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斌[1]2001年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先民们同周边及以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以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为核心的、频繁的联系交往，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本文即从农史研究的角度切入这一历史性课题，系统全面地展示和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论文分为五部分展开，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言。从农业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研究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粗线条勾勒研究动态；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动力与基础。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任何历史或文化现象发生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战国秦汉时期之所以出现农业科技文化“大规模、长距离”交流的鼎盛局面，是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强大、思想文化聚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叁章：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技对东亚诸国的影响。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的原始先民就通过各种途径同东亚发生了往来交流；进入秦汉以后，则更为频繁，就交通线路而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的趋势；以之为基础，先进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东亚诸国，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使其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业结构、经济构成，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趋向性变化，从而奠定了这一地区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第四章：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传播及影响。通过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角度和层次的研究，揭示了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中国丈化、尤其是与秦汉时期南中国稻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详细阐述了秦汉时期伴随着中国同东南亚交通往来的进一步密切，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科技丈化体系在东南亚播传和影响的内容、层次、范围、特点等一系列的问题；以中国同古印度的交通往来为背景，系统地论述了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与南亚大陆古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深层关系。二 摘 要 第五章：丝绸之路与秦汉时期的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凿空”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往来的最主要孔道之一，沿着这一通道，一方面是中原各种动植物物种以及先进的各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传入西域诸地，另一方面，则是中原大规模引入汲取西来的诸物种、枝艺二“东来西往”之农业科技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是这一时期农业科枝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 第六章：战国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宏观审视。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外农业科枝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与世界影响；并以受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为基础，以秦汉政权对不同地区控制交往方式与基本政策层次为线索，从文化学的角度把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分为了叁种类型：即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等；论文最后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启迪意义。
张凤岐[2]2017年在《秦汉政治制度与农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秦汉时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并形成了在当时起到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影响相当大的封建法律体系。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强,社会发展呈现出大一统的局面。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体系以皇帝制度为核心,配合叁公九卿制度建立最高决策体系;以郡县制为依托配合基层乡里亭完成地方上的社会管理;同时以法律体系和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序进行的保障。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巩固,对农业开发的影响深远。封建国家能够以举国之力进行大型长期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行农业科技的创新以及推广。中央集权体制对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影响很大,官营牧场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农牧结构日趋合理,小麦在这一时期在北方得到迅速全面的推广,南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在这一时得到扩大。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行政体系,是地方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建设者。秦汉时期郡县官员相对严密的考核制度,监督并激励他们在地方上努力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推行教化,推动了地方各地农业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秦汉时期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核心农区的整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大一统对新农区的拓展以及少数民族的农业化影响巨大,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和民族地区受到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得到开发和发展。思想上的大一统对秦汉时期农业思想以及农业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施,重农思想得不断发展。秦汉时期的法律体系是一套法网严密、内容繁多的法典。两汉时期在秦律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调整,使其更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秦汉时期重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秦汉律法体系中得到体现。秦汉律法在保护保护土地私有制,保证农业生产时间、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秦汉时期成文的法律规定,促进劳动者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保障了农业的有序发展。秦汉政治制度对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周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秦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到周边很多的地区和国家。两汉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通道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连接了东亚、中亚、印度、西亚、地中海文明圈。秦汉政治制度和农业发展研究对现代社会改革、“叁农”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意义。
朱宏斌[3]2006年在《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文中提出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农业大开发、大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不仅奠定了传统时期区域开发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是构筑秦汉盛世的重要内涵。秦汉时期的区域农业开发有着深厚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涉及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确立、农业经济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思想观念转变等诸多方面。其开发的地区地域非常广阔,囊括了西北、江南、西南夷、岭南以及东北等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以及其在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的差异,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侧重和差异,在开发模式、开发内涵、开发目标、开发效果等形成了一定的时空性差异,奠定了我国传统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秦汉农业区域开发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生态环境变迁、民族迁徙融合、科技文化交流等其他诸多因素有着极为密切地交互关系,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秦汉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的内在基础与动力研究。从技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四个层面入手,把区域农业开发放置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加以分析,阐述了核心农区与基本经济区形成、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发展、传统农业技术发展与奠基、大一统政治格局与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确立、以重农思想发展和务实尚大社会风范以及政治控制理念变革为主要内涵的思想文化聚变等因素对区域性农业开发的内在性影响。2.秦汉时期区域农业的开发史研究。以秦汉时期疆域及其控制、影响范围为根据,论文分五章内容分别对西北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等地区的农业开发经营情况进行系统地发掘,既把握不同区域农业开发的历史脉络、区域特征,也整体性地展现这一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的状况与历史进程。3.秦汉区域农业开发模式与时空差异研究。首先,从整体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了秦汉政权区域农业开发的运作体系和基本模式,包括了梯度开发的总体模式和据点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跳跃开发模式等分模式。其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其间的差别,既包括由于不同区域自然禀赋、开发程度以及政府认知度差异而导致的区域性、空间性的差别;也包括秦、西汉、东汉不同时代在不同区域开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时序性变化,并分析了其原因。4.秦汉区域农业开发的宏观审视。首先,总结了秦汉区域农业开发的主要特征,提出全方位、以农业为主体、梯度转移与区域不均衡、因地制宜等六个方面的特征。其次,开发经营历史意义之分析。区域农业的开发经营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其既基于一定区域的自然禀赋,也同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发生密切的联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系统和过程。因此,必须把秦汉区域农业开发放置在秦汉社会系统之中加以审视,明确其基本的定位以及其对秦汉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农业开发与秦汉区域社会经济、区域农业开发与秦汉社会文明、区域农业开发与民族融合、区域农业开发与农业文化的分化整合、区域农业开发与农业科技文化发展交流等6个方面。最后,总结这一时期农业开发经营的基本经验教训,为当今的区域开发、特别是区域农业开发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史鉴。5.对几个区域农业开发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几个关键问题新视角的探索,首先是区域农业开发中的人与自然的研究,从区域农业开发的地理基础、叁才理论与农业开发类型选择、区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其次,以西北地区为例分析了区域农业开发中的农牧关系,提出了农牧关系的发展深层次体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最后,对秦汉时期农牧对峙中所形成的农牧交错地带进行了探讨,提出这一地带是一个边缘性的社会系统,其经济与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色。
张君君[4]2017年在《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为对象,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采用文献法、多学科交叉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交流载体以及交流效果等方面做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通过本论文的研究,清楚了解到宋元时期中外之间农作物、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及文化的交流现象。通过对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的使者、商人、移民、士兵、书籍等传播载体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宋元时期特殊的自然、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使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形态出现了很多变化,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对中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对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基本认识为前提,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历史发展进程及时空变化中,通过综合归纳分析发现:一,这一时期大量域外香料引进中国,并开启了域外粮食作物的引种;二,农业印刷书籍开始在中外农业科技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叁,元军成为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并在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作出巨大贡献。与前代相比,这是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本研究又基于交流是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的认识,一方面,将视角关注到宋元时期中国农业科技文化的引进和输出对中国本土经济、政治、社会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将视角投向了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对中外交通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农业、文化产生的影响。由此探讨出:在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宋元时期出现了中欧国家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交流。宋元时期中外之间出现了以香料为载体的文化共性。这为中外进一步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继承并发展着汉唐以来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容,并对当时及后世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几乎从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地位、内容、平台、思想等方面全面勾勒出中外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的框架图景,在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玉静[5]2010年在《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之地位与影响。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农学着作要超过之前所有农学着作的总和,农学思想也日臻完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经验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建立在繁荣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明王朝为了宣扬国威,使众多小国来“天朝大国”朝贡,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为频繁,这也为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契机。传统的中日、中朝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引进大量高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以及园艺作物,通时很多优秀的中国作物传到了美洲。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也随之传来,而中国传统的农学着作也被介绍到了西方国家。这一时期对外交流的内容、方式和特点等都与明清以前的朝代有很大区别,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发生了逆转,中国由输出国变为输入国,其交流规模之大、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因此是全局的、整体的。而中西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西方农业科技之发展也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本文主要是从农业史之角度来研究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言。主要从中外农业科技交流的背景入手,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可创新之处。第二章: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基础和背景。各时期的文化交流都是与本时期的经济形势,社会形势和国际形势有关。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传统的农业科技也发展到了顶点。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人均生活水平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新增的粮食产量被新增的人口所抵消,所以引进新的物种和先进的技术势在必行。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一些波折,但仍然阻挡不了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进行。第叁章:与东亚诸国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在明代以前陆上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将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逐渐增多,海上丝路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海上丝路中国得以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国家进行科技文化交流。日本和朝鲜是中国的邻国,在这一时期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国大量的农书传至日本朝鲜,这一时期中日、中朝朝贡贸易仍然是主流,但民间贸易,如貂皮、水獭皮、鞍马等其他农产品的贸易在边境也很繁荣。第四章:美洲作物的引进。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通过民间贸易和官方贸易等引进了大量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还引进了很多经济作物,如花生、棉花和烟草等,以及其他的一些农作物。这些作物的引进使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产量有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的饮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多。西方一大批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带了大量的书籍,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茶文化,儒家思想也传到了欧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第六章:整体认识。这一时期的对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在明代以前中国对外交流主要以零星的产品的输出为主。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是大规模的引进,如美洲作物的引进,西方最新科技文化知识的引进等,因此具有整体性和输入性的特征。这对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等都是不无裨益的。但也有缺憾: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和日本一样借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东风走向现代化,即李约瑟先生所提出的难题。这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反思从中以求得到启迪。
郭建新[6]2016年在《秦汉时期上林苑研究》文中指出在秦汉大一统的背景下,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进入生成期,规模宏大的宫廷园林兴起,气魄雄伟。上林苑便是其中的大型皇家禁苑,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意义的皇家园林。上林苑,最早建于秦国,从秦朝开始逐渐扩建,到汉武帝时期范围达到最大,之后逐步走向衰落。广袤的上林苑中山水交融,离宫别馆众多,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合”的布局特点。园林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在其早期阶段,苑囿更是与农业密切相关。在以农业为国本的秦汉社会,上林苑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如水热资源、土地资源、水利资源、动植物资源等自然资源和管理、技术等优势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上林苑发挥了农业功能:皇家的农业生产基地、国家的农业试验和推广基地、粮食存储基地以及发挥了调节农业社会经济的功能。秦汉时期,我国对外科技文化交流频繁,大量域外物种引入我国,出现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次引种高潮。在这些物种当中,有的是朝臣的贡物,也有的是统治者四处搜求而来。上林苑拥有的得天独厚优势,使其具备安置外来物种的各方面条件。域外物种在适应关中地区环境后较好的生存下来,开始了融入关中,并与中国各地的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对接的本土化历程,而上林苑对促进这一过程有肇始之功。表现为:从西域远道而来的物种对关中平原有着较好的风土适应性,依靠上林苑提供的适宜环境便成功存活;上林苑运用温室、嫁接、杂交等技术进行品种改良;上林苑将选育的品种向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辐射推广开来;包括上林苑在内的中国不同地区文化对域外物种进行了接纳和改造。
朱宏斌[7]2002年在《浅析秦汉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在基础与动力》文中研究说明战国秦汉时代，既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就农业科技文化交流而言，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空前繁盛的历史景观。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既具
王世红[8]2015年在《“腹边互动”视野下秦汉时期边疆农业开发研究》文中指出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的形成时期,在各民族融合过程中,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大,如何治理新开拓的边缘地区(边疆),成为王朝的要务。秦汉王朝一统伊始,根据同根同祖的文化本源,建立德治四夷的边疆治理之策,将中原与边疆视同为一体,是为"腹边互动","腹"是指文化、制度、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边"是指新融入的文化、制度、生产力等相对落后于中原的边缘地带,中原之"腹"与边缘之"边"主要互动方式是设置郡县、移民、屯垦,通过诸种方式输出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维持了边疆的稳定。马大正研究员指出边疆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其中经济含义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性的存在,需要对边疆地区采取特别的扶持手段,帮助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而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农业是主要的经济类型。表面而言,"腹边互动"是以中原的输出为主,但是其深层次所蕴含的却是民族的互动。因为中原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在输出到边疆后,必定会面临边疆民众的选择,也就是边疆民众对中原制度、文化的理解、认同、接受、采纳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无法用行政的命令完成的,此之谓"腹边互动"。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安居方能乐业,中原(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输入至新拓展的边缘地区(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生产的发展,满足了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郡治的实施,使得"腹边"政令一统,同时郡治所在也成为梯度发展理论中的中心点;移民与屯垦,使得华夏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相处,不同民族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增进了解,对彼此的习俗、技能产生认同,进而互相学习,这又为互婚提供了基础。因此,分析秦汉时期边疆的农北开发政策,研究开发的成果与绩效,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秦汉的边疆农业开发的政策,其中有些政策成为后世的圭皋,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即便在当今也具有诸多意义。这也是本研究选题的原因和意义所在。本论文的内容与结构主要有四部分组成。一、秦汉时期腹边互动理论的构建与实施途径(第一章)。边疆开发并不是中原强加于边疆的,因为无论何种强加的结果都必然会引起被强加对象的反抗,所以本文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出发,将这种开发纳入到国家的形成层面,阐述边疆农业开发并不是中原王朝强加给周边边疆的,基于同根同祖的德治理论,中原王朝对边疆无偿的输出技术、文化等,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而周边边疆民众对农业开发的赞同态度,表明开发也是周边边疆民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结果。二、秦汉时期中原(腹)输出的内在基础(第二章)。这一章从技术、农具、重农思想、气候等层面入手,将边疆农业开发置于当时社会整体系统之中,阐述中原(腹)输出对边疆农业开发的作用。叁、秦汉时期诸边疆的农业开发状况(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一部分详细分析秦汉时期王朝诸边疆的农业开发状况,主要包括北部边疆、西域、岭南边疆、西南边疆和东北边疆五个部分,涉及到边疆自然、民族、农业开发政策和边疆农业的发展状况等内容。四、秦汉时期边疆开发规律、实效等分析(第八章)。这一部分从边疆开发规律和绩效来分析,规律主要包括"重北轻南"和移民的规律;绩效主要包括边疆开发政策制定的依据及其特点、边疆农业开发的模式、边疆农业开发政策的实施效应、农业开发在边疆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目的是以古喻今,试图对当今的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
黄淑美, 伍慕仪[9]2005年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指明前言1991年,伍慕仪女士应《农业考古》编辑部之约,编纂了《<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索引1980-1990》一书,并于当年八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农业考古》编辑部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有
袁博[10]2014年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叁，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战国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D]. 朱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1
[2]. 秦汉政治制度与农业发展研究[D]. 张凤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3]. 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D]. 朱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6
[4]. 宋元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D]. 张君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5]. 明清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D]. 刘玉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6]. 秦汉时期上林苑研究[D]. 郭建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7]. 浅析秦汉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内在基础与动力[J]. 朱宏斌. 农业考古. 2002
[8]. “腹边互动”视野下秦汉时期边疆农业开发研究[D]. 王世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9]. 《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 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
[10]. 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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