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研究成果论文,原因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127-09
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近年已有不少论著予以回顾和总结，但都是定性的分析和模糊的把握。如果我们要问：20世纪百年间究竟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的年代成果量有何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答案，似乎也无人关注。因为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多年来人们只习惯于定性的考察、感性的分析，而不注意用统计的方法去定量分析学术史的进程及其变化。计量学术史，还没有引起注意，本文算是计量学术史的首次尝试。
我们历时十年，全面盘点了20世纪词学研究的家底，搜罗了1901-2000年海内外词学研究论著的所有目录。在时贤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数十次的增订补充，我们最终搜集到了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目录22909项(一本著作、一篇论文、一部词选等均作1项统计)，并研制成《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总目检索系统》。有了这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用准确具体的统计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并可以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别样意蕴。
一、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规律
在计量文献学和计量信息学领域，衡量科学文献的增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每年新出版文献的数量为依据，一种是以每年出版文献的累积总量为依据。在研究文献增长的规律时，一般采取后者，因为“各年出版的文献逐年相加而得到的文献累积数量总是增加的，就有可能趋于某种固定的规律，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较为规则的曲线，都能用一个较为准确的函数来描述”，而前者，即每一年所出版的文献数量，“容易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总是波动的，结果往往是一些非规则的曲线，难以用某种函数来描述”，不利于规律的研究。但是，前者“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每年新文献的变化趋势”，[1](P45)所以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
为了从不同的角度统计考察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变化，我们将20世纪词学研究每年的成果量和累积成果量制成一份总表，见表1。
我们先看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总量所反映出的增长规律。科学文献增长的重要规律之一，是美国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家普赖斯提出的“指数增长规律”，即“任何正常的日益增长的科学领域内的文献是按指数增加的”。[2](P293)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累积量，也基本上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将表1的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输入计算机后，Excell电子表格可以自动计算出其增长指数，并描述出指数增长的曲线，见图1。
图1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的指数增长曲线
图2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变化图
图1是以5年为一个时段来统计，纵坐标为累积成果量，横坐标为年份。表中的粗线，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实际增长的指数而自动生成的曲线，即实际增长曲线。表中的细线，则是计算机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累积量反映的指数增长关系模拟出来的趋势曲线，即预期增长曲线。两条曲线的吻合(重合)度愈高，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关系与预期增长的指数关系愈加一致。图中的数值R[2]，就是表示两条曲线的相关性、吻合度的，其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1，表明相关性、吻合度越高。而图1中R[2]=0.9252，这个数值表明，实际增长的指数曲线与预期增长的指数曲线之间的吻合度、相关度非常高，换言之，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增长量非常符合指数增长曲线。这也表明，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增长，与其他科学文献的增长趋势相似，符合科学文献增长的一般规律。
从图1可以看出，1930年代以后生成的粗线在模拟细线之上，说明1930年代的成果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增长态势。而1980年代增长速度迅猛，1990年代中后期增长速度放慢。且看下面这组数据：
第一个5000项，用了77年的时间：1901-1977年；
第二个5000项，用了8年的时间：1978-1985年；
第三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86-1991年；
第四个5000项，用了6年的时间：1992-1997年。
1978-1985年8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相当于此前77年成果量的总和，可见其增长速度之快。而第三个5000项与第四个5000项所用时间相同，表明1986年以后词学研究成果的增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之后，年度增幅放慢，每年的年产量是平稳中有升有降。
再从单年的产量来看。表1显示，一百年间词学研究成果的年产量极不平衡。1903-1904年的成果量为0，除去这2年，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最低的是1912年，全年仅有1项研究成果；最高的是1986年，达到964项，这一年的成果量比1901-1935年35年间的成果总量还多。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百年间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涨落变化，我们制作了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柱形图(见图2)，图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每年对应的成果量。图2显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不是直线型的上升，而是在总体上升过程中波动变化，时涨时落。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时段：前80年是低速前行，小幅走高；后20年是高速发展，小幅震荡。1976年以前，除1957、1962、1975年这3年之外，其他年份的年产量都是在200项以下徘徊。1979-1980年为转型过渡期，年产量达到500项左右。1981年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期，此后20年的年产量一直是在700项以上高位运行(只有1989年略低于此数)。
从发展进程来看，1932年以前，词学研究的年产量相当低下，年均不足15项。1933-1936年第一次出现快速增长之势，每年成果量平均达到近150项。之后，又急剧跌落，以至于1938年只有13项。1941年前后，一度小幅走高，1945年以后又转入低谷。1945-1955年，成果总量只有462项，年均42项。直到1956年，才有所回升，此后即平缓发展。1956-1976年的成果量基本都保持在100项以上，年均成果量有137项。到1979年，开始提速，增幅扩大。1981年后，就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20年的成果总量达到16621项，是前80年成果总量(6288项)的2.64倍，年均成果量高达831项。
统计数据提供的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结果，是直观的、具体的，更是客观的、准确的，也是新鲜的。熟悉词学史的学者，也许能够感受到1930年代初期词学研究曾经出现过的短暂辉煌，但是很难料想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的1941年前后，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又曾经一度回升；也不曾想到，1949年建国之初的几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大幅走高，反而比前几年还有所下降。“文革”十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也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急剧下滑，仍然基本保持着此前的平均速度前行。学术史无疑会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它的运行发展，却有自身的规律和路径。
二、20世纪成果量变化的四个阶段
根据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实际变化，我们将百年间的词学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年)：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
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年)：成果总量为1496项，年均65项；
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年)：成果总量为3322项，年均144.4项；
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年)：成果总量为17615项，年均800.7项。
第一个阶段(1901-1932年)，为起步初始阶段，历时32年。成果年产量和总量都比较低。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词学研究，当时是刚刚起步，“词学”(词的学理研究)与“学词”(词体的学习创作)混沌不分，[3]“词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当时的学者，只是凭个人兴趣，偶尔涉及而已。
从作者队伍来看，当时专力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不多。世纪之初的32年，发表了3项以上词学研究论著的作者共27人，其中位居前十名的活跃作者(见表2)，除了赵万里致力于词作辑佚和词集版本研究、况周颐专心于词话的写作、胡云翼专注词史的研究之外，其他学者的主要学术重心、学术兴趣都不在词学研究领域，诸如词学研究成果量较多的胡适、郑振铎、冯沅君、梁启超和王国维等，都不是专门研究词学的学者，虽然王国维和胡适对后来的词学研究影响甚巨，但词学研究在其整个学术视野中占的比重不大。
从论文发表的刊物阵地来看，当时学术刊物的数量原本不多，更没有专业的词学杂志。32年间，发表词学论文比较多的只有《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20篇)、《小说月报》(12篇)、《国粹学报》(7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6篇)等四个刊物。
可以说，词学研究的专家少、专刊少，是20世纪头32年词学成果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与专业刊物的传播密切相关。有发表阵地、有便捷的发表渠道，往往能够激发学者的研究热情，提高学术成果的产量。这期间，赵万里在“自家”刊物《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上发表词学论文20篇，郑振铎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词学论文12篇，便是明显的例证。①
第二个阶段(1933-1955年)，历时23年，词学研究开始迈步向前发展，年均成果产出量比上一阶段提高了3.39倍。从1933年起，至1936年，连续4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快速增长。由此前的年均成果量不足15篇快速提高到年均成果量150篇，年均成果量提高了9倍。4年的成果量分别为155、152、157、131项，共计595项，比1901-1932年的成果总量476项还多119项。
1933-1936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为什么突然大幅度上升？这固然与词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词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有关，更与一位词坛领袖、一个词学专刊有关，亦即得益于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和吸引。②这只要看看当时成果量的刊物分布(见表3)，就可以看出《词学季刊》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3-1936年的成果总量为595项，其中《词学季刊》发表的成果就有183项，占同期成果总量的30.8％。《词学季刊》一个刊物发表的词学论文量，既比1901-1932年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四个刊物所发词学论文总量(45篇)多出3倍，也比同期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其他9个刊物的词学论文总量(122篇)多61篇。可见，无论是跟1930年代以前的刊物相比，还是跟1933-1936年同期的其他刊物比较，《词学季刊》都是发表词学论文最多的刊物。
再从作者队伍的角度来看，1933-1936年间，发表了3项以上论著的活跃作者共有36人，其中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张尔田、赵尊岳、吴梅等十大活跃作者的词学论文大多数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见表4)，而张尔田、叶恭绰的词学论文，更全部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当时词学研究的十大活跃作者，除了邹啸和夏敬观之外，都跟《词学季刊》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正是《词学季刊》，造就了这些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培养出了一批后来成为词学研究宗师级的词学专家。
其一，作为20世纪第一份专业的词学杂志，《词学季刊》原本没有任何稳定的作者队伍，作者队伍都是由主编龙榆生组织和联络的。正是由于龙先生持之以恒的约稿，才促使这些作者不断提供最新的词学研究成果，使这些在上一个时期并不算活跃的作者成了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只要考察一下这时期的三位活跃作者、后来成为一代词学宗师的唐圭璋、夏承焘和龙榆生1933年前后词学成果量的变化，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唐圭璋1926年在《东南论衡》上发表第一篇词学论文《温韦词之比较》，过了5年，到1930年1月才在《中央日报》发表第二篇《女性词人秦少游》，也就是说，从1926-1932年的7年，唐先生只发表了2篇论文。而1933年1年，他在《词学季刊》上就发表词学论文8篇，次年又接着在该刊上发表论文4篇。2年内唐先生词学成果量的剧增，无疑与龙榆生的定期约稿有关。
夏承焘则是1931年开始在《暨南大学文学院集刊》上发表处女作，次年在《之江学报》和《燕京学报》发表论文4篇。1933年，他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论文5篇，接下来3年连续在该刊上发表论文12篇。如果没有龙榆生及其主编的《词学季刊》，这几年夏先生恐怕也不会如此高产。
龙榆生自1929年开始与辛梅臣合作发表第一篇词学论文《辛稼轩年谱》，到1932年总共发表词学论文5篇。而1933年他创刊《词学季刊》后，身体力行，既任主编，又任“主笔”，1年之内就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词学论文17篇，4年共发表文章36篇。他主编《词学季刊》的4年，是他学术生涯中创造力最旺盛、学术成果最丰厚的一个时期。他毕生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06项，而4年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就占了其成果总量的1/3。由此不难看出主编《词学季刊》在龙先生词学生涯中的重要性。
其二，这期间的活跃作者，特别是龙、夏、唐三先生，在词学史上有影响的代表性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词学季刊》每期的开篇压卷之作，都是龙榆生本人亲自撰写的大块理论阐释性文章，诸如《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词学之商榷》、《选词标准论》、《词律质疑》、《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论平仄四声》等。这些论文大多是词学研究领域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力作，影响深远。如果说龙先生是以理论阐释性见长，那么夏先生则是以词人年谱之作为人称道，唐先生以词作辑佚和词人词作版本考订而享誉学界。而夏先生和唐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夏先生的《南唐二主年谱》、《冯正中年谱》、《张子野年谱》、《晏同叔年谱》、《贺方回年谱》等，都是首先刊载在《词学季刊》上，后来结集为《唐宋词人年谱》。唐先生的宋词辑佚和考订的名作，如《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之词》、《石刻宋词》、《四库全书宋人集部补词》、《汲古阁所刻词补遗》和《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互见考》等，也都是最先揭载于《词学季刊》。正是这些论文，奠定了龙、夏、唐三先生在20世纪词学史上的大师级地位。而这些论文，又是应《词学季刊》的需求而创作的。所以，说《词学季刊》造就了这时期的活跃作者，有力推进了这时期词学研究的进展，并不算过分。
1936年，《词学季刊》停刊后，词学研究成果量便立即下滑。这又从反面证明了《词学季刊》在当时词学研究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1939年的成果总量只有95项，年均31.7项。而1940-1944年的成果量又有回升，5年共有344项，年均68.8项。1937-1944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是在战时，何以前3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很低，而后5年的成果量又走高了呢？这又与龙榆生的努力和他主编的《同声月刊》有关。
《同声月刊》1940年12月创刊于南京，1945年停刊，历时5年，编辑体例与《词学季刊》相类，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与战前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以前。但在龙先生的苦心经营之下，仍有名家如冒广生、俞陛云、夏敬观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还注意联络同仁，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吴庠、张尔田、施则敬、陈能群等讨论四声问题，相关论文至今仍是有参考价值的词学文献。
《同声月刊》虽然内容不限于词学，但主要是发表词学研究论文，共计发表词学研究论文182篇，占同期(1940-1944年)整个词学研究成果总量283项的64.3％。一个刊物发表的词学研究论文，占了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一半多，我们不能不再次感佩龙先生的努力和贡献。
龙先生本人跟办《词学季刊》一样，也是一身兼任《同声月刊》的主编与“主笔”，他在《同声月刊》上发表的论文累计42篇，是该刊八大活跃作者中发表论文最多的“首席”作者，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第二个多产的高峰期。1933-1944年，龙榆生先后在自己主编的《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里，共发表论文78篇，占其毕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106项的73.6％。可见，《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不仅对20世纪词学研究贡献巨大，对龙先生本人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关系重大。
如果说《词学季刊》培养了唐圭璋、夏承焘等词学研究的活跃作者，那么《同声月刊》则造就了冒广生、俞陛云等活跃作者(见表5)。冒广生的词籍校勘记、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都是连载于《同声月刊》。冒氏平生的词学研究成果为28项，俞氏毕生的词学研究成果为25项，而两人分别在《同声月刊》就发表了22和23项。如果没有《同声月刊》，很难想像冒氏、俞氏这些词学研究成果能否及时问世和传世。
在现代学术进程中，学术领袖和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引导推动作用，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
第二阶段为什么延续到1955年，而不按通常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的分期以1949年为界？这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从旧中国过来的学者处在一个调整适应时期，新时代培养的学者尚未崭露头角，因而成果量不仅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提升，反而有所下降。1950-1955年的成果总量为211项，年均35.2项；而1945-1949年的成果总量却有251项，年均50.2项。解放后6年的年均产量较此前几年的年产量降低了4成。如果将1950-1955年的成果量再按地域来分，③那么，更显此时中国大陆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大幅下滑。建国初的6年，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211项，其中大陆产出的研究成果只有82项，年均13.6项，降到了30年代以前的水平。此时词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也没有明显的进步。所以，根据成果量的实际变化情况，将第二个阶段的下限延至1955年。
第三个阶段(1956-1978年)，为踏步缓行阶段，历时也是23年。这时的成果总量虽有较大增长，年均产量也有较大提升，但就整个词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这期间的发展速度却是比较缓慢的，年均产量固然达到了144.4项，但较之前一阶段，年均产量只提高了1.2倍，环比增速下滑了2倍多。
195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开始出现上升之势，年产量达到100项，此后的年均成果量在100项以上。为什么1956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开始上升？因为这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激发了中国大陆学术研究者的热情。此后几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明显提高，1956-1965年词学研究成果的总量为1430项，其中中国大陆产出的成果为950项，年均达到95项，这比1950-1955年中国大陆词学研究的年均成果量(13.6项)提高了近6倍。
在这个阶段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文革”十年(1966-1976年)，其时词学研究的成果量仍然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总量为1451项。其中1966-1969年共395项，年均成果量都在100项左右；而1970-1976年共1056项，年均151项。这表明“文革”十年的词学研究是在逐步增长的。若跟“文革”前10年(1956-1965年)词学研究的成果总量1430项比较，“文革”十年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也并没有下滑而略有增长。在那个“大革文化命”、正常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滞的年代，词学研究居然还有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惊诧。
仔细检阅“文革”期间的词学研究成果，原来这个时期词学研究的主力军已由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军团”所代替。此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451项，中国大陆发表、出版的论著仅有424项，占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29.2％，海外研究成果量为1027项，占同期成果总量的70.8％。“文革”期间，当中国大陆正常的词学研究被压制、排斥的时候，海外的词学研究队伍异军突起，从而使“文革”十年整个的词学研究成果量保持着一种稳步发展的态势。
按地域来分，此期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是：台湾667项、大陆424项、香港139项、日本130项、美国42项、韩国22项、其他国家和地区29项，见图3。
图3 1966-197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地域分布
在“海外军团”中，以台湾地区的词学研究最为活跃，其成果量占了同期词学研究成果总量的45.9％，差不多占了当时整个词学研究的半壁江山。而此期大陆的成果量，只有台湾的6成，不足同期成果总量的1/3。
“文革”期间，词学研究队伍中，成果量位居前10名的活跃作者也全部是“海外军团”(见表6)。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期成果量最多的是日本著名词学专家村上哲见，他以31项的成果量位居此期十大活跃作者榜首；名列第十的是韩国的车柱环。有两位外国学者晋升十大活跃作者之列，也算是“文革”十年全球词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十大活跃作者中的其他几位，除香港的饶宗颐外，都是台湾的学者。
第四阶段(1979-2000年)，历时22年，是20世纪词学研究最辉煌的时期，成果总量达到17615项，是前78年词学研究成果总量(5294项)的3.3倍。为了直观地了解这一阶段词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兹将1979-2000年与前78年的词学研究状况列作一表，以便比较，见表7。
从表7可见，后22年的年均成果量比前78年提高了近11.8倍，作者队伍也扩大了2倍。发表或出版过词学论著的人数，后22年有8563人，前78年有2967人。即使前78年的所有作者在后22年仍有成果问世，或说即使后22年作者队伍中包含前78年的所有作者，后22年也净增作者5596人。从个体产出量来看，发表过10项以上成果的活跃作者，前78年只有71人，后22年多达252人，后者是前者的3倍。个体成果量的增加，与发表阵地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表、出版过词学研究论著的报刊和出版社，前78年有1848家，后22年多达3608家，净增1760家。其中刊载过10篇以上词学研究论文的报刊(含相关论文集)，前78年为80种，后22年为354种，后者是前者的4倍多。
后22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海外的词学研究成果量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平衡发展的态势。由于1993年以后海外的词学研究成果收录不全，不便与收录全面的中国大陆的同期成果量作比较，故以中国大陆词学研究进入常态之后的1981-1991年跟“文革”期间的10年(1966-1976年)作比较，以便观察了解海外词学研究发展的趋势，见表8。
从表8可见，1981-1991年间，词学研究成果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我国大陆，这十年的成果量较“文革”十年间增长了16.6倍。而台湾增长不足2成，香港增长不足1倍，日本增长不足6成，美国的增幅稍大，增长了1.6倍。韩国和加拿大虽然增速较快，但因基数太小，在成果总量中占的份额有限，
我们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22年，词学研究的辉煌，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大陆。表9显示，世纪末期的22年，海外研究成果量(计2962项)仅占同期研究成果总量17615项的16.8％，④中国大陆的成果量占同期成果总量的83.2％.
世纪末的20年，我国大陆的词学研究之所以能走上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我国大陆自1978年以来，高等学校大量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日益壮大的词学研究队伍，其成员绝大部分来源于高等学校毕业的和在读的研究生。
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则催生了大量的专业期刊。1979年以后的22年间，累计发表100篇以上词学研究论文的专业刊物有10种(见表10)。这十大期刊中，除了《大公报》、《光明日报》和《文学遗产》是老牌刊物之外，《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词学》、《名作欣赏》、《中国韵文学刊》、《国文天地》(1985年创刊的台湾期刊)和《抚州师专学报》等7种都是1980年以后创刊的专业刊物。《文学遗产》虽然创刊于1953年，但到1963年即停刊，期间只发表了9篇词学研究论文；1980年复刊，可谓是老树新花。
大量的词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创造了20世纪最后20年词学研究的辉煌；而大量的专业期刊，则为这一辉煌景观的呈现提供了适时的平台。
注释：
①赵万里1927-1929年在北海图书馆工作，《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是其馆刊，属于“本单位”的刊物，赵万里为该刊编纂委员，在该刊发表文章很便利。郑振铎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在此发表文章，更是近水楼台。
②《词学季刊》1933年由龙榆生在上海创办，历时4年，1937年因抗战而被迫停刊，前后共出11期。1985年，上海书店将各期汇成《词学季刊》上下二册影印出版。
③1949年以前，海外词学研究成果不多，所占比重不大，故不作地域比较。具体而言，1901-1949年的词学研究成果总量为1761项，中国(含港台)产出的成果为1679项，海外的成果量为82项，仅占总量的4.6％。1950年以后，海外研究成果才日益增多，在整个词学研究成果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
④1993年以后海外研究成果统计资料不全面，但这并不影响本节的基本结论。因为，海外研究成果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同期成果总量的增加。海内外成果总量的分布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