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现实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 （2000）03—0069—04
一、中日人口规模的比较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了粮食紧缺，资金匮乏，人均资源锐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头等问题。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人口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出生却长期居高不下造成的。
人口转折是指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稳定人口，它决定了人口增长的态势。西方学者根据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资料，将人口增长区分为三个阶段：（1 ）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阶段。人口出生不受限制，死亡则因战争、灾难、饥饿、疾病而随时发生。（2）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居高不下阶段。 因医疗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大大降低，但出生率不降，结果导致人口迅速增加。（3）死亡率逐渐停止下降，而出生率开始下降。 这是因为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妇女就业机会多，文化素质也提高，大多不愿过多的生小孩，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有资料表明，中国与日本大约在1895年左右，开始人口转变的早期扩张。根据联合国一个研究小组在1953年的调查显示，在1900—1949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在35‰—40‰之间，死亡率则在25‰—35‰之间。而日本学者冈崎推算，日本在1895—1899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6.3‰和27‰，因此两国在人口转变开始的时间差不多。
但在人口总规模和以后出生率的下降方面，两国都相差了许多。
人口的总规模上，在清代，根据有关专家的说法，清朝户部《汇奏各省民族合数清册》记载，为3.38亿人，但不可靠，因为当时的统计制度不完善，缺登、漏登的现象很普遍。（注：朱国宏.中日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比较1895—1995[J].世界经济文汇，1996，（5）：15.）一般认为，它大大低于实际数。实际人口数，根据有关学者估计， 大约4—4.4亿。另一份资料显示，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数至少达到4.5亿左右。
日本学者安川正林推算出，1865年的日本人口为3450万人，1887年达到4000万人，此后大致每年增加25万人，至1931年才突破5000万人。所以，1895年前后，日本的人口总数在4000—5000万人之间，或者说为4000多万人。
因此，从两国人口规模比较来看，中国人口总规模比日本人口总规模多10倍。这意味着，近代中国每前进一步，相当10个日本前进一步。
不仅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日本大得多，而且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比日本慢得多，根据美国人口咨询的《世界人口数据表》，1990—1995年中日人口转变情况，中国：出生率18‰，死亡率7‰，自然增长率11 ‰，而日本出生率10‰，死亡率7‰，自然增长率3‰。另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如果将出生率变动水平作为二者转变时间差的根据，那么，可以看到，中国1970年的出生率约相当于日本1948年的水平，相差22年。也可以说，中国生育率转变落后日本22年。这一点似乎还为后来的出生率下降所佐证。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后到1979年进入波动前的谷底（17.8‰），而日本波动前的谷底在1957年，二者的出生率绝对水平相当，而时间上恰好又相差22年。（注：朱国宏.中日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比较研究1895—1995[J].世界经济文汇，1996，（5）.）
实际上，日本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3‰， 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而中国现在的实际增长率仍在10‰以上，这仍然是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要达到日本这样的自然增长率，中国似乎还要一段较长时间。但是中国人口的绝对数已经太大了，就是降到日本这样的自然增长率，对中国目前这样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口包袱也是巨大。因为1995年12月15日《中国日报》已公布中国大陆人口达12亿。按联合国公布的中国人口10‰的自然增长率计算，中国每年仍增加1000多万人，一年增加的人口数就超过一些小国。中国在这样人口规模上去发展经济，步履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二、中日经济基础的比较分析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经济基础很重要。1960年出版的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这本书，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起飞”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困难的也是“起飞”。但一个国家一旦超越了传统社会“起飞”，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了。而“起飞”的概念，是指一国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内（20—30年）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的剧烈转变，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起飞”要有一定条件，因为“起飞”就可以比作飞机摆脱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它需要一个“最小临界努力”，这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罗斯托提出“起飞”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积累要达到10以上。“起飞”的第二条件是要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仍然只能是处在“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的经济相比较，经济差距约50年。
造成这样大的经济差距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工业化起步以后，享受了70多年的统一、稳定与和平，而中国社会却动荡不安，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当时因为人口多，工业商业经济不发展，农业极端落后，更严重的是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帝制解体、国内战争、对外战争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破坏，国家主权与统一的破损，社会秩序的混乱，大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集中在与出口有关的原材料、矿山等部门及金融业、铁路和航运业、房地产等方面，主要发展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进行不平等交换。1913—1930年间，进口价格之差扩大55%，这就是说中国要多输出50%的农产品才能换回和战前同等数量的外国工业品，中国沿海只能搞一点初级形式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到20年代初，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不到5%，加上工场手工业，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约为10%左右。而农业只能缓慢发展， 其增长率不到1%。（注：吴小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A].中华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1.332.）另外，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大量发生，战争过后是十数亿白银赔款，中国沦为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与日本共管的半殖民地。而且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有专家指出：这场战争使中国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当在100亿元以上，约合1936 年国民收入的1／2 。 人员伤亡约1800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共计约4000亿元以上，折合美金1800亿元（按1952年币值）（注：吴小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A].中华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1.334.）。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延误20年时间。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按1957 年价格计算，1914—1918年：GDP为484亿元，人口为4.3亿，人均GDP为 112.6 元；1933年GDP为817.1亿元，人口为5亿，人均GDP为123.4元，1952年GDP为658.8亿元，人口为5.7亿，人均GDP为115.2元。从1933年到1952年，时间前进了19年，GDP总值和人均GDP均有下降。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十分缓慢，还出现了倒退现象。有关专家指出，1952年数据只相当日本1886年水平。远低于日本1930年的水平（日本1930 年人均GDP为264美元，按1960年价格）。重要的是， 日本当时作为一个初步的工业化国家只有7000万人口，而中国却有5亿人口。 根据一项比较研究，中国1952—1972年20年间可看作是现代化的开始时间，而相似地，日本的开始现代化期却是在1894—1914年间，二者几乎相差60年。有专家尖税指出，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1980年间为7.3%，1981—1988 年间为9.9%。这样，中国经济在80年代已经快于日本， 前景似乎可观。只是，考虑到二者的经济基础，中国8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更拉近日本1950—1973年间的情况，因为二者起跑线并不一致。（注：陆磊，等.日本富国之谜[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201—202.）因此，我国如果因为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较高而盲目乐观，是毫无道理的。
三、中日教育、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
人口的经济社会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人口的整体素质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科技成果运用及消化的水平、效果等等，而且因为人口的整体素质状况尤其是文化内涵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状况，直接表证着经济的文明程度以及信用程度，是吸引资本、取得经济信任、开拓市场、占领市场的重要条件。
通过提高经济的教育贡献率，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日本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早在1962年日本文部省发布报告指出：日本的教育普及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因为战后的日本教育，具有超前性和一贯性。他们不断完善教育立法，增加教育投资，使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在普及小学、初中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中和高等教育不断发展。 目前日本已成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先进国家，教育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居世界第一。如日本1960—1975年间教育投资增加了10亿， 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了3倍多。1975年日本人均教育费247.7美元／年， 小学生平均教育费1189美元／年。而中国1980年人均教育费才1.7美元／年， 小学生平均教育费13美元／年，1977、1978 年日本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率升到6.76%、7.06%。其实，日本重视教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日本很早就普遍推进了强迫一定年龄儿童入学的义务教育制。 在1905 —1960年的55年间，日本物的投资仅增加6倍，劳动力只增加7倍，国民收入增加9倍，但教育投资22倍。这样，1940年， 受完初等义务教育的劳动者已达到全部劳动人口的1／2以上。二战的失败显然使日本丧失了大量的国民财富，但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大军的存在，成为战后复兴的中坚力量。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逊计算，1961—1971年，日本高速增长的1／4源于知识进步。而日本能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转危为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国民具有良好的素质。
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跟日本相比相差甚远，据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排在有统计数字149 个国家的第130位。1976年还曾排在倒数第二位，仅比也门（0.6%）高。我国1978年受教育人口比1965年增加6.37倍，而中学经费只增加2.14倍。每个中学生的人均教育费由1953年112元降到1965年的88.98元，1977年又下降为39.81元，仅相当于1953年1／3，1965年的1／2。1978 年，我国在校学生有2.13亿人，学生平均经费仅33元，每个小学生的平均教育费也由1965年的20元下降到1979年的16元。 1987年， 我国每年约有270万适龄儿童失学，其中女童224万，占83%。1987年儿童退学率95%以下的有11个省区，贵州威予县至少有4万儿童失学，入学率只有66.4%，宁夏6—11岁的回族儿童失学率达56.9%（注：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368—369.）。到1997年还有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其中包括15—49 岁的青壮年文盲5300万。1997年，我国受初中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为26.8%，受高中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的9.5%， 受高等教育人口占人口比重才2.5%，这种状况的人口素质，是很适应现代建设的需要的。
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世袭君主官僚帝国，刻板而程式化的文官制度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文化，加上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落后保守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父本位、家长制很严重，个人价值受压抑。同时，中国以儒教人文主义为中心，核心是“忠”、“孝”伦理价值观，总体来说一种崇奉传统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温和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学习西洋技术方面，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表现出与同一时期日本人学习“西学”的根本不同的态度。日本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性以后，就建立培养翻译人才的洋学所，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大量翻译“西学”书籍，1872年创建新学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生迅速增长，比中国宣布废科举、兴学校早了30多年时间。而中国士大夫却背着沉重的传统儒学包袱去学习西洋技术。因此，日本人批评中国人“拘泥古法”。所以中国的“百日维新”只能以失败告终。而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仍然要实现“皇帝梦”。中国受封建专制、受儒家礼教统治之深，无疑给中国人一副精神枷锁。有专家指出：中国“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组织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注：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6—225.）此言一矢中的。
综上所述，中国无论在人口规模上，经济基础上还是教育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与日本均有极大的差距，不能因近些年国民经济有较高的发展速度而盲目乐观。中国因人口规模、经济基础以及人口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显得在些脚步沉重，经济“起飞”还要做扎实的工作，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只有有了这个思想认识，才能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收稿日期：199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