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夏法律对于党项社会婚姻制度的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婚姻论文,制度论文,法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对西夏立国后修订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 ：《西夏天盛律令》(简称《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珍稀法律典籍 集成》甲编第五种。)作一简要的分析，依此来探讨西夏法律有关婚姻的规定，也通过 与唐宋律法的比较，看西夏婚姻制度的特征，在古代民族法制与中原汉族法制的比较研 究上进行初步尝试。
一、西夏法律制度的颁布与实施
律是我国封建王朝法律的主干，是国家用以正刑定罪的常法。党项西夏立国后，封建 化已经基本完成，颁布与实施封建法律制度以维护帝制，是必然之事。西夏统治者十分 重视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建设，开国皇帝李元昊是西夏国家以法治国的开创者。
关于西夏建国初期颁行的律令至今仍没有发现，但在西夏文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 中已有对于律令的记载。(注：白纲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辽金西夏，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法律典籍，有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颁行的军事法典《贞 观玉镜统》，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此外还有《 新法》和《亥年新法》(神宗光定亥年——1215年编纂的)。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 名称上也表明该律令是在旧有律令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西夏政府十分重视法律典籍的制定，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是在皇帝主持下 的编纂委员会中进行的。在《天盛律令进律表》中记载的修纂人有23人，主持人为北王 兼中书令嵬名地爆，以下官职有中书令、中书、中书副、同中书副、中书承旨、枢密、 枢密承旨、东经略司副、前面帐门官、殿前司正等。西夏文献记载中的司法机构有陈告 司、审刑司等。西夏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述有关审理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官 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中追查证据；要求执法官吏“休做人情，莫为法条，案检 判评，依法行遣”；对犯人抗拒不招供者，使用严刑拷打，逼使其“伏罪入状”。(注 ：《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出土的西夏文书中发现有“狱典 ”残卷，是记载西夏监狱管理制度的，如规定“无论何人昔日作恶多端，入狱需教以正 道，使其明了罪恶性质及大小程度。”(注：(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 本和刊本》，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西夏文书中发现的《瓜州审案记录》残卷， 是记录惠宗天赐年间审理瓜州民间牲畜、钱财纠纷的案卷。(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 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
西夏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 ——1169年)制定和颁布的一部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共20卷，内容包括刑事法、诉 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天盛律令》制定时西夏国家早已完成了封 建化的进程。在党项族割据政权的封建化过程中，上层贵族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和吸收儒 家文化思想，不遗余力地搬用、模仿中原王朝统治手段，以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政权。 因此，西夏建国后特别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它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西夏社会在不断 重视国家机器运转职能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职官的法律管理。
二、关于《天盛律令》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认为：《天盛律令》“在其结构(条文的数量和结构)方面与和它 同时代的中国法典不同，”“存在了至少四个世纪的中世纪中国法律的两种基本立法体 系律令(律——刑法，令——行政规约)实际上到10世纪末时已过时。可以用西夏法典证 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西夏法学家们之所以扩充了西夏法典，正是依靠他们放弃了将法 令严格地划分为四种传统类型：律、令、格、式(后两者是较狭隘的本位主义行政法令) 。他们创造出统一的法典。在统一法典里，除规定有罪刑和惩治办法的律这类法律外， 还包括有其他三种传统的中国法令。”《天盛律令》的条文结构，依据“两要素和三要 素的条文结构理论。两要素结构意思是将条文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罪状和制裁。三要素 结构是将条文的前半部再分成两部分：假设和罪状本身。假设说明某种规范起作用的条 件，罪状表明这一规范本身的内容，而制裁指出对违犯该法规的人来说将有的后果”。 克恰诺夫举出《天盛律令》第3卷《群盗门》的第1条内容来说明这种假设、罪状、制裁 三要素结构的形式。(注：(俄)克恰诺夫：《12世纪西夏法典》，载《亚非民族》1983 年第2期。)
钱大群在《唐律研究》中则认为：“从性质上说，《天盛律令》是刑律。它围绕刑律 列出与各条刑律有关的<令>文，从而形成了一部‘律令’汇编性的刑事法典。因其只围 绕刑律之实施而收进有关的行政法规与经济法规，所以，西夏显然还存在着离开刑律的 行政、经济等法规。总之，《天盛律令》不能看作是西夏的‘综合法典’或是法律大汇 编。从内容结构上看，《天盛律令》以20卷，150门，1461条的形式来突破《唐律疏议 》。但是，从封建律学来说，这部法典的以下几点必须予以注意：一是‘五刑’、‘十 恶’、‘八议’等重要内容只作为‘门’而存遮，不再统属相当于总则的‘名例’之篇 。二是其他属于刑法运用中的制度性内容，仅用‘罪则不同门’之名，被置于全典之最 后。三是全典20卷皆无篇名，因为被分入各卷的许多‘门’，其内容无法用一个名称来 概括。这些现象出现在唐律之后，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注：钱大群著：《唐律疏 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我认为《天盛律令》的出现丰富了古代法律制度体系，其形式和内容在吸收和借鉴中 原法律《唐律疏议》与《宋刑统》的同时，又对之有所发展和创新。
《天盛律令》在法律构成方面实行诸法合体的形式。它的合体法律形式，既有实体法 ，又有程序法；虽以刑法为主，但行政法、民事法、经济法、军事法都占有相当的比重 。《天盛律令》几乎是将行政法规系统编排于其律条之中，可能西夏没有专门颁行行政 法规条例。如第10卷《司序行文门》，从中央行政机构诸司的品级、派官人数、官职、 任期，“续、转、赏”的规定，袭官、求官、赐官资格、方法、程序、用印、司印制度 等十分明确详尽。《天盛律令》中经济法的内容占较大比重，第15卷至第19卷是与经济 有关的条款，凡农业、牧业、酿酒、池盐、市易、水利灌溉、租税、库储管理、对外贸 易等都有规定。其中第19卷基本是对畜牧业经济的立法，详细规定了对畜类的管理、分 配、供应、官畜与私畜、牧场管理等条文，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经济的特殊地位。党项族 以骠勇著称，西夏系以武立国，故军事立法在《天盛律令》中占重要地位。如第4、5、 6卷。《天盛律令》基本上是传承了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编纂体例，以刑律为主体，将 独立的部门法规并入其中，这也就是“诸法合体”的表现。(注：白钢主编：《中国政 治制度通史》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西夏《天盛律令》在刑法、诉讼法、民法、行政法、军事法各方面都有丰富内容，从 内容上看《天盛律令》应该是一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法典。当然刑法占很大比重，此外诉 讼法、行政法、民法、军事法的内容也较多。从形式上看，《天盛律令》的编纂体例虽 然受中原王朝律法《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影响，但是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说是一 种新的法律体系。
《天盛律令》受同时代法律《宋刑统》的影响，卷下分门，门下系条，但一般每门所 系条目较多。《天盛律令》将各种法律条文都纳入统一的律令体系，各卷条款都是具体 的法律内容，没有其他附加的注疏，必要的敕、令、格、式等的内容已被融入律令条文 中。一部法典基本上就能解决法律问题了。宋代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律与令、格、式并行 ，同时通行很多有法律效力的敕条，施行起来十分困难。《天盛律令》的书写格式层次 分明，一目了然，这种书写形式接近于现代法律条文的格式。(注：参见史金波著：《 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载《法律史论集》，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 9页。)
三、西夏法律对于婚姻的规定
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在隋唐之际居住在四川、甘肃、青海毗连的青藏高原的北部地 区。当时党项族的婚姻状况是“不婚同姓”，但可以“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 妇。”(注：《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那时党项族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仍保留着收继婚制。唐代中期以后，党项族的主体陆续北迁，逐渐在今宁夏、甘肃、陕 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地区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族社会不断发展，加之与其 他民族，特别是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汉族频繁接触，其婚姻形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至党项政权形成时已经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婚姻形态了。至西夏《天盛律令》颁布、 实施时的西夏中期，则早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婚姻形态了。
《天盛律令》卷8汇集了有关西夏婚姻的法律条文，有“烧杀伤门”、“相伤门”、“ 夺妻门”、“侵凌妻门”、“威势藏妻门”、“行非礼门”、“为婚门”等。其他一些 卷中也有关于婚姻家庭的条文。这些法律条文提供了西夏婚姻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 为婚门”集中地反映了西夏婚姻的状况，主要有：
(一)主婚。在《天盛律令》中对主婚权有明确的规定：“诸人为婚嫁女顺序：亲父母 可嫁，祖父母、伯叔、姨、兄弟、嫂等其他节亲不许嫁。”“若无亲父母，则祖父母及 共居庶母、女之同母兄弟、嫂娣及亲伯叔、姨等共议，使往所愿处为婚。”(注：《西 夏天盛律令》卷8《为婚门》，第193-201页。以下引《为婚门》资料，不再注明。)可 见，在西夏社会中婚姻行为的主婚权属于父母亲，在没有父母亲的情况下则由其祖父母 、共居庶母、同母兄弟、嫂娣、亲伯叔、姨等共同商议。西夏婚姻应属于父母或期亲包 办婚姻。《天盛律令》还对违反主婚权律条的做法作出了处理规定：无父母时，“若不 共议而嫁时，六个月期间可上告，当接状询问。祖父母、伯叔、姨等嫁女者不治罪，兄 弟、嫂娣嫁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因未共议，婚姻当改过。”不难看出。西夏对 婚姻的缔结是比较严格的，还可以看到在父母以外的亲属中，又有不同的层次，祖父母 、伯叔、姨的主婚权比兄弟、嫂娣要大。
(二)媒妁。西夏的婚姻既有“父母之命”，也讲究“媒妁之言”。这在《天盛律令》 中虽未见明确规定，但在相关条目中则可以看到媒人在西夏婚姻中的作用。如在处罚因 贪婚价而一女嫁二处时，若媒人“知晓是他人妻”，则要治罪；“因不宜婚姻”而成婚 财，媒人“徒三个月”。
在比天盛年间稍晚的西夏乾佑21年(1190年)刻印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西夏词语集《番汉 合时掌中珠》中记载：“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谙处为婚，索与妻眷。”(注：(西夏) 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70页。)也证明当时西夏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媒人说合在缔结婚姻时是常 有的一个过程。
(三)婚龄。《天盛律令》规定：“女子十三以上始得为婚，当计日，三年期间予价迎 送皆当了毕。”“若女年少有为婚者，未长成时勿使提前完婚，至年十三，迎送法与前 述相同。”规定中未见对男子婚龄的具体规定。然而在同时代西夏编撰、印行的西夏文 类书《圣立义海》中有相关内容的记述：“父教子礼：男十五择偶，令习文业，逾十五 迎娶妻眷，令习战斗；女年十五媳仪准备，逾十五出嫁婚配。”“母养子礼：男十五养 身，避水火灾，勿伤残身体，逾十五，为求精神；女十五，母教家务，令学妇礼，逾十 五，为说人家，备办衣鞋室舍，操办不停。”(注：(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 《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圣立义海》看，西夏社会一般以15岁作为男女的婚龄，《天盛律令》规定“女子 十三以上始得为婚”可能是对女子缔约婚姻最低年龄的限制，实际上女子出嫁的年龄应 在15-16岁以后。
(四)婚价。西夏的婚姻属于买卖婚姻，男方给女方的婚价(聘财)因身份高低而不同。 《天盛律令》规定：“殿上坐节亲主(相当于亲王)、宰相等自相或与其下人为婚者，婚 价一律在三百种以内，其中骆驼、马、衣服外，金豹虎皮不得超过一百五十种。”节亲 主以下臣僚等自相或与诸民庶为婚者，嫁女索妇时，婚价一律在二百种以内，其中骆驼 、马、衣服外，金豹虎皮不得超过一百种。“自盈能(西夏一种地位不高的官)等头领以 下至民庶为婚，嫁女索妇等，婚价一律当在一百种以内，其中骆驼、马、衣服外，金豹 虎皮不得超过二十种。”可见西夏十分重视婚价。西夏的婚价是婚姻能否成立的一个关 键。《天盛律令》规定：男方与女方议定婚姻后，“男父母能给婚价而不给。曰‘吾不 愿娶媳’，则当罚所予前价，婚姻当改过、女父母当另嫁女。”又规定：“若女父母曰 ‘吾反悔’，男父母亦曰‘愿放弃’，则依所用前价数偿还；双方情愿，当许退婚。” 即双方情愿退婚，条件是女方偿还男方婚价。若“女方已食用婚价，逾期不予媳时，则 女方父母徒一年。”可见婚价在西夏婚姻中的作用，反映了西夏婚姻的买卖性质。
(五)嫁妆。女方陪送嫁妆在西夏婚姻中也已形成制度；嫁妆与婚价相对应，其价值比 婚价要低，也分不同等次。《天盛律令》规定：“为婚价予三百种之嫁妆中盖帐三具， 二百种盖二具，一百种盖一具。无力亦允许不盖，不许比之增盖。”盖帐应是一种用很 多木杆支撑的居住帐篷，具有民族特点。还具体规定：“为婚嫁妆盖帐者，三具、二具 盖七十以及六十木以内，不许超出木数。”如陪送嫁妆是服饰时，“服饰等一律予价三 百种送七十服，予价二百种送五十服，予价一百种送十服以内。无力允许不服，不许比 之超服及衣服全予。”女方父母不能给嫁妆，可以婚价的一部分抵偿。“女父母无力， 则当以前所取价二分之一为婚价，另一分为嫁妆而予之。其中无力者则不须予嫁妆。” 可见西夏对嫁妆是采取限制的办法，规定最高限额，不能超出，可以婚价的一部分补偿 ，甚至没有也可以。
(六)迎娶。迎娶是婚姻的正式完成，一般形式隆重，礼仪繁杂。《天盛律令》规定订 婚后三年内必须迎娶，不迎娶还要给予处罚：“男父母三年期间未迎娶，罪责自负，当 罚婚价。”《天盛律令》没有记述西夏婚姻迎娶的具体过程，但从有的条目中仍可看出 其完婚过程的繁杂：“前述为婚中，取腹股婚服、索妇食、帐末食、客人来往食、烤房 食等时，传转物者，勿计入嫁妆。”尽管对上述记载的具体所指尚难以明了，但从结婚 过程的多种饮食可见西夏嫁娶并不简单。《圣立义海》记载西夏成婚要“吉日送迎”， 并具体解释：“男女相敬，择日求安，送女迎媳。亲家翁、亲家母相敬，依礼往来。” (注：(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3页。)《番汉合时掌中珠》扼要记载了西夏迎娶的过程：“室女长大，嫁与他人 ，送与沉房，亲家翁、亲家母，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注：( 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 版社1989年版，第70页。)这些叙述虽然简单，仍可看出迎娶时男女双方家长和很多亲 戚都要汇集在一起，少不了婚宴和结婚仪式。
除以上内容外，还有一些婚姻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天盛律令》中也有详细规定。
(一)同姓不婚。同姓不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一种婚姻规范。西夏党 项族在隋唐时期早已是“不婚同姓”了。但各民族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对此加以强调 ，西夏也不例外。《天盛律令》规定：同姓结婚者之罪，判处徒刑三年，媒人传语者之 罪，判处徒刑一年。(注：《西夏天盛律令》卷8《行非礼门》，第193页。)唐、宋律都 规定了对同姓结婚的处罚，但对媒人进行处罚是西夏特有的规定。
(二)良贱不婚。西夏虽然已步入封建社会，但在社会上还保留有一部分有人身依附关 系的、地位低下的使军和奴仆，类似于中原地区的部曲和奴婢，即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 系的家仆。他们在婚姻上也表现出对头监(主人)的依附关系。《天盛律令》规定：“使 军未问所属头监，不取契据，不许送女、姐妹、姑等与诸人为婚，若违律为婚时徒四年 。妇人所生之子女当一律还属者。前已予价，为婚之使军能自予则当自予，不能则当罚 主人。”(注：《西夏天盛律令》卷12《无理注销诈言门》，第291页。)
(三)解除婚姻。西夏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具有以丈夫意志为转移的离婚制度。西夏 全面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所谓“七出”制度。《天盛律令》规定：“妇人有七种恶中与人 行淫一种，则父母及丈夫等共议一律允许出，不许反告。”此外：一，不生子女；二， 不侍奉公婆；三，有主多言；四，盗窃；五，嫉妒；六，恶疾。有此六种错，丈夫和公 婆等共议出之，则可往乐处。西夏也有“三不去”，即“彼有六种错，然一者能行孝礼 于公婆；二者娶时贫苦低微后富贵威上；三者迎娶时送者人根断而无住处等。”有这三 种情况以及无错妇人等，丈夫提出离弃，女父母也愿赎出，则可离弃；若女父母不愿赎 ，则当罚丈夫聘价，还要退还嫁妆。西夏的“七出”和“三不去”和唐宋律法基本一致 ，所用术语也完全相同，看来是吸收了中原汉族地区解除婚姻的制度，但也存在差别。 如西夏在“七出”中把“行淫”置于第一位，而唐、宋则将“无子”置于第一位。在“ 三不去”中西夏增加了女方父母的权利，若愿接受女儿回家，就可以回家，否则男方需 要受处罚。
(四)寡妇和被俘者妻子改嫁。西夏允许寡妇改嫁。《天盛律令》对寡妇改嫁有具体规 定：“寡妇行三年孝期满，有公婆则不许随意出。若公婆情愿放，有欲赎出者，则有无 子女一律当听赎出。无公婆，则愿住即住，愿往乐处即往，夫主之畜物勿取。”寡妇改 嫁要待丈夫死后三年孝期满后才可以，要征得公婆同意，无公婆则自己作主。
由于西夏对外的战争较多，被敌人俘获者的家庭婚姻便成了应特别处理的问题。对此 《天盛律令》作出了专门规定：“为敌人俘获者之妻子，有子女则(待)十年，无子女则 (待)五年，未迎娶而住父母处则三年以待丈夫。逾期不来归，则有公婆者许与不许随意 出，依各自实行。若无公婆而欲往随意处，则当告往随意处。”丈夫被俘，长期不归， 妻子应根据有无子女、是否迎娶分别等待一定年限。过期限则可以改适他人。这在一定 程度上照顾了妇女的权益。
四、西夏与唐宋婚姻制度的比较
西夏政权建立时已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颁行于西夏中期的国家大法《天盛律令》从 思想主旨和基本内容上都是维护西夏封建王朝统治的，婚姻制度当然也适应了这一需要 。西夏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大力吸收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文化，在婚姻制度上也 尽量借鉴中原地区成熟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具有权威性的唐代法典《唐律疏义》和当时 实行的宋代法典《宋刑统》对西夏《天盛律令》影响深远。
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公开的不平等，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是封建婚姻制 度的最重要属性。在这一基本原则上西夏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西夏的买卖婚姻由来已 久。中原地区在婚姻成立过程中有所谓“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 亲迎。在《天盛律令》的条文中尽管没有按部就班地叙述，但在相关条目中出现了纳礼 、食价、婚价、嫁妆、迎媳等缔结婚姻的类似环节。中原地区“出妻”制度中的“七出 ”也基本为《天盛律令》所接受，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和夫权思想的明显体现。
然而，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在社会传统习惯、社会发育程度上都存在 不同于中原汉族地区的特点。将西夏《天盛律令》与《唐律疏义》、《宋刑统》进行比 较就会发现西夏的婚姻制度与唐、宋有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对婚权的规定。由前述已知西夏婚姻制度规定的主婚权属于父母和期亲，是典型 的包办婚姻。但从《天盛律令》对婚权的规定中，还可看出女子本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 主婚权，“若无亲父母，则祖父母及共居庶母、女之同母兄弟、嫂娣及亲伯叔、姨等共 议，使往所愿处为婚。”即在无父母时，由其他至亲共同商议，但还需要女子本人“往 所愿处”，若本人不愿去，婚姻仍不能成立。这可能是西夏党项族过去婚俗的遗留或影 响。
唐宋时期也允许寡妇守丧期满后改嫁，但宋朝受理学精神的束缚，寡妇改嫁往往受到 非议。《唐律疏义》、《宋刑统》只是规定对强迫寡妇改嫁的处罚，而《天盛律令》还 规定了寡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改嫁，使寡妇改嫁比较容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 寡妇的再婚权。
(二)对婚价和嫁妆的规定。从《天盛律令》可以看出西夏对婚价和嫁妆的次第划分明 显，数量规定具体，按官品大小、地位高低作出限制，不准超出。唐、宋律都规定“婚 礼先以聘财为信”，并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者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聘财 ”。(注：(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琉义》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 像西夏这样详细区分婚价等级的婚姻制度，在中国中世纪还是不多见的。西夏法典对婚 价还有变通规定，“实无力予价，则三年婿当往出劳力，期满，当予之妻子。”此规定 更具特色。从《天盛律令》规定中不难看出，除劳役婚价外，西夏的婚价无论是多少种 ，皆为实物。
西夏对婚价和嫁妆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是对最高额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措施以及以劳力 充婚价的做法、以实物为主的婚价和嫁妆形式，甚至可以不给嫁妆等，都比较适合于经 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西夏社会的实际。尽管西夏也是买卖婚姻，但不 同的阶层有一个能够承受的婚价和嫁妆规定，客观上减轻了婚姻嫁娶的负担，有利于社 会生活的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原地区“嫁娶必多取资”的弊病。西夏仁宗时 社会上行奢靡之风，“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仁宗为提倡吏治，改变这种风 气，于天盛15年(1163年)下令“禁奢侈”。(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道 光乙酉年刻本。)西夏天盛年间颁行的法典对婚价和嫁妆的限制和变通的规定，与当时 仁宗禁奢侈的举措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
(三)对良贱不婚的规定。一定等级或身份的家庭只能同相同等级或身份的家庭通婚， 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普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姻原则。一般把这种婚姻制度称为等级 或身份内婚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婚姻界限：良贱不婚、士庶不婚。这便是等级内 婚的具体表现。唐宋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渐渐消失，在婚姻制度上，士族等级观念已不 被看重，“婚姻不问门阀”，(注：(宋)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一》，《四部备 要》本。)但良贱不婚的制度仍然没有改变，而且有强化的趋势。《唐律疏义》在“奴 娶良人为妻”条中指出：“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并具体规定 ：“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注：(唐)长孙无忌 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琉义》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14。)良贱为婚不仅要 受到刑事处罚，还必须离异。西夏社会中，“使军”被排除在有身份的官和普通民庶之 外，属于“贱人”之类。他们的婚姻须由头监首肯。但在西夏这种良贱等级观念不像中 原地区那样明显，良贱婚配的限制并不那样严格。《天盛律令》规定：“前述使军已问 所属头监，乐意给予契据，则允许将子女、媳、姑、姐妹等卖予他人，及与诸人为婚。 “甚至还明确规定：“官人自身乐意，当允许将姑、姐妹、女等与使军为婚。”(注： 《西夏天盛律令》卷12《无理注销诈言门》，第291页。)实际上，良贱之别在这时已被 大大淡化。这大概和西夏社会特别是党项族的传统习惯、封建礼教较为淡薄有关。
五、西夏婚姻制度的特点
从西夏法典和社会婚姻实践分析，西夏社会婚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姑舅表婚盛行。在中国古制中，称姑母的子女为外兄弟姐妹，称舅父、姨母的子 女为内兄弟姐妹。外为表，内为中，外兄弟姐妹与内兄弟姐妹之间互称为中表兄弟姐妹 ，他们之间的婚姻为中表婚，亦即通常所称姑、舅、姨表兄弟姐妹婚。历史上很多民族 都走过盛行中表婚之路。然而中表通婚毕竟是一种近亲结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渐 渐不再被提倡，甚至在一些民族中被明令禁止。在社会比较发展的中原地区中表婚也延 续不断，但到唐宋时期已在法律上禁止。《宋刑统》规定：“中表为婚，各杖一百，离 之。”然而，在当时社会上对表兄弟姐妹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并不完全排斥，政府 也听之任之。西夏《天盛律令》中没有规定限制中表婚，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中表婚十分 盛行。
党项族的中表婚应是双边交表婚，即一个男子既可以娶舅父之女为妻，也可以娶姑母 之女为妻。同一家庭的子女在双边姑舅表婚下，男性的岳父、女性的公公和他们的舅父 应是相同的称谓；同样，男性的岳母、女性的婆母和他(她)们的姑母应是相同的称谓。 西夏亲属称谓正反映了这点。姑舅表婚在西夏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皇族中更为明 显。如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娶舅父之女卫慕氏，第二代皇帝毅宗谅柞娶舅父之女没 藏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娶舅父之女梁氏：当然这种典型的中表婚除了反映西夏社会 的一般婚姻习俗外，还有政治联姻的需要。卫慕氏、没藏氏都是党项望族，梁氏则是两 代掌握朝柄的国相之家；皇室的中表联姻对社会上保持中表结亲无疑会起到提倡和强化 的作用。
(二)妇女地位较高。西夏党项族自原始社会末期发展至封建社会只有几百年的时间， 所以一些反映原始社会的习俗有所保留，在婚姻方面妇女地位较高就是传统习俗的遗存 。
比起当时的中原地区，西夏的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辽史》记载：西夏习俗“ 喜报仇，……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烹以牛羊，具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 俗曰敌女人不祥，辄避去”。(注：《辽史》卷115《西夏传》。)女人报仇，仇人躲避 不战，是古代女权的一种表现，是对妇女的尊重。至近代，有的民族内部冤家械斗时， 若妇女站出来制止，冤家械斗即可停止。这与古代西夏党项族的习俗十分相近。西夏时 期还有女兵参加作战。女兵，西夏语称为“麻魁”。西夏有女兵在当时各王朝中也是很 有特点的，这也应看作是妇女有一定地位的表现。
前述在西夏婚姻中，妇女在婚权上比宋朝妇女有较多的自由，寡妇改嫁也比中原地区 宽松。《天盛律令》还规定：“诸人已为婚，婿未往，或男死或女死等，一律当罚有主 婚价，女当嫁情愿处。”男女订婚后，若女婿未往迎娶，或男子已死女子则可嫁至“情 愿处”。这也表明西夏妇女的婚权相对较多。
西夏婚姻中有妻妾之分，子辈有嫡庶之别。但西夏的妻妾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尊卑严格 ，嫡庶之间的差别也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大。《唐律疏义》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 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注：(唐)长 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琉义》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6页。)
(三)对非婚行为和非婚生子女的相对宽容。过去党项族的婚恋比较自由。文献记载， 西夏党项族原来“凡育女稍长，靡由媒的，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挚奔 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 。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注：(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光绪十 一年(1885年)刻本。)这种行为和社会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是与当时比较原始的社会形 态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自由的婚恋是不适应封建社会制度的。在私有制确立并发展以后 ，男子为了确保自己的继承人在血统上无可怀疑，就特别要求妻子保持贞节。西夏的私 有制早已确立，男子在家庭中也早已居主导地位，男女的自由婚恋被买卖婚姻所取代。 尽管如此，仍然能够在某些方面发现党项族传统习俗的遗留或影响。西夏法典对男女通 奸的“非礼”行为，也要进行处罚，但处罚较轻。如《天盛律令》规定：“寡妇及未嫁 女与人行淫时，男人罪：是寡妇则(徒)一年，是未嫁女则三个月。女人：十杖。”与有 夫之妇通奸处罚稍重，“诸人与人妻一处寝宿被捕时，徒二年”，但强调当时捉捕并有 知证。(注：《西夏天盛律令》卷8《侵凌妻门》，第189页。)《天盛律令》“夺妻门” 用一门的篇幅专门对抢夺他人妻子作出规定，共有10条之多，可见当时确有抢妻之风， 而且严重到要以法律的形式专项作出处理的程度。这与中原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如该门 规定：“诸人欲与人妻行奸，以女人不愿，密谋持抢时，徒四年。女人能举报而不举报 ，心悦愿往者，徒三年。”(注：《西夏天盛律令》卷8《夺妻门》，第187页。)抢未嫁 女者处罚很轻：“诸人女在未嫁，父母不允，不许随便抢亲受礼。违律而父、兄弟告时 ，前抢亲受礼者，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女人情愿则笞三十，不情愿则不笞，归还 父母，依愿嫁之。”封建社会对非婚生子女都采取歧视的态度，但相比之下，西夏对非 婚生子女显得宽容。《天盛律令》规定：“诸人娶妻子，后与他人行淫乱而怀有杂女子 者，不许取状寻问。”这一条律保护了非婚生子女，并进一步对杀害非婚生子女作出了 处罚规定：“已产出而为父母所杀时，为母所杀与杀己子罪相同，为父所杀则杀一人徒 六年，自二人以上一律徒八年。”(注：《西夏天盛律令》卷8《烧杀伤门》，第185页 。)
结束语
党项原本是一个“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的游牧民族，(注：《宋史》卷485《 夏国传》上。)随着与汉族的接触与交往，封建化的步伐加快了。至西夏政权建立时西 夏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对于西夏法律与婚姻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即是在这方面 作得初步探讨，以寻求西夏社会发展与消亡的一些历史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