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折点论文,中国论文,刘易斯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刘易斯转折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由刘易斯最早提出，由费景汉、拉尼斯等人加以完善。①他们提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过剩劳动力，使之维持不变的劳动力成本，直到某一点，过剩劳动力开始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这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检验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数量标准，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趋于枯竭，剩余劳动力被界定为边际产出等于零的农业劳动力。二是价格标准，即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显著上升。南亮进(Minami)的研究最早识别出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认为大约是在1960年前后。②白暮凯(Moo-ki Bai)的研究认为，韩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1970年前后。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倾向于采用价格而非数量标准作为识别方法。此外，李月的研究验证了中国台湾的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1960年代后半期。④不过，总的来说，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经验研究还很少。正如蔡昉的文章所总结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善乏可陈。”⑤
刘易斯转折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或二元经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转折点到来之前，这些国家，尤其是其现代经济部门，容易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似乎符合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的理论描述。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⑥另一方面，和经典市场理论相悖但和刘易斯模型一致，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⑦不过，如果刘易斯模型适用于中国的话，刘易斯转折点则迟早会到来。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已具备相当规模的今天，人们自然会问：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
蔡昉等人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⑧作为数量标准，他估算得出2005年(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5000万，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超过1亿，仅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作为价格标准，他根据官方数据，将农民工就业集中行业平均工资的加速上涨作为证据。同时，其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显示，2001-2005年间，外来工小时工资上涨速度比本地工快60%。⑨
蔡昉等人的研究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在支持的一方中，吴要武的研究利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发现，较之2002年，2003年和2006年的企业工资支付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其中2006年提高了约30%。从数量标准来看，他发现城市正规就业有所增加，而非正规就业有所减少。⑩王德文的研究通过农业部数据说明，农业长期雇工日工资在2005年以来大幅度上升。(11)黎煦的研究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的转移点特征发现，人均GDP在300—5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0%—50%时会出现转折点，据此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2)在反对的一方中，韩俊等利用一手调查数据，认为中国农村仍有约1亿—1.2亿的剩余劳动力，但也认为从结构上看，熟练和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全面出现供不应求。(13)宋世方研究认为，近期非农部门工资加速上涨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且农业部门工资并未同步上涨，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14)此外，刘建进、刘伟、孙自铎、耿元等学者在其研究中也都持反对意见。(15)
国内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经验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难以达成一致，目前的估计从5000万到接近2亿，无法据此做出确定的判断。其次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尚缺乏长时间的观察和足够大的样本做出判断，一些学者认为工资上涨和“民工荒”现象更有可能是周期性或结构性因素导致的。(16)
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识别刘易斯转折点。首先，从跨国比较研究的角度，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简称WDI)1980-2004年100余个国家的数据来识别刘易斯转折点。如果刘易斯转折点成立，则有理由假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普遍地(即统计上显著地)存在刘易斯转折点。通过较大样本量的平行数据来识别转折点，区别于目前仅就个别国家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更为稳健的经济统计意义。其次，研究中采用了数量标准，考察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随经济发展如何变化。通过考察劳动力总量(所占比重)，避开了所谓剩余劳动力衡量的复杂问题。同时，将经济发展(以人均GDP衡量)而非时间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符合刘易斯模型对于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的想法，也有利于利用不同国家收入差别的较大变异做出更精确的估计。再次，我们将刘易斯转折点界定为随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由逐渐加快向逐渐减慢变化的转折点。与通常认为的转折点是瞬间到来的看法相反，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成是一个不断发生的相对平滑的过程，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转移速度的变动，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此，我们引入人均GDP(对数值)的三次多项式来回归农业劳动力比重并估计这一转折点。三次多项式是可以得出连续变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最简函数形式。(17)最后，我们还引入了一些影响刘易斯转折点前移或后移的自然禀赋和政府政策变量，从而能够评估影响转折点变动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18)
经验分析表明，无论是无条件转折点(即不加任何控制变量)还是有条件转折点(加入控制变量)，都显著地存在，其大致的范围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至迟在2002年时已经进入了这一转折区间。(19)不过，据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转移即将枯竭则为时尚早。经验分析也表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显著高于同等收入下的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近年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又表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还不能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有潜力可挖。
在经验分析之前，本文还试图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加以辨析。实际上，自从刘易斯模型提出以来，关于其理论含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刘易斯模型至少部分是对传统经济进行刻画，而对于这类非竞争性市场的刻画并没有标准的理论可以借鉴，必然引起很大争议。这些争议也影响到了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经验研究。例如，费景汉和拉尼斯就认为，所谓的转折点并不是瞬间完成，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20)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简单但不失一般性的示意模型，归纳和整理刘易斯转折点存在及其变动的诸多前提条件。刘易斯本人提到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业存在相当数量的过剩劳动力(即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但除此之外，许多其他条件也对转折点产生影响，包括最低工资(或保留效用)、工农产品相对价格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等。在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包含更为严格但基本合理假设的工作母机模型(workhorse model)，为经验分析和今后可能的政策讨论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基础。特别的，这一模型表明，刘易斯转折点有可能是农业过剩劳动力从加速转移到减速转移的转折点。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辨析，运用一个示意性的图形模型来讨论刘易斯转折点存在及移动的若干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作模型以论证本文主要观点。第三部分是经验分析，介绍经验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与模型，详细讨论其结果。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理论辨析
最低工资的引入使得刘易斯模型更为贴近农业部门的现实，但也为其理论阐释带来了麻烦。这缘于最低工资可能的内生性。刘易斯假定最低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则当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后，留在农业中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会发生变动——通常会上升。如果农业部门必须按照这一变动的平均产出支付工资的话，工业部门也必须如此。也就是说，工业部门的工资从一开始就是上升的，刘易斯转折点就根本不存在了。一种解决方法是认为最低工资根据转移开始时的平均产出来支付，在转移进行到一定阶段才进行调整，例如通过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如拉尼斯与费景汉的模型。不过这需要假定商业化过程与理论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基本吻合。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始终认为农业部门是一个盈利性部门，但需要向工人支付一个固定的维持其生存的效率工资，刘易斯本人也认可这一解释，但这很难解释在这一工资之上失业的劳动力如何生存。
(二)相对价格
刘易斯模型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问题。上面的分析假设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因而边际产出和边际产值等价)。而实际上，工业化的过程通常伴随相对价格变动。一方面，工业品相对价格可能上升。例如，农业的技术进步导致其供给增加和价格下降；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农产品相对需求下降等。另一方面，工业品相对价格也可能下降，例如工业的技术进步(包括规模经济)、企业进入导致竞争加剧等。此外，政府的产业政策(如税收政策)也将引起相对价格变动。
不妨考虑工业部门的相对价格下降。此时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直接效应。显而易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将导致工业和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值曲线
和
(此时不等价于边际产出曲线，但仍用相同符号表示)的相对变动。即当工业部门相对价格下降时，工业的边际产值曲线左移减少，将减缓刘易斯(第一、第二)转折点的到来，即使转折点对应的劳动力数量不变。
另一种效应是间接效应，即相对价格的变动对于最低工资的影响。(23)值得注意，最低工资变动的方向取决于计价物的选择。当以农产品为计价物时，最低工资会下降，最低工资水平线变得向左下方倾斜(图中未画出)，这使得第二转折点
前移(从右往左看)。同时，在转折点到来之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是下降而非不变。而当以工业品为计价物时，最低工资会上升，使得第二转折点)后移(从右向左看)。同时，在转折点到来之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有所上升，但不如转折点到来时上升快。
(三)技术进步
刘易斯转折点假设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不存在技术进步——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不变。但事实上，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交换为农业部门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技术，同时，政府也可能采取鼓励农业技术进步的政策。
图2 农业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农业边际产出的影响依技术进步的类型而定。考虑三种典型的(广义)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劳动扩张和劳动中性的技术进步(图2)。(24)当农业技术进步是劳动节约型的(图2a)，例如农机的普遍使用，将使得少量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但随着劳动增加，其边际产出下降更快，最终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当技术进步是劳动扩充型的(图2b)，例如化肥和良种的使用，将使得既定劳动数量下的边际产出都增加，最终减少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当技术进步是劳动中性的(图2c)，则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不变，但劳动边际产出仍然增加。不难看出，在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下，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移；只要最低工资足够低，则第二转折点也后移。而在劳动扩充的技术进步下，第一和第二转折点都前移。在劳动中性的技术进步下，第一转折点不变，第二转折点后移。此外，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增加了在两个转折点处的农业产出。
(四)工作模型
以上的简单分析已经表明，刘易斯转折点的移动(甚至存在与否)依赖于许多因素——最低工资、相对价格和技术进步等这些因素，有的因素影响方向不明确(如技术进步)，有的因素相互影响(如最低工资与相对价格)，使得我们难以做出准确的理论预测。为此，我们需要对这些影响因素做出某种“精炼”，即提出更为严格但现实中合理的假定，从而得到一个能做出清晰预测的工作模型。
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影响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值曲线。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认为，农业部门的相对价格总体上会趋于下降，这一论断是基于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和价格弹性相对于工业品而言都较小的一般事实。为了凸显这一一般的事实，我们不妨引入如下假定——农产品的需求存在上限，且这个上限大于或等于农业在工业化进程开始时的总产出；同时假定当农产品产量小于该需求上限时，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不变，此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急剧下降到零。上述假设改变了农业边际产值曲线(图1，点划线)。当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使得总产出超过需求上限时，多余产出将没有任何价值，使得农业的边际产值曲线在此处是垂直的，垂直处同时是刘易斯第一和第二转折点。虽然这一假设比较极端，但其经济学意义是一般的：即在农业部门配置的劳动力增加到边际产值(量)为零(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前，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农产品产量提高，已经使得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迫使更多的劳动力进行转移。(25)同时，这一假设还带来分析上的简便，由于两个转折点重合，本文所讨论的第一个影响刘易斯转折点的因素——最低工资——就不会带来影响。
此外，我们假定技术进步是劳动中性的。这一假设的好处是它避免了直接假定随着技术进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会自动后移这样一个过强的假设。不过，注意到这一技术进步(实际上无论上述哪一类技术进步)都增加了给定农业劳动力下的农产品产量，在上述农产品需求上限(或更一般的，农产品需求弹性下降)的假定下，仍然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会满足这一需求上限(或带来需求弹性下降)。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技术进步将向左上方移动边际产值曲线，使得刘易斯(第一和第二)转折点不断后移。
最后，一般来说，工业化进程可能快于农业技术进步(毕竟，农业技术进步可能只是工业化进程的某种“溢出”效应)。因此，短期来看，农业部门边际产值曲线(也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后移速度仍然会低于工业部门边际产值曲线的前移速度，当后者“赶上”前者的时候，刘易斯转折点就出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放慢甚至停滞，同时经济中工人工资水平急剧上升。不过，长期来看，随着农业技术进步的逐步“跟进”，刘易斯转折点会持续后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将持续产生，但这一进程可能相对缓慢。(26)同时考虑上述两个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从逐渐加速到逐渐减速的过程。逐渐加速的过程对应理论上给定农业技术水平下，工业化进程吸收了无限弹性的农业劳动力供给。(27)而逐渐减速(但并非停止)的过程，则对应农业技术进步缓慢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恰好就是这两个过程的分界点。(28)
我们将上述的理论分析总结为以下供经验检验的假说：
假说(刘易斯转折点)：随着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将经历先加速下降然后减速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下的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加速过程转变为减速过程。
三、经验分析
下面我们将通过经验分析，验证是否存在刘易斯转折点。我们将使用跨国多年的平行数据来进行验证。具体来说，我们的回归方程是：
我们将分别考虑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和加入各种控制变量的情况。前者可以称为是在寻找无条件转折点。根据理论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可能根据其他条件而改变，因此，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仍然要考虑无条件转折点呢？首先，虽然许多其他变量会影响转折点，但这些变量中的一些有可能本身就是经济发展(人均GDP增加的结果)，如果控制了这样的变量，就削弱了经济发展本身应有的解释力，出现所谓的“过度控制”。其次，如果这些变量本身可能与经济发展相关度不大的话，忽略它们也不会影响刘易斯转折点的估计准确性。最后，因为数据的可得性使得完美的控制变量集不存在，我们有必要检查有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考虑了两类控制变量，其回归结果可以称为是寻找“有条件转折点”。一类是显性的控制变量，包括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政府政策。自然禀赋是各国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一种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本文使用的反映自然禀赋控制变量主要为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一国农业投入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人均占有耕地较多的国家，其他条件不变(如农业机械化程度)，劳动的边际产量会更大，劳动力的容纳程度会更高。而灌溉条件的改善则有可能是节约劳动的。政府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公共品提供)、市场开放政策等，政府政策可以随时间改变。本文使用的政策控制变量为人均电话拥有量、开放程度、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教育支出等。人均电话拥有量反映一国在信息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人均拥有电话越多越有助于信息交流，从而促进劳动力向外转移；同时这一变量也与一国其他基础设施相关，可以间接反映一国在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开放程度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发挥，可能提高或降低一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或改变其产品结构。人均教育支出反映国民受教育程度，对于农业劳动力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流动性可能越大。人均财政支出则是普遍反映一国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品投入的变量。
另一类是隐性的控制变量，即时间(年份)和国别的哑变量。时间哑变量可以反映技术进步、全球气候等影响所有国家的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国别哑变量可以反映各国不同的、不随时间改变的自然、社会(包括政府)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国别变量和上述显性控制变量中的自然禀赋变量有可能是相关的，为此，在引入国别哑变量时，我们将分别考虑引入和不引入自然禀赋变量的回归，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回归中采用固定影响模型来引入国别哑变量，而年份哑变量则是直接引入的。
经验研究使用的数据是WDI数据库(2006年发布)，包含的数据为1980年至2004年共25年、118个国家的数据。(31)该数据库提供了世界上200余个国家最早自1960年的800余个发展指标的数据，涵盖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每年发布1次(但不是所有指标都更新，也不是所有国家在所有指标上都有数据)。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
(一)刘易斯转折点
第2、3列是加入隐性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列是加入年份哑变量而不加入国别哑变量(即混合数据模型)结果，结果和无条件转折点差别不大，转折点为3301美元。第3列是同时加入年份哑变量和国别哑变量(即固定影响模型)结果，结果和无条件转折点差别较大(统计检验也显示二者差别显著)，刘易斯转折点上升到4301美元。
第4列是加入显性控制变量的结果，因为技术进步不在显性控制变量当中，因此仍加入年份哑变量。但不加入国别哑变量。人均GDP的三次多项式各项系数变化不大，刘易斯转折点为2903美元。就控制变量而言，在自然禀赋中，灌溉程度(灌溉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的比重)显著地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显示这一自然条件是劳动节约型的。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在人均耕地面积越大的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有利于节约劳动的，比如更多使用畜力、实行休耕制度等。在政府政策中，开放程度增加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理论上讲，开放程度扩大有可能增加具有农业比较优势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可能通过引进有利于工业化的技术和资金而加速劳动力转移，经验研究的结果似乎说明后者更重要。人均教育支出增加有利于减少农业劳动力，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农业劳动力更容易获取现代技能，从而帮助他们离开传统产业。
图3 刘易斯转折点(散点图)
第5列用国别固定效应替代了显性控制变量中的自然禀赋。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控制国别差异，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了过度控制问题：因为国别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人均收入及其相关因素的差异。主要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不受影响，刘易斯转折点显著增加到4197美元。在政策控制变量中，开放程度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人均教育支出系数依然为负但变得不显著，人均财政支出系数变得显著为负。由于涉及教育支出和财政支出的两个变量可能相关，因此显著性改变背后的经济含义可能并未改变。第6列同时考虑固定效应与自然禀赋变量，主要变量的结果仍然不变，刘易斯转折点为3892美元。不过，与混合数据模型(第4列相比)，灌溉程度的系数由显著为负变为了不显著为正。这可能反映灌溉程度的初始禀赋和灌溉程度的改进对于劳动力转移影响的不同：虽然灌溉程度的初始禀赋较高是节约劳动的，但灌溉程度的改进需要投入劳动力，导致其延缓了劳动力转移。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绝对值)进一步变大，说明无论是人均耕地面积的初始禀赋较高，还是其随时间的增加都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后者可能是制度(如鼓励土地流转)或技术进步的结果。(33)
总结上述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的确存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二者的分界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大致在3000—4000美元之间。这一结果在不同的回归模型设定下都是稳健的。根据这一标准，在2004年的样本国家中，已越过转折点(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为81个，其中包括中国(人均GDP为5419美元)。正在跨越刘易斯转折点(3000—4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9个。(34)尚未进入转移区间的为28个，其中印度即将进入转移点(2885美元)。(35)
(二)对中国的预测
除了发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规律之外，我们还希望确定中国在这一世界平均规律之中的位置。中国的人均GDP在1997年超过了3000美元，在2004年已经达到了5400美元，已经进入了估计的刘易斯转折点范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开始枯竭了呢？这还需要考察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位置。
首先，我们计算了在中国历年的人均GDP水平下，按照世界规律应该达到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即回归方程的预测值)。使用表2回归结果(2)(使用其他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类似)，即仅加入年份控制变量的混合数据结果，代入中国历年的人均GDP，就可以得到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预测值。(36)与数据中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实际值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表3，另见图3，其中中国位置用“+”表示)。在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从接近70%下降到了40%。但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都高于世界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近年还有扩大的趋势，达到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且远远超出了预测均值95%的置信区间。
我们再来考虑在固定影响的回归模型中中国的固定影响的大小(可以由stata回归程序直接输出)，它等于是在加入国别哑变量的OLS回归中，中国的哑变量系数减去世界各国哑变量系数平均值的差值。直观来说，相当于中国离世界平均回归线的垂直距离。如果固定影响为正，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比重偏高。使用表2回归结果(3)，即不加入显性控制变量的固定影响模型，得出若干主要国家的固定影响大小见表4。中国的固定影响为19.3，即高出(其他条件不变的)世界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特别的，在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只比发展水平落后的印度相对比重更低；比业已完成转折点的日本和韩国的相对水平高很多；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可见，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结论是稳健的。(37)
至此，我们得出了对于中国两个看似矛盾的预测。根据中国所处的人均收入区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似乎还有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这里面应该有两种可能存在。一种可能是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潜在的可转移劳动力较少，也就是说，中国会在更高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就进入这一阶段。在回归分析中，自然禀赋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就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各国由于自然条件等差异，导致能够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同。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的潜在可转移劳动力和世界平均水平是一致的，中国最终应该收敛到同等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平均水平，目前的比重过高是由于政策和制度限制导致的，则按照这一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在回归分析中，政策控制变量至少部分是显著的，说明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本文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鉴于中国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尚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理由有几点：首先，从数据中(图3)不难看出，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总是上升的——从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逐渐拉大差距。这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并未随之相应拆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壁垒。(38)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往往只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事实，而忽略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转移本来就是世界性的规律，特别是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正是劳动力加速转移的时期。相对于世界平均规律来说，就中国所经历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言，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这也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固然是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动力，但政策同样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城乡分割格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由于本文数据所限，难以衡量到一些重要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如土地制度、医疗与收入保障制度、税收制度和就业政策等，而这些因素有可能解释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
四、结论
刘易斯转折点(或刘易斯模型)是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受经济发展影响的简单有力的理论预测。理论上讲，刘易斯转折点必然受到除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包括技术进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它的若干理论假设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如对于最低工资的设定和对于相对价格的忽略。这些都对我们运用这一概念来观察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给出了必要的提醒。
尽管如此，在本文利用多年跨国数据所进行的经验分析中，农业劳动力比重随经济发展的变动呈现出符合刘易斯模型的特征，即随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比重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二者的分界点就可以视作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大致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至4000美元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了这一区间，但是，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这暗示中国仍有可能通过政策手段来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推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本文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和扩展的余地。通过在跨国数据中引入更多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变量，可以进一步分析政策的影响，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一些变量(例如工资水平)存在时间序列上的某些特征，也可以尝试通过对跨国的较长(年度甚至季度、月度)时间序列分析来加以验证。
感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白重恩、迟巍、吴斌珍、乔雪、朱晓冬及清华大学经济系学术研讨会的其他参加者所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22,no.2,1954,pp.139-191; G.Ranis and J.Fei,"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4,1961,pp.533-565.
②南亮进提出通过考察传统部门工资变动、传统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工资差别、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若干标准识别转折点。Ryoshin Minam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3,1968,pp.380-402; Ryoshin Minami,"The Turning Poi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apan's Experience," Tokyo:Kinokuniya Bookstore Co.,1973.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关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③Moo-ki Ba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vol.20,no.2,1982,pp.117-140.
④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9期。
⑤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8期)：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第6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⑥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统计研究》1999年第4期；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盛来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统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⑦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级分化了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不过，刘易斯模型只是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矛盾现象的一种解释。钟笑寒在其文章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此外，他还提出，即使按照经典市场理论，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有可能随劳动力转移而扩大。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钟笑寒：《城乡移民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理论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⑧较早提出者还包括王诚、包小忠等学者。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
⑨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8期)：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第6章；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⑩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开放导报》2007年第6期。
(11)王德文：《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经验》，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9期)：刘易斯转折点如何与库兹涅茨转折点会合》第2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黎煦：《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力保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韩俊、崔传义、范皑皑：《农村剩余劳动力微观调查》，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8期)：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第4章。
(14)宋世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经济学家》2009年第2期。
(15)刘建进：《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已经走到“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2月27日；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理论月刊》2008年第2期；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耿元、林玳玳：《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经济问题研究探索》2008年第9期。
(16)《人口研究》编辑部：《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
(17)二次多项式也可以得出，但无法同时保证农业劳动力比重几乎总是随收入下降。
(18)本文采用的经验分析方法是钱纳里和塞尔昆(Chenery and Syrquin)研究的延续。钱、塞二人利用世界银行100个国家1950-1970年的数据，从经验上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劳动力结构在内的诸多结构转型的普遍规律。本文与他们的不同有几个方面：(1)钱塞模型只得出了农业劳动力比重随人均收入下降的结果，但没有细致刻画这一下降先加速后减速的特征。(2)他们所使用的模型只是简单的OLS模型，而本文同时利用了OLS模型和固定影响模型，结果更加稳健。(3)本文的数据是1980-2004年的数据，而他们是1950-1970年的数据。Hollis Chenery and Moises Syrqu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9)在本文所使用的WDI数据库数据中，中国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在1997年超过3000美元，在2004年已达到5400美元。在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调低了中国购买力平价GDP，使得中国在2002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
(20)Fei and G.Ranis,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er,1999.此外，早期的争论可见：Ronald Findlay,"On W.Arthur Lewi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110,1980,pp.62-79.刘易斯本人对此也几度撰文加以解释，文章均收入其文集：Mark Gersovitz,ed.,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of W.Arthur Lewi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
(21)第一、第二转折点的划分是由前述的拉尼斯和费景汉文章提出的，他们又把这两个点分别称为短缺点和商业化点。
(22)不过也存在两个转折点重合的极端情况。例如，农产品的最大产量刚好满足全部劳动力的生存需要(即最低工资等于人均农业产出)，此时任何超过
[，a]的劳动力转移都是不可能的。
(24)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劳动节约、扩充和中性技术进步分别表示在如下生产函数中A的增加：f(AL，z)，f(L，Az)以及f(AL，Az)，其中z表示其他生产投入。
(25)一个更为一般的假设可能是：随着农业部门配置劳动力及产出的增加，农业边际产值曲线(由于相对价格下降)加速递减。
(26)这与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前述1999年著作中提出的观点是吻合的。
(27)当然，根据刘易斯模型，这个过程可能是匀速的。不过，考虑到工业化的规模效应、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传统社会的社会规范的逐步改变，现实当中这个过程应该是加速的。
(28)有意思的是，钱纳里、塞尔昆在其前述1975年的著作中也提出了这一“S型曲线”假说：“在过去50年中有切实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经常可以发现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内，伴随着前期小的结构变化，有一个加速的变化率。总之，这些考察解释了一个以上线渐近线为特征的S型曲线，他可以对结构转换作一般性描述。”但他们没有在对劳动力结构的经验分析中检验这一假说。
(29)本文所指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是针对人均GDP增长速度而非时间定义的，当人均GDP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时，二者是一致的。
(31)在全部118个国家中，按2006年世界银行拟定的收入分类标准，低收入国家27个(如印度、越南等)，中低收入国家27个(如中国、伊朗等)，中高收入国家27个(如墨西哥、波兰等)，高收入国家37个(如美国、日本、新加坡等)。按大洲来看，欧洲38个，亚洲35个，非洲17个，北美洲15个，大洋洲8个，南美洲5个。按人口规模来看，10亿以上人口国家2个，1亿至10亿8个，1千万至1亿46个，人口低于1千万的国家为62个。
(32)为了检验本文设定的人均GDP(对数)三次多项式形式是否稳健，我们还尝试分别引入一、二、四次多项式、同时针对OLS回归与固定影响模型来回归。结果发现，四次多项式各项系数非常不显著，不宜采用。一、二次多项式各项系数显著，但与三次多项式结果不矛盾，而是抓住了三次多项式所刻画规律的一部分，如整体的向下趋势、后半段的减速趋势等。
(33)我们还考虑了加入或改变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特别的，我们引入了产业结构变量。产业结构反映了非农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构成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力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混合数据模型(表2第4列)和固定效应模型(表2第6列)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对于其他变量影响不大。刘易斯转折点分别为4387美元和4075美元。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两个变量系数都显著为负，证明了这种需求力量是存在的。但是，产业结构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还考虑了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教育支出占GNI比重这两个变量替代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教育支出变量。结果基本不变，刘易斯转折点在混合数据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下分别为2605美元和4973美元。
(34)这些国家是：危地马拉(3964美元)、摩洛哥(3960美元)、埃及(3870美元)、牙买加(3826美元)、阿塞拜疆(3817美元)、亚美尼亚(3769美元)、尼加拉瓜(3340美元)、叙利亚(3317美元)、印度尼西亚(3316美元)。
(35)此外，韩国在1971年(3030美元)-1976年(4076美元)之间跨过转移点，和前述白暮凯的研究结论(1970年前后)是基本吻合的。日本1961年(5621美元)已超过转折点(更早的数据不可得)，与前述南亮进的研究结论(1960年前后)也不矛盾。
(36)WDI数据库中中国农业劳动力数据可得年份为1980年、1987-2002年。
(37)使用回归结果(5)，即加入政策控制变量的固定影响模型，得出的结果没有本质差异，中国的固定影响大小为16.5。
(38)赵忠：《中国的城乡移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3期，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