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钓鱼岛战略中的情报因素
姚锦祥 玄承智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分析情报因素在日本钓鱼岛战略中所扮演的作用。日方情报战略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情报宣传战”，核心在于攻击那些故意释放假情报和假信息的对手，并着力宣传自身的正当性。其二是“情报获得战”，核心在于加强保密工作，防止中国获得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情报，同时使自身要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情报信息。日本在前一方面下足功夫，大力宣传其“领有钓鱼岛”的合法性；在后一方面也推动情报体制的改革与再编，加强保密防谍法制的建设，同时推动各部门的情报共享，以获得更优质的情报信息。短期来看，日本保守派的对抗态势不会减弱，中日在钓鱼岛对峙的大格局仍不会改变，以“情报宣传战”和“情报获得战”为核心的交锋将持续下去。
【关键词】 情报宣传 情报获得 钓鱼岛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一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情报的获取及分析能力是很重要的环节。日本自近代以来，设立了“政调部”“考察部”“企划院”等机构来搜集和分析重要的“军事情报”和“通商情报”。[1]而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情报工作和情报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到上世纪90 年代，日本意识到其情报能力的缺乏严重限制了其在外交领域中的谈判能力；[2]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后，随着日本面临的外交局面愈发复杂，关于改革和重构日本情报体制的政策倡议也越发增多。[3]除此之外，日本还创办了情报史研究学会和《情报史研究》期刊① 《情报史研究》2009 年创刊，目前已经发行9 期，主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情报机关和情报体制，以及从情报史和情报理论的视角分析重大的外交事件。 ，以探讨历史和现实中情报在外交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
钓鱼岛问题在2010 年9 月7 日的中日渔船事件之后逐步升级并白热化。在争端发生的初期，日本舆论界大多给予中国的巡逻船和海军能力以消极评价，认为日本可以在此次事件中最终战胜中国。但一些日本情报官员（如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孙崎享）指出，日本并未吸取二战数次战略性失败（如珍珠港事变和中日战争的长期化）的教训，在“外部环境把握”和“自身能力把握”上存在一定的误差，盲目乐观地估计了中日对峙的可能后果。[4]因此，他指出日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对钓鱼岛客观情势的把握。这就使得加强钓鱼岛的情报体制重构，充分发挥情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日本的对外政策与战略，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和军事课题。这也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日本钓鱼岛动向的新视角。
在日本的情报战略中，既包括所谓的“情报宣传战”，即所谓的国际舆论战，旨在否认中国的主权声索，并进一步制造“钓鱼岛属日”的国际事实；也包括以情报搜集为核心的“情报获得战”，既防止中国获得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情报，同时使自身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情报信息，以便于日本做出动作反应。这涉及到21 世纪以来日本情报体制的发展演变。
二、日本的钓鱼岛“情报宣传战”
就数量而言，实际上大多数情报（约75%～90%）都来自公开、公共的信息。[5]原日本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官太田文雄就指出，在媒体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探索利用媒体的情报战法就显得至关重要。[6]所谓的情报宣传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攻击那些故意释放假情报和假信息的对手，并着力宣传自身的正当性。即日本人所说的反伪情报（counter-disinformation）。历史上，日本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开始高度重视情报和舆论宣传工作，所谓的“思想战”由参谋本部一部二课承担，并于1938 年正式开设了《国家与情报宣传》的课程，先于欧美开始科学化、组织化地培养相关人才。
那些年，报刊上发表杂文逐渐多了起来，书市里也能够见到杂文集子，我读了不少，还做了一些剪贴。我的杂文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早已不再为发表而创作了。我曾经在许多省市的日报和晚报上发表过作品，多数是在那个时期以杂文去“敲门”出现的。上海《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沈扬老师发了我第一篇约稿之后，几年中“每发必中”，可至今我们都未曾见过面。
（一）“钓鱼岛问题”中的情报宣传危机
从美国方面来看，保罗·史密斯在2013 年的《钓鱼岛争端》一文中，对中日两方的观点和钓鱼岛争端的由来做了相对持平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和日本处在一个陌生但有利可图的婚姻之中，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中日分别是彼此长期成功和持续繁荣的关键。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区域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钓鱼岛的争议不应该模糊或者破坏这个更大的战略现实”。[7]约翰·戴维斯在其文章中也曾指出，“通过了解中国对钓鱼岛的观点、动机和措施，美国可以帮助建立一个中日双方均可接受的在东海共同行动的架构……美国希望中日通过联合巡逻、共同资源开发、双边机制以及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遵守，来降低争议的风险。并希望通过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合作来建立更好的外交关系。”[8]
从2010 年钓鱼岛争端迅速升温以来，日本的情报官员开始意识到，随着中国媒体、学者在国际上的发声不断增多，营造出不利于日本“领有钓鱼岛”的舆论环境。在日本最为重视的对美关系中，美国政府和学界出版物中对中日两方的主权声索“五五开”论调越来越多，这引发了日方强烈的危机感；同时，日本国内发表所谓“利敌言论”的epigone（中国追随者）也不在少数。
美国学界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甚至是偏向中国的表态，在日本的情报分析官看来是一个危险讯号，意味着模糊了日本在主权声索方面的“正当性”，同时忽视了中国自2010 年之后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事实。[9]虽然美国领导人不断强调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但舆论界如此暧昧的表态必然会变相鼓励中国在钓鱼岛进一步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通过常态化巡航，不断扩展其在钓鱼岛周边的“排他性经济水域”，并且有可能在水下安装越来越多的情报设备，这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同时也会阻碍日本在该区域的情报工作，并导致大量的日本情报外泄至中国。[10]
此外，日方面临的另一大重要危机就是所谓的“利敌言动”，即日本学者发表一些不利于日本主权声索的言行，日本国内将他们称为“不肯悔改的中国追随者”。近期主要的代表性学者包括村田忠禧、大西广、孙崎享、矢吹晋等。[11]村田在其著述当中表达了对于历史学者井上清① 井上清（1913-2001）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日本历史学者，其著作《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以详细史料论述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本的主权声索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的。 的尊敬，认为日本应该从先人那里获取智慧，“搁置争议”，并对日本当前的“民族主义风潮”表示了忧虑。此外，他也否认了日本认为钓鱼岛是无主地的说法，认为中国早在明朝就对钓鱼岛有了清楚的领土领海意识。② 相关内容参见：村田忠禧.尖閣列島·釣魚島問題をどう見るか：試される二十一世紀に生きるわれわれの英知[M].川口：日本僑報社，2004；村田忠禧.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公文書が語る不都合な真実[M].東京：花伝社，2013；村田忠禧.史料徹底検証：尖閣領有[M].東京：花伝社，2015. 大西广在其著述中延续了钓鱼岛属中的基本论断，他指出日本在1895 年做出“领有钓鱼岛”决定时并未告知清王朝，并依次质疑了日本将钓鱼岛视为先占无主地的几个理由，以及古贺辰四郎的先占行为是否可以得到认可。[12]
日本外务省的前高级官员，孙崎享也在其著述中承认中国早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将钓鱼岛纳入了自己的管辖圈，相较而言日本的“先占”主张就有一点站不住脚了。他支持中国“钓鱼岛属于台湾的一部分”的主张，并接受了许多日本官方所认为的中方“错误主张”。① 相关内容参见：孫崎享.日本の国境問題：尖閣·竹島·北方領土[M].東京：筑摩書房，2011；孫崎享.尖閣問題：日本の誤解[J].世界.2012（第836 号）：86-92；孫崎享.尖閣問題、「棚上げ」こそ正しい道[J].一冊の本.2012（第11 号）：12-15. 矢吹晋教授在其论述中也指出，“钓鱼岛在地理上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如果没有美军的对日占领，钓鱼岛将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返还给中国。”[13]而且，他认为如果中日之间的“钓鱼岛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不会保卫，也没有能力保卫钓鱼岛。[14]
对从“情报获得战”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加强保密工作，防止中国获得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是要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情报信息。实际上，一些日本的情报官员表示，“目前日本在监听等领域的情报收集能力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但对于如何打击、什么是有效的应对之策、敌对国家的政治局势如何等问题缺乏综合考量，是（日本）情报领域的根本欠缺。”[29]正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日本决策者倾向于机械地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而那些提出“伊拉克可能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本情报官员则受到了排挤和冷藏。在钓鱼岛问题上，认为日本的海军能力优于中国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日美同盟的过度依赖，在初期也弥漫在整个日本的舆论环境和决策体系中。因此，如何对中日的能力做客观的评估，并把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有效的情报能否顺利的达到决策层，并最终转化为政策。
（二）情报宣传与日本的“钓鱼岛政策”
一些日本情报官员将情报宣传上的失败，视作是日本“钓鱼岛政策”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所提出的主要应对策略可以归纳为：加强用英语向国际社会宣传（以美国媒体为主战场，其他国家也要相应重视）；进行及时的信息发布；与其防守，不如采取攻势；曝光中国方面所透露出来的假信息与假情报。[15]在这里，日本内阁官房下属的内阁宣传室（内阁广报室）和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前者是2001 年日本中央省厅调整所建立的新机构，除了内阁宣传官之外，还任命一位外务省出身的公务员担任副宣传官，以负责外语的传播报道。[16]后者也主要负责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约有15 人的人员编制，其中11 人常驻，4 人是兼任。[17]
由θ的先验分布可知显然关于{Wt，t≥0}是鞅，关于{Bt，t≥0}。且在T有界时，依据等距[14]可知是平方可积鞅，有同理，是平方可积鞅，且由文献[15]及大数定律可得
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宣传中，每当出现中立或者偏向中国的研究成果和表态时，日本往往会积极地加以回应和驳斥。前文所提及的保罗·史密斯和约翰·戴维斯的文章甫一出版，日本学者和官员就在同年度的同一期刊上发表文章加以回应和驳斥。同时，作为执政的自民党，也积极利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的平台，加强宣传“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非法的行动”。同时，也考虑将英文的宣传手册定期发布给驻日的各国大使馆。[18]
2010 年9 月28 日时任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和副大臣松本刚明在回应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质询时就明确指出，“政府要加强舆论活动，以加深各国对钓鱼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G8 和其他EU 国家的立场。”[19] 2011 年8 月“冲绳及北方领土特别委员会”委员江口克彦指出，“鉴于引入国际法庭裁判比较困难，日本政府应该加强国际舆论方面的工作，让各国认识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则会让日本陷入孤立的状态。”[20]2013 年5 月，曾任日本外相的玄叶光一郎也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有利的）国际舆论的形成非常重要。尤其是欧美这些与日本保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定不能在国际舆论方面失败。”[21] 2014 年11 月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对日本的（钓鱼岛）外交来说，战略性的对外宣传非常重要，因此要求增加500 亿日元的预算以用于国际宣传。”[22]
其次，进行及时的信息发布，意味着要加强国际宣传的时效性，以快速争夺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在2010 年中日渔船事件刚刚发生时，就有许多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的成员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没有及时发布宣传用的视频影像表示了不满，并进而引发了后续的“钓鱼岛视频泄露事件”。[23]在2012 年“钓鱼岛国有化”期间，日本首次在外务省网站上使用英、法、德、俄、阿拉伯、韩、中文等主要语言进行宣传，以强调日本的立场、主张其“钓鱼岛主权”的正当性。[24]岸田文雄外务大臣指出，仅仅在2012 年一年，“日本在国际平台进行的投稿、专访、记者会等活动就达到了166 次，相比较而言中国方面则只有83次。”[25]截至2014 年2 月，日本参议院预算会议召开之时，发布在日本外务省及各驻外使馆上的钓鱼岛宣传视频已经突破了50 万次的阅览量。[26]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在国际宣传中的积极态度，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最后，即是反驳中国等其他方面所释放出来的所谓“假信息”和“伪情报”。其中比较重要的关键点是，强调中日钓鱼岛冲突升级的源头并非2012 年的日方钓鱼岛“国有化”计划，而是1992年中国制定领海法并将钓鱼岛纳入自己的主权范围。这意味着日本是钓鱼岛问题的现状维护者，中国是凭借武力的现状破坏者。同时，日本的情报机关还大力收集和宣传中国在钓鱼岛海域行动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推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主动升级冲突的国际观感。同时强调中国在意识到钓鱼岛周边可能存在石油矿藏的1971 年之前，长达近80 年的时间内没有进行任何主权声索。[27]
首先，在情报搜集领域，原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 年11 月召开的第181 次国会临时会上就“强化对钓鱼岛的管理”时称，“要加强对钓鱼岛周边的警备监视，同时相关省厅应联合起来加强情报收集的工作。”[47]为了掌握钓鱼岛及西南周边的情势，日本出动了舰艇、空中警戒管制机、早期警戒机、哨戒机、地上雷达、侦查卫星等设备进行电子、图像情报的收集和警备监视活动。
当然，日本依然着重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钓鱼岛上的行动将会给日美安全造成极大威胁。[28]另外，针对中国学者和部分日本学者否认钓鱼岛属日的说法，日本官方和学界也不遗余力地加以反驳，指出“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以及“开罗宣言及波兹坦宣言将钓鱼岛归还给中国”的说法缺乏足够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日本的“钓鱼岛政策”中，所谓的情报宣传战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针对不利于日本主权声索的“伪信息”和“伪情报”展开批驳与斗争。这也就是日本在2001 年中央省厅改革时刻意划分出内阁宣传官与内阁情报官的重要原因。当然，在日本积极进行国际宣传的同时，还需要努力防范中国方面获取不利于日方的图像和文献资料，这就牵涉到下一部分的内容，即：情报获得战。
三、“情报获得战”与日本的情报机制变革
无论是美方学者的中立态度，还是日本学者的亲华言论，都对日本政府制造了相当大的舆论危机。由于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缺乏现实的可行性，而与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又代价太大。因此，以“情报宣传”为核心的舆论战就成为日本一项重要的策略选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些所谓的“伪信息与伪情报”做出反击，并着力宣传自身的立场、主张和正当性。
（一）新世纪以来日本情报体制的变革
在2013 年第185 次国会中，安倍内阁又进一步提出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并于同年的12 月6日正式成立，2014 年12 月10 日正式施行。在回答国会质询时，世耕弘成内阁官房副长官指出，“为了推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实质性的讨论，提供高质量的情报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旦特定秘密保护法成立，将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提供与外国相关的保密级别极高的情报。这将大大提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讨论效果。”[43]同时，它也对“特定秘密泄露的罚则”做了明确的规定，截至2019 年6月，该法案中所规定的“特定秘密”制定件数已达到581 件。[44]在钓鱼岛争端领域，特定秘密主要涉及自卫队的电波和图像情报；防卫武器的种类及数量；防卫通信网的构成及通信方法；防卫部门所使用的暗号；外务省及在外使馆所使用的暗号等等。
从制度变革的实践角度来看，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转折点是2005 年由外务省所主办的“增强对外情报机能恳谈会”，提出要建立新的、独立的情报机关。在此次会议之后，日本的情报体制改革主要朝着三个主要方向变动：其一，防止山头和部门主义，加强以首相官邸为核心的“情报共享”体制；其二，加强情报安全工作，加强保密防谍的制度和法制化建设；其三，加强教育投资和情报工作的人才培养，培养具有“高度分析能力的内阁情报分析官”。[32]
老年旅游者一般都是退休老人，没有收入，仅靠退休金维持生活，且大部分老年人存在求实性消费特征，消费一般只要求方便舒适，能够消除不安全感，同样的产品，更追求物美价廉，对价格较为敏感。为了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成本，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调节：
那情报如何最终转化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呢？这一过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情报搜集”“情报解读”和“情报使用”。
首先，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看，日本主要搜集的情报包括五个领域：即画像空间情报（GEOINT，负责单位是情报本部画像地理部和内阁卫星情报中心）；信号情报（SIGINT，负责单位是情报本部电波部）；公开情报（OSINT，负责单位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人对人情报（HUMINT，无专门负责部门，由驻在国武官、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等担负）；计量情报（MASINT，无专门负责部门）。[33]日本在这方面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实力，而随着近来防卫装备厅在人工智能武器化的高投入，陆上、空中、水面水下的AI 自主设备有了较快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日本情报获取的能力。尤其是无人水下航行器（UUV）和“无人水面航行器”（USV）更是成为研发重点，帮助获得了许多重要数据和技术资料，在极端的海况下也能保持一定的协调性。[34]
其次，在“情报解读”方面，侧重的是“内阁情报分析官”的专业训练，以及其对各省厅提交情报的集约和评价能力。[35]这一过程至关重要，专业的情报分析官可以根据有限的情报做出准备的判断，这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累积，也需要对相关国家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了解。同时，在内阁情报调查室中也设置了24 小时执勤的内阁情报集约中心，负责应对各种突然的紧急事态，以最快的速度统合情报并将其提交给首相。
农业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的支持，因此土地改革情况和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对农户承包权进行充分巩固，真正将集体所有权落到实处，促进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离，可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业的不断进步，在此过程中土地确权是其根本所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在对农村土地改革进行不断深化的同时，与农户的切身利益和农业的发展情况有直接关系，对于民生工作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最后，在“情报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情报循环”，即：a.情报使用者提出情报要求；b.由合同情报会议提出情报评价书的写作计划；c.内阁情报分析官集约分析8 大省厅所提出的各类情报，并提交情报评价书初稿；d.由合同情报会议的内阁情报官对初稿进行审议，提出情报评价书终稿；e.将情报评价书提交给最终使用者。[36]这一“情报评价书”是提交给最高决策者的“简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于2013 年正式成立，它在筛选和细化情报要求、凝聚情报关注焦点、推动上述“情报循环”的有效运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37]实际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本身并不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它所起到的机能主要是：提出情报需求；整理各部门提交的情报，推动情报共享；以及对各部门提交的情报进行评价和反馈。[38]
自2012 年底安倍第二次内阁上台执政以来，安倍内阁从英国情报体制的构建中获得了丰富经验，着重关注的就是新设“内阁情报分析官”和撰写“情报评价书”，并且高度重视统合各情报组织的“内阁情报会议”与“合同情报会议”，并进一步实现了保密规则的共通化，试图创造出一个所谓的跨部门的“情报共同体”。同时，为了减少部门林立的弊端，安倍内阁考虑赋予内阁情报会议分配情报预算的权力，并推动各部门之间的人事交流，以推动建立起横向的人员沟通网络。[39]
（二）钓鱼岛争端中的情报保密工作
可以说，中日钓鱼岛争端甫一开始，就伴随着日方严重的情报泄露危机，即所谓的“钓鱼岛视频流出事件”① 2010 年11 月4 日，神户海上保安官一色正春，从海上保安部巡视船中的共用电脑中用U 盘将保密的钓鱼岛事件视频复制出来，并在神户市内的漫画咖啡馆上传至视频网站，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日本政府事后对23 名相关干部官员，进行了训诫警告处分。 ，引发了日本政府对情报安全和危机管理的忧虑。在回答众议院的质询时，国土交通大臣马渊澄夫表示，“各省的政务次官迅速集合，探讨了严肃纲纪和情报保全的各项方针。要求海上保安厅彻底改革其情报管理体制，并彻底查明事件真相。”[40]因此，加强情报安全工作成为日本“钓鱼岛政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为了加强情报保全的法制化建设，内阁官房和内阁情报调查室在2011 年10 月征集了法制改革的相关意见，明确了加强情报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当情报外泄事件发生时具体的罚则和审判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书列举的8 个重大的情报泄露案例中，3 项都与中国有关，包括外泄了日方掌握的中国潜艇的动向、“钓鱼岛视频”的意外流出以及中国驻日武官与日本国防协会职员（原自卫官）接触以获得相关防卫资料等等。[41]同时，报告指出，情报法制的健全除了有助于情报安全之外，还有利于加强不同情报部门之间的信赖感，更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情报共享。[42]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情报工作和情报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到上世纪90 年代，日本意识到其情报能力的缺乏严重限制了其在外交领域中的谈判能力；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后，随着日本面临的外交局面愈发复杂，关于改革和再编日本情报机构重构的政策倡议也越发增多。日本学界、政府机构对日本情报体制的研究大概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日本主要关注英美两国情报体制与日本国情的适应性，在选择“英国型”或是“美国型”的情报体制上展开了争论，并从两国的情报架构中汲取经验；[30]其二，涉及日本国内政治体制与情报体制的兼容问题，即如何解决情报机构的“政治中立性”问题和消除一般国民的不信任感；[31]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探讨政策决定者与情报的关系问题，即情报如何转化为政策。① 相关内容参见：黒井文太郎.日本の情報機関[M].東京：講談社，2007；小林良樹.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M].東京：立花書房，2014；小谷賢.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国家·組織は情報をいかに扱うべきか.東京：筑摩書房，2012；金子将史.官邸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機能は強化されるか[J].PHP Policy Review，2008（第6 号）.
预制光缆余长主要来自于双端预制光缆，对于单端预制光缆，冗余较长光缆可进行现场裁剪，无需考虑收纳空间。预制光缆可分为分散配线方式和预制舱内集中配线方式。
今年9月，央视播出的《质量报告》曝光了作为网红产品卡芭娜左旋肉碱咖啡王。江苏一位女士在尝试之后，不到三天，头昏恶心。在这款产品的主要成分中显示，含有巴西黑咖啡、左旋肉碱、VC、VE。但在淮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之后，发现其中并不含有左旋肉碱，还存在盐酸西布曲明和酚酞的违禁药物成分。
通过这一轮情报法制的建立和完善，日本强化了其情报安全和情报管理制度，避免钓鱼岛相关的重要情报泄露给中国方面，并造成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被动局面。而保密防谍机能的强化，也是日本情报组织之间以及日本与盟国之间情报共享的最大前提。日本“情报循环”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有效运转以及近年来日美情报共享的快速推进，与日本情报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
（三）钓鱼岛争端中的情报循环
单纯的情报收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是从情报到政策的转换流程是否顺畅；作为“顾客”的日本决策层提出怎样的情报需求，以及能否得到高效且高质量的情报。在2010 年钓鱼岛危机爆发初期，日本过度乐观地估计了未来的走向，忽视了自2010 年开始中日实力对比的巨大转变。这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决策层的情报需求和情报判断。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受到他们（决策层）的抱怨，（情报）分析人员也会找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情报。这是一种情报讨好综合征。”[46]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国力的认识越发清晰，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建立，日本的情报循环也慢慢开始走上正轨。
12月15日-16日，由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物流与采购商会以及珠海市港口协会共同主办，珠海跨境物流研究基地、珠海港航物流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北理珠赛斐迩智慧物流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五届港航物流发展（珠海）论坛”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成功召开。本次论坛聚焦“新贸易、新通道、新作为”，围绕“智慧物流、绿色物流、协调发展”，旨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珠海航物流发展策略。来自北京、上海、香港、澳门、西安、中山、珠海等单位共300多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参加了此次盛会。
此外，海上自卫队的潜艇也参与了情报的收集工作，但由于东海海域水深不足200 米的大陆架十分广大，无法有效避免中国方面水面舰艇的探查。为了避免被中国方面追踪，甚至被“污蔑”为误认为侵入中国领海的行为，日本在潜艇的情报侦查方面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48]前任防务大臣中谷元和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强调，“针对中国不法渔民登岛行为，要加强警察、海上保安厅等相关机构的情报共享和合作，以增强应对能力。”[49]同时，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下属的内阁卫星情报中心也对钓鱼岛的动态进行监控和情报收集，人事配置方面，仅分析官就有约300 人的规模。[50]
针对2008 年发生的“中国潜艇动向泄密事件”，森国务大臣也强调了媒体在新闻报道时所应该遵守的保密义务。她指出，“应该尊重新闻采访的自由……但采访的手段和方法如果涉及赠贿、胁迫、强迫，已经超出正常采访的范围，并涉及违法时，其行为也将被视为唆使泄露特定秘密。”[45]
其实，长期以来，个股长期停牌后暴跌的例子不胜枚举。＊ST天马（002122.SZ）自去年12月19日停牌至今年5月14日，复牌后＊ST天马连续29个一字跌停，市值缩水近80亿元，蒸发了近76%。这也打破了＊ST保千（600074.SH）连续28个一字跌停的纪录。
在情报的解读方面，内阁情报分析官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为决策者“明确问题的所在，并界定选择的空间范畴”。实际上，“情报分析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政策者去理解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51]内阁情报分析官负责起草“情报评价书”的草稿，目前人员编制有6 名，分别由外务、防卫、警察、公安调查厅、经产、民间6 个部门的成员构成。情报评价书的议定过程，也正是各情报机关之间情报交流共享的过程。[52]在钓鱼岛争端中，这种机制有利于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动作做出迅速和准确的反应，并将搜集到的情报信息加以宣传，以制造中国不断破坏钓鱼岛现状的国际认知。但目前这一情报体制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情报评价书撰写之外，各情报机构很少愿意将日常情报提供给内阁情报分析官；而内阁情报调查室，在使用完情报后，并没有给予各情报组织足够的反馈。目前所谓的情报共同体仍在持续完善和形成的过程中，部门主义和山头林立的现象仍然未能彻底解决。
在选型之前要进行一个PLC的CPU存储容量估算，根据估算出的结果再预留30%容量，进而再选取PLC的型号[20]。估算公式如下：存储容量(字节)=(数字量I/O个数×10+模拟量I/O个数×100)×130%。
在情报的使用中，日本的钓鱼岛政策是否在按照前文所提及的“情报循环”来运转呢？作为日本情报循环和情报共享的重要机制，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自2013 年12 月成立以来，以“九大臣会合”和“四大臣会合”为核心，围绕东亚情势、海洋安全保障、中国海军舰艇接近日本水域等问题多次展开协商并，提出情报要求。[53]这似乎意味着日本的情报体制已经围绕钓鱼岛议题顺利展开运转。
事实真是如此吗？这就要牵涉到日本外交的特殊性格，也正是前日本外务省情报高官孙崎享的两个疑问：“日本的军事还需要情报吗？日本的外交还需要情报吗？”[54]虽然日本拥有不俗的情报搜集能力，但日本对日美同盟的高度依赖性、以及日本忽略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的认识，有可能使得日本继续忽视客观的情报分析，而仅仅服从于日美军事协作和中日对抗的大格局之下。[55]实际上，日本的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已经进入第7年，截至到2019 年8 月6 日，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领海的次数已经达到22 次，日本方面“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会日益软化，日本众议院于2017 年4 月19 日召开“国际经济外交调查会”，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讨论。高原明生在会上指出，“中国存在强硬的民粹主义者和稳健的国际主义者。日本当前绝对不能在中国的压力下屈服，否则稳健的国际派将完全失势。”[56]这一代表性观点意味着当前中日在钓鱼岛对峙的大格局仍不会改变，日方不会轻易做出妥协，以“情报宣传战”“情报获得战”为核心的对抗将持续下去。一个最新动向是日本内阁设置了所谓“领土·主权展示馆”，频繁展出与钓鱼岛相关的各项历史资料、文献、动植物等，并正在考虑利用2020 年东京奥运会这一外交契机加强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索，[57]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小结
情报因素在日本的钓鱼岛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情报宣传战”，核心在于攻击那些故意释放“假情报”和“假信息”的对手，并着力宣传自身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正当性。其二是“情报获得战”，核心在于加强保密工作，防止中国获得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情报，同时使自身要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情报信息。日本在前一方面下足功夫，大力宣传其“领有钓鱼岛”的合法性，否定中国相关论述和历史性文件的说服力；在后一方面也推动情报体制的改革与再编，加强保密防谍法制的建设，同时推动各部门之间的情报共享，以获得更优质的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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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日本保守派政权的对抗态势不会减弱，中日钓鱼岛对峙局面将持续发展，以“情报宣传战”和“情报获得战”为核心的交锋也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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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Factors in Japan's Diaoyu Dao strategy
Yao Jinxiang Xuan Chengzh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telligence factors in Japan's Diaoyu Dao strategy.There are two main forms for Japan to exert this strategy:one is "propaganda warfare"，and the core is to attack opponents who deliberately release false 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which aims to promote Japan's legitimacy on territory claims.The other i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arfare"，which emphasizes on strengthening confidential work and preventing China from obtaining crucial information about Diaoyu Dao.At the same time，it also requires Japan to obtain more useful intelligence from Chinese side.In propaganda part，Japan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ublicize the legitimacy of its "Diaoyu Dao".Then i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part，Japan promoted the reform of its intelligence system，which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anti-spy legal system and promoted intelligence sharing across departments.In the short term，Japanese conservatives will stick to the confrontational stance on Diaoyu Dao，and the conflicts around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ill further continu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Propaganda;Intelligence gathering;Diaoyu Dao;Japan's NSC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9）03-0057-6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9.03.007
【作者简介】 姚锦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5）
玄承智，早稻田大学日本语研究科研究生
（责任编辑 于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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