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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罗淑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多是悼念性文章，对其创作研究不多，只有胡风将《生人妻》与台静农的《蚯蚓们》作比较，指出了《生人妻》的思想意义和价值。五、六十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罗淑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进入新时期以后，罗淑研究形成热潮，樊骏和董剑等发表了重要文章，全面系统地评价了罗淑的创作。
罗淑是继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女性作家之后，中国30年代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然而却是一颗早殒的星。她原名罗世弥，罗淑这个笔名是她193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生人妻》时巴金给起的。她1903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年在简阳乡间读私塾，因聪颖多学，后来父亲把她送到简阳县立女校和成都一女师去读书。五四运动后的新思潮，给罗淑巨大的影响。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的文章，受到了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影响，成了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新青年，她犹如一朵浪花，追逐着时代的新潮腾挪跳跃。
温文尔雅的罗淑，赢得了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翻译家马宗融的倾心爱慕。1928年，罗淑25岁时，与马宗融在法国里昂结婚。在法国，罗淑一直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爱读雨果、左拉的作品，对罗曼·罗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推崇备至。“九·一八”事变后，罗淑怀念苦难深重的祖国，“立誓不在异域独善其家”。1933年，与丈夫、女儿一起，毅然离开法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罗淑潜心于翻译和文学创作。译著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节译本《何为》、普希金的《棺材商人》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菲笔谈》等。罗淑真正为读者所注意是1936年在《文季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开始的。这篇作品使她一鸣惊人。之后，她又写了《桔子》、《刘嫂》、《井工》等短篇小说和散文，显示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八·一三”后，她怀着身孕，拉扯着女儿，告别在上海的好友，风尘仆仆到成都和丈夫相会。离沪时，她曾答应巴金，将几个未发表的短篇带回四川，待修改后再寄来。然而，谁能料到，一个刚登上文坛不久，很有希望的女作家，却于1938年2月，因患产褥热而离开了人间，享年仅35岁。
罗淑逝世后，巴金先生将她发表的作品和遗作《阿牛》、《地上的一角》、《鱼儿坳》、《贼》等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编辑为《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和《鱼儿坳》三个集子，并为之写了后记。为了纪念这位卓有才华的女作家，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淑选集》。
罗淑的作品不算多，但不是作者不勤奋，她的女儿小弥这样回忆说：“无论在上海，或者是在桂林乡下，妈妈得空就写，写，写……”但遗憾的是，作者的生命实在太短了。正如巴金所说：“倘使作者能够在世界多住10年，她一定会给我们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杰作。”罗淑留下的作品尽管不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纵观对罗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生人妻》的发表，特别是罗淑的不幸逝世，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罗淑的亲朋好友，发表了不少悼念性文章，对罗淑的人品和文品作了很好的评价。罗淑的好友、20年代的女作家天矞在《世弥之死》一文中这样称赞罗淑：“给我最好的印象，要算是她态度的温雅了。她不十分美丽，但有一种自然纯朴之美，一种真实而无隐的灵魂之美，一见便在我心里唤起了敬爱之心。”沙汀满怀悲戚地写道：“这里有一个人，她曾经在我们这艰苦的道路上填过一些砖石，但她还有许多事要做的，能做的，以年龄并未到死的时候，而她逝世了！”（《悼罗淑先生》，原载1938年3月7日《华西日报》）周文对罗淑的印象是：“女士的大方，豪迈，没有一点庸俗的脂粉气，也没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一面是谦和，一面是勇敢合成的特质，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悼罗淑女士》，原载1938年3月6日《华西日报》）对罗淑了解最为深切，感情最为笃实的要算巴金先生了。罗淑生前，巴金大力扶植着这位文学新人；逝世后，巴金除亲自整理她的遗作，为她编写了三个集子，同时抑制不住个人的悲痛，写下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悼念文章，高度评价了罗淑的人品。巴金说：“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也看不出一点锋芒。她写过文章，但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现自己，她写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在我们这一群众中间，有时因了意见的分歧会损害友情，个人的成见妨害到事业的发展，然而她把我们大家（至少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纪念一个友人》，原载《文丛》1938年6月第2卷第2号）此外，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也都写了悼念文章，各自回忆了与罗淑的交往，一致赞扬了罗淑高尚的人格。这些都是研究罗淑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罗淑逝世后，友人们发表的多是悼念性文章，对其创作的研究并不多。真正接触到她的作品，并作出恰切评价的是胡风。胡风在1936年《文季月刊》9月号，发表了《生人底气息》，将《生人妻》与台静农的《蚯蚓们》进行比较，指出了《生人妻》的思想意义和价值。胡风认为，“在作者的笔下，那个在封建魔力下面辗转着的女人，却是带着生人底面貌和读者相见的。被丈夫卖掉了然而还不失去对于他的爱心（与其说是异性的爱还不如说是在相同命运下的同情），已经决心向运命屈服但又不能自制地流出了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怕拖累那个卖掉了她的丈夫而懊悔。在这里，不是直接的反抗，也不是麻木的屈服，有时候甚至觉得她的心理变化显得矛盾，但这却正是落后农村里的善良的农妇的活的形象。”“这只是两个愚夫愚妇底生离，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从受难者的心上所发散出来的洁光。”
自此之后，直到五六十年代，罗淑似乎被人们忘却了。专门研究她的文章很少见，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很少提及她。只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较多的篇幅，从题材的意义、主题的开掘和人物的典型性方面，对罗淑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的评价。王瑶说：“罗淑的短篇集《生人妻》出版于1936年，其中也多半是描述农村中悲惨生活的遭遇的，尤其是农村妇女的酸辛与苦痛。作者以素朴清新的笔调，细致地写出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变化。其中《生人妻》一篇尤为人所称赞。这是写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农民出卖生人妻的生活悲剧的。”又说，“作者对这个生活在无告的命运下面的女性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虽然被丈夫卖掉了，但她却仍旧未失去对他的爱情和同情；她虽已决定向命运屈服了，却又自发地逃走了，表现了反抗的一面；但反抗了以后却又害怕拖累了她原来的丈夫而懊悔。作者细致地写出了这个女人的心理变化，她不是勇敢地抗争，也不是麻木地屈服，虽然是在那样的悲惨遭遇下面，她仍然要活下去，而且仍然是对生活抱着期望的。她的举动都好象是在突然之间决定的，但这却正是事件之合理的发展，而这样的女性也正是当时落后农村中善良农妇的一般的典型。”不仅如此，王瑶先生还引了《生人妻》中不少感人的细节，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应当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罗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除此之外，毛一波于1968年3月写的《罗淑和她的小说》（该文收入《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1980年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也是一篇较早研究罗淑的文章，作者只是一般地介绍了罗淑的生平与创作，对其作品并未作深入的研究。
如果说30—60年代，罗淑研究尚未形成气候，那么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深入，罗淑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较早论及罗淑的文学史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和唐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司马长风称“《生人妻》是使人难忘的佳作，是收获期女作家短篇小说的一面锦旗。”“她笔下的农夫和农妇，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男女的典型，无论苦到什么程度，心底都藏有爱和割不断的情。这使人想起沈从文《丈夫》里所写的那些‘妓女’。”唐韬则将罗淑列入左翼作家之列，说罗淑的《生人妻》“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以上面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先声，罗淑研究率先在她的故乡——四川热闹起来，并逐渐形成气候。1983年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发表了两篇研究罗淑的文章，一篇是董剑的《罗淑创作简论》，一篇是文天行的《试论〈为奴隶的母亲〉和〈生人妻〉》。前者从题材、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论述了罗淑创作的特色。作者认为，罗淑的作品真实地展示了这样一幅二三十年代四川中部农村的生活图画：“第一，注重表现偏僻的四川沱江流域贫困农民的悲苦命运，尤其是把受压迫、受煎熬的劳动妇女放在作品的中心地位来描写。”“第二，描写四川盐井工人的悲惨生活，反映他们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愤懑和反抗。”“第三，勾画了四川中部桔农的苦况和破产。”关于罗淑笔下的人物，作者认为，主要塑造了如下四种典型形象：“第一是受凌辱损害却有着反抗性格的农村妇女的形象。”“第二是怀着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默默地为生存而挣扎，没有反抗行动却有着反抗情绪的老一代受苦人的形象。”“第三是有着自发反抗精神与行为的年轻一代的下层盐工和农民的形象。”“第四是依附在受苦人身上的吸血鬼，下层有权有势的尤其是盐厂老板的形象。”在谈及罗淑的表现手法时，作者认为有四个突出特点：“其一，剖析生活的断面，精于在生活片断中写人的命运。”“其二，用大自然的美，来衬托、对照丑的人生世界。”“其三，在着重通过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进行恰当的心理描写，使人物性格愈加丰满。”“其四，文笔真实朴素，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董剑的文章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是一篇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罗淑作品的重要论文。后者从比较学的角度，论述了《为奴隶的母亲》与《生人妻》的相似点和不同处，突出了《生人妻》的深厚、有力。接着，四川的《抗战文艺研究》又在1983年第3期发表了尤敏、屈毓秀的《论罗淑的创作》。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论述了罗淑选材的特点，而且指出“罗淑创作题材的选择，无疑是受到了当时文学运动的影响。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内在的因素。尽管她在执笔时，早已远离了童少年时她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可是故乡的人民，故乡的生活，却深深铭刻在她的记忆里，使她难以忘怀。”“罗淑关于盐工生活的描写，是有生活来源的；她创作中鲜明的倾向性，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四川籍老作家沙汀1985年12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罗淑和她的〈生人妻〉》，作为同时代人，大同乡，他一面回忆对罗淑的印象，一面谈了对她作品的印象。他说，“在风格的特点上，罗淑并不依靠自己出头露面呐喊、呼吁和大发议论来鼓动读者，主要是用人物本身的言行和内心活动获致高度艺术效果。”他还称罗淑是“一位社会革命斗士”，“阅读她的作品，感觉它们全都燃烧着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于剥削制度的憎恨。”此外，竹之、杨玉峰、周音、翟大炳、彭妙艳、云之、唐炳国、杜秀华、陆莹、樊骏、吕福田、刘中桥、艾以、也斯、赵遐秋、曾庆瑞、艾芜、上允等，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罗淑的文章。可以说，海内外出现了罗淑研究热。在众多研究文章中，樊骏先生的《论罗淑——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若干轨迹》不同凡响，堪称罗淑研究的扛鼎之作。这篇文章避免了就罗淑作品论罗淑的孤立的研究方法，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角度，研究罗淑思想和创作的轨迹，联系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揭示了罗淑作品的历史价值。首先，樊骏指出了罗淑作品的特色和成就：“她讲究遣词造句，文字简明凝炼，注意选择富有特征的细节，能够吸引读者很快就进入她所塑造的世界，并且流连其间。”“她重视文体的变化，避免形式和手法的雷同，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作品数量不多却多姿多态。……在她那里，每篇作品都意味着一次重新开始的艺术追求，都有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她以精益求精的努力，走上成功之路。”“她笔下展现的各色人物多层次的、充满潜台词的、丰富多彩的感情波动，从细微处将生活中不为人们注意的美好动人的事物转化为艺术上惹人注目的美好动人的画面和情节，并且使之蒙上葱郁的诗意；都显示出她对于生活的确有特别的发现和开掘，作了独立的表现和评价——一个由她创造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接着，樊骏将罗淑的作品放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考查了罗淑创作的流脉和嬗变。他认为，罗淑所写的作品，除个别篇章外，都取材于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四川乡间，和一二十年代的乡士文学一脉相承，不妨看作是30年代的乡土文学。樊骏通过细致地比较分析，认为罗淑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民，通过农民被无情地抛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的种种遭遇，写出了农村经济急遽破产的严酷事实，而和前辈作家不同的是，“她用很多笔墨正面地从经济关系、生产劳动场面描绘农民的生活，或者由此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或者以此作为展开情节的契机和线索，表明这些是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根源；作品因此具有充实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其次，和原先的乡土文学一样，罗淑也写到了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但与一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些对比，不难发现虽然都在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创伤，具体的内涵和着重的方面都有所不同。在罗淑这里，因为是把人格侮辱、精神摧残与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表现的、从属或者附属于后者，这方面的灾难和不幸也就主要并非来自他们自身的愚昧麻木，而由外界所强加给他们的，因此也不再把由此酿成的精神悲剧主要归结为历史积淀下来的人性的缺陷，而是更多地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有关的描写，褪去了当年的启蒙主义色彩，而散发出更加强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息。”不仅如此，樊骏又进一步将罗淑的作品与30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了罗淑作品的价值。他说，“罗淑作品的独特的历史意义，在于承袭了一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的传统，却又突破了它的内容和倾向，而与30年代左翼的农村题材作品颇多相似之处；或者说作家的创作初衷更切合前者，作品的实际内涵却更接近后者，所以，尽管她登上文坛已在充满了社会革命意识的左翼农村题材作品有了大的成就和发展之后，仍然不妨说她的作品具有从一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向三十年代正面展开农村斗争风貌作品过渡的形态，留下了从前者出发却向后者迈进的足迹；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迹象，证明了现代文学这种发展演变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人物形象而言，樊骏指出罗淑笔下的人物不像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品多侧重表现农民心理上的历史积淀和精神创伤，而像20年代末左翼作家那样，“不再是任人宰割、忍气吞声的可怜虫了，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卫护自己的权利，表现出对于自身的尊严和力量的觉醒。他们不但在客观上是人民革命的基本群众，在主观上也正在逐步具备走向革命所必要的思想基础——这些坚韧刚强的灵魂，犹如干柴，只要碰上革命的一星火花，就能燃起燎原的烈火。和同一时期的左翼作家笔下的农民革命者相比，缺少后者的明确的革命要求和行动；但在性格塑造上，包括对于他们作为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和内在力量的发掘方面，要比后者丰盈完整。”在充分肯定罗淑作品的历史意义之后，樊骏还结合罗淑的生平和思想，研究了罗淑之所以选择农村题材，塑造出不甘屈辱的农民形象的原因。他认为，罗淑对于剥削压迫行径的憎恶和愤懑，“自然由青少年时代的耳闻目睹激发的，其锋芒所向也无疑包括了自己的作为盐灶户主的家庭在内。这是思想感情、阶级立场的彻底转变：不但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而且超越了所受过的教育。人们从中看到了她为寻求新的生活和合理的社会制度身体力行的身影。”此外，罗淑很强的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正直刚烈的性格，这些作为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对于她所塑造倔强勇敢的人物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樊骏的文章一再拿罗淑和其他作家相比，有纵向的，有横向的，通过比较其异同，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从零散的文学现象中找出了内在的联系，从前后的异同和变动中理出了文学历史的发展线索，从而为总结文学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客观规律，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樊骏的这篇文章是关于罗淑研究的总结，是集大成者，在目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