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出，是因为那时候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根本就不完整，提出这样的概念，显然不合时宜。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为，不论人们将用什么语言去描述某种文学活动的性质，这种文学活动一旦成为历史，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对其进行的定性式命名都将失去效力，终会让位于时间性命名，在纯粹的时间意义上，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至少在我看来，人们在谈到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时，还是把他们纳入唐代文学这样的范畴为好；而在唐代文学这个母系统中再分几个子系统，也还是叫它们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为好。因此，文学史性质的概念建构，受到了时间的严格限制，想突破它的，总是好景不长，到头来，还是时间占上风。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史，本文的题名就显得不伦不类，文学的发展最终要证明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你说它具有现代性，再过2000年，还能不能这样说？肯定不能。而我之所以不得不用上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作陪，也就只能是在当前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时所不能不用的一种应对方式，或者说，这是我想介入某种对话而不得不服从语境需要所作的一种临时性选择。因此，我的论题可以称为一个假定性论题，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对话是由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所引发的。杨、宋之文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文学的发展时差入手，判定它的近代性质，这就彻底粉碎了从“五四”以来人们早就渴望建立的“现代”文学之梦。他们作了这样的论证：西方的文学分为近代（文艺复兴至19世纪）——现代《20世纪》两个时期，“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主要取范对象是西方近代时期的文学，故其也就只有近代性质。并证之以20世纪中国社会乃为近代性质的社会，所以，这一立论也就从取范对象、社会基础两方面得到了佐证。从形式逻辑角度分析，几乎无懈可击。但深思以后，我又不能全部接受这种观点。
我以为，杨、宋二位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界定有两个不足：其一，游移性的特点。因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某种性质的说明，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说明，因而也就很难说，是对文学规律的某种程度的揭示。如杨、宋所说的现代性，是以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准所下的定义，就是在目前看来，它已显得不够完满，因为，现代主义正被后现代所取代，杨、宋所说的“现代性”，实际上正在被消解。现代主义已被宣布为一种“传统”而遭到反对。如杨、宋肯定现代主义“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但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视野中，现代主义却有“官方文化”的嫌疑，它为“文化纯洁”所作的努力，使其代表的正是启蒙的理性精神。因此，用现代主义界定现代性，假若以时间作标准，这种界定显然滞后而显得不太确切。所以，界定现代性而求助于时间，既有有利的一面，似乎顺理成章，但也有危险的一面，这种界定又会很快被时间淘汰而显得陈旧。其二是进化论的特点。从杨、宋文章看，他们划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三大概念，不仅表示了时间感，实际上更表示了一种价值判断。这会产生一种消极的结果，即文学的成就与时间相关，越是新的文学，越是有价值的文学。这种文学进化的观点，虽然不是全无合理之处，却是文学史观的线性思维的体现，不利于认识文学的复杂性。因为，我感到在杨、宋的文章中，不仅对古代文学而且也对近代文学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态度。如对古典主义的评价，就有失公正与全面。说50、60年代的中国文学“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就源自进化论而立论，以为一“古”，也就无价值了。其实，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多少价值是事实，但这是不是古典主义的原因，却是一相当复杂的问题。疑问之一就是，古典主义传统本身确曾创造出很多的文学大家与文学杰作，可我们的新古典主义却近乎一无所有。我发现，从判断文学使用什么标准这一点看杨、宋之文，他们多从文学对社会的适应立论，却较少从文学自身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立论以定优劣。这在本质上是进化论的流露：持有社会不断进化的观点，就必然持有文学不断进化的观点。这结果必然导入惟新是求的理论境地。我以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只会失去它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和对艺术的选择。这种进化论最终会将文学导入一元主义的狭窄天地。当我们的文学需要对整个文学史加以某种程度的整合时，这却有可能被目为“复古”而不能得到认可与实施。所以，我感到这种界定，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只从最新的文学来看文学史，易于流入否定过多的危险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杨、宋从时间上界定现代性，把现代性理解为当下的某种精神状态，在内涵上显得偏、小、窄，这不利于全面宏大地看待文学史，也不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既然不宜于用时间加以说明，我则进一步认为，被杨、宋视作现代精神集中体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内涵，它们仅是其中的一种注解，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传达，是现代性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型态。用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说不尽现代性，也限制不了现代性的更大范围内的发展与阐释。
我以为，现代性的概念与其建立于时间的划分上，还不如将它建立在审美倾向的类型学划分之上，这样更可以标识人类精神活动的多样性。实际上，在西方，“现代”这一概念早在10世纪末期就被人们使用[①a]。在这以后，人们不断地使用了它。我相信，它还会被不断地使用下去。因此，要从时间上确定它的概念内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深层次上更说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性这一思想不仅发生在我们这一时代，被我们作为精神的旗帜高举着，同时也发生于过去的时代，被过去的人们高举过。这使我深深感到，现代性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精神取向上的。古典与浪漫相对立、唯物与唯心相对立、现代与传统相对立，都体现着人类精神活动中两股永不停息的生命激情，它们对峙着、撞击着、交融着、共生着。所以，现代性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传统在于守成，现代在于创新；传统偏向封闭，现代偏向开放；传统维护规则，现代超越界限；传统寻求平衡，现代趋向极端……但这不是说，只要是传统派，就毫无开放意识，只要是现代派，就毫无传统精神。在文学史上，一些被称为古典派的大家，依然是风采万种，如歌德。一些被称作现代派的人物，同样是尊重传统的人，如艾略特。所以，我以为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精神倾向的概念，它在某一时期被人们使用，并不限定地只属于这一时期的人们。现代性代表的是人类多种活动中的一种基本的理解方式与创造方式，它可以属于任何时期，也可以属于任何个体。精神历史从开始起就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文学历史也同样如此。只有这样，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才能确定，它代表一种倾向，参与文学史的建构。我们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遇到它，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更能感到它的活力。
因此，我认为，从整体倾向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它是具有现代性的。因为它在取向上已偏离传统而朝向西方，在打破权威而走向自由。胡适在谈到“五四”开始的中国新诗创作时说过：“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①b]这样的运动，说它不是现代的，显然不太合适。如果考虑到近年来不少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地指出，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与美国的意象诗运动关系甚深，更能说明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欧美现代文学运动的暗示，是这一谱系的异域剪接。
那么，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呢？我把它理解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对话。这是直到19世纪的中国文学所缺乏的。至于这种对话一开始的侧重点在哪里，一开始是否就与世界文学同一步调，则不是关涉现代性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不是由这种侧重点和同一步调来决定现代性，而是由是否开始了真正的对话来决定现代性。这与歌德曾经说过的“世界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或者可以径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因为世界性在本质上就是自由、开放、创新、探索。但这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这种对话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即在中国—世界的坐标轴上，在中国这根轴线上，将会出现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使现在的中国与传统的中国截然不同；但在世界这根轴线上，中国的现代性又会出现明显的不足。因此，这种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对话，必然带有曲折性、复杂性，可在本质意义上，它的现代性又不会被改变。第二，这种对话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认同，世界有什么，我们就拿什么，就学什么，这无疑也是世界化的必然表现；另一种则是对抗，对抗包括着选择、反对，由于这种选择与反对针对着世界化而言，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化的一种扭曲体现，属于世界化的总体发展范畴，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有良知的民族，在世界化时，绝对不会一味认同而无对抗，20世纪中国文学要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在多大的自觉程度上进行的，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去照搬其他民族的文学成果，不会给它自己带来文学的繁荣，甚至文学的存在。
支撑杨、宋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是，产生于20世纪的中国作品大多对应于19世纪的西方作品。这将作何解释呢？其一，我感到，即使这种对应是主要针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这种对应也有可能具有现代意义。因为，这种对应不是全面的对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对应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但同时，我们又从中看到弗洛伊德心理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生命意识的影响，它烙有西方多种思想观念的印痕，而在本质上，正是西方现代意识的体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对应于19世纪美国的惠特曼，但他对弗洛伊德、尼采也相当熟悉。曹禺学习了易卜生，后期的易卜生本来就与现代意识关系紧密，再加上曹禺自觉地吸收了表现主义戏剧的美学风格，对他，亦是不能只从“近代”加在解释的。其二，从西方看，其现代派文学的产生本与19世纪密不可分，其中哲学思想的先驱大多在19世纪就已开始活动。而要把西方的人的解放运动当作一个整体看，20世纪的人的解放又未尝不是近代以来思想的深入，而非转向。如以妇女解放来看，近代特别是到19世纪争个人独立，到20世纪，乃至20世纪末的女权运动，还不是继续着同一个主题？严格地划分西方的近、现代的思想界线，特别是把“现代性”截然判给20世纪，会使问题简单化。所以，我认为这种对应只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有自己的取材重点，不能说其因取材的重点落在19世纪，就无现代性，并且这种取材本身已经因对现代性的选择密不可分，更不能忽视它的现代性了。
杨、宋在文章中较少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点现象，这对认识现代性构成了一个先在的缺失。我以为对一段文学史作出性质的裁决，必须建立在对其中重要现象的实证分析之上。若性质的界定不能用以说明重要现象，那这种性质的界定，可能是不准确的。我在上文特别提到鲁迅、郭沫若、曹禺，就是想说明，在这些文学史的“旗帜”上，写的不是近代而是现代二字。这样的例证还很多，主要的如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郑敏、袁可嘉为代表的九叶诗派，刘呐鸥、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的多声部的合奏，很难用一个近代加以界定。不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空中，50、60、70年代西方的“现代”文学遭到严厉批判而缺席，但若考虑到60年代港台文学正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存在，补充了大陆文学的萎缩，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始终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对话的力度可能不大，对话的渠道可能不畅，对话亦有时断时续的缺陷，但这没有改变对话的性质。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比起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产品来，这些作家与流派的存在只是一部分，并且会在比例上显示出严重的不足，这又何以作出判断呢？其实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并不必然地依赖于普遍性，确切地说，并不必然地依赖旧质，它的性质决定于新质的介入与成长。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我倒以为，“五四”恰恰是它跨入现代大门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是确立新质，排除旧质的一次伟大宣言。此后的新质确立过程，虽几经起伏，但指向现代性的方向并没有失去，新质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传统文学所没有的面貌。这启示我们，理解文学史至少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决定一个时期文学本质的是最为引人注目且最富新意的文学现象，而不是决定于最一般的文学现象。由此可知，由鲁迅、曹禺、戴望舒等人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是周瘦鹃、张恨水、琼瑶等人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诗派、朦胧诗派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性质，不是1958年的民歌、文革中的领袖颂代表这一时期文学性质。尽管，我们的作家们在创造“现代”文学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境界，但他们的取向是现代的。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同时存在的决不都是卡夫卡、福克纳、尤利西斯，但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史之所以被称作“现代史”，因为是他们刷新了文学史，当然得由他们来界定文学史。同样，20世纪中国文学也应当由那些刷新者决定。
第二，现代性的确定，不是排除其他流派的出现，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是唯一的，并且，在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之间，可以存在诸多交叉现象：现代性会吸收传统而丰富自身，传统也会在现代性的感召之下创造新质。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空中，出现了传统型的文学活动，这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复活，因为这些传统的文学活动方式是在与现代文学的对抗或对话中进行的，故其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不仅是产生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会具有20世纪的特点，就是产生更早的古典主义也会有烙有现代性。如中国的学衡派尽管在基本立场上是保守主义的，但他们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未必没有现代意识。我不想以时间来界定现代性的意图之一，就在于此。时间性界定将过于强烈地排斥产生于过去时代却又活跃于当前的一些文学活动的现代意义。这里的看法还可作这样的引申，现代性实际上不是一种单一性质的概念，在本质上它应当是兼容的。不要认为只要有了现代性，那就意味着文学的进步，非现代性就意味着文学的落后与反动。在一个时代中，现代性固然成为其主导倾向，却不能否认其他倾向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有无现代性，只能确定它的大致发展方向，却不能排除在一个大的方向之下，会有各种不同主义的文学去竞相繁荣。杨、宋之文显然对这一点肯定不够，有以现代性取代一切的偏颇。我以为，现代社会所确定的现代性会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在包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达到对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以，排他的现代性会存在，但不排他的现代性会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人。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这位文化主人有时显得气度雄放，取精用宏，有时又显得局促委琐，一事无成，那么，在21世纪，它应当显出前所未有的态度，创造出真正属于世界又属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当然，作家的创作超越普遍的落后状态而具有先进性，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原因有这样几方面：其一，20世纪的中国社会性质相当复杂，不能一概地只用近代或现代加以界定，作为一个复杂体，它有多层社会性质。其中现代性质，必将诱发作家的现代性思考与创作。其二，中国社会性质的相当程度的滞后，可能会限制作家的视野，但由于民族生活的世界化进程日益加剧，即使身处落后地区，仍然可能接受到先进地区的思想文化辐射，使作家产生超前意识，特别是20世纪中国作家大多受到欧美文化与文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使他们对欧美的文学保持了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影响了他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其三，艺术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然能起作用，现代性的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接受落后民族的作家所创造的艺术形式，这结果，某种现代性质的文学形式反而会从落后地区产生，这证明，社会经济不能绝对决定文学性质。如产生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即为典型的例证。拉美的工业化水平极低，且这类作品以反映民族历史为己任，显然与所谓工业化极高，应强烈描写个性意识才能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结论不相吻合，但实际上无人否认它的现代性。这证明，现代性的产生在当今的世界化生存中，变得越来越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证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现代性，为适应现代世界的多样性，现代性会以不同型态出现。鉴于有这样三种复杂情况的存在，要想仅从社会物质基础或社会形态的“落后”性质上来确定是否具有产生现代性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够充分的。20世纪的中国产生现代性质的文学不是不可能的。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有没有现代性，谁都带有功利目的，既解读我们身边的文学活动，又试图确立文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研究这段即将逝去的文学史，是为寻求文学发展的新途径服务的。杨、宋之文于此明言无忌。但是，我却感到他们由于过于执着于进化论，过于执着阶段的划分，对未来文学发展的规划，带有太多的主观色彩。在他们的论述中忽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必须选择，而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描绘成西方文学的翻版。这是欠深思的。即以非理性而言，它应该不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决非文学现代化自身所能决定。西方的非理性是对理性的补充，而非抛弃。只是西方的这种理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是由哲学与文学承担的，在现代，由于工具理性极为发达，各种法律制度健全，社会的全面理性化得到实现，故哲学和文学不再全面担任宣传理性的任务，转而对这种理性活动进行纠偏。因此，它在表面上是反理性的，但在本质上，又是对理性健全发展的期望、补充、共参、合成。我感到，推崇非理性的本身，就是理性意识非常发达的一种象征。我们中国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出现理性过剩的情况，又哪里会出现对于非理性的极度推崇呢？再则，中国这一民族本来就缺少张扬非理性的传统，又怎么可能在理性意识还不发达，理性精神的传继还不久长的时期内产生一个非理性的运动呢？看看西方，柏拉图就主张灵魂迷狂说，那是非理性的滥觞；欧洲的中世纪神学大盛，人要放弃现世生活，是非理性的极度畸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再度发生非理性的思潮，难道不能看作是这一传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规律性呈现？所以，我认为，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能看作就是全方位地“追踪”西方，以为彻底地西方化了，也就现代化了。在这种向西方取范的过程中，应当有中国自己的选择。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实际解决的还是本民族的问题，仅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去与世界相关联。这与其说是主观干预的结果，不如说是由整个文化历史传统的综合制约所造成的。我以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仍然会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创作：充分地发展个性意识，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精神追求，进一步消解由传统意识造成的精神压抑，艺术形式的创新更趋活跃。这是“五四”文学开始的新的现代文学时代的延伸与深化。
最后，我想再次申明，用“现代性”来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我的权宜之计。人们永远只会承认“同时代”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具有现代性，在他们看来“以前”就是传统，分得再细一些，这传统也就有了近代与古代之分。从这一点看杨、宋之文所要的现代性，又不无必然性，此所谓充分体现了当代意识。不过，不论怎么看，“五四”开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开创了一个与前代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学新景观，那是无法否认的。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如果一定要给以近代或现代的解释，至少在目前，我是主张用现代性来定位的，仅用“现代因素”相评，确显语意不足。当然，要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还不强，或者说这种现代性处于初级阶段，我也没有意见。因为它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虽然已经开始，但毕竟为时不久，且断断续续，故其必然期望着更加深入下去。
注释：
①a 参见哈贝马斯：《论现代性》，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b 《胡适学术文集·谈新诗》，中华书局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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