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坐法与礼仪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礼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席地而坐是我国古代人始于史前时期，历经殷周秦汉，三国两晋，下迄隋唐之坐习，并逐渐形成以此为载体的各种礼节制度，至周代已大备，唐宋以后，由于坐法之变更，悉遵周代礼仪“进退揖让之节文”的古代坐俗及所表示的礼节，大多也随之成了历史文化陈迹。本文通过对古代坐姿的种类研究，发掘其礼仪内涵，对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的坐俗文化作跨越时空之探源，并准确展示古代人们社会生活风貌。
关键词 坐法 箕踞 跪（跽） 坐俗文化
我国秦汉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坐时在地上铺上席。据考证，古人坐于席，正规的坐姿是两膝着地（或席），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压在脚后跟上。据说这种坐俗一直延续到宋代始“完全革除”[①]，朱熹说：“古人之坐者，两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就是证明。唐末五代时椅子出现，至宋代而盛行，人们垂足而坐日渐普遍，古人席地屈足而坐成为历史陈迹，而仅见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上的人物造型中。正于近人谭嗣同于《短书》中说：“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后世之研究者不能道其详，或纷纭其说；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和艺术创作中的人物坐姿常常闹出以今拟古的笑话，足见研明古代之坐法及其礼仪文化内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敛膝危坐”之礼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周代的“礼”已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为系统化、理论化、定型化社会意识，形成繁复完整的礼仪制度。这些意识和制度“物化”为周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极为丰富的礼仪程式。关于“礼”的社会作用，孔子的解释是：“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他认为：“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礼记集解·孔子闲居》）他在履行“礼”的实践中，声称“苟无礼，虽美不食焉。”[②]他以“郁郁乎文哉”来赞美周礼，以“吾从周”来表明他复兴周礼的决心。从周代到以后封建社会各朝代，礼仪制度代代相袭，延续演变，影响乃至中国数千年的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坐法悉遵周代礼仪之“进退揖让之节文”，是先秦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而“敛膝危坐”，则是坐俗礼仪中最为规范的坐姿。“敛膝危坐”，即古文献中所说的“正坐”，或称“匡坐”，《庄子·让王》云：“原宪居鲁……匡坐而弦。”《礼记正义》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孟子正义》云：“礼者，所以正身也。”正坐也就是古代最合礼仪、极恭敬待人的坐法，成为帝王乃至卿大夫、士饮食及居处的样板坐姿，为所谓“正人君子”遵循不懈。文献上记载：三国时管宁常坐木榻，“其榻当膝处皆穿”（《高士传》）。又《晋书·陶侃传》云：（陶侃）“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孔子自知将死，便“当户而坐”，仍取正坐姿势，以示礼度自守。
敛膝危坐，有学者说：“危坐，即两膝相并，下尻使上下腿平行，反其蹠而坐其上”，“此为最恭敬之坐法，守礼法之人士多如此坐。”[③]这一解释甚贴切。但据《礼记·曲礼上》，恭敬守礼之坐，还“坐必安、执尔颜。”孔颖达疏云：“凡坐好自摇动，故戒令安坐，久坐好
，故戒令如向者无怍颜容也。”《论语》也称“居不容。”于鬯按曰：“居当训坐，容当训动……居不容者，谓必安坐而不摇动耳。”今人虽不再“席地而坐”，然而先秦坐俗礼仪中的这些好的坐俗传统却留传至今。
敛膝危坐，现在朝鲜、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日语词汇中的“坐胼胝”，正是这种坐俗文化信息词汇中的“活化石”。“坐胼胝”，简译为“脚背上的老茧”，令人费解。按日语表达的完整意思是：“因为总坐着而在脚背和踝骨上形成的老茧。”这个词汇形象地说明，坐时脚背朝下与地或席接触和摩擦，加上臀部加于脚踵的压力，久而久之，使脚背生出老茧。可见古之敛膝危坐，臀部一定是压在脚跟上的。从“坐胼胝”中所含的曾经渊源于我国后来却演变得无踪迹的坐俗文化信息，生动形象，是中文词汇无法替代的。“坐胼胝”一词也反证：坐时必定是去履。我国周朝《礼记、曲礼上》规定：“侍从于长者，屦不上于堂。”孔颖达疏云：“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同时，脱履是坐姿所致的必然结果。孙希旦《礼记集解》云：“坐必先脱屦，盖坐以尻就蹠，著屦则妨于坐故也。”是明晰之佐证。笔者曾在日本家庭作客，亲身体验日本风俗之坐习，无论堂、室，或晤谈、或饮宴，需坐时（日式风俗之坐），主客均脱鞋而入。如果着鞋，特别是现代人穿的皮鞋、高跟鞋，是无法“敛膝危坐”即正坐的。
概括地说，我国古代“坐”中之正规姿势——“敛膝危坐”之礼俗，有如下细节：双膝着地，以尻著蹠，安坐而不摇动，无怍（变动）颜容，脱履等。这种正坐礼节，在“侍坐于先生”、“侍坐于所尊敬”、“侍坐于君子”、“侍坐于长者”时，则要求更衿庄严肃。如侍坐于先生，应执弟子职，即“亦有据膝，毋有隐肘。”也就是坐时，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不能双手相抱作“隐肘”状。同时，“敛膝危坐”之礼，在多人席地同坐时，还有其他的礼节要求，如“并坐不横肱”（郑玄注：不横肱，为害旁人），“男女不杂坐”、“父子不同席”等等。我国古代坐俗礼仪，有的因历史的继承性而相沿至后世，有的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绝迹。
我国古代人亦并非都如陶侃那样“终日敛膝危坐”。另一种坐姿为燕居之态，即凭几坐，据《中国古代衣食往行》考证：“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和小茶几。”宋程大昌《演繁露》误古代之几为坐具，谓“几者，所以坐者，非案类也。”并引“孟子隐几而卧”为证。冯汉骥先生在《驾头考》一文中正程氏之误：“倘几为坐具，岂非垂足而坐，唐宋以前无是坐法也。”而所谓“孟子隐几而卧”，实为“倦时则身俯于几上而假昧”[④]之态。焦循《孟子正义》则以“倚释隐”，“卧于几，故曰伏”，则为孟子倚伏于几上。这种坐法较之正坐为宽驰，为燕闲时的坐姿。这种坐姿在日本的坐俗中亦存在，如问世于11世纪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除了“正襟危坐”的描述外，不少倚几坐的生动描绘，如《赛画》一节中写道：“（梅壶女御）作画时，偶尔斜依案几，置笔凝思，姿态美妙可人。”[⑤]
这里应附带说一下，我们将日本迄今存在的坐俗及其礼俗文化资料与我国文献资料、文物资料相结合运用，来深入研究古代坐俗礼仪，可获得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效。本文将中国古代坐法略与日本文化作以对比，意在阐明研究我国古代坐俗文化时着力认识异域文化、周边文化之重要。
跪、跽与坐之区分及其礼俗内涵
前文已考坐法。跪则是在正坐基础上耸体，或使自膝盖以上身体直立。《说文》：“跪，拜也”；“跽，长跪也。”都是表示尊敬的意思。关于坐与跪的实际礼仪操作，在《礼记·曲礼》中有明确记载：
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
主与客相晤，双方于席前以跪姿表示相互敬重和谦让，然后待客人践席坐下后，主人方坐。
同书又记：
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这里清楚地表明客人先是坐席而食。食毕，若客之地位卑于主人，则应起跪撤去俎案上的剩食及食具授与相者（郑玄注：相、主人家臣……凡饮食必有相）；若客与主人地位相匹，主人则起身谢绝客人那样做，客便坐下。以上两例，说明坐、跪之分明若泾渭。不仅坐与跪，跪与跽在文献中也表示不同的含义。如《范睢说秦王》中的描写：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闲，秦王复请。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秦王跪曰。
秦王由跪而跽，跽而复跪，其动作的变化是明显的。应附带指出的是：这一段话也说明了古代交往礼仪中“君拜臣”的实例。清代于鬯在《香草校书》中说：“古人制礼，尊卑之分非若后世之严，故君且拜臣，观《仪礼》、《燕礼》可见矣。”前文所引秦王对范睢“跪而进曰”、“跽曰”的动作描述，即证于鬯之说。清代另一学者孙希旦在诠释孔子“礼也者，理也”一语时称：“愚谓礼之文至繁，然各有其理，故不烦。”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像前人那样善于发现先秦“礼乐文化”中这类君臣关系上的“非若后世之严”，即一定程度的平等合理性的文化内涵。进而寻求后世之君臣“尊卑之分”日益严格的历史根源，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因它不是本文主题，这里不作赘述。
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坐与跪之异同。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时描述该动作是跪，而见于文字却是“坐”字，这是我国文言的微妙之处。同是“坐”字，其意却有坐、跪之分，若望文生义，则易混淆。借助前人注疏便可释然，例如《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
这里前后两个“坐”字，前面“坐而言”是指“客”（即想把孟子挽留在齐国的那个人）对孟子说话时的姿态；后面的“坐”，是指孟子听完“客”的话后，请他坐下。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指出：“此两坐字殊不同”，“客跪言留孟子之言，迨不听，然后变色而起。孟子于是命之以安坐以听我语”。由此可见，前之“坐”实跪，后之“坐”为坐。又如《古文观止·杜蒉扬觯》：“杜蒉入寝，历阶而升……堂上北面坐而饮之。”注云：坐，跪也。
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云：“执羞者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膝行也就是跪行。同时由于跪与坐在形式上相似，研究者没有去深究其不同，以致近代学者瞿兑之也认为：“汉时之坐，如今之跪”（见《汉代风俗制度史》）。现代国学巨匠张舜徽亦称“古之坐，即今之跪”（见《旧学辑存》）。虽不无道理，却抹去了“坐”与“跪”两者的区别。唐代的孔颖达从中国文字通假的角度对“坐”与“跪”的关系说得较为明晰：“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见《礼记正义》）。这是说，名“坐”，有时通指“跪”（上文已引证）；反之，谓“跪”，却不是指“坐”。
跪作为一种恭敬的礼节，是独立存在的。如《锦绣万花谷》记载：“吴顾恺每得父书，常洒扫几筵，舒书于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阅毕再拜。”又如《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前指子读父书，后指妻读夫书（信），都用跪拜的形式，与坐着读是完全不同的。
最为精当地把“跪”与“坐”加以区分的是清代经学家阎若璩，他在《释地》中指出：
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为坐。
阎氏此说在《国策·苏秦以连横说秦》中找到了极好的注脚，该文曰：
（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这个尽人皆知的“锥刺股”故事，虽未明言苏秦读书的姿态，但从人物的动作描写中可体会到当时他必定是坐着，即臀部压在脚踵上的，刺股之血方流到了足部。如若“伸腰及股而势危”地跪着，股血岂不流到膝盖去了。跪，坐之区别，不待智者而明。至今还保留着“以尻著蹠而少安者为坐”习俗的日本，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仍有“坐”与“跪”两个汉字。日语分别为“坐る”（すわる）和“跪く”（ひざまずく）。依照日语的解释，屈膝降腰为坐；以膝着地而向前倾腰为跪。两者之间区分与我说无大异，可为我研究之佐证。同时，我国历代的画像砖也提供了古人行坐习俗的形象资料。1993年发掘的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其中两座墓共出土画像砖共194块，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场面，人物坐姿、跪姿十分明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坐法的极宝贵资料。
“跪坐”，见于《管子·弟子职》：“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嗽，跪坐而馈。”据刘熙《释名·释姿容》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也。”又据《礼记·曲礼》：“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释云：“跪本又作危”。“跪坐”，即“危坐”。“危坐”有二解：一为“跪”，《孟子正义》云：“赵氏以危坐解坐字，谓此坐为跪也”，可证。前文弟子“跪坐”而馈即“跪”而馈；二为“坐”或今之所谓“端坐”。成语有“正襟危坐”，《晋书·陶侃传》上说陶侃终日危坐，显然不是指整天跪着。由上可见跪坐或危坐，或指坐，或指跪，随文义而异。近见我国和日本出版的日汉词典均将日语“坐る”译成汉语“跪坐”，是将古文言文而作现代汉语使用，使人不甚明白。我国近年出版的《辞海》解释“古人席地而坐”时，没有使用跪坐一词，而直书“坐时双膝着地，臀部压在脚跟上”。明晰易懂。
箕踞非礼
《说文》：“踞，蹲”。这种坐姿为双足着地，下其脽，而立其膝。王力《同源字典》解“箕踞”为蹲坐着，把两腿像八字形分开。这种臀部着地，双脚立地的动作，因立膝则胫骨显露，尤为礼所不容。《论语·宪问》载：“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胫。”原壤是孔子的故旧，“夷俟”，即蹲踞着等待孔子。孔子见其立膝露胫的非礼行为，不因故旧而姑息，以杖敲打其胫骨。可见坐时必须敛膝，张膝是不允许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所描述的“箕踞”情形颇多，本文先将它们排列于次：
其一，被视作是“衰世慢行”。如《应璩与崔元书》载：“昔戴叔鸾箕坐见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此将坐仪与世风衰败联系起来。
其二，傲视仇人、暴君。《国策·燕策三》：“轲（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秦王）。”
其三，得意忘形。见《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从妻子之死印证了自己物皆有生有灭的辩证法观点，乐不可支而失态。
其四，性格简傲、放荡不羁，侮慢权贵。如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踞而锻”。事见《魏氏春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锻，即打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
其五，非礼非义之行。如《淮南子·说山训》：“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可见读书不允许以蹲踞为姿态的。
其六，威仪不整，耿傲。如《三国志·简雍传》：“（简）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刘备）坐席犹箕踞倾倚。”据同书记载，“简雍少与先主有旧”，故行为放肆。
其七，鬼怪之姿。如《聊斋志异·夜叉国》：“见一巨物来，亦类夜叉状，竟奔入洞，踞坐鹗顾。”
其八，上凌下态。如《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又《说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黄，踞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
其九，原始蛮夷之坐法。如《说苑》：“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南越王赵佗由“箕踞”到“坐”，说明“箕踞”乃蛮夷陋习，非中土之“坐”。
从上述排列看出，“箕踞”一是在主凌客或客凌主时的行为；二是身份、地位卑贱的姿势。
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行为规范尤为严厉，春秋时有“孟子休妻”故事，据说休妻的原因仅仅是妻子踞坐。据《韩诗外传·卷九》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即休妻）。’母曰：‘何也？’曰：‘踞。’”东汉时，妇女的行为受到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束缚，曹大家撰《七戒》，言“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汉代妇女的坐姿必定是遵循“动静有法”的妇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箕踞”被视为极无礼法的坐姿，妇女之“踞”尤甚。
不明古之坐法而画古人者戒
笔者每每翻阅案头之书，发现不明古人之坐法所画古人之谬，所在皆有。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孙俍工氏主编之《中国文艺辞典》较典型，孙氏于荟萃文艺，功不可没，然于插图未能细审，以致瑕疵掩玉。
前文已证，我国唐末五代以前尚无椅，古人席地而坐，坐姿极讲究礼仪。孙氏书中却出现两汉人物坐椅形象，所画司马迁、班超、汉成帝宠后赵飞燕之妹赵合德均垂足坐于椅上。尤有一幅“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图[⑧]，描写王昭君远嫁匈奴后，汉元帝为失去爱妃昭君而夜梦与之相逢的故事。图中把国之至尊汉元帝画成垂足坐椅，双手趴在一张偌大的桌子上睡觉，令人捧腹。作者显然不知“汉代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平居宴会，通以席布地而坐”[⑨]，以及椅作为坐具产生的时代。而所谓“司马迁像”[⑩]则倚坐于如同近代之圈椅上，两腿前伸，两脚相交；一手持纸质、印有朱丝栏的书卷搁于膝上。画者不特于古代坐具坐法茫然不知，且对中国文化史知识缺乏研习。仅言纸的发明，在西汉末年渐已有之。初“但以裹物不以作书”，“文书皆以竹木简”（见《汉代风俗制度史》）。司马迁手中何来印朱丝栏的纸质书卷焉？司马迁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在画者笔下成了如此懒散无礼的模样，实在是一种歪曲。该图注明出自《无双谱》，真可谓举世无双的“离谱”。辞典的插图中还有一幅“豳诗七月图”[(11)]，反映的是西周田园生活。描写田间采桑女子“殆及公子同归”时的心情。画面为一女子坐于一既非床又非榻（榻为东汉始有之物）的坐具上。女子一足垂地，一足立于“坐具”，身后为假山芭蕉。其不伦不类至于此极。孙氏书中此类不识古人坐法之现象不胜枚举，另有一幅“严光”图[(12)]，画汉代高士严子陵垂钓富春江边，竟作“箕踞”状，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合“高士”之行端的。历史上有太公钓鱼磻溪的故事。郦道元《水经注》云：“磻溪中有泉，谓之兹溪，积水为陈，即太公钓处，今谓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水次盘石可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其投竿跪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可见姜太公钓鱼时，“投竿跪饵”，双膝着地，石上留下膝痕虽为夸张，可证太公当日垂钓的姿势。后之隐士多仿太公隐居垂钓，亦皆为“投竿跪饵”。《论语》中“原壤夷俟”遭孔子以杖叩胫的谴责。孔子的言行成为封建士子的准则。严光也不例外，因而不应将严光画成立膝露胫的形象。
此外，孙氏之书的插图中有一幅“西王母像”[(13)]，西王母垂足高坐于瑶池中，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坐俗礼仪文化不甚了了的表现。《王子年拾遗记》载：“周穆王时，西王母来献碧蒲之席，黄莞之荐。”说明传说中的西王母既向穆王献席，自己必是履席而坐的。而坐必矜庄，决不会取轻慢之态的。作画者全凭臆想作画，故有此失。
四十多年前，冯汉骥先生曾在一篇考证古代坐法的文章中指出：“每见近人画诸葛亮像。垂足坐于椅上，翘其一足而抱之，是真不明古代之坐法者。”[(14)]画古人而必先明坐法，此论道破真谛，可为我国从事古典题材美术、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者戒。这并非泥古不化，而是对文化传统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还是虚无主义、唯心主义态度的问题。张舜徽先生在《两戴礼记札疏》中说：“昔人所称《三礼》，虽已成往古之陈迹，不可为今日法。如能视为考古之资粮，藉以推求先民修己治人之理论，则固犹有可供探讨者在也。”[(15)]古代之坐法及其中所蕴含的“恭敬撙节退让”之礼仪，今天虽大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今天文化艺术工作者反映古代社会生活，同样要从中发现、发掘和继承“犹有可供探讨者”，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正如反映现实必先深入现实生活一样，反映古代则必借助古代典章文献及文物。如古代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刻各类含人物造型的器物等为“资粮”，去熟悉古代人生活。正如我们如果没有对古人“跽”的形象思维，则无从表现其人物动态一样，如果进一步要求，则还需弄清“仗剑而跽”与“跽而请曰”所传递的人物感情信息的不同之处，否则又怎样去表现该人物的神态和表情呢？时至今日，还谈不到这些从细节上怎样去体现时代感。冯氏四十年前提出“明了古人坐法”的最基本的要求仍未解决。如本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古代百仕女图[(16)]，其中不仅把春秋前至汉魏近10名仕女，如瑶姬、樊姬、吕后（吕后为皇帝正妻，《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均不应列入仕女的范围），以及宫廷乐师李年延等置于垂足高坐，并倾倚斜靠于无名的坐具上，摆出各种姿势，如同现代之时装模特；被称为“屈原的大姊——女须的画像中，则将其“蹲踞”于地。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素女抚琴图”[（17）]。素女，传说是黄帝的侍女。图中素女双膝相并垂足高坐于台阶，一张琴搁在素女两只大腿上。琴之两头悬空，左手抚琴，此与古之鼓琴之坐姿相去甚远。鼓琴，见于《诗·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史记》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舜于是被絺衣鼓琴。尧赐琴，舜被珍裘鼓琴，足见鼓琴之重要。鼓琴之坐姿则更为讲求。《论语·先进》云：“舍瑟而作”。作，即兴、起之意，即长跪。此句是说，当孔子问及曾皙时，曾正在鼓瑟，因回答孔子之问，必须把倚在腿上的琴瑟移开方可。说明鼓瑟则必须“坐”，琴必倚腿。鼓琴姿势在古代画像砖，石中比比皆是。如1993年于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93J×M7号墓中的“和弦”画像砖，即鼓琴筝之男子席坐于地，琴筝之一头倚腿上，另一头着地，双手抚琴[（18）]。其动态优美，如闻其音，倘若“素女图”之作者能见到这块画像砖上的鼓琴图，恐怕是要汗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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