寸金。至于当代撰著，自匪名家，难称完璧。”
(12)这篇《金碧峰禅师像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本未收，但《明太祖文师集》历来有二十卷本、三十卷本等多种版本，四库馆臣“提要”中已叹其多有遗佚。《像赞》的相应字句与宋濂《塔铭》所引相符，它应属可信。又：关于金碧峰的晚景及年岁，万历四十三年《平阳府志》卷八下记载：“金碧峰，襄陵县长老寺僧，尝游五台。太祖高皇帝召至阙廷，言论称旨，御制诗以赐之。后还，仍赐织金袈裟一袭，佛经一函，年余七十而化。”由此可知金碧峰栖息五台山前后还曾柱锡襄陵县长老寺。襄陵县明时属山西平阳府。所谓“后还”、“年余七十而化”云云，或系传闻异辞，难以遽断。
(13)金实（1371—1439），字用诚，衢州开化人。永乐初以诸生上书言治道，成祖嘉之，对策复称旨，除翰林典籍，与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选为东宫讲官，历左春坊左司直。仁宗立，除卫王府长史，正统初卒。以上据《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另《明一统志》卷四十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三、《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八十、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三十六、杨荣《文敏集》卷二十均有传。
(14)清同治十二年刊《江山县志》卷九引《正德江山县志》与此同，唯“右阐教”作“左阐教”。
(15)《四部备要》本《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佛智弘辩禅师杰峰愚公石塔碑铭》略谓：杰峰俗姓余，释名世愚，号杰峰，衢州西安人。初出家兰溪显教禅寺，从孤岳嵩公。未几历参诸方。元至顺二年归西安乌石山，修复福慧古刹居之，不出山者一十六载。至正六年冬往主广德石溪兴隆禅寺，三年后还乌石山。洪武三年冬十二月圆寂，世寿七十，僧腊五十。得其传者慧观、慧进、德随等十五人，所度弟子存者慧实、道达等二十三人。没有提到非幻。
(16)按明制，南京寺庙分为大寺、中寺、小寺三等，各有统属。灵谷寺为大寺，下辖碧峰寺等中寺，碧峰寺辖有小寺永福寺。见《金陵梵刹志》。
(17)《金陵胜迹志》，民国十五年（1926）胡祥翰撰。
(18)、(22)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附录”。
(19)现在可知刊于万历二十六年以前的长篇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一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二年）；《钱塘济颠禅师语录》（隆庆三年）；《于少保萃忠传》（万历九年）；《全汉志传》（万历十六年）；《水浒传》（万历十七年）；《皇明开运英武传》（万历十九年）；《西游记》（万历二十年）；《南北两宋志传》（万历二十一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万历二十二年）。这些作品中，只有《于少保萃忠传》和《皇明开运英武传》个人创作的成份可能占较大比例。
(20)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写给董其昌的信中首次提到《金瓶梅》的抄本，此前徐阶、王世贞、董其昌等已有抄本，《金瓶梅》至迟在此时已经成书。
(21)韩南（美）《〈金瓶梅〉探源》，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编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