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统一性——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视域论文,路径论文,当代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统一性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议程
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统一性”（以下简称“统一性”）旨在深度解答目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时代、空间、学科、主体及研究路径等客观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多样性格局，因为缺乏有机融合与内在贯通，正在变成壁垒森严甚至相互割裂的碎片化状态，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因此，“统一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议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具体来说，“统一性”基于对以下五大问题的反思：
（1）对打破学科壁垒问题的反思。“学科壁垒”是由“分类研究的学科化”、“学科话语封闭化”两个递嬗强化的隔膜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所谓“分类研究的学科化”，是指理论界为深化研究而采取的学科分工方式，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别建制为不同的学科，使分类研究转变为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所谓“学科话语封闭化”，则是在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推动下，各学科追求逻辑自洽、自成体系，进而产生自我划界、自设藩篱，彼此之间自说自话、各说各话，从而造成相互割裂、隔膜、森严的学科壁垒。这些学科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它们在深化某一方面研究的同时也在造就片面化的“视域偏好”，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出场统一整体的原初景象与本真意义的严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进程等统一性问题被各学科“严格的”话语“切割”、“重写”为互不贯通的单线叙事。例如，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只与德国古典哲学有关，而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研究无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图景也被“切割”成哲学叙事的“自我独白”。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只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科学社会主义也仅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仅仅被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学科壁垒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本性的严重割裂和对本真意义的严重遮蔽，因此必须打破。打破壁垒的行动呼唤着研究视域的统一性。
（2）对“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分裂的反思。“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借助于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之口，说出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今天时代之间的断裂性。的确，在知识经济和新全球化时代，苏东剧变、冷战结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遇到严重挑战。批判僵化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解放思想，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与出场路径。那么，究竟如何重新考量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出场路径？在这里，出现了两种对立性的思考。一是提出“回到马克思”，认为苏联教科书的僵化教条思维对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的严重遮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上手”回到当年马克思原初语境去“廓清地平”，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从而达到重新理解。相反，对立的意见则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应当“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认为解释学意义上的原初语境已经无法判定，而当代的理解是为了当代的实践。因此，应当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研究。① 弥合对“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两种对立性见解，需要以时代实践为历史语境，坚持“与时俱进”地加以统一理解。
（3）对建设向度与批判向度分裂的反思。“改变世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主要功能与理论旨趣，这是学界共识。问题的焦点是：随着实践主题和主要任务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的双重向度（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是始终具有、还是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向度？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和批判的向度而导致的“革命的逻辑”，主要适合于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建设、改革和发展时期，随着历史主题和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革命到建设和发展的转换，建设向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功能，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建设的逻辑”、“发展的逻辑”，“斗争哲学”转化为“和谐哲学”、“同一哲学”。另一种意见则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使命始终是批判的、革命的，拒绝所谓建设向度。因此，这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功能和基本向度理解的统一性问题，需要我们回答：时代主题、中心任务的转换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基本向度和主要功能的转变？
（4）对资本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裂的反思。资本全球化在造就世界“中心—边缘”的二重结构的同时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隔膜与分裂。我国以往封闭的语境也摒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置身于资本全球化中心区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见解与策略，很难及时地为地处边缘化的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反之，置身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难以迅速进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圈。即便在中国语境中，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在学术、思想、话语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鸿沟。问题谱系与理论旨趣的巨大差异，全球的思想分裂，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空间碎片。因此，至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而言，《共产党宣言》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依然是一项重大的全球性议程。
（5）对多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相互割裂状态的反思。哲学原理变革依旧延续“教科书改革”的修补路径；“回到马克思”的研究需要通过文献学考订与文本学研究两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重新“上手”理解当年马克思的文本意义；主张“让马克思主义走入当代”的学者，主要强调通过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的方式，来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当代思想、当代精神和当代价值；而主张通过对时代重大现实问题加以反思的学者，则通过对“当代资本”、“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危机”、“文明冲突”、“发展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的反思路径来提升自己的哲学。多重研究路径之间缺乏有机贯通，呈现各种散漫无机的割裂状态，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需要一种融会贯通各种研究路径与研究范式的整体性思维。
不言而喻，超越分裂，倡导统一，是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需要。由此，一个关键的问题必然提出：如何统一、怎样统一？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解答，召唤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的反思。
二、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统一视域
打破学科壁垒、推进学科融合与研究视域的统一，涉及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打破什么？即产生学科壁垒的根源是什么？第二，如何打破？通过何种根本途径来打破？
破除学科壁垒，必须准确地把握其认识论、制度因素和路径依赖等3个根源。
（1）学科壁垒的重大认识论根源，就是“片面成像”的想象，进而形成“重分轻合”或“只分不合”的视域偏向。分工的目的是为了综合统一，形成“无影灯效应”：无影灯之所以无影，是因为其光源来自于各异的角度。分门别类、角度各异的“光源”——学科视域，只有在综合统一中才能产生“无影灯”效应，使对象达到“整体澄明”。而“分类研究学科化”总是梦想以学科独立视域、概念和话语穿越对象，从而达到“片面成像”，即单独使对象的特殊本质与特殊规律澄明显现的效果。这是一种“前理解视域”的形而上学。其实，如果“光源”彼此分裂，即使我们达到了“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由于学科壁垒也永远达不到使马克思新世界观“整体澄明”的目的。
（2）学科壁垒的制度根源，就是学科建设制度强化了“壁垒效应”。学科建设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凝聚了学科队伍，积累了学科资源，培养了学科人才，建设了研究基地，出版了学科成果，对稳步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积极、关键的制度保障作用。但是，学科制度使学科成为一个“独立壁垒”，进而产生“壁垒效应”即学科之间建制分割的效应。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学科建设中转换成为一个个相互平行、相对独立、互不隶属的一二级学科（学位点）。学科建设不断强化这一趋势，因此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各说各话”和“自说自话”的封闭效应。
（3）学科壁垒的路径依赖。造成学科壁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以自我为中心”，学术路径依赖于“体系化”、“形态化”、“原理化”。将学科研究成果体系化、形态化和原理化，其结果就是被固定化为教科书和标准答案，应付考试的“知识点”。这是被马克思坚决反对的“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复活。
三大根源归结为一点，就是学科壁垒彻底颠倒了理论与实践、学科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走上了学科话语自我中心、自我表现和自我膨胀的旧形而上学之路。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哲学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以综合统一的实践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为中心。理论不过是问答逻辑。不是问题去适应学科、理论的需要，恰好相反，学科、理论只有适应于解答问题时才是正确的。因此，打破学科壁垒，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去重新设计一个学科体系，对理论形态进行重新界分，而是探索以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为中心的出场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惟一结论。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之所在。马克思说过，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思想。“改变世界”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宗旨，也是其基本的出场方式。而“改变世界”的实践始终指向时代的重大问题。100多年以来，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与穿透力的关键就是，她始终是历史时代的问答逻辑。马克思思想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就在于她总是能够不断地正确指认时代本质，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与时俱进，“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间融通统一的基础。只有以问题为中心，才能颠覆“学科中心论”；只有聚焦问题的解答，才能凸显学科视域的局限性，促进学科视域之间在解答问题中的联合与融通，最终恢复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统一性。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打破理论的形态化、体系化“独断论”教条，以科学态度阐述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马克思在“改变世界”路径中对旧哲学抱着“解释世界”的理论旨趣、构筑无所不包真理体系的企图作过彻底批判和根本颠覆。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对蒲鲁东脱离现实构筑哲学范畴体系的嘲笑和无情抨击，对作为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形而上学形态构筑独断迷梦的当头棒喝，难道我们真的读懂、理解了吗？形态、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思想的谱系？一种话语单位的链接？一种文本的结构？一种本真意义的符号体系？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形态，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一形态，如何以科学态度阐述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据。理论连同形态，不过是解答问题的逻辑，它必然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将形态看作独立于问题之上而先验的学科视域，那就必然回到旧形而上学窠臼。
以反思时代重大问题为中心，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生命活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路径。学科壁垒造成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将研究视域圈在所谓“三个组成部分”这一狭隘的学科领域中，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巨轮通向任何一个重大时代问题领域的史实，从而造成对研究领域范围把握上的重大历史偏差。当年马克思决不仅仅涉及三大领域，马克思的思想巨轮曾经驶向当时一切海洋。马克思以“批判”冠名的文本涉及资本全球化的各个领域：“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批判地解读资本全球化的全部意识形态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法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宗教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从新闻学到艺术学，等等，意识形态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成为马克思“无情批判”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关注着全球每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实践：从欧洲的革命到中国的抗英战争，从美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东方社会的变迁。仅存的文本样态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大量的著作、论文、新闻稿、书信和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一个人类重大事件和知识领域中都铭刻着马克思的踪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批判而去蔽，达到对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的真切认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在场。
因此，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僵化的学科视域就作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劳永逸的结论。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学科领域奉为学科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学科结论、把握学科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学科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学科领域、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解答问题的出场形态，是受问题中心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仅表现在理论主题和理论内容的变迁上，也同样表现在理论形态的变化上。正是后者，召唤马克思主义形态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三、与时俱进：科学统一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
如果说，我们在颠覆学科壁垒内部形成的僵化的形态学、体系学视域时需要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召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场学视域，那么，反对割裂“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就需要在时代性语境中“与时俱进”地把握视域的统一。
“回到马克思”（“回到”）对“原版马克思”的原初想象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走入”）的时代想象之间的对话聚焦于一点：在批判地消解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学或形态学图景之后，如何看待“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回到”旨在通过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的路径来达到对马克思“原初语境”的重新理解，与通过“走入”来展现马克思的当代性的理论旨趣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指向：通过某种新的出场路径的选择，来打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因此，我认为，在“回到”与“走入”之间，在“当年”与“当代”之间，在两种研究视域、两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呈现时间或解释学维度上的对立；恰好相反，两极相通，它们研究的聚焦点是一个：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意义。研究维度历史选择上的两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回到”是为了“走入”，“走入”必先“回到”，“回到”与“走入”的张力恰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统一。“回到”是在当代视野中重新“上手”解读才能显现的状态：“‘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② 时代视域成为重新解读的历史前提和“前理解”条件。“让马克思走入当代”也存在着需要以时代视域廓清地平、选择让“哪一个当年马克思”“走入当代”的问题。因此，在“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就必然地需要建立一种历史的统一：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贯穿着一种出场学视域，它将人们对“原版”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思想形态的追问转换为一个“出场学问题”：任何马克思思想形态都不是现成在场、永恒不变的。它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作为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仅要考量“原版”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更要追问马克思思想出场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将出场形态看作出场语境的时代性结果。因此，出场学研究着眼于把握两条基本线索、四大模块。第一条线索，即从马克思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变化分析入手。它包括：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什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进而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我们看到：历史语境的变化构成两大模块：作为“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的资本全球化，以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新全球化时代③。第二条线索，就是从“当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形态、思想、理论的变化。两者之间出现“历史的间距”，就是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视域上的变化。“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两大模块，与历史语境变化的两大模块的相互对应性，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正是在这一经纬线上，无论是“原版马克思”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应当被重新僵化地理解。因而，“回到”与“走入”就在“与时俱进”基础上达到视域融合和统一。其中，“回到马克思”决不是“照着讲”而是“重新讲”，因而是与时俱进的起点和前提；而“走入当代”的研究则在“返本”起点上成为“接着讲”，构成其目的。
在旧工业化和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新的全球霸权，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弹性生产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新社会运动，等等，各种非传统事件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出现话语权被边缘化甚至导致“当代退场”的危险。如何在一个“脱节时代”重新准确指认马克思主义言说的时代语境，深刻反思当代问题谱系和理论前沿，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成为全球“左”派学者的深切关注和时代聚焦点。只有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才能，打破“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接着讲”，与时俱进地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双向功能的统一性
要超越学界关于“改变世界”的双重向度理解上的对立而达到统一，必须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从其本性上说，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界说本身是否包括了双重向度？第二，在实践的历史主题与中心任务转换之后，马克思新世界观是否需要及如何转换功能向度？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出场学的双线关系：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度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就其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从来都是双重向度的统一：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同在，否定功能与肯定功能共存。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的双重向度根源于其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当马克思宣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 时，就科学阐述了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的双重向度：任何实践都是在对象化过程中否定了对象的“自在存在”，而使之转变成“为我的存在”。因此，在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基础上，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从过程性和暂时性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肯定的理解”必然包含在辩证的“否定的理解”之中，共同构成“按其本质来说”“批判的革命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否定的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或者反过来说，对事物否定的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中包括了肯定的理解，即“一切事物相对于自己存在条件而言具有暂时的合理性”的理解，这都说的一个意思：马克思倡言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始终包括了双重向度：批判—否定向度与肯定—建设向度。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改革、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始终都包括着肯定向度与否定向度；建设功能与批判功能，斗争性与统一性。舍去任何一方，就在本质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那么，当时代主题、中心任务转换之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在当代是否只有“建设向度”而没有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建设逻辑”、“发展逻辑”，而不是“革命逻辑”时，辩证法的否定性向度是否就不复存在？或者相反，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辩证法本性从来就不存在“建设向度”，而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我认为：两种对立思维主张“单向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混淆了马克思新世界观实践功能的两个向度与主题转换之间的差别。应当将改变世界的功能向度与实践主题和中心任务两者分开。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改造世界的辩证法本身始终包括了双重向度，但是这双重向度具体内容和主次关系是随着改造世界的主题、实践对象的性质和中心任务的转变而转变的。就是说，随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出场路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中的双重向度的具体所指、主次关系发生相应变化，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
所谓时代主题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主题是变化的和转换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和战争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主题和中心任务，因此，双重向度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摧毁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建立新世界（新中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此，在主题的意义上，指称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逻辑”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对应，在进入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历史地转变为经济建设，发展取代革命成为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发展的逻辑”或者“发展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出场形态。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向度的退场。相反，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始终是我们进行改革、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前提。如果没有对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的批判性否定，就不可能有改革；没有对一切发展目标和方向的批判性考察，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观；没有对一切社会矛盾的否定性审视，就不可能提出“和谐社会”。发展哲学、建设哲学本身就包括了批判的、革命的向度。在仍然是资本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资本依然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批判地考察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而且在整个资本全球化范围内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主题。处理这一矛盾不仅需要“同一性”，尤其需要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性”，需要革命的、批判的眼光。如果缺乏一种批判、革命的视域，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谐社会建设。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出场形态，也无论改变世界的侧重点和主要向度怎样变化，都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双重向度就有所偏失。因此，马克思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始终是正确的命题。
五、资本全球化的总体批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对接和统一
从出场的历史语境来看，造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异质性话语与视域断裂的根源，不应当仅仅在各自或彼此的思想本身去寻找；如意识形态尺度的差异，文化差异，长期思想禁锢与封闭等等；作为相互差异的研究视域和出场形态，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它们是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分裂语境的思想产物。
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当年思想出场的语境。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而且是一种空间存在。即是说，资本全球化的历史生成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空间扩展中实现的，是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空间样态。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空间语境，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对这一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世界总体性批判的思想产物。对资本全球化的反思批判是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门的“世界历史性”钥匙。没有对资本全球化空间结构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我同意英国学者哈维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地理（空间）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资本全球化空间拓展的思想效应。马克思主义是打开资本全球化空间本质的思想钥匙。这不仅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批判性揭开资本全球化的真正秘密，创造“新世界观”：而且也因为资本全球化的空间分裂和当代转换造成了全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方分裂。因此，尽管有卢森堡、布哈林、列宁、多斯桑多斯、弗兰克、沃勒斯坦和哈维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度研究了资本全球化问题，形成了关于资本全球化空间分裂的理论，但是，这一研究却很少自我指涉，没有与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分裂对应地考察。因此，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科学分析资本全球化过程与全球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关系？
资本的空间生产需要“空间再造”，不断扩大生产与交往，经过城镇化和世界历史性过程，最终造就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样态。资本全球化一方面造就统一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在造就全球分裂：东方与西方，发达与不发达。全球“二元世界体系”不仅是生产资料、利润、贸易、空间资源等物质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与两极结构，也是思想文化的两极化。旧全球化是工业资本对劳动的世界统治，那么，新全球化则是资本知识化对工业制造和劳动的世界统治。新全球化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语境。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缔造的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曾经在打破旧全球化时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全球分裂格局、促使阶级联合上起过重要作用，那么，新全球化时代使一度在工业化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全球无产者再度陷入分裂。知识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这一全球分裂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相反，全球资本却在高度联合：苏东剧变后，“神圣同盟”在企图“埋葬马克思”方面高度一体化。与全球分裂的劳动者状况一样，资本全球化也在造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裂。虽然全球马克思主义“共同在场”，但是却分别面对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分裂的国情，差异化的言说语境，因而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理论旨趣和话语形态大相径庭。因此，超越这一分裂，需要我们既从各自的空间语境出发去本土化地言说马克思主义（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要从整体的资本全球化批判的空间视域去探索全球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我们”需要思想的联合。
其实，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全球化的两端：发达与不发达立场，面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现实。他们各自所作的批判性解读，虽然出自发达和不发达两种不同的国情和境遇，然而他们批判的对象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世界体系”的存在依赖于“二元”支撑，其中任何一个支柱的毁灭都必然意味着对这一空间体系的颠覆。来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根本上也就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反之亦然。因此，他们从发达与不发达各自角度对同一资本全球化对象的批判，就形成了互动与联合的效应。这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历史基础。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深度对话中探索统一之路。对话是在全球化结构的“空间间距”——学术思想在地理学意义上出场的差异中实现的。在相互差异和分离而又被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空间上，在彼此有别而又不断交往的异质性解读主体和实践（民族）主体之间，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了形态差异，因而就有对话的必要。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思想互动，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维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话中也必然可以“全球化”。
六、“一体两翼”：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与研究范式的统一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多重出场路径的统一，我认为，其统一的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本的出场方式——“改变世界”的时代性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远需要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出场。出场方式和出场路径的实践化，是颠覆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场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改变世界”的实践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阶段的理论。在实践中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多重出场路径统一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重新解释世界的观念路径是实践路径的必然行动，理论范式或基本路径有三：文本重读或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创新；深切反思时代重大课题、在“不断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形成“一体（时代反思）两翼（文本重读和对话）”的创新格局，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哲学。三大路径构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
之所以将新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反思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和“时代精神精华”的时代性品格使然；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之所以成为两翼，是因为它们的创新之维度都来源于时代，问题的解答都围绕时代主题，它们的评判标准或者“前理解结构”都依赖时代底板。解读式创新之所以能够创新理解，不是现成“在手”而是“上手”，主要因为这一解读建立在当代解读者的时代视域之上，他们是依靠来自时代视域（前理解结构）、带着时代问题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读出新意、推进创新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神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对话式创新同样基于时代。当年马克思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中出场的。在新全球化时代，差异化、多元化的思想相互碰撞和对话，已经成为思想的全球景观：而“引领”思想撞击、开展有效对话已经成为打磨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基本方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应当保持着通向人类所有重大领域的出场路径。因此，通过与西方当代学术、中国传统思想及各有关学科的对话，可以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从而使马克思思想活生生地在场。在当代思想家们那里，从詹姆逊到德里克，从吉登斯到德里达，等等，他们都在非常广泛的思维空间上与马克思对话。例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就是一本关于现实与历史、马克思与德里达、关于马克思诸理解间对话分析的杰作。作为思想资源，对一切当代的“思想幽灵”——当代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思想（以至于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当代理解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前者在总体上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无可置疑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性的，他们思考问题的视野具有时代特征，他们对问题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他们对时代问题的思维是时代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性地平线、关于时代本性和问题的学术对话，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性思维的对话。对话是一种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间的行为。只有通过这一连续不断的、开放性的对话和相互诘难，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汲取对话者的思想精华，摒弃其解答中的错误，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在当代，随着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学术、中国传统思想对话行为的深入开展，必然会带来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大拓展，马克思主义才可能愈益丰富而充满创新活力。因此，只有在时代性实践的底板上，“一体两翼”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的研究范式与出场路径。
注释：
①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文汇报》，2000年8月2日。
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③参见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标签：全球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当代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