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互动：战略思想和政策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互动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独大地位和中国蓬勃兴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两大议题。中美关系的地区和全球意义日益增加，当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新的互动模式牵动国际形势的演变。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美关系又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全球化、多极化、区域化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显，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提升，诸如此类的国际因素影响着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影响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世界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安全秩序的最终形成和重要热点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中美正在从战略思想和政策规划方面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相互磨合。今后15年将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新的磨合期。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在新形势下提出新的战略思路和适宜的政策规划，在全球层面上加强战略共识和减少战略猜疑，在地区层面上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建设，在双边层面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经贸问题和互不干涉内政问题。
一、国际环境的促进和制约
当前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就是全球化。世界科技、信息和生产的高度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全球化高潮，影响并冲击着世界各国的内政外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因素，如国际恐怖主义和能源问题。各国政府和人民日益认识到，只有动员全球力量才能应对和解决这些跨国问题。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治理问题也更加成为世界事务中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互动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成为现实的可能。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加深了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增加了来自全球对中美的竞争和挑战，也使中美两国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全球化还大力拓展了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使之从单纯的军事安全迅速向综合安全发展。全球安全、地区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等正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关注的议题，促使两国要“超越具体议题”而举行“战略/高层对话”。（注：中美两国于2005年8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对话(美方称为“高层对话”)。中方代表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美方是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详见：《中美战略对话：抛开外交辞令，说说真实想法》，《环球时报》2005年8月3日，第1版。）
多极化在多边和双边两个方面影响着中美关系。在多边方面，中美两国都认识到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中国认为多极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历史趋势，而美国则希望在多极化趋势中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美国“独大”的主导地位。美国对多极化的态度可谓错综复杂。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越南战争和美元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在堪萨斯讲话中提出了世界五大中心的说法。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重视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含蓄地承认其他世界大国的作用。但是，在新世纪初上台的小布什政府虽然也承认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但坚持认为“多极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认为多边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对美国形成制约和束缚。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美国却到处感受到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和压力，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及其随后的重建问题上，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盟国发生严重矛盾。在屡遭挫折后，小布什政府被迫承认联合国在国际集体安全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坚决支持和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但也面临伴随多极化而来的困难和问题。多极化进程增加了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中国参与世界多边外交的客观需要，加大了中国处理同一些大国关系的难度。在中国的外交议程中，中国既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挑战，也要处理好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前者如日本争取成为世界一极的过程正在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形成巨大的冲击，后者如印度崛起对中国对外关系提出了新课题，而“四国联盟”(日、德、印、巴)在联合国“争常”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同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困难。
区域化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也影响着中美关系。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世界各地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在心理上和实质上对中美两国形成压力。欧洲区域经济合作及其成果对中美两国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实际利益，亚洲地区的一些次区域经济合作也使美国担心自己可能被排除在外。中美两国共处于亚太经合组织，但又同感其效应之不足，因而也在分别同域内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中美两国都担心对方获得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而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区域安全秩序对中美的影响更大。安全问题的特殊属性使全球安全合作更加困难，区域安全秩序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对于中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就是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绝大多数的重要利益，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对于美国，亚太地区是其全球安全战略链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曾在亚太地区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目前又面临朝核问题、台海问题和南亚问题这三大安全问题。区域安全秩序问题正在影响着中美两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还影响其双边和多边的互动。
二、中美关系对国际环境的塑造
中美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大国，两国的互动影响着世界和地区格局，也影响着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在塑造和改变着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
中美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7月公布的数字，美国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1.67万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居第二位的日本(4.6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40.8万亿美元的28.60％。（注：www.worldbank.ore/data/databytopic/GDP.pdf）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4％，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6位，外贸规模第3位。2004年，中国以约占世界4％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10％以上的贡献；以约占世界6％的外贸额，为世界贸易的增长做出了12％的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在2000—2001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国的强劲发展，整个世界逃脱了衰退一劫。联合国贸发会议因此将中国和美国并称为世界经济两大火车头。（注：《商务部长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人民日报》2005年5月23日，第14版。）中美两国再加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近年来世界经济克服了诸如发展不平衡、恐怖主义干扰、石油价格高位波动等困难而继续发展。
中美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共同构成了多极和单极平行的世界格局。在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力量的含义已经有所发展，它不仅要看单纯的军事力量，更要看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综合力量；不仅要看当前的力量，更要看明天的力量。无论怎么看，中美两国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拥有发展的巨大潜力，美国也还拥有发展的空间，两国力量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世界格局的走势。
中美两国都是国际秩序的主要执行者和制定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研究员指出：“中国是在不损害当前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国际秩序还为中国的发展预留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中国不是要做世界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世界秩序的建设者。”（注：阮宗泽：《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瞭望》2005年8月8日，第28页。） 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可以分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卫生秩序、文化秩序、体育秩序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大国相互制约为基础，以集体安全为关键。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国际政治秩序能否维持，同中美两国直接相关。当前联合国的权威一再遭到挑战和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同时，中美两国因其实力和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定，两国都先后提出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主要内容，并在实际上进行推动。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国的作用相对有限。但是，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它将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安全环境方面，中美两国在全球性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上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许多安全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方案，还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影响，积极参与解决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又如在中东问题上派出特使，还如在非洲动乱问题上呼吁和平等。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利益和影响更是全球性的。在一些问题上，美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海盗等，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就积极参与；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哪怕是暂时不利于近期利益的，也会坚决拒绝，如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京都议定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持否定态度。
三、战略和政策的审视
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具体说来，就是坚决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改善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巩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可分为三个层面：在全球性问题方面，重点是经济和能源安全；在地区性问题上，重点是周边地区；在国别方面，重点是美国。中国经济近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举世瞩目。无论从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全球战略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中国应当更加准确定位自己和明确任务，不仅需要全面应对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还需要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塑造前进的方向。近年来，中国的全球战略指导思想增加了三方面的新内涵。其一，更加强调集中精力全面发展自己。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增加了忧患意识，强调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1版。）此后，中国又在第十次使节会议上提出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注：中国第十次使节会议于2004年8月25—29日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04年8月30日，第1版。）同时，中国又提出了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中国高层领导人表示，“‘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100年。”（注：吴建民2005年7月25日在青联全国委员会国际形势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新社2005年7月25日北京电，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565534.html。）其二，更加强调经济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和能源供应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全球战略把“走出去”和能源安全列为重要目标之一，加强了对与中国经济和资源利益攸关地区和国家的关注。其三，更加强调“和而不同”的战略思想。（注：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引文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12日，第1版。）这种思想体现在全球层面上，就是提倡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体现在地区问题上，就是主张“睦邻、富邻、安邻”；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就是强调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的全球战略主要还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为基本主题的自强发展战略。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延长在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和扩大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继续向世界各国推广美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寻求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均势”，保卫“和平不受恐怖分子和暴君的威胁”，“通过建立大国间的良好关系来维护和平”。报告还明确提出，美国“面临最严重的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resident Bush' s Introduction,September 2002.）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迫使美国改变了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性，把中国从“战略竞争者”转变成“现实的合作者和潜在的对手”。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排序正在提高。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发展后可能严重影响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美国的政策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可是，有一些重要因素，有些也许是中国军方和国家安全政策决策者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可能会使中国背离和平的道路”。（注：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U.S.Department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2005,p.7 & p.8.）美国实行两党制，共和党政府主要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民主党则较多地主张新自由主义，但在确立和维护美国战略目标问题上，两党没有根本区别。美国历来明确表示，它将采取和平与军事两种手段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自二战结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规划和实践，各种层次发展比较齐全。它既有涵盖整个世界和主要议题的全球战略，也有针对欧洲、大中东、亚太、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战略。
在相互政策方面，中美都把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作为首要目标。中国认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国际环境，中国历届政府都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往往经过反复，才能最后回归到“稳定和发展”的轨道上来，如里根总统在竞选时提出要恢复同台湾的“邦交”，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时攻击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总统在竞选时提出中美关系不是克林顿总统所标榜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但由于利益所系和中美日益接近，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回到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主渠道。
两国相互政策都加强了“接触加防范”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有可能扩大双方的合作面和缩小分歧面，但也有可能加深双方的战略猜疑，甚至双方所要防范的最坏情况，由于防范战略、政策、措施的自我运作而成为现实。在政治安全方面，美国认为中俄联合军演明显针对美国，上合组织又要求美国从中亚撤军，而且中国在亚洲提倡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也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则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美日台实际上形成的准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中亚推行的颜色革命等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旨在威慑和施压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贸因素从原来的积极面转向积极和消极的两面，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成为两国的摩擦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把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一些举措认为是中国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如中国收购IBM、美泰和尤尼科等，中国在能源和资源问题上的政策，中国同“麻烦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等。
而且，中国对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从双边向多边、从地区向全球方向发展。中美两国不仅日益在诸如反恐、防扩散、金融、能源等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互动，而且在亚洲和亚太的区域合作问题，以及亚太以外的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问题上互动等。中国提出的大周边概念和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概念都有重合之处。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利益的外扩，中美两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的互动将会继续增加。
最后，中美两国相互政策还具有部门化和地方化的倾向。中美两国都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两国最高领导都亲自过问和指导相互政策。但是，中美两国又都是世界级大国，中美关系又涉及到诸多方面和领域，两国相互政策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倾向就相当明显。如在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外交部门和国防部门、西海岸和中西部等在对华关系上都有明显的差异，从而引发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辩论和相互矛盾。同样，在中国，部门和地方的差异往往影响到对美政策的协调等。今后，部门化和地方化的倾向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可能。对于两国中央政府而言，如何掌控和协调则是它们将面临的新挑战。
四、今后15年的趋势
在今后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关系将更多地表现在战略协调和制约方面。从全球层面上讲，主要集中在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和全球性问题。中美两国将在国际秩序的规范、规则、机构、法律等方面不断进行合作、竞争、磨合，调整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还要在全球范围内界定大国关系，审视盟国体系和伙伴关系，建立互动机制，协调各种战略对话，处置相互矛盾和冲突。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的交接点日益增多，双方在非传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方面的互动将会相当突出。悲观者则认为，中美难以摆脱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冲突决战之路，两国至多是推迟这种摊牌的到来。乐观者认为，随着中美在全球层面上利益交汇点的增加以及战略猜疑程度的下降，两国有可能最终达成战略合作的共识，找到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和平共处之路。针对美国和国际上一些怀疑中国发展动机和结果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对美国总统布什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永远是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坚定力量”。（注：《人民日报》2005年9月15日，第1版。）
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方面，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美两国能够共塑今后的亚洲秩序，也能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机会。（注：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 ( Winter 2004) ,p.99.）确实，中美两国在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利益，如维护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走私和海盗，应对大规模传染疾病和自然灾害等。但是，两国的难点在于地区安全框架问题上。中国认为，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指导下，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注：《中国向东盟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3版。） 这些原则也应当用于亚太安全多边体系的构建上。美国则力图维系以其为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再加上台湾问题、中美日关系、中美印关系等因素，两国在今后15年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矛盾和分歧中寻找到妥协和合作之路。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两国面临四大挑战。首先，最大的挑战是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并制约着中美两国在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但是，中美两国都还没有把对方视为最紧迫的或现实的敌人，这就为两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增信释疑、加强合作提供了余地。其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随着两岸“统”“独”斗争的深入发展，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将更加突出。今后15年，中国的完全统一进程进入关键时刻，中美在维护台海稳定和反对“台独”问题上因有共同利益而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合作，但在中国实现统一过程中因采取的方式而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再次，中美双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化而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斗争。美国一贯主张公民社会影响政府，近年来又多次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近邻实现政权的和平更迭。中国在今后15年中将加速进行社会转型，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美国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动荡。最后，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表现在经济利益之上，两国在金融、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的矛盾势必增加，从美欧和美日经济摩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中美经济摩擦持续的时间将会更长，涉及的领域将会更多，造成的冲击将会更大。（注：参见：Dr.Harry Harding addresses participants of the U.S.Foreign Policy Colloquium,Washington,D.C.,June 3,2005,http://www.ncuscr.org/FPC/HarryHarding_Transcript_June2005.htm.）
但是，只要中美两国不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两国国内支持稳定、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力量仍将居主导地位，因为这是两国人民的利益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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