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两个斯芬克斯之谜与邓小平的科学揭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两个论文,科学论文,斯芬克斯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的现代史上，有两个斯芬克斯之谜。一个是，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晚年会犯错误；另一个是，为什么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缓慢。一些人把原因归罪于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在寻找问题的原因，而是在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接受的。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有两个体制新发现，科学地揭开了这两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第一，他发现伟人悲剧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体制不好，能把好人推向反面。第二，他发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体制与制度不适应，也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两个新发现不仅解开了长期困惑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斯芬克斯之谜，也为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武器。
1978年底，我们党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全局性内乱。摆在党面前的历史课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出和找准像毛泽东同志这样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犯错误的真实原因。因为，仅仅把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于“四人帮”的欺骗是远远不够的。对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不仅关系到彻底拨乱反正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从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出发，详尽分析了自1957年以来每次重大失误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决策失误的细节，认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①]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决不了的，既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②]“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固然与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集权的传统有关，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党“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既能保证好人充分做好事”，也能避免和反对好人做错事的领导体制，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④]
体制能把好人推向反面，首先在于体制的价值取向。体制是对人行为的系统规范，价值取向是体制运作的实际结果。好的体制能使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缺点得到约束，体制不好就会限制正确的意见，助长不健康的因素。自1957年以来，连续的政治运动使党内的家长作风和个人崇拜的风气越来越浓，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将毛泽东的话称为“最高指示”，对毛主席的画像要“早请示，晚汇报”，各种会议的议题都是讨论如何落实最高最新指示，而不允许问为什么。这些规定和做法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正是这些不好的体制使毛泽东同志日益脱离群众和实践，使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真理在他那一边，以致把他推向了反面。
体制不好能把好人推向反面还在于体制自身的缺陷。人的行为的多样性和随意性要求体制的完整性，任何单项规范都不可能周延人的全部行为，单项规范的这种缺陷要求与其它规范互补相辅才能形成一种体制合力。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从建党时起就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机制，但长期没有制定和形成与领导体制相配套的辅助制度，如任期制、轮换制、退休制和弹劾制等，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和家长制。如果说战争年代没有制定这些辅助制度的必要和条件，“但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⑤]在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在党已经有了一大批领袖人物之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长期固定在毛泽东同志一人身上，就容易使“家长制”、“人身依附”、“个人崇拜”等不正常现象出现和蔓延。革命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领袖集体，但这并不等于终身制。领袖的丰功不在于他们是否终生居于高位，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是否科学。
在解开伟人悲剧之谜的同时，邓小平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深层次的思索。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使民族获得独立，人民得到解放，这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性质上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济曾有过长足的发展，但在60年代后，优越的基本制度没有变，但经济发展却相当缓慢。这就成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邓小平认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应解放思想。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深入分析了我国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的具体状况，研究了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情况”，其中包括我国“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⑥]特别是详细研究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发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我国经济发展缓慢“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⑦]实践证明，根本制度优越不能说明具体体制也优越。体制与根本制度不适应同样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体制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体制也是解放生产力，首先在于体制的功能。先进的社会制度无疑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它也仅仅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单靠制度自身是不可能把一种新生产力的潜能完全释放出来。要使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必需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具体体制。体制的功能在于传递和实现根本制度的要求和性质，具体体制不适应就会抵消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具体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从经济结构、经济组织和运行机制上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单一，而单一的经济结构使企业的个体劳动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劳动，否认个别劳动迂回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实际上就否认了企业的特殊利益，使企业丧失活力。市场经济要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承认超过社会必要劳动以上的特殊利益，使企业获得了一种内在动力。各企业之间为追求更高效益而引起的竞争，也使社会获得了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合力。因此合理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经济组织是社会生产具体的经营形式，它对生产力发展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决定着生产力要素之间的联结状态，联结状态不同经济效益也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生产力要素之间的联结是靠政治权力来维系的，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的、机械的联结方式。政治因素过多渗入生产细节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体制下联结各生产力要素的纽带是经济效益，价值规律和效益原则能使各生产力要素之间的结合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因而市场经济体制能实现各生产力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第二，它作为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直接决定着生产者的地位、作用和利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只是一种政治的观念上的地位；计划经济使劳动者的作用成了完成计划的工具，不可能产生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计划工资使企业效益成为劳动者的间接利益，而间接的利益不会产生直接的生产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呼唤出了多种灵活的经济组织，如承包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它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具体结合，责、权、利明确使劳动者、经营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也使社会生产获得了劳动力这个最活跃、最基本的动力。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行为。资源相同，配置的方法不同，配置的效果就不同。有效的资源配置能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也能造成资源浪费和闲置，降低生产能力。计划经济追求过细的全方位计划，由于不具备精确统计社会复杂多变有效需要的技术条件，使计划带有过重的主观成份，从而增加了计划的盲目性，致使计划体制下国民经济失调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和微观调控结合起来，一方面，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使企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实际需要优化配置资源，从而避免了对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控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社会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从而避免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过大过长的失调。
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生产力，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脱离”社会性质而独立发挥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构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要素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是人类生产斗争和对生产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升华，而与经济的社会外壳，即社会性质没有直接关系，社会性质只能表明它服务的对象，资本主义能利用它，社会主义也能利用它。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性质的这种“脱离”，使它具有独立推动经济发展的特性。当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时，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就会被遮掩，出现暂时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当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小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便开始呈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姻，就使社会主义不仅获得根本制度的优势，也获得了具体体制的优势，它使社会主义不仅在根本制度上而且在具体体制上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18年来，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其奥妙就在这里。
收稿日期：1996-04-16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第307页，第297页，第331页，第328、32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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