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嬗变的一个侧面——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索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文艺理论论文,为例论文,侧面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诞生于70年代末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从全国2000多种报刊选辑重要的论文予以复印，分100多个专题装订成册，按时连续出版发行的产品。它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1]，是文革结束后国家为振兴学术、实现学术现代化而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图书馆的介绍文字一致称它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分类科学、筛选严谨、结构合理完备，是国内最有权威的具有大型、集中、系统、连续和灵活五大特点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题文献资料宝库。在当时国家学术处于起步阶段、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人大复印资料给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交流信息、争鸣问题、深化思考的阵地，起到了学术晴雨表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是从1978年开始创刊的。（准确地说，1978年名称还是《文学艺术》，1979年始为现名），而规范的“索引”是从1983年开始。以1983年为界，之前的情况我只能做定性概述，之后的情况我将做定量具体描述。
把1983年作为定量描述的起点是有各方面原因的。这一年还未用“索引”名，而用“本专题未复印的资料”名之，后来简称为“索引”，而体例却沿用于它。“索引”范围为本复印资料限于篇幅未曾复印的文章。而1978至1982年“索引”仅限于已复印文章资料，相当于目录，其实质和后来的“索引”不可等视。已复印文章用“索引”为名称显然于“目录”之外意义不大。这一改变也标志着刊物思想的某种变化。“索引”文章集中此处，恰好显示了国内同行在相关学科的研究度。具有研究的质和量方面的同等意义。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对它做一个描述，是可以大体反映我国80年代文艺理论研究现状的。
考察1978年至1982年索引面貌的某些变化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们对文艺理论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为1983年“索引”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1978和1979两年，索引文章分为两大类：一为文艺政策、总论；一为文艺理论、创作研究。1980年相关文章分为四类：一为方针、总论；二为文艺理论与创作研究；三为文艺批评与鉴赏；四为美学。1981年复印文章被分为十二类：1.马恩列斯文艺思想研究；2.毛泽东思想文艺思想研究；3.总论；4.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5.“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6.文艺与生活；7.文艺与政治；8.文艺特征与文艺创作；9.文艺客观规律问题；10.文艺批评与鉴赏；11.文艺美学；12.文艺的继承、创新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分类的细化，反映了对文艺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化；二是这个分类变化的趋势，符合正确认识文艺理论体系的方向。把1981和1983年“索引”文章分类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这里采用的分类已基本奠定了1983年“索引”对文艺理论文章分类的框架。与1983年比较，本年的1、2合并为“马恩列斯毛有关论述”，4、5合并为“方针政策”，8分开成为两类，9、11分散并入到它类。
从面貌上看，和1983以后“索引”齐全现象相反的，是这之前的索引存在惊人的残缺不全现象。
所以，1978到1982年文艺理论研究情况我只能采用定性概述办法。上面提到初期文章分类简单化，除了人们对文艺理论认识的原因外，也是当时文艺理论研究现状决定的，还有时代的制约性因素。粗糙和未定型是每一门学科起步阶段的必然现象。就当时复印的文章来说，体现为“八多三少”：会议文章多，回忆文章多，通讯报道多，学政策文章多，批判文章多，讨论文章多，作家文章多，领导讲话多；理论文章少，有深度的文章少，采用二十世纪新方法研究文艺理论的文章更少。以1979年1—3月索引为例。“文艺方针政策、总论”类包含了这样一些子栏目：“学习周总理重要讲话”、“发扬艺术民主”、“为作家作品平反昭雪”、“批判‘四人帮’及其修正主义文艺观”。“文艺理论、创作研究”类包含了如下子栏目：“美学问题”、“形象思维问题”、“典型化问题”、“真实性问题”、“‘中间人物’问题”、“创作方法问题”、“悲剧问题”、“题材问题”、“科学文艺问题”。可以看出，前一分类政策气氛浓，后一分类“问题”意识强。这里的“问题”又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那个时代有特定含义的“政策问题”，映衬了那时文艺界的现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心态。这只能是一个过渡期特有的现象。
当然，我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考察的方法是不完全归纳。尽管“索引”“涵盖面广，信息量大”，但它并未收集该专题的全部文章。第二，有些月份“索引”本身不很规范，这增加了微观考察的难度。如1983年第2 期“索引”没有分类。1989年第3、4期“索引”分类残缺。针对这种情况，我对没有分类的尽量进行分类，以保持统计的准确性。第三，“索引”的期数与文章登载的时间是有差距的，并非一一对应。这样，对微观考察的意义有所影响。第四，“索引”所收文章，既有没有复印的，也有已复印的。分类标准不是非常一致。但由于“索引”文章数量与复印文章比占绝对优势，这一点并不影响整体考察的结论。
二
1983年，“索引”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索引”文章只收“未复印的资料”，二是栏目名称更趋科学性、规范性和稳定性。前者使得刊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料汇集，扩大了容量和视野。后者反映了新的文艺理论观念形态，其意义更为重大。栏目变化和定型，有些什么规律可循？又怎样反映文学观念的变化呢？
考察1983到1990年期间“索引”栏目，最少年份设10栏（1983年），最多年份设有14栏（1984年），1985年设12栏（比后来各年多“其他”栏），以后各年都是11个相同栏目。栏目从相对稳定到稳定是80年代“索引”的特点。和后来稳定年相比，1983、1984、1985年的栏目有增有减。“文艺的继承、创新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只在83、84年有。“其他”栏到1985后消失，从1984开始新增“文艺的社会职能”栏和“文艺的发展”栏。
“文艺的继承、创新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是1981年设的探索栏目，试办四年后消失。“其他”栏目本来就是一个模糊、过渡性的称呼。这两个栏目消失，表明文艺问题有被纳入专业讨论的趋向。增加“文艺的发展”这样一个有弹性、有意味的栏目，为引入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新方法和讨论文艺界的新问题保留了足够开放的空间，显然是有相当眼光和远见的。而增加“文艺的社会职能”，强调文艺教化功能，又在客观上走了传统文艺观的路子。这两个栏目在同一年同时开办，表明两种观念、两股势力在1984文艺界的并起和并存这样一种复杂现象。这种复杂在1984的另外两个栏目上看得更加清楚，一是这年第1 期上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栏目，二是这年第1到4期办的“‘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栏目。前者是80年代唯一出现一次的栏目，表明了当时政策的某种要求。后者在1981年出现过，今年重新出现，也是可以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和信息来解读的。但这两个栏目的迅速消失则又表达了某种更为明显的走向和时代的发展必然性。
在1983年大部分月份里，“文艺创作”是和“诗歌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并置的，有的月份则全部涵盖了后者。这是四者关系密切的表现，同时也有某种微妙的认定关系。这种认定关系反映了对文艺创作范围的某种狭隘界定。这种认识从1984年第8期起被打破，因为从这时起， 后三者全部合并成了“各种文学样式的理论研究”栏目。这样，非这三类的文体就可以进入登载范围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学样式既定观念突破的愿望和寻求文艺理论全面发展的要求。这种观念的开放姿态导致的效果是显著的。之后，各种文学样式如神话、儿童文学、报告文学、通俗文学、纪实小说、民间文学、俗文学、寓言、传记文学、儿歌、电影、歌谣、戏剧、评论、回忆录、游记等都进入了登载范围，同时相应推动了相关文学样式的创作和研究。在1983年各文体创作与“文艺创作”并置的年月里，单独“戏剧”栏始终没有出现过，而是被另置了（参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戏曲戏剧研究》）。
“文艺和政治”栏目的变化也很值得关注。1984年第8期起， 该栏目改名为“文艺与政治及其他上层建筑部门的关系”，显示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某种重新界定趋势。相应的变化到了1988年，却又表示了某种思维的惯性和回归。从1988年第4期起，该栏目改名为“文艺与经济、政治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关系”。到了1990年第1期，该栏目继续改名成“文艺与经济及其他上层建筑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划掉的“政治”显然被归入了“其他”里，而留下“经济”则更加突出了其意味。第4期又改为“文艺与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从名字的舍弃可以看出文艺的位置在关系中被不断界定、又不断被置换的尴尬。第6期又恢复之前的名字。第7期又改名为“文艺与政治及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8期又回到先前的名字。这里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传统的观念即“文艺从属于政治”已被打破，人们在试图给予它新的定位；二是文艺的新位置还一直被置放于某个关系中，文艺还要为自己的独立性而继续前进。前者如果表明的是观念的解放和进步，后者则表明的是前者的局限和不足。然而，名称的反复变化和变化频率的不断加快却昭示了下一个变化的到来和某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到1991年，“文艺和政治”这一传统栏目从“索引”中消失了，这是后话不提。
总之，如果把1983年之后栏目的各种变化和这之前比较，则可以看出这么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栏目名称由粗略走向了细分，划分由不规范走向了规范；二、栏目由多变化到少变化并进而相对稳定了下来，这样减少了栏目的临时性，增加了栏目的长久性；三、在某个栏目（如文学与政治）的数度变化中仍然可以看到文学观念的主宰作用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标示了某种观念的躁动和理论突变的趋势。总之，发展在变化中形成，学术在动荡中进步了。
三
从定量角度考察1983至1990年文艺理论研究情况，我列出了以下表格。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描述它。
表1 1983—1990文艺理论类文章的分布
年 马克主
方针政文艺理 文艺 文艺与政 文艺 文艺 各种文文艺文艺 文艺的继文艺其合
义经典 治及其他学样式的社的欣 承、创新
著作有
策和文论综合 与 上层建筑 的的理论会职赏与 与各民族 的
关论述 部门的关 研究 能 批评 间的相互
份 研究 艺运动 研究 生活系特征 创作
影响 发展他计
1983年
156 2488581194150
430430 154 30 18
1976
1984年
80
25399
115337204
320421
6 136 59 4226
2098
1985年
53
340
21746 65216
384623 49 3078914
2403
1986年
22
158
28232 41165
227405 31 217
107 1687
1987年 196
136
45959 66192
325334 22 227
177 2193
1988年
12
125
33946 84156
317349 29 229
167 1853
1989年
14
197
28821108106
167231 27 153
168 1480
1990年 119
175
19320 59 96
154237 30 90104 1277
合计652 1632 1962
420954
1286 2324
3030 1941513 8985458 14967
比例
4.4％10.9％ 13.1％ 2.8％ 6.4％ 8.6％ 15.5％ 20.2％
1.3％
10.1％0.6％ 5.7％
0.4％
从统计看，论文总数为14967篇。在可比的栏目中， 总数最多的是“各种文学样式的理论研究”，所占比例为20.2％。按数量由高到低排列11栏：“各种文学样式的理论研究”（20.2％），“文艺创作”（15.5％），“文艺理论综合研究”（13.1％），“方针政策和文艺运动”（10.9％），“文艺的欣赏与批评”（10.1％），“文艺的特征”（8.6％），“文艺与政治及其他上层建筑部门的关系”（6.4％），“文艺的发展”（5.7％），“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论述研究”（4.4％），“文艺与生活”（2.8％），“文艺的社会职能”（1.3％）。
从上面统计可以看出，80年代人们最热衷的研究是文学样式和创作研究，两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在这两类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理论家教创作和作家创作经验谈，这是80年代文学热闹和繁荣的理论佐证。曹文轩认为，和西方作家，特别是现代派作家比，中国作家是悲哀的。原因在于，西方作家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创作背景，而80年代的中国作家却只有靠自己去推动思想[2]。文学在80 年代几乎起到了为政策“先行”和民众代言的作用。作家享受“灵魂工程师”的美称。主流意识十分重视文学，文学处于社会中心地位。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是中国的“文学年代”。
同时于1984年第8期开办的两个栏目“文艺的社会职能”和“文艺的发展”， 由于双方关注的问题性质和发展趋势有异，七年下来后者是前者数量的四倍多。另外，数量很少却一直得以保留的栏目“文艺与生活”，在1986年还一度出现过该栏目和“文艺与政治”栏合并计算文章的尴尬局面。到80年代后期，该栏和“文艺的社会职能”栏多次出现数量空白。
80年代是文艺创作繁荣、文艺观念进步和文艺政策滞后三者并存的时代。
有的栏目文章数量受惠于政策形势“照顾”而数量猛增，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论述研究”栏，198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该年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同样在1987年，这年隆重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故这两年该栏文章最多。类似现象出现在“方针政策和文艺运动”栏，1983年学习《邓小平文选》，1983和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84年还出现过一期专栏），1985年宣传创作自由，所以80年代这一栏文章总数竟达到了平均数。但也要看到80年代后期，政策影响逐渐削弱。以1987年为例，这年第6期收载了98 篇纪念《讲话》的文章，到第7、8、9、10、11、12各期都有纪念文章，但数量递减得相当快，以致到第12期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论述”只有一篇文章。1989年，同时提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又兼文艺改革事项，也并未如前一样出现文章数量高峰。1990年，纪念《讲话》四十八周年，也不见先前的盛况。
1985年是个值得重视的年份。第一，这一年文章数量最多2403 篇， （最少年是1990年，1277篇，前者几乎为后者二倍）。考察导致这两年数量差距的栏目，主要是三个：“文艺创作”、“各种文学样式的理论研究”和“文艺的欣赏与批评”。虽然论文多并不表示这一年研究水平一定高，但数量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方面揭示了一些问题。1985年和1986年被称为文学“方法年”和“观念年”，人们引进了自然科学方法等研究文学，由此引发了文学研究热潮。这种方法更新产生的热忱由于80年代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以猛烈爆发。第二，文学观念的变化在很多栏目表现了出来，因此1985年往往成为很多栏目数量变化的分水岭。如最能反映文艺理论研究水平和观念进步的“文艺理论综合研究”栏，在1985年后，突然有了飞跃性发展。文章数量一直是此前年份的二到四倍多，在每年所占的比重也有了很大上升。这标志着研究重心的转移和某种观念的改变，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方针政策和文艺运动”栏自这年后数量下滑，再没有恢复以前的产量；“文艺与生活”栏、“文艺与政治及其他上层建筑部门的关系”栏，数量也出现了下降。都说明了文艺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增强。而“文艺创作”栏和“各种文学样式的理论研究”在经过80年代中期以后则有了一定程度的递减（尽管其数量在当年文章总量中仍占绝对多数），可以看作是文学创作在80年代后期发生较大变化的结果。这是对80年代初期文学过于中心化的反拨。
总体上看，从1983到1990年，文艺研究论文总数在下降。1990年抵达最低点。这和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锋文学出现和商品意识同时兴起是分不开的。前者使得文学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挑战大众的倾向，走向了注重文学语言审美和“向内转”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分散了社会对文学关注的力量，尤其是对文学过分主流化、意识形态化的背弃。而从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虽然部分取代了精英文学独占人们日常生活的极端现象，但它们还暂时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尽管已有细微的观念论争。这一情况的根本改观已经是90年代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