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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军依靠其无与匹敌的军事能力，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引起各国不满。另外，美军在海外使用武力也并非一帆风顺，美军在索马里采取的“恢复希望”行动，但没想到却与索马里国内最大派别“索马里全国联盟”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伤兵损将，最后狼狈从索马里撤军。在科索沃战争中，美陆军尚未与南斯拉夫军队真枪实弹地打一场，就先摔掉了两架直升机。美军在海外频繁使用武力导致了一系列的恶劣后果，成为世界动荡的又一祸源。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战略的“空心化”所引起的。具体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外交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消失
美国国内政治最大明显的变化是冷战时期外交政策一致性的消失。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因为它没有可面临的威胁，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将自己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但随着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上台的出现，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1945起，美国一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以后的40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此为基础。
但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消失了。新孤立主义者要求美国放弃承担国际防卫使命和让驻海外的军队回国；遏制主义者要求美国阻止中国的强大，并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和将来军事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利他主义者要求美国要为世界服务，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促进民主和制止种族大屠杀。新现实主义者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保护传统的美国利益和不要帮助对自己利益没有任何好处的国家。
克林顿政府面对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对外交政策的不同主张，在确定外交政策方面显得很混乱，他动用武力在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地区都暴露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混乱。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性质相同的事件采取不同政策，在前南联盟解体过程中，美国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联邦中分裂出来的行为看作是“民族自决”；但当波黑境内5个塞族自治区联合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并声明愿意和塞尔维亚合并时，美国却坚决反对。在波黑内战中，美国采取“扬穆抑塞”的政策。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政治压力和军事打击，对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却提供包括军火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在各地推行人权战略的轻重点不同，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地区不惜出重兵。1994年美国出兵海地的其中两条理由就是：恢复西半球民主和关注海地人权状况。美国人权战略的混乱，不仅没有为自己捞到多少好处，反而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团结，一些西方国家对这种现象既恼火又害怕，将其称之为“机关枪”。
国家认同感降低
国家认同感的下降，是第二个影响美军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变化。国家认同感从某种程度上讲，来源于抵御共同的外部威胁，而这种威胁必须是让民众看到确实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美国人认为，二战就是一个好例子，那曾经使国家空前团结，其凝聚力超过美国历史以往任何时候。但这种敌人已经消失，至少在三四十年内不会出现。美国周边环境之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由于美国奉行的“炮舰政策”，四处挑起战端，军队随时有被送往“第三世界国家”，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美国青年认为这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必要充当“炮灰”，没有必要为不切实际的所谓美国利益而战。
造成美外交政策不一致性和国家认同感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会在其中扮演一个不好的角色。国会导致了特权者的产生，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的商业利益和道德准则的外交政策，总是与人权、道德准则、武器扩散、外交援助、环境保护等问题纠缠不清。比如，在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各种问题纷至沓来，有人说中国是战略伙伴，有人说它是未来的军事对手。所谓西藏问题、莫须有的堕胎问题、杀害婴儿问题以及民主问题、环境破坏问题都被一股脑地提出来。这一度导致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国会的种种举动导致了公民对共同承担国家责任的认同感的消失。
导致国家认同感降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体现在文化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反文化现象导致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分化现象。冷战结束后，外国移民的增加，多元化文化和思想的发展，都显著削弱了国家的认同感和对美国在海外利益的共同确认。另外，美国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互联网爆炸性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总统权力下降
美国战略空心化现象的另一个表现是总统权力的下降。导致总统权力下降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国会对总统的制约越来越大。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有100名议员，50个州每州两名。众议院有435人，按人口比例分配到各州，每个州至少一个议席。国会的主要权限有：征收各种赋税，偿还国债，为国库筹借贷款，铸造货币；招幕及维护军队；对外宣战等。此外，参众两院各拥有一些宪法规定的特殊权力。历史上，国会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曾因国会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而难以实现与英法一道抗击纳粹德国。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得国会对外政策的影响消失，冷战开始后，国会对外交政策有近20多年的顺从。克林顿执政期间，国会基本上由共和党议员控制，国会在美国内外交政策上对民主党总统的制约越来越大。1995年，国会在预算问题上与白宫的分歧曾导致行政部分机构两度被迫关门。
二是军队高级将领插手外交事务，对美总统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自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思想无时无刻不受军队的影响，有些时候，军队高级将领甚至公开反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战略立场。南方总部司令威尔哈勒姆不同意克林顿政府对古巴的强硬路线立场。早在几年前，他就公然宣称，古巴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军事威胁了，此种说法激怒了美国内反古势力。欧洲总部司令克拉克将军把巴尔干战争称为“主要战区战争”，并且试图把前南地区按他的意志建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为此，他于1998年修订了波斯尼亚作战计划，他甚至想组建一个所谓的波斯尼亚“反腐败小组”，这种直接介入他国内政的做法，遭到美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的强烈反对。克拉克甚至说，别向华盛顿、巴黎、渥太华的政府高层讨命令或者等他们的指示，有事可以先斩后奏。现任总统小布什就强烈批评克林顿政府让军人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做法，认为美军介入科索沃、波斯尼亚、海地和其它地方的所谓维和行动，实际上是被美国将军的外交所左右。而实际上，布什组建的新内阁班子，许多重要成员仍是行伍出身，并且多是美军的显赫人物。比如，副总统切尼曾任国防部长；国务卿鲍威乐曾是前参联会主席；高级顾问理查德·阿米塔奇是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由此可见，美外交政策依赖军人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
美国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变化
美国新一代社会精英正在危害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最显著的就是在决定使用武力方面。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对其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特别是有过越战经历的人，认为卷入外国的内战总是使美国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怀疑使用部队的合法性和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感到很不自在。在美军特别是在美陆军领导人中，“越南综合症”似乎仍在困扰着他们。“越南综合症”使很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深信，公众不能容忍伤亡，因此在使用武力时宁可以降低作战效果来避免伤亡。这使得美国在近10年的时间里对前南斯拉夫无能为力，在科索沃战争中，人员伤亡的问题被摆在比完成使命更加优先的位置，结果是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失调。美国防部长科恩和参联会主席在总结科索沃战争教训时称，“保护美国人民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北约最高盟军司令官克拉克称：在一场空中战役中，你不能损失飞机，因为当这些昂贵的战机受到损失的时候，便是公众反对你的开始，当北约损失第二架飞机时，人们将要问，“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对公众难以容忍部队在战场上伤亡的假定，不仅造成了公众对使用部队的厌烦感，而且还破坏了军队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使命的完成。
而另一类社会精英认为，越南的教训，不足以证明美国公众难以容忍伤亡。美国人民容忍伤亡的程度要与一种合理的标准相联系。在一场关于美国重大利益的军事行动中，伤亡的多少不是公众不支持战争的主要因素。二战时期，美军在欧洲和远东伤亡达50多万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海湾战争同样证明美公众并不是不能容忍伤亡。他们认为，一些军事和政治精英所做出的公众不能承受伤亡的判断是立不住脚的，大部分公众可以接受伤亡，如在制止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方面。可以说，美新一代社会精英在使用武力的分歧，必将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对美政府形成较大的牵制。
总之，导致美国战略空心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略空心化，意味着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会更多地采取实力外交、武力外交的方式。会更多地推行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必然会加剧世界局势的动荡，为世界和平埋下祸根。“玩火者必自焚”，如果美国不能及时改变战略空心化的现象，必然会对其自身造成极大的伤害，势必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