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社区共同性——以湖北文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性论文,新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湖北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命题时，不应该忽略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不仅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域性的意义反而更为彰显，还在于中国文学生产机制至今仍具备比较突出的地域界限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机制的原因，一定行政地理领域内的作家会对本地域形成某种归属感，地域的机制特征和动态走势也会影响到作家的文学活动，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文学社区的概念。社区，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最初是指一种理想类型的社会。它首先是由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提出的，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形式，他将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定义为社区，旨在强调人与人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学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界限里，通过一些文学组织将该地区的作家凝聚在一起，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场域。以这样的观念来衡量，湖北省说得上形成了一个文学社区。处在同一个文学社区内的作家，因为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会使他们的写作带有一些共同性。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对湖北文学的某种共同性作一些分析。当然我得承认，这多少不太符合做文章的常规。按照常规的做文方式，我应该先分析湖北文学社区的形成以及社区的特征，再分析这一社区的文学共同性，而我这篇文章在提出文学社区之后，就径直跳到湖北文学的共同性上，而对于湖北文学是否形成了文学社区以及它如何形成的社区却忽略不计。其实后者不仅是我的文章的先决条件，而且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但我承认在这方面我还缺乏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于是我只好采取一种头脚倒置的方式，先从结果的论证做起。
湖北省雄踞中部，肩挑长江，大山大河造就的浪漫气势使这里自古以来就孕育出一种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块沃土上生长出文学的大树。新世纪初以来，湖北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文学的欣喜。自不必说接连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荣誉，就是方方、池莉、熊召政、邓一光、刘醒龙等作家在图书市场和荧屏上受到读者和观众广泛欢迎的程度也足以说明湖北文学的影响。湖北的作家不仅阵营整齐，而且风格多样，像一个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显然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将湖北文学归入到一个统一的流派或风格中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从湖北大地上传来的谐调的和声。和谐，也许是我们用来描述湖北文学整体印象的恰当词语。孤立地看，湖北作家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也不乏创新精神，但他们不把“新”推到极致，不以异端的方式引领时尚。这在于湖北的文坛具有一种融洽的、开放的氛围，因此就像水和乳汇到一起时会有一种亲和力一样，湖北作家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融会贯通。20世纪以来，在经历了不断的反叛和否定之后，整合、谐调和互补，将成为21世纪文化的主旋律。因此，站在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文学，其互补的特征就富有启示性的意义。
其一，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城市文学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而新起的、体现出市场经济时代特征的城市文学有一个倾向，就是与乡村精神取一种决裂的姿态，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仿佛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湖北作家的笔下，城市和乡村是沟通的，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表现乡村的小说从城市文学中汲取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叙述，另一方面，表现城市的小说则呼应着乡村精神，接续起文化的血脉。方方最早是以状写武汉市民阶层的生存“风景”而被文坛关注的，她的文学经验基本上建立在城市生活基础之上，但这并不影响她后来对乡村题材的开掘，从《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中的农村女性，到《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城市下岗工人，她都能自如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出她对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陈应松在他的神农架系列中，满怀着激愤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而在那些苦难乡村的背后，还有一个城市的影子，这就是作者本人，作者始终是以城市的眼光来看乡村的，他在城乡对比中看待乡村的苦难，既不是以拯救者的俯视眼光去施舍同情和怜悯，也不是以美化苦难的方式来对抗和逃避现代性的痼疾。他只是以城市的身份作真诚的反省。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不仅是两种题材的区分，它是当代文化形态在空间上的对垒，因此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带来的就是文化空间的扩充。
其二，历史与现实的互补。如果说城市与乡村的互补是空间性的展开的话，那么历史与现实的互补就是时间性的展开了。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相通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铺垫，但今人回溯历史时会遇到一个个时间的闸门，湖北作家正是以历史与现实互补的方式打开了这些时间的闸门。熊召政的《张居正》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强烈的现实感，是历史人物回应了他在当代改革大潮中的切身体验，他才有了写作的冲动，也才有了写作的目标。这使得他的《张居正》跳出了借古讽今的套路，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历史的真相，并探询真相背后的历史规律。历史与现实的互补需要思想力量的支撑，只有强大的思想才能穿透时间的厚壁，触摸到历史的本质。方方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现实的作品中，就触及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的问题，后来她一步一步地将这个问题引入到历史的层面，也就一点一点地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祖父在父亲的心中》到《乌泥湖年谱》，准确勾画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既饱含着对历史尊严的怀想，也有对现实平庸化的批判。而更为年轻的作家如刘继明、李修文，同样并不满足于朝气十足的现实在场感，在他们的小说中能感受到对历史感的执著追求。刘继明曾作为60年代出生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以其先锋性、现代性登上文坛。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他的创作基本上由文化关怀转到底层叙事。但刘继明的底层叙事并没有停留在现实的平面上，而是在思想志趣上远追上个世纪革命的左翼文学的足迹。
其三，理想与世俗的互补。世俗化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大趋势，世俗化固然有助于文学走下圣坛和神坛，但世俗化与当时社会的否定崇高和理想的文化思潮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了文学的精神内涵越来越贫乏。也正是在世俗化弥漫的90年代中期，所谓新写实的原生态、零度叙述大行其道时，邓一光拿出了一部高扬理想主义精神的《我是太阳》。小说塑造了一位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革命战士关山林，当文学中的人物都匍匐在地上委琐地生活着时，为着理想而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关山林确实如夜幕中的一道耀眼的闪电，可以说，新世纪初以来的新英雄主义叙述就是由《我是太阳》唤醒的。刘醒龙曾作为十多年前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领军人物，他的《分享艰难》甚至成为了表达那段时期社会情绪的关键词，不过那场冲击波也没有逃过世俗化的局限，刘醒龙似乎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凤凰琴》这篇同样是揭示现实问题的小说中，他加入了文学和音乐的元素，以此去开辟主人公的精神境界。而到了《圣天门口》中，他更是从精神蜕变史的角度去反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化。作者通过鄂东山区的一个镇子的恩怨情仇，表现出民族文化精神在革命和暴力(包括战争的暴力和政治的暴力)下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洗礼。刘醒龙以人类之爱去审视历史，尽管会有偏颇之处，但这构成了理想的链条，引导作家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圣天门口》表达了作家的内心期待，他期待着民族文化精神在经历过动荡甚至摧毁后的凤凰涅槃。池莉最擅长写城市的普通市民，她最初主要落笔在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烦恼人生”，她低头注视着这些普通人“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无奈心态时难免忽略了理想的层面，但在她以后的小说中，理想的色彩越来越浓，她会为一名到城市来捡垃圾的农村老人披上一条“托尔斯泰围巾”，会把母性的奉献与关爱推到极致(《看麦娘》)。胡发云的生态文学充满着忧患意识，这无疑是一种现代的理想精神使然，而当他以这种理想去处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问题时，就从自然生态走向文化生态、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写出了思想锋芒毕现的《如焉》。《如焉》发表后曾引起了一场所谓的思想界批评文学界的争论，在一些思想文化界人士的眼里，当代文学缺少像《如焉》这样对社会和政治的敏感。其实这样的见解本身就是对《如焉》的误读，《如焉》并不是脱离文学环境而特立独行的，胡发云所表达的政治理想精神也存在于方方、刘继明等作家的作品之中，只不过胡发云将其处理成高音区的一段激情咏叹调。理想与世俗的互补，让湖北作家既紧贴着大地行走，又遥望着蓝天白云。
著名学者季羡林对东方文化在新世纪的前景充满了乐观，他认为东方文化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将成为新世纪文化的发展趋势。湖北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互补姿态，可以说是印证了这样一种趋势；换一个角度看，则可以说湖北作家们把握住了新世纪跳动的脉搏，营造一个各种精神和谐相处的文学世界。
一般来说，全球化的趋势是世界的同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域性的消失。全球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地域文化的碰撞，因而带来全球化的变异，在不同的地域，我们得到的全球化结果是不尽一样的。但是地域文化如何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最大程度的良性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域本身为本土文化所作的铺垫。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以为建立文学社区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现实可能性的。同样，湖北文学在新世纪所表现出的互补性，应该与湖北具有一个比较良性的文学社区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