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经济类稿件中数学方法应用的泛化与模式固化倾向——兼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流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弊论文,数学论文,刍议论文,形式主义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07)08-0003-06
翻开经济类期刊，数学化实证性稿件比比皆是，经济学数理化的倾向特别严重。以笔者多年从事经济学审读稿件的经验，此类稿件一般要占到来稿的六七成之多，甚至更多；而且文章结构设计近乎千篇一律，大有模式固化、八股化之倾向，这一问题在高校经济学期刊中更为突出。对此，笔者专门作了一番考察和探析，兹就这一现象进行简略梳理，并发表些不成熟见解，供同仁讨论，请方家指教。
一、经济研究数学化与模式固化倾向考察
笔者随机抽取了全国10所大学所办经济期刊，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划分，各区域有1～3所，每校1册。为表述方便起见，本文将10册期刊分别按东A东B、西A西B、南A南B南C、北A、中A中B予以编排，然后对各家期刊同期所载用数学实证方法研究经济的文章数量及所占比(与本期全部载文之比)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在10家杂志中，都刊有运用数学实证方法的文章，若从多到少按刊发此类文章的数量及其所占比进行统计，其结果是：西A15篇，载文20篇，占75％；南B10篇，载文17篇，占59％；南A14篇，载文25篇，占56％；北A6篇，载文15篇，占40％；南C9篇，载文23篇，占39％；东B4篇，载文16篇，占25％；中A11篇，载文45篇，占24％；西B5篇，载文29篇，占17％；中B2篇，载文24篇，占8％；东A1篇，载文17篇，占5％①(参见表1)。
表1 全国10家经济类期刊发表数学实证研究文章统计表
分类
数学实证(篇)
载文(篇) 占比(％)
西A 152075
南B 101759
南A 142556
北A 6 1540
南C 9 2339
东B 4 1625
中A 114524
西B 5 2917
中B 2 248
东A 1 175
通过上述统计可知，100％的经济类期刊载有数学实证性稿件，10家期刊中有7家(占比70％)刊发数学实证性稿件达24％以上，最多者竟达75％，足见此种现象已具一定的普遍性。
更有甚者，笔者接待给本刊投稿某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提出要把去掉没必要运用数理推导和构建模型改用经济理论进行文字论证时，他认同建模和进行大量数理推导实在牵强但他要求务必保留其中的数学实证部分。问其原因，作者说按导师的要求，若经济论文中不以数学实证为主将不准予毕业。由此，足见目前经济研究中数学化倾向之严重。
此外，目前高校经济期刊来稿的作者绝大多数为博士研究生，来稿中很少有运用经济学原理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者，大都为建模而建模，为显示数学水平而运用数学方法，甚至有不少文章中之数学方法的应用或与作者的观点联系不紧，或无观点(只是数据运算、公式推导)，或根本运用不当。笔者还发现，此类稿件的结构设计，甚至小标题都基本雷同，即：研究背景(或问题的提起、引言)——数据的选取——模型构建——回归检验——结论与建议(在此部分，作者往往“惜墨如金”，寥寥数语即作结)。可见，运用数学实证方法进行经济研究不仅已成为倾向，而且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学风、文风——僵化、固化、八股化之风。
二、经济研究数学化倾向探源
从世界经济学发展脉络看，经济研究中由运用数学方法到形成一种倾向，一种风气，最后达到极端——数学形式主义，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嬗变并取得主流、统治地位的结果。就中国而言，类似西方经济学界这种倾向、风气的形成，则与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和国内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加区别地照搬其研究方法而失去自己思考、研究的独立性有着密切关系。总之，这一倾向的形成与演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值得探讨的。
1.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并非一开始就是数学化的，有一个时间很长的嬗变过程。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先产生的一门政治经济学，是有一定科学性的经济理论体系，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中，数学实证方法很少有运用者。尽管其代表人物中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统计和数学研究方法，但在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并不占突出地位。
19世纪30年代末，法国经济学家库诺在其所著《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把以数学形式表达的需求规律作为价格理论的基础，并运用数学方法对各类型厂商的价格决策进行求解。不过，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由几个学派构成的边际效用学派。这一学派所创建的经济理论，由于是对古典经济学派的重大变革，故被称为“边际革命”。这一学派中以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过去曾被译为瓦尔拉)和意大利的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影响最大。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改变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传统方式，引入了高等数学工具——微积分，还使用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以及对策论等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关系。从此，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始向新古典转变。不过，当时新古典学派中的数理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仍居少数地位，那时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仍以文字、图表分析为主，方法上以英国的主流经济学——马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之多元论占主导地位。因此，数理学派所主张的数学形式主义遭到了方法上持多元主义学派的激烈批评和反对，并受到科学研究实在论的约束。
时过不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数学形式主义勃兴。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数学形式主义很快支配了整个西方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革命的结果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现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已达到极端化、绝对化顶峰，经济学成了一门由数学形式主义支配的“数学科学”、社会数学，而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数学也不再被当作一种工具和方法，而成为了经济学的本质。
2.国外“取经”与国内盲目引进导致我国经济学界数学泛化倾向
据笔者考察，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基本上没有数理实证成分，主要是以文字分析、表述、说明、论证、探讨为特征的规范性研究方式。这不难理解，其一，当时我们是将政治经济学按阶级性进行划分的，西方经济学因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遭摒弃和批判。其二，我们的经济学从教材到研究著作基本上以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蓝本，并按照政治的需要加进了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解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当然专门从事世界经济史研究者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没有数学实证的地位。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一批批攻读经济学的青年陆续留学到欧美，且有大批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亦赴欧美考察学习。于是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研究的氛围：无论是经济学教材，还是大学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抑或是出版的专著和期刊上登载的学术论文，处处都是数学方法的运用；经济学研究生的课程，只涉及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建模；所撰经济学论文，“要想在主流圈子内被算作经济学(或拥有读者)，作者就必须要用数学方法并最终建立一个形式化的模型”。(Lawson,2003)可以想象，我们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这种“熔炉”的冶炼和熏陶，回国后当上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会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各种版本的经济学书籍引进到国内，学者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也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研究方法盲目地全盘接收过来。
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与评定而产生误导
诺贝尔奖设立之初，就没有数学奖也没有经济学奖。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行长倡议，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评选颁发均由诺贝尔基金会负责。自1969年颁发经济学奖至今，已有五十多位经济学家获得此奖。值得注意的是，此奖的评选政策总是向精通数学，并十分注重运用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倾斜；在已获此奖项的五十多位经济学家中多数为美国人，且大多精通数学，有的本身就是数学家，很多人的获奖与在其研究成果中大量运用数学、数学思想方法有着密切关系。
且看批准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指导思想。该院院长E.Lundberg在首届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大会上说：“过去四十年中，经济科学日益朝着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方向发展……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表明了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转引自王文省、陈理平《数学思想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怎么说的呢？1997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James Mirrciess)的学术报告主持人这样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家的份，不过数学家已经找到了摘取诺贝尔桂冠的途径——那就是把自己变成经济学家。”(转引同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定与其获得者观点的这种倾向，对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影响很大。他们撰文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数学造诣之深，称赞并推广其重视运用数学方法于经济学研究的优势，并极力主张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应走数学化之路。
4.我国教育部门制定的政策也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
2002年教育部规定，数学在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所占分数须等于其四年所学经济学在考试中所占的分数(笔者未查教育部规定，引自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西方主流化遭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这里的“分数”疑为“比例”，“在考试中”，疑为“在各科考试中”，“其四年”，似应为“本科四年”)。对于这个规定，有学者认为它“无疑将对经济学数学形式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上)。笔者以为如此评价为时过早，尚有待实践、时间检验。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中，确是将是否使用数学方法作为重要指标的。我国教育部的上述规定是否借鉴了这一评奖指标而设置呢？倘如此，不能不说国家在此项规定的设置上，多少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影响。但不管是与否，对经济学硕士生入学数学考试作出这样的硬规定，至少使各高校对经济学硕士生的课程、论文要求会十分重视数学的所占份额。这样，前文所述西部某大学博士研究生要求保留其稿件中的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否则其导师就不准予毕业的事例，就不难理解了。
三、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流弊
七十多年来，新古典经济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武器，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大肆推行数学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对异端经济学大加围剿，窒息阻碍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经济学术的自由，造成了今日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批判、讨论、反思的僵化局面。其流弊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今日及未来之命运是不妙的。
第一，它把严谨科学的数学变成了非科学的、随心所欲滥用的工具。其实，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到世纪末数理学派的产生，就已为数学形式主义走向末路埋下了种子。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数学符号与方式来表达、研究和论证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才是最科学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一则数学方法本身固然科学、严谨，并不等于运用得正确。再则，在质量互变规律之外，试图用数量验证经济运行中诸现象的定性，本身就将数学用错了地方，其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用多种数学方法，并以复杂的方程组进行繁琐的运算，试图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遭失败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数学形式主义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所得结论往往不能成立。例如，19世纪末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拉斯首先提出，后由帕累托、希克思进一步发展了的“一般均衡论”，认为当一切商品的价格恰好使供给与需求相等时，即形成一般均衡，并借助数学工具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其实，这一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追捧了一百多年的“一般均衡论”是不科学的，至少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数学公式的推导、运算和数学模型的建立大都是以虚无不存在的假设为前提的，既是假设就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是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其所得结论当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二，数学与逻辑之真，并不等于现实之真，证明一种思想或一种观点之真伪、对错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数学方法于此是难以胜任的。其三，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偶然的；而二者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必然的。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二者不存在恰好相等之时，即使偶尔出现相等，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还在运算时，就已经不相等了。以不存的相等为假设，怎么可能得出普遍、一般相等(均衡)的结论呢？再说，根据演绎推理的要求，大前提、小前提中只要有一个是虚假的，其结论就是不成立的。反观一般均衡论，其前提假设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其结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应当指出，一般均衡论的致命错误还不只是违背了逻辑学原理，重要的是它舍弃了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现实的、千变万化的、活生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就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如萨缪尔森之流)所犯的也是这个毛病。
第三，数学形式主义已遭遇到致命性挑战。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一经发展到极端，必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最终会走向灭亡而被新的事物所代替；还认为，一切方法、模式是多元的、变化的，倘一种方法、一种模式成了固化、僵死的东西，其生命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经过七十多年的演变，它把自己膨胀到极端，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违背辩证法而走上了末路。结果，2000年7月一群法国经济学学生带头“造反”了，向他们的教授们递交了请愿书，并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目前经济学教学中数学大行其道、新古典经济理论及方法在课程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且不允许批判性思考的现实状况，主张经济学方法多元化，呼吁经济学教授们发动改革。接着，法国众多经济学教授积极响应，发表同情评论，也请愿表示支持改革。随之，这一运动(被称为“经济学改革运动”)得到了法国二百多名经济学家签名支持；法国教育部也予以高度重视，并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学生、教授们的主张。2001年7月，这一运动之火蔓延到英国，剑桥大学27名博士发表了“开放经济学”公开信，很快签名者达600名。8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来自十多个国家的75名学生和教授发表“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经济学家克服僵化观念，在经济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到2003年，这个运动已在德、法、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网站(贾根良，2003)。值得重视的是，这一运动在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悉，北方一所全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已与这个运动编撰新书的出版社取得联系，并考虑在中国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贾根良，2003)。
西方国家这一运动的爆发及其影响之广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现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挫折，其命运看来已经注定了。那么，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经济研究数学化、模式固化倾向是否也会因此运动的影响而受到遏制呢？笔者期盼如此。
四、对于数学方法泛化与模式固化倾向的应持态度
1.把适当运用数学方法与数学形式主义和数学化区别开来
应当看到，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人类历史上最先产生的一门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先把研究对象由流通转到生产领域，并注重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可以说，在古典经济学占主流时期，众多经济学家大都或多或少地运用数学方法作为辅助工具来使用，只不过普遍以历史方法、抽象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为主进行分析、研究罢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学虽属社会科学范畴，但它又是一门特殊的社会学科。其特殊性在于，它不像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政治理论、文艺理论等那样纯以文字进行表述，基本上不涉及数理知识；经济学则不同，它在某些研究领域尤其应用经济学领域，离不开技术层面的知识与方法，例如经济数量统计、数据运算、实证分析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适当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把数学对于经济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以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也深受其影响，出现了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使用的泛化与模式固化倾向，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2.把经济学的社会属性与数学的自然属性区别开来
上述表明，笔者是主张在经济学研究中适度运用数学方法的。但是经济学毕竟属于社会科学，社会学是以定性而不是以定量为标志的。在西方，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称霸经济学界几十年来，由于西方经济学为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因而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那些数理学派的经济学家痴迷于数理推导而忘记了经济学的社会性，因而鲜有能够符合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创新。实际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思想和主张主要是通过最能体现人类思想光辉的文字来表达的，而不可能是用数理推导出来并以数学语言进行表述的。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等等。像这样伟大的经济思想，难道是运用数学模型能够推导出来并能用数学语言表达的吗？其实，数学在经济研究中，只不过是工具、手段、方法而已，而且较之历史的、哲学的、逻辑的方法是次要的，应用得好，经济研究就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但绝不会成为目的与本质。原因很简单，数学属于自然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它在物理、化学、生物及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中有着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基础和运算工具的作用，作为分析方法，它在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属于“弱项”。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将经济学的社会属性与数学的自然属性区别开来，将所用方法的主次地位区别开来。
至此，有一个现实问题急需探讨、解决，即经济类期刊如何对待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稿子。依笔者之见，首先不要不加区别地一概拒用或一概刊用，应视具体情况而作选择。其次，对于学术观点新颖、鲜明、有创意，且主要以经济学知识理论进行论证，只是部分地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稿件，可以刊用，但须数学专家评审。因为目前此类稿件中为模型而模型，为数学而数学，不从实际出发者过多，故不能不请专家来鉴别、把关。最后，对于那些以大量篇幅搞建模、公式推导，主要展示其数学水平之高深，数学方法运用之精巧、公式推导之严密、所得结果之精确的稿件，经济学期刊最好不采用；不过鉴于它属于数学应用类稿件，可建议作者投向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期刊。
3.把西方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区别开来
严格地讲，西方经济学并不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对于后者，笔者是持批判态度的，对此本文后面将专门讨论，暂不细述；对于前者，笔者略陈管见。
西方经济学是由诸多不同流派构成的，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派居于主流地位，但其本身也是多派林立，更遑论其派外之派了。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乃至今诸派鼎立，是一个历史现象，自有其发展轨迹与价值，而且涌现出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亦属西方经济学)、阿·马歇尔、凯恩斯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颇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但不论什么派别，其观点、思想正确也好，有偏见或因受阶级局限存在谬误也罢，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而长期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我们，较之西方经济学家至少感性知识是十分缺乏的。而市场经济不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中国，其运行规律、价值法则等，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价格、利润、成本、供给、需求、竞争等，也都是共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已经)注重引进西方经济学，有鉴别地吸收其有科学价值、借鉴作用、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用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应当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有不少新见解、新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批判的，更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吸收一切经济理论和研究成果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即使是对于那些新古典学派的庸俗经济学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尽量挖掘其学说中有益和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以深化、补充、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批西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斯拉法、琼·罗宾逊、扬·斯蒂德曼、杰弗·霍吉森、森岛通夫、凯特弗里以及萨缪尔森等，均主张运用数学方法代替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并以此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他们的观点当即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反对和批判。不过其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应用上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转化解式、生产方程、过程分析、不等式等数学分析工具来补充马克思在数学分析上的“缺陷”；对此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拿来一用”(杨玉生，2000)。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数学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况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靠实践来证明的，不是靠数学来“证伪”的。但是笔者发现，新古典学派当中有人提出，马克思创造劳动价值论的年代与今天的联合生产不同，应采取不同分析方法，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至少它能启迪我们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坚持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另外，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数学形式主义虽然应当摒弃，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有价值且闪光的东西，对之不可以持一概排斥的态度。
注释：
①需说明的是，上述期刊刊发数学实证性研究的文章中，不包括统计学意义上的含有数学计算的文章。
②详情参见杨玉生《西方经济理论及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2月，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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