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都市与移民小说——论清末民初上海小说中的移民题材中长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民初论文,小说论文,清末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6-0001-10
在传统社会中，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往往只是静态的微调。可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强迫开埠过程中，沿海沿江的一些小县城甚或小渔村——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汉口等地都开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纷纷跃升进入都市的行列。青岛原先不过是个荒岛——黄海之滨、胶州湾上的5个小村；大连也仅是个60户人家的半农半渔的村庄；汉口，明清时曾是镇的建制，属江夏县治；天津在1860年开埠后，城市面积竟超过了旧城区的8倍；上海开埠前是一个属于松江府的仅有10条街的县城，可是它很快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并一跃而为中国第一大都会。据1927年统计，人口超百万的中国都市依次是上海、武汉、北京和天津，除北京是老大帝都外，其他都雄踞于江海要津，特别是上海已经拥有人口260万，它在中国的都市化中更具典型性，值得作为移民城市中的一个“精品”加以解剖。
所谓“都市化”实际上就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背景下移民潮所形成的人口爆炸——都市里的新式企业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商就业职位；而在中国的农村与小城镇中，人们又往往饱经连年战乱和灾荒的煎熬，但在清末民初的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中，上海的租界当局都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在内地的滚滚硝烟中，租界仍然在风平浪静中生息繁衍。于是在国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成了避难所与淘金场，大量的投资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涌入上海，上海成为国内最典型的一座移民城市。当时上海的租界沿袭西方城市习尚，没有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更是频繁。统计数字惊人地告诉我们，1885年，移民约占上海人口的85％，1930年占78％[1]。我们今天俗称的“乡下人进城”这个概念还不能概括“移民潮”的全部内涵。因为在当时“难于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穷汉，红男，绿女，政客，流氓，都向上海涌来。上海成了容纳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2]。以上所列举的均属国内移民，可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中，还有数量不少、能量超群的国际移民。这些国内、国际的移民使上海处于不间断的裂变之中，酿成种种惊天奇观，对它的了解，不仅要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一系列科学著述去勾勒其面容，而且也需要文学作品对它作形象的反映。与其他的大都市相比，上海在这个特大的移民城市似乎有着更丰厚的积累——在清末民初的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反映当地“移民”题材的通俗小说、特别是众多的长篇，将当年的“移民”生活图景“定格”成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线。但是这份丰厚的宝藏却长期被忽视、轻视，甚至蔑视。我们从来没有从移民的角度去开掘这座富矿，提炼出对我们今天也极有参照意义的借鉴。
最早反映这股移民潮的是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全书出版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它的第1回就是《赵朴斋咸瓜街访舅，洪善卿聚秀堂做媒》，写的是赵朴斋这一“乡下人”进城，而他的舅舅洪善卿则是一个久居上海的商业移民。小说中有众多的移民形象：投资经商者，为官为吏者，文人清客，流落海上的娼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此，写移民生活成了通俗小说的一条文字热线。《发财秘诀》写广州人到上海，《海上繁华梦》、《人海潮》和《甲子絮谈》写苏州人进上海，《恨海孤舟记》写北京学生南下上海，《人海梦》写宁波人到上海，《人间地狱》写杭州人到上海，《市声》写扬州人、无锡人进上海，《上海春秋》除写苏州人到上海之外，扬州人到上海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而《上海大观园》和《黑幕中之黑幕》则写了国际移民的多种面目。这些人到上海或投资办厂、经商，或做买办、通事，或避难躲灾，或读书而后又将上海作为留洋的跳板，或办报办学传播知识，或挥金如土浪游纵乐，当然绝大多数是成为出卖劳动的苦力，甚至沦为卖笑的娼家。应该说，这些通俗小说家抓住了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移民生活，通过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窗口，读者看到了当年上海的众生相。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些通俗小说家并非是与这一重要题材偶然相遇，相反，他们对反映移民生活有着很强的自觉欲望。在网珠生(平襟亚)的《人海潮》中有着一段“论述”写作社会小说(包括移民题材小说)的重要性的对话，对话的双方是两位乡村知识者——一对恋人。少女湘林称赞狄更斯的一支笔仿佛一面显微镜，能把社会上的一针一芥放大几千倍，描摹刻画入木三分。由此他们谈到社会小说的作者非要有阅历，有胸襟，有文采，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深刻洞悉社会者才能胜任。湘林说：写社会小说在乡村街坊有3处材料总批发所，那“便是小茶馆、小酒店、燕子窠(鸦片馆——引者注)”。可是她的男友沈衣云说出了一番更有见地的话：
我有一处人们注意不到的小说资料，要比你说的三处地方来得有趣味、有统系，写出来一定有刺激性，能够哄得人笑啼并作。……这块地方小虽小，却是流动的，普遍在各乡各镇，便是一条驳船。这驳船每天清晨开往塘口，接上海小轮上的搭客，驳送到各乡镇；垂晚又把各乡镇往上海的搭客，驳到塘口小轮，每天满载一船。这其间，男女老幼，哭的、笑的、叹的、忧的，千态万状，哀乐不齐。哭的，无非夫妻勃谿、母女口角，一时气愤，遁迹海上；笑的，赢获巨金，衣锦还乡；叹的，入得宝山，赤手空回；忧的，身怀私货，中心彷徨。这是现面的事，细究内幕，更不少伤心黑暗的资料(《人海潮》第8回)。
这席话说明当时的一些通俗作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乡下人进城”这一题材有着不少深刻的社会内容可供开掘。作家看到了这一条条小驳船使上海周边的乡镇与中国第一大都市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满载着乡民们的喜怒哀乐，从中可以探索他们在上海的种种遭遇，进而深究上海的种种社会内幕。平襟亚的这部《人海潮》共50回，前10回写苏州农村，后40回写这些苏州的各色人等到上海的种种际遇，有的定居下来成了上海移民，有的带着心灵的创伤又乘着这条驳船回到了农村，这样的构思，确是有着它的独到之处。
当通俗作家的小说中出现大批农村劳动者流向城市时，他们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些下层移民的窘况：那就是他们在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他们的农业耕作技术在大都市已无用武之地，他们缺乏城市所需的技能与职业培训，除了自己的体力之外，别无长物。于是他们只能在城市里从事苦力劳作，妇女则成为家庭佣工。即使是只能出卖劳力，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如清末上海周边的农村“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3]。这种前所未见的情况，在《人海潮》中就有所反映：“现在乡间女子，真不比往前了，只要心中稍受委曲，便走这条路，上海商埠，仿佛专为她设的。自从有了上海，丈夫父母便不好责备妻女，否则便是驱雀入渊。等到身入繁华之地，简实没有还乡之望。”但是农村移民除了“劳力”这点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人海潮》中写乡村小皮匠小春到上海后沦为乞丐。难道他不能仍旧靠做小皮匠的技能为生吗？但是，在上海随便做什么是要有自己的“地盘”才能立足的。小春说得好：“上海地方来寻饭吃，倘使只该一双空拳，不识字、不熟路、没力气、没荐保，简直乞丐公会里好预定一个位置，不走这条路不行。除非‘亏得’两字，亏得朋友……，亏得亲眷……，亏得女儿……，亏得妻子……，平空可以发财。”那意思就是说，识字者，找职业的路子要比文盲宽些，道路熟至少可以去拉车，有力气才能干苦力活，而随便去做何种职业，都得要有“殷实铺保”。小春即使做乞丐也是拜了师傅的，他在乞丐师傅的荫蔽下才有一块可以乞求的“地盘”。在他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下层的移民除了他们的体力之外，也只有亲戚、朋友、族人、同乡作为他们的社会资源了，所以他说了这么许多“亏得”。而亏得“女儿”和“妻子”可以“平空发财”，那就是可怜到只能靠出卖妻女的肉体作为资本了。所以除了体力之外，肉体就成了一些女性可怜的“资源”。在《人海潮》中，衣云有这样的议论：“一乡只要出一个在上海青楼做鸨母的，一乡中的优秀女子，便断送她一人手中。鸨母回乡，能够哄动合村的虚荣心，她安坐在家里，魔力比大学、中学登报招生还大。入她那所无额学校好在不须试验，大批满载而去。”毕倚虹《人间地狱》的开端，就是写鸨母兰阿奶，从杭州将薇琴带到上海从事淫业，在兰阿奶的嘴里是：“上海的日子好过，比杭州要便当得多了。你在杭州随便怎样做，老实说人是糟掉，一辈子也不能出头。我帮你到上海来。只要你……”鸨母回乡“招生”，抹掉女性的羞耻心，加固女性的虚荣性，发扬女性不劳而获的精神，然后将这些女性推入火坑，过着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的生活。
但有的女子沦为娼妓，并非是由于鸨母的“勾引”，她们是被生活所胁迫，在走投无路中只好饥不择食。《人海潮》中的银珠就是生活胁迫与父亲金大的“亏得”的合力所塑成的娼妓。银珠曾很沉痛地叙述：“我吃这碗饭，也叫末着棋子。养活爷娘是顶要紧。当初爷娘弄得六脚无逃，我没有法想，只好老老面皮，踏进堂子门，平心而论，总不是体面生意经。结底归根，对不起祖宗，没有面孔见亲亲眷眷……”她逃荒刚到上海时，进了妓院做大姐(佣工)，她不是妓女却也要受无耻嫖客的调戏。于是就去做刺绣女红，绣了4整天仅得了4毛钱，被她嗜酒的父亲金大讨去只够吃了一顿酒。金大眼看女儿手上被绣花针刺出的鲜血，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觉得对不起女儿。他盘算了一夜，“亏得”两字冒上了头：“女儿面貌身材也不差，做手工总弄不好，自己酒又不能不喝，拿她手工钱喝酒，委实不忍。非替她计划一番大事业，让她吃一碗省力饭不行”。其实银珠以后的生活才是血泪的生活。
《人海潮》的开端第l回就写乡村赤贫者金大到小镇上千方百计想赊酒吃。到“亏得女儿”才使这位嗜酒的醉汉有酒吃，而小说的末一回写银珠“衣锦还乡”探亲，她的父亲金大已阔极，屋宇连云，呼奴使婢了。这种笑贫不笑娼的观念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沈衣云惋叹不止，也算是这部写善良的移民——失意者沈衣云的生活时，与之对比的一条线索。
通俗作家惯写移民中的娼妓生活，也与他们接受狭邪小说的传统有关。但娼妓生活却又是女性移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血泪写照。据1920年工部局的调查统计，上海娼妓总数为60 141人[4]，而据《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统计，民国初年上海的人力车夫却只有50 000人。娼妓的人数竟然比整天在大街小巷中辛劳奔波、几乎遍地皆是的“黄包车夫”还多，岂不令人惊悚！
通俗作家在涉及下层移民题材时，除了指出他们几乎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之外，还非常客观地强调，这个孤苦无告的群体也必然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城市中出现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而在无业群体的无序膨胀的“流向”中，如果“流幅”与“流速”失控，就会导致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反映得最为典型的是自然灾害时的灾民与战乱时期的难民“潮涌”，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不安全因素大增。包天笑的长篇小说《甲子絮谈》就是反映1924年江浙战争时的难民潮。流向是非常集中的——弹丸之地的上海租界，其流幅之宽，流速之快，使租界无法有序消化。包天笑首先反映的是“房荒”，但他没有止步于这个浮面的层次上；接着他写了上海的下层移民被军阀拉去作“民夫”的惨相。但包天笑重点指出的是，“流幅”、“流向”的失控，无业游民的激增，使租界变成了盗匪横行的世界，偷窃抢掠随时发生，百姓财产与生命安全也缺乏保障。小说第6回“棘地荆天坦途匪易，枪声灯影广市不宁”写出了“越货伤人成惯技，可怜群盗正如毛”的都市混乱局面。第18回“掌上失明珠竟成恶谶，眼前留匪窟大有疑踪”与19回“驱驰逆旅肉券赎娇儿，挥斥家财泪珠抛阿母”就是写租界上的绑票案。
在描写下层移民居于都市受苦受难的惨状时，有些作家很容易犯的一个片面性，就是坠入“城恶乡善”的模式而不能自拔：片面地只强调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可是也有不少通俗作家在当年就自觉地舍弃了这个片面模式，而是全面看待城市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正如包天笑在《上海春秋》的“赘言”中非常有分寸感地指出的：“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这两方面都是极具代表性的。
1904年，欧阳钜源在写长篇《负曝闲谈》时就指出上海是维新派的根据地：
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煸骗，弄着几文的，便高车驷马阔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筚路蓝缕，穷得淌屎。他们自己跟自己起了一个名目，叫做“运动员”(《负曝闲谈》第12回)。
他的小说侧重于揭露假维新派的“运动员”们的丑陋面目。在1907年吴趼人所写的中篇《上海游骖录》中，从乡下来的政治避难者辜望延一心想到上海找革命党：“上海租界上革命党最多，我何妨先到上海去访问革命党”。他到了上海读了许多新书，包括当时的禁书《革命军》，可是辜望延在生活中并没有找到革命党，遇见的只是“谭味辛”(空谈维新者)之流。于是他想到日本再去进一步求索：“那几个谈革命的行为，倘与他们同了一党，未免玷污了自己。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且待到了日本，看看那边中国人的人格再定主意”。
在欧阳钜源与吴趼人笔下，只是提及了上海是维新派与革命派在国内的大本营，也是一个大造革命舆论的中心。但是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出现真正的革命者形象。尽管当时像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革命派作为外地的移民汇聚在上海，办起了爱国学社，在张园频频举行爱国集会，鼓吹反清革命。
通俗小说中正面反映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种种活动的是姚鵷雏的《恨海孤舟记》。小说反映的是知识移民，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汇聚在上海，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从事舆论宣传，策划革命暴动，直至掌控辛亥以后的
革命政权。小说中的不少出场者都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如陈髦公(陈其美，浙江湖州人)、张樵江(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庄乘伯(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花吴奴(叶楚伧，江苏吴县人)、杨平若(柳亚子，江苏吴江人)、赵栖桐(其中部分事迹是作者自况，江苏松江人[现属上海市])……小说是以写北京大学生南下上海为开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北京风声鹤唳，说是当晚要严闭内城搜杀汉族，而且要从已经剪辫子的人杀起。京师大学(北大前身)和译学馆当然首当其冲。纷扰得学校只好停课，学生也相继离校回家。赵栖桐到了上海，还未返里，就被《东海日报》的花吴奴聘为编辑：“请你替我编两版中央要闻吧，带做一个时评。磐磐大才，只好暂屈。我今日便说定了。”在上海没有成为大都市之后，它的文化底蕴是并不深厚的。但在开埠之前，特别是科举废除之后，中国的士人们为了要找寻新的出路，在社会上为自己重新定位，就纷纷到上海做“知识劳工”：
上海在开埠以后二三十年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出版、教育、新闻等文化事业中，到戊戌维新时期，上海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戊戌
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如容闳在政变后逃出北京来到上海；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而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变后辗转来到上海。1900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进入上海。……据估计，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集了3 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2]23。
外来的知识移民在1903年已有约3 000人，何况是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呢？《恨海孤舟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来的知识移民对上海成为文化中心与革命前哨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吞噬革命成果、妄图恢复称帝时，上海的革命党人的英勇斗争与献身精神。小说中反映了袁世凯在1913年和1916年先后阴谋刺杀革命党领袖人物宋教仁与陈其美的两大事件，为历史留下了形象化的史料。当然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续写谢柏山(蔡锷)如何逃脱袁世凯的软禁，到云南高揭反袁义旗。《恨海孤舟记》打破了那种浅薄的“城恶乡善”模式，显示了在清末民初上海这个城市发挥着文明新知的重镇与二次革命中的堡垒作用。姚鵷雏后来对自己这部小说是一再表示不满的，这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叙述赵栖桐接连两次在妓院坠入情网；作为一个知识者，他在找不到出路时，消极颓废，遁迹空门，不知所终。但这部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活动，还是有其一定价值的。
比《恨海孤舟记》更进一层的是严独鹤的《人海梦》，它的视野更为阔大。小说的主要定位是将上海作为一个传播新知、培养革命者的摇篮，并将青年送出国门，使他们成为反对清廷的健将，也为辛亥革命输送了干部。小说以写宁波人进上海为开端，主人公华国雄与表兄钟温如到上海求学，进入了假道学的官僚所开办的腐败的正谊学校读书，看到学校中形形色色的怪事；但他们却是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青年。一天学校当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搜查学生有否私藏革命书刊，查出他们的宿舍里有《党人魂》、《革命军》和《自由血》等禁书，学校当局“竟要一面通禀上宪，一面将他们送往上海县中拘押起来，听候治罪”。以此事为契机，华国雄去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步入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国内正急需革命骨干时，立即回到上海，成了沪军都督府的一位科长。小说除了涉及他们的故乡宁波之外，主要写上海、日本、南京这3处地方，而写南京则又是华国雄及其女友——也是一位革命奇女子冯蕊仙，与两江总督方制台之间的多次机警智巧的斗争。
在这些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上海被描写成反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进步人士的活动基地，也在它的移民中培育了大批革命中坚分子，大大树立了上海的正面形象。
上海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沿阵地。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中，同时也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等多个方面。在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中，将这个以商兴市、以港兴市的上海描写成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买办势力进行商战的主要战场。为了反映这一经济领域的鏖战，也就必然会写出若干商业移民的面貌。这里既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的移民小说中，也的确有值得一读的作品。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不仅实行海禁，而且严格规定“一口通商”，即一切外贸皆以广州入关为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订立了《南京条约》，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使上海在1943年正式开埠。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加上当时主要出口商品生丝、茶叶、棉纱产地皆就近于上海港口等等原因，上海很快超越了广州的贸易额而跃居全国外贸的龙头老大地位。于是“一批野心勃勃、富有对华贸易经验的洋行大班，挟巨资先后踏上了黄浦滩；‘通事’与‘买办’亦尾随他们而来”[5 ]。最初在通俗小说中比较集中反映这批买办移民的是吴趼人在190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发财秘诀》(又名《黄奴外史》)。从这个“又名”中，读者就可以知道作者是怎样为这批特殊的商业移民定性的。
《发财秘诀》一共10回，前5回主要是写这批黄奴在广州的活动，他们起初不过是洋行中的听差一类的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奴性”为洋大班忠心耿耿地效劳，以博得外商的信任。在第5回中，他们已开始嗅到洋大班要移师上海的行踪，如能被带到这个新开辟的商业战场上去，是他们升迁的极佳机会。
秀干忽对庆云道：“方才我听见说大班日间要到上海，不知可曾对你说起。”庆云道：“我也听见说，不知确否。”又园插嘴道：“倘使连家眷一起去，只怕你兄弟两个，都要去了。”秀干道：“阿枢(庆云的小名——引者注)总不肯留心，须知我们既然得了这种好事，总不宜轻易丢了。我已经和女东家说过，求她是必带我们两个。”
陶秀干以黄奴的敏感，觉得非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开拓新机不可，他很怪老弟庆云的迟钝。可是陶庆云却很得意洋洋地说：“这是家兄瞎操心。老实说，敝东和我就同一个人一般。凭他到上海、到下海，怕他少得了我？我们这样人，老实说，谁见了谁欢喜。你看和我们一辈的人，那一个不是一年换两三个东家。顶了不得的做了一年也要滚蛋的了。我从在澳门跟着敝东，直到此时，足足三个年头了，那一天他不赞我两句？……你想他能离得了我么？”这说明了他是一个质量上乘的“黄奴”。在第6回中，我们看到他的确成了上海的商业移民。通过旁人之口介绍，我们已知，“同乡到上海的，陶庆云得意的最快了。……此刻是台口洋行的副买办了。东家信用了他，只怕不久要升正买办呢！”请听陶庆云自述的从洋行佣工一类的角色爬上副买办高位的“黄奴经”：
老实说，像兄弟这几年，倘不是说话灵通，任凭东家怎么好，也到不了这个地位。对了洋人，第一要会揣摩他的脾气；第二要诚实；第三也轮到说话了，倘使说话不能精通，懂了以上这两层，也是无用的。我此刻虽算是东家赏脸，然而也要自己会干、会说话，才有今天啊！
会揣摩脾气，当然是黄奴善于逢迎拍马的必备条件；这诚实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人诚实，而是只对东家一个人“诚实”；陶庆云还一再强调“会说话”这一点，他非常注重学外语，当时，像他这类买办精通外国文字的很少，但是他们的口语、特别是商业口语能力是很强的，陶庆云在广州时，一直强调要学好“杂话”，也就是后来上海称为“洋泾浜”式的外语。初期的买办是在中外相互悬隔的夹缝中滋生起来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仅懂商业投机，而且凭着他们能与外国商人在语言上交流的“强势”，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王韬曾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6]正因为他们能在顷刻间可以“无本万利”，所以在上海开埠初期的商人移民中，就形成如此有势力的“广潮帮”。但这些人在中外贸易之间，主要不是赚洋商的钱，而是设下许多陷阱，为虎作伥，残酷剥削中国商人。这在《发财秘诀》中有着很深刻的反映，请听陶庆云与花雪畦的一段对话：
庆云道：“……要靠赚外国人的钱，可就难了，纵然发财也有限得很。”雪畦听到这里，不觉愕然道：“听说办洋装茶是专作外国人生意的，请教不赚外国人的钱，还赚谁的钱呢？”庆云道：“赚外国人的钱是有数的，全靠赚山客的钱。”雪畦道：“甚么叫做山客？”庆云道：“山客是从山里贩茶出来的，到了汉口，专靠茶栈代他销脱。要赚他们的钱，全靠权术。他初到的时候，要和他说得今年茶市怎样好，怎样好，外洋如何缺货，洋行里如何肯出价。说得他心动了，把货捺住，不肯就放手。一面还向洋行里说谎话，说今年内地的茶收成怎样好，山客怎样多。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还价了。把他耽搁下来，耽搁到他盘缠完了，内地有信催他回去了，这边市面价钱却死命不肯加起来，闹得他没了法子。那时候却出贱价钱和他买下来，自然是我的世界了。”雪畦道：“这样一办，那山客吃亏大了。”庆云道：“岂但吃亏，自从霭兰这样一办，那山客投江的、上吊的、吃鸦片的，也不知多少。那个管他，须知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发财。”
这就是他们“千金赤手可致”的手段。他们匍匐在洋东的脚下，啃着同胞的尸体连骨头也不吐。他们的奴性已达到了数典忘祖的境界，上海有利洋行买办魏又园的人生座右铭是：“我家叔时常教我，情愿饥死了，也不要做中国人的事。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错。依我看起来，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吴趼人在描摹这些人物时，真是“怒眦为之先裂”。这些黄奴的确有他们的“发财秘诀”，吴趼人借知微子之口总结了这一秘诀：把“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
如果说，吴趼人较好地反映了上海商业移民中的买办一类的人物的话，那么姬文的《市声》则写了一心想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小说连载于1905年的《绣像小说》，该刊于1906年停刊时，小说发表到第25回中断，190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本36回的单行本。
过去，评论者只提及这一题材在当年小说中属凤毛麟角，当时中国很少有商业题材的小说；但由于这部作品结构比较散漫，许多事迹也描绘得较为抽象，因此就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不过我们如果了解从1901年至1910年上海华商界通过自强而与洋商抗争的史实，就会知道《市声》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事实皆有若干现实的“影子”，它不仅是与上海商业移民所做的事是“同步”的，有的甚至是“超前”的。作者写出了这类商业移民正在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振兴发挥自己的智与力。小说的艺术性差是不能原谅的，但能与生活同步甚或超前的作品存有若干缺陷，至少是可以被理解的。
小说的第1回写一位商界的“忧时豪杰”名叫华兴的宁波商人，他一心“要合洋商争胜负”。他挟巨资来到上海，可是他经营失败，“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九十多万”。现在他只好收了摊子回老家宁波去。他的账房以为失败的根子就在于“与洋商争胜负”：“东翁，你开口闭口，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么？”但华兴却有东山再起的豪气：“报上载的，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还有什么实业学堂，只怕我们经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回家去，倒要拼几个财东，开个商务学堂才是。”在商业移民中，宁波商人在沪上是很有实力的，他们也各有成败，如1902年沪报载，宁波旅沪巨商周某所开的兴泰号突然倒闭，沪市为之震动。姬文写的不一定是周某，但这些事实是可以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的。可惜这个华兴在以后的作品中没有发展下去。从第1回“折资本豪商返里”至第5回，这一线索没有得到发展，这几回小说只是将蚕茧、棉纱、茶叶这3项出口商品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貌的介绍。小说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到第5回以后，作者停顿了3个月才发表第6回，他决心另起炉灶，于是另一位扬州豪商在小说中“出世”：“扬州府豪商出世，上海滩茧市开盘”。因此，这部小说从第6回至36回实际上是作者考虑了3个月之后的重新开张。这位豪商叫李伯正。作品介绍说：“如今扬州府出了一位大豪商，家私有个几千万两，诚心合外国人做对，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自己运了西洋机器来，纺织各种新奇花丝绸等类，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此人的祖宗是靠盐商起家的，他自己考了一个当时的“商籍秀才”，平时喜看新翻译的书刊，很有些华兴所没有的新气质，他一到上海经商，开口就气势不，凡：“我的做买卖，用意合别人不同。别人是赚钱的，我是不怕折本。我这收茧子，难道不吃亏么？原要吃亏才好，我这吃本国人的亏，却教本国人不吃外国人的亏，我就不算吃亏了。……我所以开茧行，替中国小商家吐气，每担只照市价加五两收下，我有用处。”作者心中不一定有他的模特儿，但当时上海确有从丝业起家的巨贾。1903年12月，报载丝业巨贾莫某创业初见成效，独资开设丝厂十多家，执缫丝业之牛耳。小说中李伯正投资兴建南北两大丝厂也是有现实的影子的。
除了李伯正之外，小说还重点写了无锡商业移民范慕蠡与从外国学成后归国的南昌技术移民刘浩三。他们不仅与李伯正联手，而且购地兴建校舍，开办高等实业学堂。他们创建的尚工学堂，不收学费。刘浩三还叫范慕蠡开办劝业公所，“将来学堂里制造出器物来，就归劝业公所发售”。他们团结了一位日本留学归来的杭州商业移民杨必大，三位实业家抱成团体。杨必大还建议成立工品陈列所，建立工业负贩团：“我说这个工业负贩团，就合工品陈列所相附而行的。负不起的东西，在陈列所替他们销售，负得起的东西，等他们苦业界中的人负着贩卖，只不过替他们提倡个结团体的法子。……我所以望二位拼着几间房子，作为负贩团的住处，并替他们预备下饭食，只从自己同乡中招来。那些没本业的人见有这样现成的衣食，那个不愿来呢？等他们货物售出，便结算一次，还我们房金饭费，他们也自情愿”。其实他们所提的种种“维新事业”在1905年～1908年的上海还是相当“超前”的设想。清政府在1903年设立商部，鼓励绅商创办工商企业。1905年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时，为了表示拥戴清政府的新政，开通风气，在天津设立了工艺总局。1905年商部又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并要求各省设立高等实业学堂。在上海，1905年，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设电报、轮船、铁路工程、税务等科。《市声》中范、刘创办的尚工学堂，就算是当时的新事物。又如1908年6月在上海法租界开办中国商品陈列所，前往观展者极为踊跃。这是作品出版3个月以后的事，作者在小说中就写了上海当时还没有的新事物，那是他将北京、天津的一些做法，先搬到了上海。至于负贩团是从日本学来的方法，当时，日本的负贩团十分发达，还组织“东来负贩团”到中国贩货。贩卖仁丹、胃活之类的东西，甚至深入穷乡僻壤。从上面的史实看来，《市声》所反映的“维新事业”在上海皆是萌芽时期，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上海的商业移民们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末民初的上海小说中出现过一些外国移民的形象。通俗作家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义愤填膺的，可是他们一般不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味去丑化外国人。中国的一些小说家当时就已经跳出了“洋恶中善”的模式。如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就有非常好的传教士，拯救被清廷迫害的一群文士，然后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将他们送到上海租界，摆脱了清廷政治迫害的魔掌。
在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中已出现了外国侨民，但只是在堂子里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他的《黑幕中之黑幕》中却进而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外国移民。孙玉声为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时，往往使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如毛藻人，此人的性格就非常急躁；而钟厚丞则是个很地道的忠厚人，如此等等。因此他笔下人物的性格常常显得单一而类型化。他为外国移民取名时，也用同一种手法。如这部小说中出现了佛力哥、麦克麦克、麦乃来和毕的生斯等4个外国人的形象，其实都是用当时上海的“洋泾浜”英语的音译。其中毕的生斯是个没有国籍的无业流氓，不仅品德恶劣，而且与中国的骗子相勾结，靠着一张白种人的面孔，到处胡作非为。毕的生斯就是英语中的Empty cents，即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当甄朗之在上海开珠宝店时，几个中国骗子怂恿他请一个外国人做“出面东家”，此人不要出什么资本，只领一份干薪，但店里遇到麻烦时，就要仗着他是外国人的势力从中吓唬对方。当时上海有些新闻媒体也请外国人做出面东家，在舆论上触犯了清廷时也往往可作“保护伞”之用。可是毕的生斯却存心不良，珠宝店开业不久，他就伙同中国骗子到店里来“鸠占鹊巢”，以开业广告上曾刊登他的名字是“东家”为根据，就将甄朗之等中国投资人强行赶出店门。当时外国骗子在中国横行，是很普遍的事，下面是外国人自己的一个调查数据：
据工部局1864年9月的报告，英美租界内有360名“下流的外国人”，其中260个没有任何职业。他们除了机智和冒险精神外，别无长技和财产。他们蔑视一切法律和权威，来上海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发一笔横财，然后离开[7]12。……一位在上海发迹的外国强盗说：“我爱上海，甚至超过我的祖国。”其原因就是“上海使我成为一个体面的绅士，而在故乡我只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坏家伙。”[7]214
这样的骗局在通俗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在《市声》的第26回至30回，就是写中国各地军阀为培植自己的武装势力，纷纷到上海采购军火与军装。广西和直隶来采购军火与军装的大员在中外骗子的合谋下，都上了钓钩，二品衔直隶候补道鲁仲鱼一下子就被外国骗子穆尼斯骗去银子5万两。
当然，在孙玉声的笔下，正派的外国人也是有的。如甄朗之被毕的生斯逐出店门后，就只能诉诸法律。他们先找到名律师佛力哥，这是英语中Very good的音译。孙玉声写道：“说那佛力哥的历史，为人刚方正直，矩步规行，先前在外国曾做过法部大僚，……在上海律师里头可算是铁中铮铮，庸中矫矫。”他听了甄朗之的陈述，认为他证据不足，必败无疑，不愿接这个案子，尽管甄朗之愿意付大笔律师费。后来改请麦乃来，麦乃是“钱”的音译，这个律师只要你肯付钱，什么案子也肯接，当然他是无法胜诉的，只是以拿原告的钱为目的。最后甄朗之只好向外国商人麦克麦克求助，那也是英语Make make的音译，表示赚钱很多颇为富有的意思。甄朗之走投无路时，有人为他想到了一个与他们曾有杯酒往还的麦克麦克：“他正是光明正大的洋商，与毕的生斯大不相同，从来说正能克邪，况且同是外人，可与他讲外邦法律。”后来麦克麦克激于中国常说的“侠义”之心，为甄朗之出场。麦克麦克先是怒斥毕的生斯：“好个不要脸的毕的生斯，人家拿出资本，请你做出面大班，你公然喧宾夺主，竟把公司占为己有，我们外国人的体面，被你削尽了。今夜我正为此事而来。你若稍有羞耻之心快把公司依旧让还朗之……若有半个不字，可与你法律相见。”毕的生斯哪有羞耻之心，而且他也知道对方没有法律上的证据，他请麦克麦克不要多管闲事。后来还是麦克麦克说甄朗之开公司的钱是向他借款的，他有告他的权力，并且以“驱逐”他出境相威胁，使毕的生斯不得不考虑后果。经过讨价还价后，赔偿麦克麦克五千两银子的“损失”。麦克麦克将这笔钱如数交还了朗之，分文不受报酬。他算是外国正派商人中的佼佼者了。孙玉声笔下的上海外侨虽然写得较为类型化，但至少出现了外侨中的各色人等，也反映了上海当时的若干现实。
在通俗小说中，也有写外国名人行状的长篇，如1924年出版的乌目山人的《海上大观园》就是写当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49-1931)的发迹史。小说没有用真名，男主人公名为“罕通”，写他如何从一个低级职员到成为上海首富的暴发简史。小说写他娶了罗迦陵(螺蛳姑娘)后，时来运转，专做“地皮烟土，土价日涨，罕通年年赚钱，地皮亦然。果真娶了螺蛳，天然配合，日渐发迹”。为了加入英国籍，他独资修某大马路：“‘路固归我修，我可要从此入籍，算英国人了。’合局赞成，……罕通从此为英国籍，且为公共租界领袖董事。”小说中一再颂扬罕通是位忠厚长者，写他对螺蛳唯命是从。他热心慈善事业，也大力支持罗迦陵的各种善举和推动文化事业的举措。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写他出资80万元，由乌目山僧黄宗仰(书中名慧眼山僧)设计建筑规模宏大的海上大观园(即爱俪园)。在较为详细地写了园中整体的格局后，又突出“一乘大桥临前，桥上造起牌楼，题‘西风东渐’四字”。
总计园中共有楼八十，台十二，阁十六，亭四十八，池沼八，小榭四，十大院落，九条马路，七乘桥，大小树木，约八千有奇，花数百种，真是洋洋大观。
围墙之外，即后买之一百余亩，拟开辟“罕通路”，作官路，路西造数十条弄，拟取名“民德里”，约有千余幢房屋出租，中间造小菜场……
罕通俨然成为上海房地产巨商。书中的种种情节有一定的纪实性，也为外国侨民兴建海上大观园——爱俪园留下了形象资料。可惜小说以罗迦陵为第一主角，她的事迹写得非常详尽；相比之下，罕通的经商与生活实录却显得不足。这恐怕与小说作者在爱俪园中所担任的角色有关。作者乌目山人被有些人误认为是鼎鼎大名的黄宗仰，其实乌目山人与乌目山僧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据香港《大成》杂志上载文考证，作者乃郭某，是园中所办学校中的一位国文教员。因此，他对办学过程、成立“广仓学会”、为考试而设“广仓文会”、行古礼、奏古乐、耆老会等事写得较为详细。但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罕通虽花了大量金钱委托罗迦陵资助中国文化事业，不过复古的气息实在太浓，且有姬觉弥(书中名周儒檀、号意君)的不懂装懂和好大喜功的成分在内。不过有人在《大成》杂志上评论说：“书中描写的，也许有一半以上是近乎事实的”①。清末民初小说家的视野还是宽阔的，他们不仅反映了中国移民的生活，也兼及了外国侨民在上海的行状。
通俗小说再现了上海早期的移民生活，它们得到了当时广大移民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能告诉移民们，上海虽然是“文明之渊”，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它也是“罪恶之薮”，种种魑魅魍魉都潜伏横行于其间。移民到了这个新兴的大都市中，若想安身立命，就得有一双火眼金睛，要能识破各种鬼蜮伎俩，且莫踩上那些骗子们预先埋下的“路边炸弹”，否则不仅不能安身立命，反而会遭到粉身碎骨的厄运。因此不少通俗小说写了大量的陷阱与骗局，例如在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中，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中，朱瘦菊的《歇浦潮》中，张春帆的《九尾龟》中……，真可谓不胜枚举。不少小说均指出酒色误人，赌局翻戏、人口贩子等等皆是坑人的陷阱，再加上什么“仙人跳”、“放白鸽”之类的“专用名词”，简直层出不穷。关于这类小说历来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这些乃是“罪恶教科书”、“嫖学教科书”。这种意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些作恶者想从中学到骗人的法门，或是对付妓女的手段，岂非就会成了教唆工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对广大的民众说来，他们并不想去学那些犯罪作恶的歪门邪道，他们只想从中学到自卫和防范的必要警惕，那么这些小说就会发挥积极的效果。因此应该用两分法去看待这些小说，如果作者以炫耀为能事，也许消极作用会大些。但是有些作品，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孙玉声的《黑幕中之黑幕》，在盲目地反对“黑幕小说”的中国，名声是一直不大好听的。可是这是一些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人的想当然的“先验”结论。其实这部小说写了一个非常有超前意识的好题材。它是写在租界内，一些中外骗子会利用中国居民缺乏法律意识的弱点，钻空子实行连环的骗局。例如先用女色勾引甄朗之，发展到赁屋同居的热度，买了高档家具，骗去了不少首饰，然后女方的“丈夫”出现了，双方诉之法庭。“丈夫”在法庭上出示事先准备好的结婚证书，女方还保留了买家具的发票。在租界的法庭上是重证据的，于是甄朗之人财两失，反受牢狱之灾。接下来就是问他要不要“取保候审”，又要被骗去不少金钱。取保候审未果，继而为他设计，要不要装病取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又伙同滑头医院与医生进行骗财的种种机巧。
总之，他们以法律程序的种种规章制度，一步一步从中捞取大量不义之财。除了这种连环骗局称为“黑幕中之黑幕”之外，还有的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是一种黑幕背后还有黑幕的写法。应该说，上海居民的法律意识要比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略高，这与上海的这种客观环境以及这些通俗小说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有人说，晚清上海的市民意识是‘读’来的。”[8]387“除报刊、出版和学堂之外，晚清上海还拥有众多贴近民众的、更为通俗化、大众化的大众艺术样式，如画报、戏曲、小说、电影、曲艺等等，它们以自己独具的魅力吸引读者和观众的视线，成为他们增长见识和休闲解闷的另一渠道。……不少学者认为各种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就是市民文化。就其功能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娱乐消遣，丰富市民的闲暇生活；二是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灌输近代意识……。其实，云蒸霞蔚的大众文化，并不仅仅具有娱乐功能，对绝大多数城市民众而言，它更是近代市民意识萌生与滋长的触媒，或者说是近代市民的启蒙教科书。”[8]394“问题的另一面是大众文化的兴盛又意味着文化向中下层社会的全面开放，它在一般性地满足中下层社会的娱乐消费需求的同时，又从多方面改变和塑造着中下层社会，是上海人从乡民转变为市民的又一座‘引桥’。”[8]395
从这一新视角来观察问题，我们应该对这些上海移民题材小说刮目相看，就它们的主流而言，它们应该得到这样高度的评价而当之无愧。
注释：
①以上两处提到《大成》杂志的材料，均见该刊第225期哈同邻的《罗迦陵与姬觉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