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劭方[1]2001年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理论模型及培育研究--兼论洛阳高新区创新网络》文中研究表明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间内，地方行为主体（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机构）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增强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的网络系统。目前，我国学者对高新区创新网络理论模型的研究涉及甚少，尚未给出一个高新区创新网络的清晰轮廓。此外，学者们对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培育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理论模型及培育。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认识： （1）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理论模型有以下五个组成部分：边界、行为主体、资源、网络联系、运行机制。严格地说，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边界应当是高新区内创新网络的行为主体以及在高新区所依托的城市中且与该高新区内的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大学、科研机构所在的区域的界限。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认为可以把高新区的地理界限并加上在高新区所依托的城市中且与该高新区内的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所在区域的界限作为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研究边界。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行为主体主要有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政府，它们不仅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运转过程各自起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它们还都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完善。这些行为主体会逐渐进化成适应网络环境的新型组织单元，具备一些新特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对于整个创新网络的运转和完善有着直接影响，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网络联系有多种形式，并且对照每一种联系形式，有不同的联系内容。网络联系的重要性在于正是通过网络联系，各行为主体之间才实现了资源共享，发生协同作用，进而产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网络联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各自面临着一些自身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从而必须寻求与其它行为主体的协作，结果就产生了网络联系。从宏观上看，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微调为辅的机制。在这种运行机制的调节下，整个高新区创新网络才得以正常运转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政府调节机制在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运转和完善过程中各自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且政府调节机制应当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作用。 （2）影响高新区创新网络各组成部分发育的支撑条件可称之为高新区创新网络发育的平台，其中属于软环境方面的平台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平台、政策环境 1平台、法律环境平台、生活环境平台、市场中介组织平台等对于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完善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3）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培育措施是，在培育良好的高新区创新网络发育平台的基础上，逐渐完善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加强网络联系，增加优质网络资源的数量并使行为主体逐渐发育为符合网络环境要求的组织单元。这些培育措施按其来源可分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行为叁种。 （4）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培育过程是，各行为主体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会积极采取措施培育创新网络。在这些措施中，政府行为可分为软方式和硬方式两种。硬方式是指政府在高新区建立物质基础的行为；软方式是指政府为促进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完善而采取非物质形态方面的措施的行为。企业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行为各自又可分为自发方式和引导方式两种。自发方式是指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自发采取的行为；引导方式是指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一个良好的情况是政府行为的硬方式创造了高新区优秀的物质基础，再与政府行为的软方式结合在一起引导促进着企业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行为的自发方式和引导方式，共同致力于高新区创新网络的建立和完善。高新区创新网络建立和运转一段时间后，最终会改善高新区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环境。这种新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必将有力地支持下一轮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行为。如此循环下去，高新区创新网络就会日益完善。 G）洛阳高新区还没有真正形成创新网络，正处在结网前阶段。在该阶段，洛阳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与大学之间、高新技术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政府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政府与大学之间、政府与科研机构之间己经建立了联系，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大学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少。目前，政府、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己经基本具备高新区创新网络的要求，但相比而言，企业发育的程度’较低，只是具备高新区创新网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最低要求，即，成为面向市场经济的组织单元，但在其它方面还远远未达到成熟的高新区创新网络中的抛应具备的特点；管委会的发育程度较高，已经初步具备成熟的高新区创新网络中的。政府应具备的基本特点。洛阳高新区创新网络中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是在资金、L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上还存在着较大缺口。洛阳高?
张楠[2]2015年在《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园区作为一种促进、规划和管理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支撑产业园区发展的要素、主体、制度安排相互作用、不断演进,产业聚集区、高新区、科技园区、生态园区、产城融合不断推进,产业园区的内涵、功能和形式也在不断深化。正像韦伯成功地探索出影响产业聚集的一般因素一样,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产业园区发展的经济原理上。本文认为,产业园区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存在,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就是产业聚集,而产业聚集之所以会成为一种介于企业形式和完全市场形式之间的第叁种经济组织形式,应该具有提高资源整合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的特殊作用。本研究最终指出,产业园区在产生、发展、变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在遵循着交易成本降低这一经济逻辑。同时,制度安排已经从最初的外生变量成为了促进产业聚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发挥企业能动性的最主要要素,对产业园区螺旋式发展和交易成本降低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从交易成本理论及相关研究进展,产业园区发展中制度、创新和政府作用两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以具备深入研究产业园区与交易成本问题的基础。第二,通过研究认为,产业园区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本质就是不断降低交易成本。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要素资源、利益主体、主体关系和体制机制的作用方式。特别是,基于产业园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本研究将制度要素作为重点,从制度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和制度要素如何影响产业园区的交易成本展开讨论,并给出了制度不变条件下和制度变迁条件下产业园区交易成本分析模型。此外,还讨论了产业园区制度与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相比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结合当前产业园区的发展,指出了产业园区在土地利用、要素流动、体制机制等几个方面表现出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第叁,针对当前产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方向,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先进国家和地区产业园区发展经验,进行了典型案例研究。同时以案例形式分析了北京通州、中关村丰台园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分析了北京、沧州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相关经验。最后以降低交易成本为诉求,提出了产业园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政策建议。
王泽丹[3]2016年在《国家高新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对企业而言,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对区域和国家而言,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获得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推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同省份共建立了1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在优秀国家高新区的基础上建立的,相较于国家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及政策支持上均具有一定优势。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比较,为我国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指出方向与政策。本文在对国内外现有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高新区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概念与内涵,并结合国家高新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发展特征,依据科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套具有较高效度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以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为评估维度,客观且有代表性。在此基础上,以2014年我国115个国家高新区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以统计分析软件为分析工具,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示范区外的国家高新区在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着差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显着高于国家高新区;各示范区之间以及各国家高新区之间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有显着差异,分别反映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上也有明显不同。综合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最后从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能力的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了落后区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加大区域内资本、人力等创新要素的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创新产出水平,以此来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刘永彪[4]2006年在《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文中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即使把1985年7月成立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区算做中国第一家高新区，至今也仅有短短20年的历史。尽管发展的时间不长，但高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位愈发变得突出，正在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和中国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高新区发展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未来的兴衰。 高新区作为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对它的研究当属于多学科的研究范畴。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都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然而，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高新区进行研究的论文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高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并结合定量分析、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高新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当前高新区发展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探索了高新区下一步发展的具体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现实意义。 论文正文部分除导论外，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导论部分提出问题。论文首先指出高新区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并对有关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高新区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对国内外高新区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论文的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是整篇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内领导人关于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论述，接下来回顾了高新区研究的相关主流理论，最后引出论文研究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 第二章着重分析创办高新区的历史背景。逐次研究世界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发展动因、发展模式以及高新区发展的成功案例，从中得出对中国高新区发展的
陶希东[5]2004年在《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都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全面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空间单元，特别是诸多大都市圈(区)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世界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全球经济的竞争，已经演变为诸多重量级大都市圈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在城市化进程中适时、因地制宜地构建大都市圈，无疑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战略选择。 跨省都市圈是跨越多个高层行政区划单元、由若干个联系紧密的都市区共同组成的网络化都市经济区，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据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规律，跨省都市圈经济发展不应该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其成员城市应呈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协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我国特殊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跨省都市圈内部却呈现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态势，成为我国培育和发展都市圈经济的瓶颈因素。西方国家在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大都市圈内部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或极其微弱。因而，全面借鉴国际大都市圈的治理经验，对我国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机理、空间整合等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我国行政区经济发展演变的趋势出发，遵循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单个跨省都市圈为研究对象，沿着行政区经济与跨省都市圈经济之间关系这一主线，主要采用一般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数据统计、定量分析，以及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及其多元化形成机理、整合机制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全文共分10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1—3章)；第二部分，行政区经济理论再分析(4-6章)；第叁部分，徐州都市圈实证研究(7—9章)；第四部分，结论(第10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基本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第2章，是对基本概念的辨析，主要对国内外都市区、都市圈、都市带叁个极其相似、且具有明显差别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辨析，并从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了叁者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跨省都市圈进行了新的界定，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的六个基本条件；第3章，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大都市圈(区)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发现如何重塑都市圈内部各行政单元间关系，构筑有效的跨界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都市圈研究的主要议题。第4章，全面回顾了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势，对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并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再判断，认为行政区经济是我国全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短期内不会彻底消除，而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密集地区，由相互封闭的行政区经济走向相互开放的都市圈经济，是行政区经济的近期演变趋势。第5章，首先结合当前我国几个主要跨省都市圈的经济运行现状，从整体上透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跨省都市圈内部出现的行政区经济新现象;然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视角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再分析，认为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城市政府是经济人一一经济根源;城市政府间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症结所在;城市政府横向阻隔、孤立竞争关系—区域政治基础;城市政府行政权力异化—运行保障;单元型城市规划—外在推动力;跨界非政府组织及其有效性的缺失—社会根源:社会信用危机—社会土壤’夕。第6章，借助当前国际政府再造与治理的新理念，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提出了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机制，主要包括构筑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区域社会体系和区域城际合作体系，尤其对跨省都市圈城市政府间关系再造及区域政治制度创新进行了重点研究;第7章至第9章是对徐州都市圈的实证研究。第7章，侧重分析了建设徐州都市圈的战略意义，采用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其经济现状特征，认为徐州都市圈经济发展处于初期发育阶段。第8章，分历史时期、传统体制时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叁个时段，对徐州都市圈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过程分析，重点分析了转型期行政区划格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省际政策差异成为当地行政区经济运行的典型表现与结果。第9章，从徐州都市圈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心培育、区域协调”的经济整合对策，重点对跨界协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再次提出并论证了设立徐淮省的观点。第10章，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得出若干结论，并对我国行政区经济未来研究趋向、都市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展望。
杜斌[6]2017年在《创新资源约束型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开放经济环境下,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当前,金融危机的余波使世界经济增速分化、结构转型、复苏放缓、格局重新洗牌。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科技变革酝酿迸发之际,先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型国家日益面临后发赶超型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作为后发不均质的转轨发展大国,随着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传统优势的弱化,中国经济己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了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处在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方式转型、空间拓展的调整换挡期。这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新形势促使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的重大制度安排,为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创新潜能,培育发展新动力指明了方向。后进区域是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短板”,是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薄弱一环。后进区域的落后固然有先天禀赋和后天政策因素,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推进缓慢、市场体系发育滞后、市场导向信号不明确,导致了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迟滞于经济发展需要而致使发展后劲不足。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创新型国家建设”及“一带一路”等多重战略迭加的历史关口,研究后进区域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提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潜能,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本文立足后进区域技术创新赶超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全面探讨健全后进区域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问题,为打造创新驱动、变道超速、赶超跨越的区域经济增长“升级版”探寻一条捷径。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系统动力学及数理统计等交叉学科知识,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相关文献、数据,在脉络梳理、理论整合、机理剖析、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借助Matlab、Eviews、VensimPLE等分析软件,深入探究了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市场导向的理论根基、作用机理与实现机制,实证检验了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市场导向的现状、模式与绩效,最终构建了健全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的治理模式、路径选择与政策措施。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其一,创新资源的稀缺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约束因素,但对后进区域来讲,创新资源的短缺却具有“双重性”。表现为静态绝对性短缺和动态的相对性短缺。创新资源短缺的双重加压倒逼后进区域重塑开放型市场投资环境,推进市场化进程,诱致制度创新变迁。其二,市场导向机制有别于市场机制,需要主动构建、动态调整、宏观监控。其理论包含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市场理论、技术创新实现的市场结构理论、技术创新外溢的市场失灵理论和技术创新持续的市场机制设计理论;其实现机制包含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对后进区域来讲,市场化水平低,市场体系发育滞后,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受限,市场结构不合理等深刻影响着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完善。其叁,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和创新环境是后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必备叁要件,克服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叁要件不足的有效制度安排是健全市场导向机制。市场导向机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动态学习效应、价值实现效应、分担风险效应和激励与转移效应等对后进区域技术创新产生显着的影响。同时,技术创新亦从微观产品、中观产业及宏观总供求叁个维度深挖和拓展后进区域内外市场,推进后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其四,中国区域间技术创新水平与能力、市场化水平与市场体系建设存在显着差异。从人均GDP、第叁产业占比、GDP年增长率、技术创新水平及市场化程度的区际比较可以得出,甘肃、贵州、西藏、云南、山西、青海、宁夏、广西、新疆共9个省区属于典型的后进区域;从R&D投入来源、技术获取途径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实证结果看,后进区域技术创新模式为企业主导、输入型、畸形的“自主创新”模式;从技术创新与市场导向的计量关系模型结果看,市场导向对提升后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着的作用。最后,健全后进区域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需从“叁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路径选择与优化、政策措施与保障实施叁个方面加以构建。其中,市场、政府、社会“叁位一体”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长效综合治理机制是以社会为平台,以市场导向为核心,发挥政府协调、扶持的功能性定位,实现融市场、政府、社会为一体的完善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路径选择与优化是充分利用区域内外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从模仿创新、协同创新、逆向创新的阶梯分层推进实现后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保障措施是从推进市场化进程与完善市场体系、培育创新资源与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加强政策组合与制度协调叁个方面进行整治,以实现“创新资源→市场配置→技术创新→产业提质增效→经济提速→市场扩大→创新资源聚集→技术创新→……”的持续良性循环。
赵永宏[7]2017年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李鑫[8]2017年在《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产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开发区应运而生并不断演变、发展。开发区是城市中区域空间类型的一种,是组织工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直接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和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开发区的发展为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叁十多年来,中国的开发区在有效地组织工业生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度偏低、产业发展功能与城市生活配套功能没能很好地实现互补和统一。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不利于开发区的健康发展。目前许多开发区正在尝试进行转型,即从单一的产业组织功能向多元的生产生活综合性功能转变。一些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尤其是那些有着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具有城市空间特征的国家级开发区,开始朝着新城的方向转变。而开发区要实现转型升级,由单一产业生产属性向多功能的城市综合属性转变,产城融合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南昌作为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发达,同时整个城市空间布局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南昌的叁大国家级开发区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发挥好国家级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功能十分必要。而南昌国家级开发区的产业发展需要相关的城市生活功能配套设施的服务,从而为其发展增加动力和活力。另外,南昌市国家级开发区对于南昌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推进着南昌郊区的城市化,而郊区的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开发区的产业发展,需要为其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南昌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既体现了南昌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又体现了深刻的时代背景。为了较好地解决好上述开发区所面临的问题和满足南昌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本文以中国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为主题,并且以南昌市的叁个国家级开发区为例来进行研究说明。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开发区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演变及现状特别是南昌市的叁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现状和空间类型。而后,本文对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构建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评价模型对南昌市叁个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程度分别进行了测量评价。最后,在前述分析结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针对南昌高新区、南昌经开区和南昌小蓝经开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通过对南昌市叁个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进行实证评价分析,本文认为开发区的产城融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二是开发区的城市生活功能服务水平。在这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开发区的产城融合的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中的评价指标既运用了客观指标,也运用了主观指标,客观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南昌市统计年鉴,而主观指标的数据则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再最后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分别计算出了南昌市叁个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程度。总体来看,本文综合运用调查分析、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南昌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结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产城融合是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当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发区就不能仅仅具有产业发展这一功能,需要向多功能的生产生活区域综合体转型,实现产业发展功能与城市功能的互补和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发区产城融合是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总结分析了中国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发现影响中国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因素包括产业因素、规划因素、配套措施因素、发展环境因素、城市发展水平因素、区位因素、人力因素;中国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的动力既有外部动力,也有内部动力,并且产城融合需要相应的实施保障机制。第叁,通过实证分析,计算出了南昌市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程度。本文从产业发展支撑和城市生活功能服务这两个维度出发,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灰色关联分析法作为评价方法测算出南昌市叁大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城融合度。实证结果表明,处于边缘区的南昌高新区的产城融合度相对较高,但也表现出不同特征;其次是处于近郊区的南昌经开区的产城融合度低于南昌高新区,而处于远郊区的小蓝开发区产城融合度低于南昌经开区。第四,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应该实施差异化的产城融合发展实施路径。边缘区的开发区,其自身的产业基础就十分优越,再加上周边城市的发展态势也是比较令人满意,因此,这种类型的开发区眼下的目标就是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周边地区的生活配套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近郊区的开发区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其园区定位,应当提升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打造格局明显的空间形态和坚持差异化的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全区的努力来打造一个环境优越、生活上宜居以及具有创新氛围的产业园区,最重要的是和南昌的城市地位相匹配。远郊区的开发区,则应当坚持“工作和生活相平衡,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的原则,在较高的起点上对园区进行规划和建设,对于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通过不断地完善园区内部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的集聚,有层次、有重点地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从整体上实现真正有现实意义的产城融合。
张振亚[9]2013年在《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迅速,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日臻成熟。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将引领整个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如何在激烈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领先一步呢,这就自然而然的引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兴衰都与其所处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那么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自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谁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评比中一枝独秀,谁就有可能在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本文选择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为研究对象,河南省自开始制定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以来,确立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针,形成了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发展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河南省的战略经济,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已经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广泛关注,并开始进行相关的评估和研究。首先,根据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发展环境的特征,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构成要素,将其分为可持续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公共服务、法制环境、市场与创新能力、人才与科研环境、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开放度等十个构成要素,并且初步分析了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次,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特征以及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设计出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构成要素为依据的10个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构建出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多种评价方法进行对比,选取因子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这两种评价方法准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进行评价,并详细介绍评价模型和算法。再次,选取河南省以及与河南省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具有可比性的10个省的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评价出河南省在11省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所处的层次,并借用因子分析各主因子的贡献率设计模糊评价各级指标的权重,利用模糊评价法,对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劣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准确度量目前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劣程度。最后,在因子分析,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在这十一个省份的排名居于第二梯队,排在第8位,在模糊评价中,排在第6位,评价为“一般”,两者相差两位,可以得出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在这十一省中处于中间略微靠后的结论。并对结论进行解释,并提出了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优化要强调产业整体协调与重点发展,加大财政资助与税收优惠,鼓励科技创新与坚持人才为本,完善高新区行政运行机制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对策。
乔玉婷[10]2012年在《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文中提出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对于提高装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作用。竞争性采购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产业组织数量、规模、结构和能力的优化，需要产业组织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产业组织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武器装备获取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本文从武器装备采购方式演变的维度将产业组织历史演进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其进行述评。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需要建立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工业基础的新型产业组织。竞争性采购通过降低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获得的可占用性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影响产业组织的形态、边界、组织创新和治理。与此对应，产业组织通过内部创新、组织治理和组织边界的合理控制降低其交易费用，提高组织效率，使其成为竞争性采购下组织选择的优先形式。本文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遵循威廉姆森的“叁分法”，从企业组织、中间性组织和市场组织研究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问题，构建本文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企业组织是面向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基本组织单元，具有典型的科层特性。竞争性采购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边界、内部治理和投融资的影响。企业组织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组织革新与军民融合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竞争性采购对同质与异质企业的长期和短期边界、有形和无形边界具有不同影响。企业要根据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和特点选择恰当的企业边界，并以合适的方式融入企业网络组织。用“减法”思维对企业进行“瘦身”，形成“小实体、大网络”的格局。根据企业组织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企业所提供武器装备的重要程度实行不同的改制模式和股权结构。通过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融资结构优化和投资理性化实现企业资本运行优化。将军民融合作为企业组织治理的重要方式。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下的一种组织创新和政策工具。首先，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湖南省为例识别面向竞争性采购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结果表明湖南省在合成材料制造业集群、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集群、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集群和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集群总体竞争优势，应延伸产业链，在武器装备的分包和配套层次为竞争性采购提供产业和技术支撑。其次，在定量识别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本文构建GEMS模型，以湖南省军民两用特种材料集群为例，评价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结果表明该集群GEMS值为423.506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但其本地和外部市场得分较低，存在一定的集群发展风险。最后，提出基于集群剩余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基于价值链剩余的集群外部治理建议。军民融合是集群在竞争性采购下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将产业集群的军民融合模式归纳为“依托型”、“互动型”和“嵌入型”。市场是一种交易性组织。理想的市场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竞争性市场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耗散的趋势。有效竞争下“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市场组织是竞争性采购下市场组织的理想模式。交易费用是造成装备采购市场较高行政壁垒和结构壁垒的重要因素。潜在企业进入对军方有利。潜在企业进入的前提是其在装备市场获得的利润要能补偿进入的交易费用和对于专用资产投资引致的沉没成本。民用企业进入装备采购市场初期应主要以互补共生或合作竞争的形式，从而减少自身进入的交易成本。装备采购市场的垄断以及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管制。市场交易费用节约下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市场治理应通过改革军工集团的行政垄断、设计竞争保护“影子团队”、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等方式培育竞争主体；弱化装备采购市场的市场壁垒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沉没成本来构建装备采购的可竞争性市场。应明确政府定位，清晰管制边界；合并管制条文，提高管制绩效；丰富管制手段，防止管制“俘获”来规范政府管制行为。
参考文献：
[1]. 高新区创新网络的理论模型及培育研究--兼论洛阳高新区创新网络[D]. 孙劭方. 河南大学. 2001
[2].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产业园区发展研究[D]. 张楠. 武汉大学. 2015
[3]. 国家高新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D]. 王泽丹. 浙江工业大学. 2016
[4]. 创新型国家的基因工程[D]. 刘永彪.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5]. 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D]. 陶希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6]. 创新资源约束型后进区域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研究[D]. 杜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7].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8]. 国家级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问题研究[D]. 李鑫. 江西财经大学. 2017
[9]. 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评价研究[D]. 张振亚. 郑州大学. 2013
[10]. 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D]. 乔玉婷.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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