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需冲破六大瓶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瓶颈论文,全面小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大困难：“三农”问题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难度最大而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一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全国近13亿人口，62％以上在农村，占大多数。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
二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2476元，但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很不平衡，沿海不少地区已经达到了3500元以上，而西部一些省份还在1500元左右。农民收入上不去，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民生活就难以实现。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也是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是我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还有约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入还不稳定。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主要难题：人口与就业
我国是拥有近12亿多人口、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发展中大国，即使今后十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每年仍将净增人口1000万左右，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接踵而至，就业矛盾和老龄化问题必将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主要难题。
从就业来看，多重就业矛盾交织，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一是总量性矛盾。根据有关资料，我国15—64岁人口2000年为8.5亿，2010年将达到9.7亿，2020年将达到9.97亿。预计今后几年，全国新生劳动力供给将达到4650万，城镇现有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1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以上。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总供给都明显大于总需求。
二是结构性矛盾。随着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体制转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城市化进程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进入城镇；一些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部分资源枯竭的矿山和困难企业关闭破产，大批职工将转岗失业；企业管理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大量冗员需要分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行业可能受到冲击，将加剧结构性失业现象。
三是素质性矛盾。科技进步、技术更新、新兴产业迅速兴起，部分低素质劳动者不适应需要而失业或难以就业，一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又不能满足甚至后继无人。
四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矛盾。在保持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经济总量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有所减缓，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量相应减少。加上就业观念、职业培训和创业政策等方面也都存在问题。所以，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来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7.1％，按照国际标准，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客观约束：资源与生态
我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我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的浪费惊人，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目前我国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物种濒危现象十分严重，我们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因此，资源不足和生态恶化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最大的“硬约束”。
直接阻力：结构不合理
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加紧解决，就难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难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具体来讲：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造成生产供给结构不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低消费水平下的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和企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低素质下的高消耗、高成本和低效益。第三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低。同时，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不仅“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突出，专业化水平低，难以形成规模优势，而且产品科技含量低，结构陈旧，附加值不高。
其次，地区发展不协调不仅突出表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目前，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左右，人口占全国的28.6％，国内生产总值却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1％。从消费能力来看，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86元，中部地区为2000元，西部地区仅有1482元。目前3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80％左右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西部就有307个。与此同时，地区之间趋同的产业结构，弱化了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刺激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阻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恶化了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力布局。
第三，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镇化水平低，不仅制约了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束缚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人的全面发展。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美国和日本的农村人口比重不超过2％和5％。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7.7％，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分别占50％和62％左右。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我们相当的国家11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低直接加剧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是城镇化滞后使得工业化缺乏积聚资本、信息和人才的物质载体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二是大量农业人口不能随就业方式的改变而转为城镇人口，使农村人均土地过少，农业生产率过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是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四是影响了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增长，不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
第四，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不仅产业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而且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主要障碍：体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不仅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仍然很深，而且“家长制”的领导方式还有很深的社会土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大量存在。
首先是所有制结构仍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战线过长、分布过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目前，在18.1万家国有中小型企业中，亏损企业就有9.4万家，亏损面为52％。同时，在全部国有企业中，资不抵债和空壳企业合计为8.5万家，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44.5％。因此，由于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却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其他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较高，却得不到应有的资源支持。因此，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利用，因而抑制了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规范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企不分”致使国有企业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依然严重。国有大企业机制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尚未脱困的大企业尤为突出。垄断行业的大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压力，在经营机制、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与整个社会和消费者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任重道远，该加强的还未完全到位，该退出的也未退够。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和最繁重的任务。
第三，政府行为约束软化和政府过当干预，导致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仍然严重。
第四，“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诱发一些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公共职能弱化倾向，而且诱发“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由于政府行为缺乏制衡机制和透明的程序，许多部门很容易“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通过“设租”来吸引“寻租者”，从而不正当地获得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政绩需要，也很少考虑与周边地区的分工与协作，重复地上项目、铺摊子，重复建设，许多政府直接投资或怂恿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成为“亏损陷阱”或“债务陷阱”。
第五，分配关系混乱，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分配矛盾日益突出。一般说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通过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所获得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是正常的，总的来说有利于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有许多不合理、不规范、甚至非法的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收入。目前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5，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分配不公警戒线0.4的标准。如果分配关系不进一步理顺，分配不公的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产效率，而且会引起社会不满，最终酿成社会动荡。
第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制衡机制残缺，造成党政不分、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问题仍很突出。由于政府或官员仍然掌握着许多资源的控制权，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权钱交易”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
最大隐患：“三险并存”
社会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三险并存”将长期困扰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隐患。
从社会风险来看，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人均GDP从56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的过程，由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是容易导致分配失衡、道德标准失范、百姓失业、社会失序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是最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的社会风险“高发期”。因此，我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也将是一个风险高发的时期。
从金融风险来看，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并未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太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根本消除，由于国有经济效率不彰而导致的偿债能力低下，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不善导致不良资产过高，以及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国际“游资”的影响必然日益加剧，由于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市场动荡而导致的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必然增加。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仍高达24％左右，其资本充足率仍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标准。
再从财政风险来看，由于几年来国债总量的增加和偿债高峰的日益逼近，财政增收难度增大（税率高切每年增长已经过快）和财政支出刚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财政风险的隐患也日益显现。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已经发行8000亿元国债，加上专门为补充银行资本金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总规模已经达到10700亿元，如果再考虑由于县乡（镇）财政困难而欠下的2000多亿元债务，债务总规模将高达12700亿元。如此高额债务偿还要在加快经济发展（每年必须保持7％的增长速度）和增加税收（税率过高会挤压投资热情）的矛盾中进行，很难不引发风险。因此，能否正视这三大风险，并寻找到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将直接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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