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意识视角下的金融体制改革:一个解释_金融论文

从金融意识角度看金融体制改革:一种解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角度看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最终是人的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人类行为总是受行为背后人的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金融意识是人类文化和心理因素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反映,因而探讨金融意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必对我们理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有所帮助,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努力。

一、金融意识的界定

经济学家对人的文化和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到后来的预期学派均将主观感受和心理因素纳入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在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少人也看到了文化因素对整个市场经济大厦的重要性,但大都从道德和传统的伦理学角度来阐释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或市场经济需要的文化,并未从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去探究文化和心理因素对经济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因而从整体上看不无说教之嫌,略显苍白无力。

因而,我们要探寻文化或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最好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去寻找答案。但是文化和心理因素是异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对此进行详尽的分析,它也可能超出了个人的能力,且过多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更可能使我们一无所获,所以我们想将文化和心理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反映即金融意识作为我们探讨的重点。但即使如此,金融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依然是模糊的,出于我们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不妨作出如下界定:

1.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程度(用R表示),可简称为风险收益观。风险收益观不仅仅指对收益和风险的认识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收益和风险相关性的认同即承认风险是和收益相伴而生的,追求高收益的同时认识到并准备接受其带来的高风险。但要注意这和在一定收益条件下尽量规避风险并不矛盾,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则是策略问题。

2.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用T表示),姑且简称为投资能力。善于发现身边的投资机会,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将资源投入收益最大之处或曰投资的机会成本最小。

从以上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指标均存在一个度即数量的问题,虽然我们很难对之精确量化,但这正如边际效用理论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对问题进行客观描述,因而不会影响我们据此得出结论的正确性。如果用Y表示金融意识水平的话,则Y是R、T两者的正向函数关系,用公式表达为Y=f(R,T),且F/R>0,F/T>0。

二、金融意识水平:简单的历史考察和描述

文化对经济之影响无疑是复杂的,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影响中决不会妨碍我们从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条。在相同的经济体制下,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相同的经济体制是共性,则不同的文化会形成个性。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日本和美国在经济特征上就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日本四面环海、资源稀缺、长期独立,这种特殊的自然历史形成了特有的日本文化,进而在经济上表现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较强,同时资源的稀缺使日本人非常善于捕捉投资机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较高;而美国则是长期受殖民控制,反殖民文化意识特别强烈,在经济上崇尚自由独立,自由市场经济深入人心,人民对市场经济中的收益和风险认知程度较高,但相对日本而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较少,在开拓精神上比日本人略逊一筹。总之,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相同经济体制下具体特点的差异性。

反过来,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也会造就不同的文化或金融意识水平。从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意识水平是一种正向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商品经济发达,商品交换频繁,此中既表现出较大的风险,也有获益的较大可能性,为获收益,人们必须要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因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会造就较高的意识水平。在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当中,虽然也出现过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但直到近代,依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社会,商品交换不发达,市场风险较小,风险和收益均是天之“恩赐”,人类“回天”无力,至于资源的配置因其投资选择机会较小也只能是简单的投资决策,诸如将一块地分种不同的作物,因而此时的金融意识水平是较低的。

在清朝后期,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步伐,商品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商品经济一段时期的冲击和孕育,中国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提高。但这种金融意识水平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与西方市场经济差别甚大。至本世纪5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已发展了近三百年,市场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对风险、收益、投资均有了很高的认识。根据我们对金融意识的界定,金融意识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更具意义,因为市场经济下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投资渠道的增多需要人们作出更多的选择。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带来的金融意识的差别在中国也表现的较为明显。受早期资本主义冲击较大的上海、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一种对收益的“斤斤计较”的习惯,而相反相对落后的北方或内陆地区依然“豪爽”如故、挥金如土、不善于收益成本的比较。我想这也许可部分解释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吝啬”、而落后地区更加“穷大方”这一谜团。而今天,东南沿海等地与北方及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除了受地利、政策等因素影响外,不知是否和解放前期的金融意识水平差异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倒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有限提高的金融意识水平被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冲得几乎无影无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风险和收益都由国家垄断,投资政策是由国家计划好的,而政策主要依赖于行政而非经济政策,所以一般经济主体无所谓收益、风险或投资,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均无任何意义。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行,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有所提高,金融意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金融意识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显著提高的,更重要的是三十年计划经济使人们已经习惯躺在国家编织的安乐窝里,形成了一种风险“惰性”(即对风险的极端厌恶),意识惯性的改变需要一段时日,况且受中国人民普遍落后的知识水平的制约,金融意识水平从整体上还是很低的。

通过我们对历史的简单考察和描述,虽然我们很难将其精确量化,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描述出中国金融意识水平的基本趋势如(图一):

小结:一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和培育金融意识水平,反过来,一定程度的金融意识水平又会反作用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分析金融意识和金融、经济体制间关系的理论前提。从整体而言,中国金融意识水平是较低的,这是我们认识我国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一个初始条件。

三、造成中国金融意识水平低下的原因

从上面我们对金融意识水平简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不难理解,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是影响金融意识水平的很重要因素,但问题是,改革后我国市场经济已获得了较大发展,为什么金融意识水平依然很低呢?这其中原因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1、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收益归国家,当然一切风险也集中于国家,缺乏真正的市场交易,市场风险相对较小,即使有,也是由国家承担的。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造成的风险短缺状况形成了人们的风险“惰性”,人们已经习惯了享受无风险(并不是真的无风险,而是风险由国家承担了)的收益,遂在风险与收益的认识上往往只注意到了收益而忽视了其中的风险,虽然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20年,市场交易范围扩大,与之相关的市场风险也在加大。但由于中国特转移转移

有的经济金融体制使人民可以通过“市场风险—→银行—→国家”的风险转移机制将风险最终转移给国家,风险短缺状况仍无多少改观,加之30年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风险“惰性”的惯性,使人民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没有充分估计其存在的风险,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愿承担收益带来的风险。

2、产权结构单一。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影响了中国合理的风险收益观的形成,但为什么国家要垄断风险呢?这恐怕得归结于中国产权结构的单一或者更直接的说是私人产权制度未建立起来。中国大部分企业是国有的,国家作为企业的唯一所有者和主要受益者,理所应当要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作为企业的普通职工并不是企业收益的主要享受者因而也不愿承担风险,更重要的是公有产权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即职工只享受收益而将风险转移给国家。同时,单一的公有产权必然造成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政府有指定企业决策层的偏好,而非从企业家市场“竞价”买来真正的企业家,而政府指派的企业决策人并非真正的企业家,往往是善于满足政府偏好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们投资能力的有限性。而私人产权却能够解决上述免于承担风险的“搭便车”问题及投资能力低下问题。私人产权的所有者作为投资者和收益者必然要以盈利为目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经营风险;而且他们不必象政府那样还要考虑社会稳定等因素,因而其和雇员的关系绝对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关系,雇主完全可以随时解雇雇员,也就是说雇员有随时被解雇的风险,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会形成合理的风险收益观;此外,私人产权制度的存在有利于培育企业家市场,因为私人产权的所有者为实现收益最大化必然要挑选投资能力最强的企业家,这种需求的存在必然为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提供了可能,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由此可见,私人产权制度能自发孕育出较高的金融意识水平,而这种自发孕育出的金融意识具有自下而上的“诱制性”变迁的特征,与政府强加的金融意识的提高相比,人民更容易从心理接受,也就更具有持久力和影响力,因而要提高金融意识水平进行产权改革是必须的。

3、人民收入水平的低下。人们的投资能力除了受知识水平低下等因素制约外,更需要在实践中学习。而投资只有在人民收入水平较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后才能进行。改革后,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是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占居民家庭总户数7%的富裕型家庭占有中国全部金融资产总额的30.2%,而占全部城镇家庭总数38%的贫困、温饱型家庭却只拥有全部总数的11.9%。可见,大多数居民并未占有多少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从而决定了大多数居民缺乏投资意识,投资能力也必然是低下的。

四、金融意识对中国金融(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

毋庸质疑,金融体制改革不仅包括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结构的变化及金融制度的变革,而且也包括金融观念的转变以及经济背后的文化基础的转换。如果说金融结构变化、市场的完善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上层建筑”,是硬件的话,那么金融观念的转变、金融意识的提高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软件。然而,金融观念和金融意识毕竟不如“硬件”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和感受,更不易“实证”,如此,其在金融体制改革决策者和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里便消失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当前中国低下的金融意识水平对当前金融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作用。为了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明确的理解,我们不妨从我国界定金融意识的两个角度来进行探讨。

(一)风险收益观

从理论上讲,人们对待风险收益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即风险厌恶型、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这三种形态均不能很好刻画出当今中国人之风险收益观,如前文所述当今中国人是希望不承担任何风险而享受高收益(注意是希望而不是客观,这是理解此种风险收益观的根本所在),我们姑且称之为零风险收益观。零风险收益观与前三种最主要的区别是前三种均承认风险的客观性,在获得同等收入条件下,偏好型愿意承受较高风险、厌恶型喜欢选择较低风险、而中性则对风险无所谓,而后者只承认收益而忽视风险。人们可能很容易将零风险型和风险厌恶型相混淆,后者既指在确定性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之间更偏好确定性收入,同样也指在风险存在的条件下选择风险最小者;而零风险型却只愿获得收益而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显然这是不客观的(因为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有大小之分,真正的零风险只是偶然的少数情况)。

实质上,这种零风险收益观对中国当今的不少经济问题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均具有解释力。中国证券市场的某些问题便是一个例证。当一家企业获准发行债券而到期无法偿还的话,则购买债券者便会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而最终政府屈服于压力代替企业偿还债券,这说明债券购买者购买债券时便没有考虑其中的风险或者考虑了但不愿承受。股市的过度投机是股市的一个奇特事例。股民因趋利而进行股市投机,而股市总有其运行规律,所谓“涨久必跌,跌久必涨”便是其中之一,投机本身便具有极高的风险,而中国股民却不能正视这一点,一旦爆炒过后爆跌的到来,股民们便怨声载道,在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中国居民的零风险收益观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同时也为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设置了巨大的阻力。中国企业破产制度难以推行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即在于此。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企业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即风险,当这种风险转化为现实时,作为一种合理的风险收益观应该在心理承受并另寻它路,但中国的居民却不能这样,这在与政府、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增加了份量,使企业不敢轻言破产(否则,工人便会上街闹事),即使企业是苟延残喘,工人习惯于躺在貌似低风险的可怜的“安乐窝”中。此外,中国富余人员分流的困难更与中国这种零风险收益观紧密相连。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下,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要遵守这种契约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确定因素大,因而不可能排除一方解除契约的可能性,即雇员必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起来的职工的无风险观念的惯性,因而使得富余人员的分流显得尤为困难,这从当前各级政府分流人员的巨大压力和阻力中我们便可窥见一斑。

到此,我们不难理解,这种落后的风险收益观给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注意提高中国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但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国家迫于民众的压力必然要为民众维持一个低风险的状况,这种维持必然需要资金作支持。当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因而国家必须对金融进行一定控制来调节使用金融资源以维持低风险的需要,所以金融体制改革更是一个漫长的渐进之路而且必然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金融本身而言,一个显著的例证是民众对中国各银行的绝对信任(没有风险之忧),因而银行倒闭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禁区。说到这里,不少人认为新近倒闭的海南发展银行是对此的一个背叛,可是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家对银行的所有存款实行了全额给付以安抚人心,为此国家花了几十亿的成本,中国的金融业一直在单一公有产权、国家垄断金融风险造成人们落后的风险收益观,而这种观念又反过来迫使国家在必须承担一切金融风险恶性循环中前进。因而在今后改革过程中必须有意识的缓慢释放国家垄断的风险、同时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起私人产权制度以使民众逐步认识和接受风险,使这种零风险收益观得到根本转变。

(二)投资能力

通俗而言投资能力是指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即将资源配置到最大收益之处的能力。它不仅包含对短期收益和短期成本的比较,更包括对长期收益与长期成本的比较及现实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比较。作为一个投资能力强的个人,不仅要使取得的短期净收益较大,更要使投资所得的长期净收益最大,总之,要使投资的机会成本最小,此时资源的浪费才最小。

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渠道和方式增多即人们的投资选择集中选项增多,市场变幻莫测,风险加大,要作到最佳选择确实不易,但正是这种不易才反衬出投资选择能力的重要性,从这种意义上讲,投资能力决定了个人的致富能力、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乃至整个国家的资源利用状况。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下犹太人,犹太人具有较强的开拓能力或曰投资能力,因而世界任一角落的犹太人往往成为当地最富的一群人,乃至于今天世人公认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我们把眼光再收回至中国,中国的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官办”企业。企业决策人由政府指派,在这种体制下唯才是举者有之,任人唯亲更不鲜见,因而这种指派的企业领导不乏对经济一窍不通、对仕途津津乐道者,由他们来配置资源无疑会大量误配,进而造成投资效益低下。中国大量的企业生存能力不强与中国的企业决策人缺乏投资远见或没有能力考虑长期效益和机会成本不无关系,此外大量的重复投资和经济结构畴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资能力低下引起的。因而进行产权改革培育企业家市场以提高企业家素质对中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

企业的投资能力是低下的,普通居民亦是如此。中国居民的投资形式极其单一,实物投资的比重仅占20%左右,净金融投资占约80%,而同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实物投资均占50%以上。在中国的金融资产中又以现金和储蓄存款为主,这种格局在开放后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978年现金和储蓄存款在居民金融资产中分别占47.4%和52.6%,至1985年和1991年现金、储蓄存款、证券与保险占比分别为30.7%、65.1%、4.2%和19.2%、70.1%、10.7%,现金和储蓄存款始终维持在90%的高比例,而这两项资产的盈利能力是极低的,居民投资形式的单一与我国投资渠道较少有关系,但投资的机会还得靠居民个人去开拓,从这个意义上讲,居民投资形式的单一和我国居民投资意识不强有更大的关系。大量的储蓄存款集中于国家银行,为国家实施金融控制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给国有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为事实证明中国依靠这种“储蓄→国有银行→企业”单一的间接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

具体到中国金融体制而言,金融风险问题是大家极为关心的问题,当前人们提出了许多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如预防和转移等。对此,我们不妨简单分析一下:预防即要严把放贷关,对贷款条件严格限制,这当然有助于减小金融风险,但如果再深入一步,恐怕就有待商榷,投资能力低下导致企业普遍的低效率,如果都严格限制贷款条件,那么资金能贷给谁呢?就象当前存在的巨额存款一样,资金如何运用出去又是摆在金融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要运用出去必然要降低贷款条件;至于转移更令人怀疑,转移金融风险当然主要在金融机构之间转移,别忘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部分是国有,转移的结果并未使国家的总风险降低,转移至国外?对中国“银行家”(他们的投资能力也不高)来说恐怕也存在困难。投资能力的低下导致的投资低效益使整个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很大,在当前投资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要大规模降低金融风险,未免有些一厢情愿,当前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银行内部尽量使制度趋于完善以减少管理风险。

五、基本结论

通过我们以上对金融意识及其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影响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经济体制和金融意识水平是相互影响的。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总体的金融意识水平是较低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低下的金融意识水平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较大的制约和阻力,本文从界定金融意识的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无疑应包涵金融意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将其忽视。

2、受产权结构单一、国家垄断风险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零风险收益观。这种零风险收益观给中国经济改革设置了巨大阻力,迫使国家继续垄断风险。这种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因而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漫长的渐进之路。鉴于国家财力的匮乏,国家必然对金融实施控制以维系必要的低风险,进而决定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也是渐进的,而且要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3、中国居民的投资能力整体上是较低的。投资能力的低下造成了中国大量的资源错配,使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企业效益普遍不高、存续能力不强,进而使中国金融业置于高风险环境中。设想大规模降低中国金融风险的诸多措施必然不能奏效,可能采取的措施应是加强内部的管理。

4、中国金融意识水平低下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三个是不容忽视的:即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产权结构的单一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低下,所以要提高金融意识水平必须设法改变上述三个方面。(1)、国家应缓步释放风险,让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风险是收益相关的观念,承担自己在追求收益时所伴随的风险,否则,经济只能在“国家垄断风险——落后的风险观——国家垄断风险”的恶性循环中行走。如在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中,只能实行部分保险而不能实行全额保险,在银行破产时只能部分给付而不能全额给付,当然在保险和给付比例上应先大后小,以给人们有一个适应和心理接受过程。(2)、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私人产权制度。只有如此国家释放风险才成为可能,才能培育起企业家市场,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孕育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意识,进而提高我国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使银行整体面临的风险减小。(3)、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特别应缩小分配的差距,使普通居民掌握更多可供投资的资源,培养整体国民的投资意识,提高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始终将金融意识作为影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同时,落后的金融意识水平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制约作用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也是存在的。另外,还必须指出本文的研究仅是初步的,对中国风险收益观等命题的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入。

标签:;  ;  ;  ;  ;  ;  ;  ;  

金融意识视角下的金融体制改革:一个解释_金融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