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必然还是或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曲线论文,或然论文,是必然论文,库兹涅茨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06-0176-13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分工与合作体系下进行的，在分工中合作，在合作中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一个社会的每个个体得到人们在分工与合作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不是静态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也会随之动态变化。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经历了系统性的社会变迁的阶段，收入分配也往往会表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轨迹。近现代以来，人类经历的最大的社会变迁莫过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那么，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会经历怎样的变化轨迹，是持续恶化，持续改善，还是先恶化再改善，或者先改善再恶化?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1955)，他于195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人类社会由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型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会持续扩大，然后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在后半阶段逐渐缩小。这一假说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有的研究支持，有的研究否定。无论支持与否定，大部分学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都会围绕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展开，以至于“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成了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演变趋势的代名词。本文继续这一传统，称由库兹涅茨最早揭示的收入分配在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的变化轨迹为“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 一、文献综述：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历史 库兹涅茨虽然最早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假说，但只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这给后人留下了模糊的想象空间。其经验支持只是基于美、英、德等国有限的统计数据，其理论解释，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储蓄集中于富裕阶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收入差距之后缩小主要是由于政府干预、人口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新兴行业的不断出现。库兹涅茨对倒U假说的实践支持和理论解释都是不足的，这既造成了后来学者的争论，也给后来学者留下了继续发展完善的空间。库兹涅茨本人也认为，其提出倒U假说的这篇文章5%是经验信息，95%是推测，其基础支撑是薄弱的，他并不是给出了结论，而是给了一个要继续探究的直觉的开始。经过60年的发展，研究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里只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根据Moran(2005)的学术史梳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1.无可质疑的作为社会经济法则的黑箱(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 倒U曲线提出后，用数据进行实证成为经济学者的急迫任务，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这一时期的实证大多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进行。Kravis(1960)最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十个国家数据的比较分析支持库兹涅茨假说；Paukert(1973)观察了多国收入分配数据，发现尽管一些国家可能收入差距长期维持稳定，有的甚至短暂恶化，但长期趋势是趋于下降的。最著名的是，Ahluwalia(1976)将跨国数据的回归分析引入倒U曲线的实证，用60个国家的数据很好地证实了该假说。在理论上，这一时期是发展经济学的兴盛时期，库兹涅茨倒U曲线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被捆绑在一起，Robinson(1976)用一个只含极少经济假设的简单二元经济模型推导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认为该假说已经获得了经济法则的力量。另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资本的缺乏是发展的瓶颈，当时的观点认为，富人储蓄倾向高，收入差距大有利于资本积累，所以，库兹涅茨倒U曲线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吻合，而其所预测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终将缩小的观点也有利于抚慰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焦虑。由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实证上和理论上都得到支持，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吻合，其被当时的人们当成无可质疑的社会经济法则。 2.受到广泛批评和质疑的被打开的黑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发展经济学逐渐衰落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也随之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黑箱被打开。在实证上，Saith(1983)尖锐地指责了用跨国横截面数据来检验时间序列倒U曲线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阻碍了而不是帮助了人们加深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演变关系的认识；Lecaillon等(1984)的实证发现，样本构成的很小变化或者个体观测值的细微调整就会使倒U曲线在统计上消失；Datta(1986)在对印度经济的研究中批评了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刘易斯—库兹涅茨传统。另外，库兹涅茨倒U曲线又受到两大事实经验的挑战：一是美英等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缩小后转而呈现上升趋势(正U之谜)；二是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并没有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是缩小(东亚奇迹)。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理论和实践上无法解释这两大现象。 3.矛盾的持续争论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虽然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受到质疑，但并没有被学者们所完全抛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继续试图在理论或实证上维护或反对该理论。Anand & Kanbur(1993)和Galor & Tsiddon(1996)继续在理论上将倒U曲线一般化、形式化、内生化。虽然有了更长期的数据和更先进的计量方法，但学者们的实证持续做出的仍然是互相矛盾的结果，Deininger & Squire(1998)用他们收集的数据并没有很好地验证倒U曲线，支持和反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国家基本一样多；Huang & Lin(2007)用半参数贝叶斯推断方法证实了倒U曲线，只是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上升很小后就开始下降了；Theyson & Heller(2015)用人类发展指数、预期寿命、教育水平衡量发展水平的实证并没有支持倒U曲线，而是S曲线。一些学者对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收入差距演变很好地符合倒U曲线，而其他对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的历史考察并没有发现倒U曲线(Brenner等，1991)。另外，这一时期中国也大量出现研究倒U曲线的文献，陈宗胜(1994)在部门内收入差距为零的假设条件下，从数学上证明了在两部门人口转换过程中，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倒U曲线；王小鲁、樊纲(2005)使用中国1996～2002年各省区城乡分开的基尼系数面板数据实证显示，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总之，实证结果显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得出一致的有规律的变化轨迹，而是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趋势。 面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学者们对该理论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有的认为是时候给那个著名的“法则”一个体面葬礼了，它不是被谨慎的库兹涅茨本人所提倡，而是被那些不谨慎的库兹涅茨主义者所提倡，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个虚构，收入分配演变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但在不完全接受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充分认可库兹涅茨的理论洞见，其所揭示的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后期的制度变迁，对认识收入差距演变趋势都有重要启示。在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抛弃该理论的情况下，应如Williamson(1991)所说，对库兹涅茨曲线的过多注意已经转移了人们对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各国具体制度和政策的关注，问题不在于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而在于哪些力量导致了它的存在和不存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因素进行分解，揭示出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力量对比，试图科学地解释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存在和不存在。为此，本文先做理论分析，然后用该理论解释库兹涅茨倒U曲线、正U之谜和东亚奇迹，再对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进行实证观察，最后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因素分解和力量对比 要搞清楚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状况和演变。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和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决定了分配，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所以，要搞清楚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要从这个经济体的生产活动入手。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活动是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如制度、结构、技术水平)下进行的，其产出(Y)是由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把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技术所决定的。如果用K代表一切物的要素的投入，包括没有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资源和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物质资本，用L代表一切人的要素的投入，包括简单的自然劳动、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和社会资本，用生产函数F代表把资本和劳动变为产出的可利用的技术，那么，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Y=F(K，L) (1) 新古典分配理论认为，在不考虑货币的实体经济中，如果经济环境是完全竞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按照实际要素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量的原则决定雇佣资本和劳动的数量。这样，每种生产要素得到的报酬就等于这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企业向资本所有者支付的实际租赁价格R和向劳动者支付的实际工资W可分别表示为：
根据欧拉定理，在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有产品分配净尽定理： Y=F(K，L)=R×K+W×L (3) 由产品分配净尽定理可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所有者获得了财产收入R×K，劳动所有者获得了工资收入W×L，财产收入和工资收入的总和刚好为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即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被全部分配给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在同一个生产单位内，收入分配差距可分为工资收入差距和财产收入差距，工资收入差距是由人的综合素质的差异导致生产能力不同所形成的，而人的综合素质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加上后天努力和一定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所形成的，财产收入差距是由人们占有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形成的。另外，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由于地理位置、生产内容和技术水平等的不同，会形成结构性收入差距。如图1所示，本文根据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原因，将收入差距分为以下三类。
图1 收入分配差距因素分解和力量对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1.由禀赋和努力差异形成的自然性收入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成员的收入取决于由个人能力决定的其对社会的贡献，其生产能力越强，报酬越高，生产能力越弱，报酬越低。如果每个个体获得营养、健康和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完全公平，个人能力的形成是在一定先天禀赋基础上加上后天努力形成的，由于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和特征超出本学科讨论范围)，每个人在智力、健康等先天禀赋上是有差异的，后天努力也是有差异的，这决定个人能力是有差异的，本文称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为自然性收入差距。自然性收入差距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差距并不违背伦理道德，是被人们所接受的。从静态角度看，个人能力的形成是由众多因素综合形成的，根据统计学中的中心极限定理，当一个变量由众多因素综合影响形成而其中每一个别因素的作用都是微弱时，该变量在个体足够多的情况下是会趋于正态分布，所以，可以假设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能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这与人们的生活常识是吻合的；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制度完全公平，每个成员处于平等地位，则完全由个人能力决定的收入分配会趋于正态分布，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富人和穷人占少数的分配格局。从动态角度看，每个成员可以通过努力提高自身能力，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提高报酬，改变收入地位；在完全公平的制度中，由于父辈个人能力的高低不影响子辈个人能力的高低，收入格局会表现出更强的代际流动性。总之，在完全公平的制度中，自然性收入差距从静态看会表现为正态分布，从动态看会表现为完全的收入流动性，如果把从父辈到子辈的传递看成是无限生命的个人，那么收入分配甚至是平等的，所以，自然性收入差距是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 2.由制度公平与否形成的制度性收入差距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内，个人的收入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禀赋和努力，还取决于整个经济体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规则，即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公平会缩小收入差距，制度环境不公平会扩大收入差距。不同经济体的制度是有差异的，同一个经济体的制度也会随时间而变化，本文称由制度公平与否形成的收入差距为制度性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制度主要有：第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医疗制度和公共教育制度保证个人的基本人类需求，为个人能力的形成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第二，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占有的平均，尤其是初始产权界定的平等，保证人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财产收入；第三，公平的制度保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行为权利的平等。如果制度完全公平，则制度性收入差距为零。现实中，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制约，制度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制度性收入差距是始终存在的。但制度公平与不公平也有程度之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制度趋于公平，则收入差距会缩小；如果制度趋于或者维持不公平，则收入差距会扩大。这样，在影响收入差距走势的制度环境中，就存在两股力量：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公平的力量，扩大收入差距的制度不公平的力量。两股力量的对比影响该经济体收入差距的走势，制度公平的力量增强时，收入差距缩小；制度不公平的力量增强时，收入差距扩大。 3.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结构性收入差距 在一个经济体内，由于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掌握的技术是有差异的，因此，人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从事着不同的经济活动，形成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由于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的差异，每个个体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是有差异的，本文称由于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内容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为结构性收入差距。不同经济活动生产能力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的差异所形成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动力。当某种生产活动发生重大的技术创新，就会使该生产活动的生产能力高于其他活动，从事该生产活动的人群会比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群有更高的收入，这会扩大收入差距。但技术也会扩散，从事低收入活动的人群要么转而加入新兴技术活动，要么对原来的活动进行技术改造从而提高生产能力，这又会缩小收入差距。这样当经济体发生技术创新时，最早采用新兴技术的人群首先获得了高收入，这扩大了收入差距，本文称之为“领跑”的力量，而后其他人群逐渐接受新兴技术提高生产能力，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本文称之为“追赶”的力量。两股力量的对比影响该经济体收入差距的走势，当“领跑”的力量强于“追赶”的力量时，收入差距就会扩大；当“追赶”的力量强于“领跑”的力量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在上述分析的三种收入差距中，自然性收入差距是自然形成的，非人力能改变，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主要受影响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界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更大的客观性，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一步步进行的，无论是技术创新引起的“领跑”，还是技术扩散引起的“追赶”，都会促进经济增长，都有利于增加物质财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且结构性收入差距的存在也正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动力，所以，结构性收入差距存在是合理的，一个经济体既要鼓励技术创新，也要加快技术的普及和扩散。制度性收入差距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引起的，这种收入差距在现代社会则是不合理的，而且个人能力的形成、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个人能力的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在不同人群分散发生，也有利于技术的迅速扩散，从长期来看，结构性收入差距也会趋于消失。如果制度完全公平，技术创新大量分散进行，技术扩散迅速，则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将主要由自然性收入差距形成，会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 三、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一般趋势 近现代以来，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一次质的提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被称为传统社会，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的社会被称为现代社会，这一过程被称为现代化。这次社会变迁以工业革命为开端，首先在经济领域，然后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人类创造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次社会变迁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和美国，之后逐渐波及到全球，到现在，英美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入发达社会，其他大部分国家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现极大提升的阶段，是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人的文明理性不断提高的过程。传统社会具有技术落后、自然经济、农业经济、专制政治、等级依附等特征，现代社会具有技术先进、商品经济、工业经济、民主政治、平等自由等特征，现代化的过程则表现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城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等特征。由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变迁过程，很多因素和变量都会表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轨迹，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就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对倒U曲线的解释，从库兹涅茨开始就是从结构和制度两方面进行的，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 从结构性收入差距方面看，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社会，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初期都存在一个庞大的农村和农业部门，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机器首先在城市的工业部门中得到使用，在本轮技术创新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被分成两部分：生产力较低的以农村和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生产力较高的以城市和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由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高于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无论财产收入还是劳动收入，现代部门的人群都高于传统部门的人群，现代部门形成“领跑”的力量。传统部门形成“追赶”的力量，现代部门会吸引传统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去获得更高的收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劳动不断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和传统部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整个经济体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变。一般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首先进入现代部门的人群获得了比传统部门高得多的收入，“领跑”的力量强于“追赶”的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现代部门获得高收入，而庞大的传统部门收入基本维持不变，收入差距迅速拉大。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由传统部门进入现代部门，传统部门也通过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转变进行现代化改造，“追赶”的力量会逐渐超过“领跑”的力量，从现代部门的比重超过传统部门开始，由传统与现代的差距引起的整体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后开始变小，使收入差距趋于下降。直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资本和劳动的转移才会停止，本轮技术创新引起的传统与现代的收入差距也归于零。这样，工业革命引起的结构变化就会使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走势，Kuznets(1955)用数值例子论证了这一过程，Robinson(1976)和陈宗胜(1994)等建立模型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一过程。 从制度性收入差距方面看，传统社会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受限制于物质基础，现代社会的平等制度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起来，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公平制度在一段时间内仍占优势，大部分资本为富人占有，普通劳动者在必要生活资料和医疗条件上得不到保证，底层穷人甚至在生存线上挣扎，使得营养不良，健康恶化，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不完善的法律没有赋予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市场机会并没有向所有人平等开放，制度不公平的力量在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现代化初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到现代化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增强，经济体已有能力建立现代平等的社会制度，大部分经济体会经历由传统等级社会到现代平等社会的制度变迁，公平的制度逐渐建立。低收入人群逐渐占有了一定财产，获得了财产收入；各国逐步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法，并且发展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甚至建立福利国家，这使普通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逐步得到保障；原来的不平等制度也引起人们的反抗，人类文明理性的发展使得机会公平和对所有社会成员无歧视的制度逐步建立，保证了人们行为权利的平等；现代化后期的政府也比以前更有能力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高补低，而社会的慈善、捐助等三次分配也发展起来。这一切使现代化后期制度公平的力量逐渐超过制度不公平的力量，这进一步使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由于制度的复杂性和难以量化，还没有学者对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倒U走势建立模型进行逻辑论证，而大多是通过历史分析和对现实的观察得出结论的。Kuznets(1955)就指出，随着从农村或国外到城市的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特别是下一代在城市出生的人口的增长，低收入人群也能更好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最终形成了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立法，保障了他们的权利。 总结以上分析，如图2所示，在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变化使收入差距呈现倒U走势，而由等级社会到平等社会的制度变迁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直到最后，传统部门消失，现代制度取代传统制度，现代化完成，收入差距走势进入由现代因素决定的时期。由此，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代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一般趋势。本文将分析这种一般趋势如何与“正U之谜”和“东亚奇迹”兼容。
图2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四、正U之谜：美英等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上升原因分析 按照库兹涅茨假说，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会转而缩小，而这种缩小会无限制下去吗?现代化完成以后的收入差距又会如何演变?库兹涅茨倒U曲线可以适用到什么时间?库兹涅茨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回答清楚。如图3所示，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历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下降后，从七八十年代后开始转而上升。如果不看20世纪以前的收入差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的收入差距演变很好地符合了正U型轨迹，有的学者也用数据实证回归出了正U曲线，认为这与库兹涅茨倒U曲线相违背，说明库兹涅茨倒U曲线不正确(Kim等，2011)。 要科学解释正U之谜，需要进行一定理论扩展。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它在不停地革新经济结构，不停地毁灭旧的，不停地创造新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上文分析，技术创新导致一个经济体存在结构性收入差距，一个技术周期会导致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走势。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则会存在持续的拉大收入差距的引力，持续地产生一个个倒U曲线。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Korzeniewicz & Moran(2005)认为，应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范式取代库兹涅茨的“现代化”范式，以更好地解释收入差距演变。本文在充分认可技术创新引起结构性收入差距周期变动的同时认为，首先，一个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前后进行的，而是多样而重叠同时进行的；其次，技术创新是有大有小的，大的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小的则只会产生局部性的影响。对于多样而重叠的小的技术创新发生在大量不同的人群，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由于随机化而分散掉，而只有对整个经济体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较大的技术创新，才会使收入差距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倒U型变化轨迹。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两次大的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库兹涅茨提出倒U曲线时，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信息革命才初露端倪，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本意揭示的是由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演变。所以，不应贬低库兹涅茨倒U曲线，但也不能无限夸大其适用性，库兹涅茨倒U曲线适用的时空范围是其本意所揭示的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完成以后的收入差距演变则不在其解释范围，不应用库兹涅茨倒U曲线来解释美欧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上升。 现已有较多文献研究了美国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有些学者发现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Piketty，2006)，如工会的衰落，最低工资法的式微等。Fosu(1993)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单亲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加，使以家庭为统计对象的收入差距上升。但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是由于信息革命的发展导致了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很多发达国家出现“逆工业化”，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演变为以服务业为主(List & Gallet，1999)。就像原来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体主导部门一样，现在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新兴的主导部门。这次结构调整极大地改变了对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使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产生下降压力，同时，大大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的收入，由此扩大了收入差距(Juhn等，1993)。总之，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收入差距上升，同样可以在制度变迁和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结构变化中得到说明。如果把库兹涅茨倒U曲线限定于解释由工业化引起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演变，则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上升并不违背库兹涅茨倒U曲线，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在倒U曲线提出以前就已经走完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过程，其后的收入差距演变要具体分析其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
图3 美国和欧洲的收入分配演变(1900～2010年) 注：图中横轴为年份，纵轴为收入最高的10%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虚线表示欧洲。 资料来源：Piketty & Saez(2014)。
图4 二战后中国台湾收入分配演变(1953～2014年)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1953年和1959年基尼系数来自于Fei等(1979)第66页，其余来自于台湾统计资讯网(英文)家庭收支调查表4。 五、东亚奇迹：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并非必然趋势 按照库兹涅茨假说，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初期收入分配会恶化，而这与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二战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演变并不吻合，本文以被誉为公平增长典型的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加以说明。如图4所示，我国台湾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大幅下降，从1953年的55.8到1959年的44①，再到1964年的32.1，20世纪80年代才略微有上升。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收入差距上升与上一部分所分析的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上升有着类似的原因，本文此处只分析台湾在二战后到7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差距缩小。在Fei等(1979)和Kuo等(1981)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改善同样可以在上文所分析的理论中得到解释，以下所列数据都来自于这两部著作。 从制度性收入差距方面看：首先，在国民党败退后，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先是三七五减租，后是低价出售公共土地给无地农民，再是政府强制收购地主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低价出售给无地农民，这使台湾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土地分配相对比较平均，土地改革涉及到47.9%的农村家庭，从1948～1960年，自耕土地的比例从55.9%上升到了85.6%，而出租土地从44.1%下降到了14.4%。其次，由于二战后接收日本资产和从大陆搬迁了大量设备进入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大部分资产，特别是能产生大量财产收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大都被政府部门控制，私人占有的大都是一些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主并不能从财产收入迅速积累财富。1952年，台湾的公共部门工业总产值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6.6%，私人部门只占43.4%，之后虽然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企业被政府控制的局面，这意味着，台湾的资本在私人之间的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台湾在经济发展初期相对平均的土地和资产分配，使得制度公平的力量战胜了制度不公平的力量，为后续收入分配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结构性收入差距方面看：第一，台湾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土地改革和改进农业协会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的使用，改进农作物品种，发展经济作物，推进农作物复种，加大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在1960年台湾每100000农业人口中就有农业科研人员79人，而同期日本是60人，泰国是4.7人，菲律宾是1.6人，印度是1.2人。在这样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下，台湾的农业较早现代化了，1952～1964年，台湾农业净产值增长了大约80%，平均每年增长5%，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为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第二，到20世纪60年代，在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刺激的需求下，很多原来农村没有组织化的小手工作坊被改造成小工厂，也逐渐现代化了。第三，台湾的工业化是分散进行的，大力发展了农村工业和服务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1952～1967年，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占比从78%下降到了58%，而非农活动收入占比从22%上升到了42%，其中，工资收入从6%上升到了25%，尤其是少地农民更多地从非农活动中获得了收入，这使非农活动收入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第四，台湾的工业化不像其他经济体那样着重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而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1954年的工业总产值中，食品加工业占到26.84%，纺织和服装业占到24.26%，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台湾居民收入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51年的40.72%逐渐上升到了1972年的54.87%，这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又一重要力量②。正是台湾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对传统的现代化改造，使得低收入人群“追赶”的力量超过了高收入人群“领跑”的力量，形成收入差距下降的压力。 总之，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具体制度环境是决定收入差距走势的关键，在台湾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良好的制度改革、政策措施和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公平的力量战胜了制度不公平的力量，“追赶”的力量超过了“领跑”的力量，所以，其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这说明，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甚至在初期并不必然伴随收入分配差距的恶化，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上升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或然趋势并非必然趋势。 六、经验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一般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而有多少国家会大致经历库兹涅茨倒U曲线过程，该曲线有多大适用性，需要对现实中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演变进行实证检验。对倒U曲线的实证，由于倒U曲线说明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随着时间的演变，在时间序列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应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而现在各国也有了较多的收入分配观测数据，所以，本文直接对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进行观察。库兹涅茨主要是基于英、美、德等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演变提出倒U假说，他根据当时可得的有限统计资料，做出了大致的判断：英国的收入差距在1780～1850年期间扩大，1875年以后逐渐变小，从收入差距扩大到开始变小用了95年时间；美国收入差距在1840～1890年期间扩大，一战后开始下降，从收入差距扩大到开始变小用了近80年时间；与美国类似，德国的收入差距在19世纪40～90年代扩大，一战后开始下降，从收入差距扩大到开始变小差不多也用了近80年时间。库兹涅茨提出倒U假说所依据的英、美、德等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现在更关注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变，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主要应用意义所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处于依附状态，没有独立的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化发展缓慢，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适用性不大，再加上统计数据的缺乏，也不好考察其收入分配演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采取措施，加快了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现代化步伐，库兹涅茨倒U曲线因而有了更大的适用性。 由于收入分配数据统计的困难性，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变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统计数据。能否构建一套基本完整的能代表各国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数据，或者不同收入阶层人口收入份额数据，是本文进行经验观察的关键，各国政府、很多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在努力构建这样一套收入分配数据。目前，比较大的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主要有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卢森堡收入研究(LIS)数据库、德克萨斯大学不平等项目(UTIP)的EHII数据库、OECD收入分配数据库、CEDLAS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库(SECLAC)、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贫困和平等数据库、Deininger-Squire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都收集了一些国家一定时间内的收入分配数据，美国爱荷华大学的Frederick Solt综合各大数据库和各国官方统计机构、学术机构所做的统计，创建了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该数据库在最大化各国数据可比性的同时，保持了在国家和时间上的最大覆盖，在展现各国收入分配演变曲线的同时，还根据多种数据来源做了区间估计，是目前观察各国在二战后收入分配演变的较好数据库，本文对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演变的观察所用数据都来源于SWIID数据库。 如图5所示，亚洲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收入差距较小且趋于下降，在之后收入差距迅速上升，直到近几年稳定下来；印度的收入差距一直在高位运行，且处于波动上升中；伊朗的收入差距也较大，但在2000年左右以后开始迅速下降；泰国的收入差距在大约1990年以前在波动中上升，之后又在波动中下降，但到现在仍然较高。 如图6所示，非洲的南非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上升，后一直维持在高位波动；埃及和坦桑尼亚的收入差距在近几十年以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收入分配已有很大改进；尼日利亚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上升，之后转而下降。 如图7所示，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等国的收入差距都较大。在本文观测期间，这几个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前期经历一定上升，但近十几年来已表现出下降的趋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升，在近十几年也已开始下降。 如图8所示，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成员国的收入差距在1990年左右以前都非常低，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的几年，收入差距都急剧上升；俄罗斯一直维持在40左右，且近几年也还没有下降趋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急剧上升后转而下降了。
图5 中国、印度、伊朗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变 注：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基尼系数，实线表示平均估计，阴影区域表示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SWIID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图6 南非、埃及、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四个非洲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变 注：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基尼系数，实线表示平均估计，阴影区域表示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SWIID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图7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四个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演变 注：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基尼系数，实线表示平均估计，阴影区域表示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SWIID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图8 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个前苏联成员国收入分配演变 注：图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基尼系数，实线表示平均估计，阴影区域表示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SWIID数据库和作者绘制 从本文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代表性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演变趋势的经验观察中可以看出，这些发展中国家大都在初期经历了收入差距的上升，除有些还在继续上升外，很多国家已经有下降的趋势。前苏联的一些成员国在市场化改革后都经历了急剧的收入差距上升，之后才缓慢下降。所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演变大致符合倒U曲线，只是有的还处在上升阶段，有的已经处于下降阶段，但各国的自然环境、制度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千差万别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收入差距会不会上升的问题，因为现在收入差距已经过大了，这已经是既成事实，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代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演变的一般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由禀赋和努力形成的自然性收入差距、由制度公平与否形成的制度性收入差距和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结构性收入差距。由于各个经济体的自然环境、制度环境、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其收入差距演变趋势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应在经济发展中加快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以缩小收入差距，使库兹涅茨拐点尽早到来。针对制度性收入差距，一个经济体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深化制度改革，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平等社会制度。具体来说，要通过一些经济和法律手段使土地和资本分布相对平均，使人们获得财产收入的机会平等；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制度、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制度的完善，保证低收入人群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使人们能力形成的机会平等；要通过制度一体化和无歧视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行为权利的平等，使人们获取收益的机会平等；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政治民主化，最终形成一个基于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制度。针对结构性收入差距，一个经济体应该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同时，加快对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改造，使经济体一体化，农村和城市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要选择能增加低收入人群就业和收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有利于同时实现。最终要使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除制度性收入差距和结构性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主要由自然性收入差距所决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且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收入分配格局。 ①为了保持各个数据库的统一性，本文所用基尼系数全部采用0～100规模的百分数衡量。 ②由于农业收入是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的混合，不可分，Fei等(1979)的统计将全部居民收入划分为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农业收入三部分，同期台湾居民的财产收入份额基本维持在23%～25%，农业收入份额从28.41%下降到了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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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是必然的还是可能的？_收入分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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