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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现代化的三面伟大旗帜。他们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勾画了20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种模式。通过对这三种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和评析，我们就可以看到，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是能够引导中国胜利实现现代化的模式。
（一）
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孙中山，虽然于1894年就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但其活跃在历史舞台的前列则是在20世纪前期。他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带领中国现代化起步的伟大先行者。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他提出了在现代化的明确性、彻底性上远远超过前人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纲领——三民主义，希望通过这一纲领解决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民生幸福这三大问题。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而且为实现这一纲领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斗争。在孙中山看来，近代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满清王朝，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为此，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革命上。经过前仆后继的斗争，特别是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广泛而又深刻地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最终没能得到实现，却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在20世纪的现代化征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孙中山的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一点上，他与近代中国的各种“西化”论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在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表达了以欧美强国为榜样、进行资本主义改良的主张。此后不久，孙中山虽然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孙中山在1894年11月制定的《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他还多次表示：“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P226)孙中山在晚年虽然提出过“以俄为师”的口号，实行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并没有真正设想按照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中国，其思想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比同时代人和前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纲领，而且也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端，希望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走出一条新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模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的现代国家政权。[2](P151)这一典型模式要求，资本主义现代化要取得成效，不能缺少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从所有制形式看，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第二，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看，要建立起自由市场；第三，从国家权力结构看，根据本国特点，建立起分权型或集权型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机构。英国、美国的现代化，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19世纪的日本和俄国，也是按这个模式进行现代化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孙中山在中国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问题上，总的来说，仍然主张取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但却没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没能获得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从国家权力结构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孙中山在有生之年，并没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有效率的资产阶级政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让给袁世凯。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权，并不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现代国家政权，而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政权，并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样，从全国范围来看，就缺乏现代化的有效的组织者或实施者。
第二，从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看，孙中山主观上想两条腿走路，将关系国计民生、具有独占性质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而将其他企业让私人经营。这表明，孙中山已看到了完全的自由经济的弊端，希望通过节制资本而预防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但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施国营经济的有效途径，更没有付诸实践的条件和机会。
第三，从所有制形式看，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求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私有制。英国等国的实践表明，要实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首先要使封建私有制向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私有制过渡，然后再从后一种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兴起一种拥有较大资本、具有独立经济条件的社会集团，并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展，使狭小的地区市场转变为全国市场，形成真正竞争型的市场经济，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壮大资本主义私有制。但20世纪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
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一样，毛泽东主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从主要内容来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二是关于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应该说，毛泽东在前两个问题特别是在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由于前两个问题理论界多有研究，这里重点分析毛泽东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
如果说在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有重大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的话，那么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则基本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
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在所有制形式上，主要表现为追求建立一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毛泽东在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曾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形态。这是一种公有经济逐步占主导地位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毛泽东转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在建国初，人民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接管一部分外国在华企业，建立了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又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或集体所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经济几乎成了我国唯一的经济形态。此后，毛泽东又不断强调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尽量消除一些残存的非公有经济，到1978年，各种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占1%。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主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除了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外，还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毛泽东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发展生产力。这样，毛泽东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形式。毛泽东的这种追求，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体现了他对人民利益的关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并不是人们想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就能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而要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应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就应有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要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本国的现实生产力状况来决定，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的根本标准。而毛泽东恰恰忽视了这一前提条件，主观地希望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就能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就能很快地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超越阶段的“左”的空想论错误。按这种所有制形式搞现代化，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和“穷过渡”的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上，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和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通过国家计划用行政性指令的办法，自上而下地配置资源，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中国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从现代化的发生类型来看，属于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应付外部世界挑战的外生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权力相对集中于国家，实行带有很强计划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外生型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其内部现代化因素自然积累成熟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带有一种人为的因素。这样，在自身内部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自然要借助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干预。第二，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性，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和可能学习和借鉴现代化先行者的经验，使中国的现代化少走弯路。要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组织。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底子薄，人口多，能够用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资金少，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速现代化进程，必须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于政府，通过公平的分配制度，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由于上述原因，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实践也证明，这一体制在一段时间内，对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低，从1952年到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6.0%。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能建立起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基础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同计划经济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分不开。但这一体制也存在突出的问题：其一，它是靠集权型的计划和政治思想动员驱动经济发展的，而不是靠经济动力驱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明显不足；其二，它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运行的，对外开放不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技术；其三，它是在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率、低消费的条件下运行的，经济效率不高，难以持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危机及改革即由此而来。毛泽东也曾部分察觉到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并进行过一些简政放权的改革，实行过有限的市场调节，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这样，使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没能走上合理、高效的良性发展路子。
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在国家权力结构模式上，是建立权威型的带有集权特点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本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毛泽东的一贯目标，毛泽东也是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能建立起高度民主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建立起了以高度集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影响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因很多，从历史传统看，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而缺乏民主的传统和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的权力体制来看，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克服各种困难和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完成武装斗争、生产自救、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革命任务，建立起符合当时特点和需要的党政合一、军政合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来看，也存在民主素质不高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但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这种弊端突出表现在：1.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缺乏必要的分工和职能划分，由党组织包办代替其他国家机关，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管一切的局面。2.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中，权力集中于上一级部门，单位和地方缺乏自主权，造成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3.在领导机关中，权力又集中在党委会，党委会的权力又集中在书记手中，特别是一把手手中，很容易形成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局面。这种权力结构和体制难以适应执政条件下经济和社会管理纷繁复杂的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决策失误、管理僵化、脱离实际等问题，助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权力结构和体制，也不适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大国建设的需要，不利于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突出的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很容易形成这种现代化模式。因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民主传统不够，执政党多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都有强烈的尽快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愿望。这样，上述现代化模式就很容易地建立起来。但这一模式的重大弊端，使它难以合理、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不利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因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这种现代化模式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对这一模式的修正和改变，以寻求新的更合理、更有效的现代化模式。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寻求新路的过程中走入歧途，而邓小平却在修正和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探索出了新路，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现现代化模式。
（三）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其次，中国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能再走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里重点分析邓小平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想。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就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同时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出发，允许部分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但允许部分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邓小平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格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国家政权。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要坚持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也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邓小平并不像毛泽东一样要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只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3](P138)他还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P142)。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仍然是公有制，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做到共同富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像毛泽东一样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观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的具体结构，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不仅决定了多种公有制的存在，而且决定了各种非公有制的存在。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公有制基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本质，反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公有制。这一思路的转换，终于打破了延续20多年公有制经济一花独放的局面，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1996年的24%。199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为3120多万户，从业人员6114万多人，注册资金3120亿元；私营企业120万户，从业人员1709万人，注册资金7198亿元。截止1998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2万多家，合同外资金额572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67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已开业近15万家，就业人数为1750万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的程度加深，外资利用率将更加提高。邓小平在所有制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改革，使我国在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标准上，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和唯意志论，重新确立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唯物史观，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式，就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一主多元的带综合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与毛泽东时代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相区别，具有利益多元化的特点；也同西方利益多元化的趋向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相区别，具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特点。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未来的实践将会证明，这种经济形态可能是最适合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上，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邓小平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比较快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推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样，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就不断地推动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产生新的认识。在这期间，邓小平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逐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维。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十多年间，邓小平12次提出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最后得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这种认识的新飞跃，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认识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突破了大一统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第二阶段，是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三阶段，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突破了把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划等号的传统观念。在此基础上，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种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等不足，但同主要由国家自上而下分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更能合理配置，因而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形式。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体制及其运行过程来看，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无二致。但是，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转的，因而在许多方面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在当前的一个艰苦任务，就是要尽快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随着这种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将能得到又快又好的发展，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未来的实践可能会表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转变的方法、时间的早晚上会有差别，但都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国家机构上，是建立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分权型国家机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面临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种矛盾的选择，这种矛盾是，现代化在国家版权权力方面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民主政治，而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在组织和推进现代化中的作用，并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前者要求的是政治民主，而且民主进程越快越好，民主程度越高越好；而后者要求的是政治高效，即要求国家政权有较高的权威，能有效地组织现代化并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在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要求过急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损害社会的有序运转，从而损害现代化本身。这样，两者之间就存在一种矛盾，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时就面临一种两难选择，对于强调某一方面，可能就会损害另一方面，但也不能不选择。现在世界上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行政单位中，大致实行着三种政治制度：第一种是仍然实行着传统君主制度，君主有很大的权力，这样的国家约有20来个，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汤加、约旦等国。第二种是实行表面上的民主体制，在政权建设上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或英国式的议会制，声称权力来自于人民，人人平等。这样的国家居多数，如印度、菲律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政权是新权威主义政权，这种政权的特点是政治权力相对集中于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治强人，通过强有力的政党或政治强人来推进现代化，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经济，以经济发展带动和促进政治民主，如经济起飞阶段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墨西哥、巴西等，都大致属于这种类型。中国属于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但由于各种条件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离真正的民主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样，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邓小平的总的思路是，建立一个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国家政权。在这个大思路中，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要趋向民主，二是要有权威。趋向民主是我国国家机构建设的方向，有权威是指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能有效地组织现代化并能提供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地位，邓小平有比毛泽东更深刻的认识。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4](P168)这句话不长，但切中要害：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在邓小平那里，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内在属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保证。民主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这种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定要走民主之路，民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尽管民主政治建设这样重要，但邓小平并不抽象地强调民主的程度和进度。邓小平认为，政治民主固然重要，但推进经济发展也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并且政治民主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来说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样，邓小平就不是抽象地要求民主，而是将政治民主建设与整个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认为，评价政治发展状况，不能仅仅只看政治发展本身，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P213)他还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3](P244)基于民主建设要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的辩证思考，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3](P284-285)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就能对邓小平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总体思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既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要求民主的进程不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能保证国家政局稳定和有效组织经济发展的政权只能是一个有权威的政权。而这样的有权威的政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就是要求共产党有权威，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有权威。而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为我们描绘的这条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按这条路子推进民主化进设，就能找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真正使民主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顾此失彼，相互损害。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模式上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在运行机制模式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模式上是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民主政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便构成了邓小平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模式。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而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模式，是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虽然也继承了孙中山、毛泽东现代化模式的合理内核，但又区别于孙中山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完全同于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而是在这两种模式之外的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按照这种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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