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剖析上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晚清论文,上世纪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之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距本世纪结束的日子已进入最后三位数的“倒计时”，展望二十一世纪将要遇到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憧憬未来美好的前景，已成为时下学界议论颇多的热点。然而，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我却更多地在思索上个世纪之交的另一种社会场景，那种“世事别来一番新”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最近重读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种感觉更为强烈，且不免有推荐读者在瞻前的同时也回顾一下历史之意。世纪之交的瞻前与顾后，本都是应该且极自然的事情。
上一个世纪之交，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分崩离析的世纪之交，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世纪之交。新旧纠结交替，中西冲突融合组成了上世纪之交多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以“社会”为焦点，对晚清社会的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社会灾荒作出了多面的却是相当透彻的剖析，为晚清社会史研究补上了浓重的一笔。
李文海先生治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史累年，但他并没有提出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在我看来，大概也算不上那种“著作等身的大师”，但他那种开拓创新又不张声势，既不囿故更不媚时的治学精神却使我感触良深。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苑林中的奇葩，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由恢复到发展，由稚嫩到健长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新课题的开拓，新成果的问世也足以使人目不暇接。文海先生虽不声言社会史，但视野所及、论域所涉却多为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长期被忽略却又非常重要的课题。以愚陋知，收入本书的“太平天国统治区风习素描”、“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义和团的纪律”等均成文或发表于80年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都是学界用力颇多、成果丰硕的领域，以此作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已属惯见，几为定框，李文海先生却能独辟蹊径，开拓创新，从社会史的角度开掘了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以开篇“太平天国统治区风习素描”为例，该文“以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深入剖析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节度岁、天国诸禁五个方面的历史，由此折射的正是倡导“自下往上看”的社会史的丰富内涵，由此反映的正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真实面貌。题目不妄称研究而名曰“素描”，足见其严谨的治学之风。文海老师是恢复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最早的、身体力行的开拓者之一。
如果说上举几篇还难算得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系统研究，那么，1985年由李文海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已开始了对此社会史领域重大问题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全面研究。洋洋120 余万言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续编》，条分缕析，考订甄选，是迄今为止网罗最为丰富的此专题研究资料。在此前后陆续出版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则是在搜集整理丰富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研究专著。作为课题组的主持人，李文海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规划审稿和组织编撰的范围内，而是身体力行躬身著述。90年代前期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两篇宏文《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甲午战争与灾荒》，可谓中国近代社会史和灾荒史研究的力作。“辛亥”一文从当时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如何利用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权时期灾荒对策的利弊，作为自然现象的灾荒和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具体而透彻的展现。“甲午”一文则从灾区与战区、灾荒与战争进程、战争善后与赈灾三部分深入剖析了灾荒与甲午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由此，读者对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历史又增加了一种新的解读，我又由此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布罗代尔曾经把历史分为三个层次，这就是著名的“三时段”：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灾荒这一自然现象属于较短时期内有兴衰起伏，形成节奏和周期的“局势”，而革命、战争等突发事变则属于对整个历史过程只起微小作用而又昙花一现的“尘埃”。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尽管布氏的三时段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有三个层次互不相干，割裂开来的弊端，人们难以从中看出历史的总体和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上举两文将“局势”和“事件”融为一体，考察灾荒与革命和战争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其中体现的正是以“整体的历史”为宗旨的社会史研究之精髓。又，本书在社会史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方面也有足可称道者，《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就是利用诗歌这种文艺素材，对清末灾荒作生动形象的论述。我想，这些都是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应当认真借鉴的显例。
读《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还使笔者体会到了一位严肃历史学家的治学风格。上世纪之交本是中国社会新旧递嬗急剧变动的历史时代，为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中国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登上了世纪之交的历史舞台。如何把握这一剧变历史时代的主流，如何正确评价不同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如何客观地论述复杂多变的时代特色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是治晚清社会史首先面临解决的问题。李文海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基本历史资料为依据对待此类问题的。在他的笔下，读者既看不到为考据而考据的枯涩之风，也看不到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的种种“新论”，而只有那种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具体细致而又言必有据的论述。正是在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论述中，我们读到了上个世纪之交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也体味到了作者那种治学严谨、不媚时俗的学术风格。
“百年驹隙过如驰”（陈寅恪句），在新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回顾反思一下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走过的曲折艰辛路程，体会一下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和人民大众的生存生活方式，对我们更为自信地迈入新世纪当会有莫大的助益。读罢《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笔者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