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晚清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信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4-0015-04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发生在“中国”且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文学传统”。它始自晚清，成于1917-1949年，在共和国时代仍发生作用。它在不断地被实践和创造的同时也不断地被阐释。晚清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和资源，与现代文学拥有多层面的意义联系，如文学观念、主题类型和文学形式的延续和创造。如果抛开文学运动和文学时间联系，考察晚清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在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诸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区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地方。
一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有一个意义的发生、运动过程，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有思想文化传统，也有语言形式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文化和文学，与古典思想文化和文学都有紧密的血缘联系，在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和意义时空里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传统”是在意义的历时传承中所产生的普遍而独特的意义整合，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始自晚清，并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带有普遍性和独特性、共时性和历时性、文化性和文本性的意义和形式世界。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价值的转换和重建，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标志。从晚清到现代的文学演化有社会和个人、功利和审美、生命和语言的双重力量的互动，是文学知识、组织和价值信念的重组。中国文学有了从边缘到中心，从个人到社会的演变，文学被融入到社会、国家、民族的知识谱系，表达着有关社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知识意义。文学也逐渐被社会组织化，有一套文学生产、出版和消费的制度形式，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借助文学组织来规范文学意义，使文学媒介化、作家职业化、文学理论独立化。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追求着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坚守精神心理的自由与创造、语言形式的个性与独特，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主义传统。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社会化、制度化和审美性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传统，它们分别从“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和“文学与语言审美”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而独特的意义世界。
文学在晚清思想者严复、梁启超那里并没有实现知识的完全分化，文学是社会化的知识和工具，可以“新民”，可以“救国”，“改良群治”，他们试图借助文学实现对民族、民心的救世和自救（注：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11月8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晚清的文学思路是重走传统“文以载道”的老路，“道”的涵义虽扩大了，“载”的表现方式也有所变化，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和手段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文学在“载”社会、民族、时代之“道”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从载“小道”到载“大道”，从载伦理之道到载社会民族之道，小说从杂说变成了社会“大”说。晚清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社会小说等各种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文体形式成为了文学的主流文体。“五四”以降，中国文学进一步加快了进入现代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有研究者就称中国现代文学为“民族国家文学”（注：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当然，这里的“民族国家”不完全符合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人和人类思想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正因为同时具有人和人类精神的普遍性，民族国家才有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是巨大的，没有“五四”就没有现代文学，没有文学的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不同于古典文学传统，就在于它因有文学的“革命”而诞生的新的美学力量（注：这里的“革命”取变化、运动、创造之意，而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统一、规范和模式化。）。不必讳言，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个性创造力量的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是精神的个性化和自由的创造。文学有这个时代的精神共相，但它仍以革命性的创造力量支撑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形式的独特。“五四”文学依然沿着文学知识的社会化、文学的组织制度和文学审美形式的和谐统一的思路前行，当时讨论的文学的改良与革命、文言与白话、整理国故与融化新知问题，表面上是思想观念的不同，究其实质则是围绕回答文学如何应对社会现实变化的问题，是文学如何成为表达社会人生知识的载体。文学革命论和改良论者，都不反对文学对社会人生知识的承担和表达，文学研究会提倡的文学“为人生”，创造社提倡文学“为自我”，鲁迅以文学作思想的启蒙，它们都把文学提升到社会人生和自我体验的相关性知识的表达上。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凸显了文学的社会阶级意识，这里的“阶级”既是政党政治，也是社会人生的矛盾意识，茅盾小说、鲁迅的杂文有阶级意识，曹禺戏剧、艾青的诗也有阶级政治意识，是社会人生的政治，是诗意化的政治。伴随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加深，文学的民族心理、国家意识、阶级矛盾和生命体验被彻底激活和催醒，文学也出现了不同的运动方向和力量，如民族文学、阶级文学、生命文学和人性的文学。中国文学与现代社会建立了广泛的意义联系，文学成为现代社会的知识缩影。巴金的《家》和《寒夜》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和现代家庭命运的悲剧性叙述，老舍的《骆驼祥子》丰富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四世同堂》则对民族文化与现代家庭、传统伦理与生命人性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形象观照。张天翼、路翎、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文学则对现代社会人生作出了不同的复杂描述，现代文学知识成为关于整个现代社会人生的知识叙述和表达。
我们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使用过“社会史诗”、“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等理论方法，近年这些理论也被研究界所质疑，但它们在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吴炫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也认为它是“一个非文学命题”，提出需要用“文学性”穿越“文化政治”，建立文学的个体性、创造性和经典性的阐释尺度（注：吴炫：《一个非文学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5期。）。他的理论方法多适用于文学经典的分析，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众多文学现象，尤其是非经典性作品则无法作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理论局限，他的主张则有明显的方法局限。用“现代性”理论可以阐释文学的社会意义，但也容易掩盖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无法准确表述文学现代性何以区别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现代性”还容易成为一种带有绝对价值的本质主义理论，忽略或遮蔽文学本身的个体性。现代性表述了知识和意义的一种存在状态，但不能完全说明意义本身，何谓“现代”？在不同的知识学科领域有不同的意义界定和说明，在现代知识逐渐变得条理化、明晰化的今天，“现代性”则反而变成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意义概念。现代西方思想因反叛神学的统治，而出现了思想的人文性和世俗性变革，这也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现代性”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审美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则是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尤其是对科学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叛。由神学向现代世俗思想的转变具有明确的涵义，审美的现代性则多是对文学存在状态的描述，有意义的模糊和变异性。
对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的阐释应以“现代性”、“文学性”和“历史性”作为价值尺度，“现代性”和“历史性”可以比较真实地理解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学与历史主体、文学与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些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背靠现代社会时代、国家、民族、政党、阶级、文化与大众，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体现了文学与现代社会政治和民族阶级的紧密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生派文学”、“通俗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乡土、都市文学”和“抗战文学”也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具有相当丰富的联系。有意地悬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长的社会历史语境，虚设一个绝对而空洞的意义尺度，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世界的简化和平面化，是对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的漠视。
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寻求文学知识的社会化，相对于古典文学，它更具有鲜明的社会国家、民族阶段特性；相对于西方文学，它有复杂的社会时代和个人经验。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社会化传统既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社会生存空间，提升了文学意义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文学巨大的社会功能。同时，文学的社会化也拔高了文学的意义，带给文学诸多负面影响，甚而抽空了文学的独特性，并逐渐显露出文学的负面价值来。
二
中国现代文学要成为现代社会化的知识，需要建立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组织形式和文学教育的推行机制。近几年有研究者已注意到了从晚清到现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和传播制度的建立和变革，由此而带来了作家的职业化、文学的商业化、文学的社团化、文学理论的独立化以及文学文体形式的变化等趋势（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钱理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出版文化丛书》。）。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借助了其他物质手段，如文学的编辑、传播、流通和阅读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文学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文学媒介，需要文学组织，于是就有了文学编辑、出版制度，有了文学社团，有了职业化的作家，有了文学商业的运作，有了独立的文学理论话语，有了一套适合于出版、传播和读者阅读的语言文体形式。文学的媒介化和社团组织方式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特点和内容，王晓明在对《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中，精辟地阐释了“五四”文学传统的意义，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认为“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种“《新青年》版的个人主义”，与西方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文学的演变是人为设计的，有主导文学的倾向，文学的理论对文学的创作实践发挥了潜在的规范和牵制作用（注：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他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刊”和“结社”里发现了“五四”文学的一个意义传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不但显现为一套观念价值系统，而且还表现为一套物质制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刊办报、结团组社，积极推行新文学进入的社会教育体制，这形成了中国文学新传统。探讨杂志报刊对文学的编辑和处理方式，讨论文学社团的身份构成及其运作过程，都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可以说，没有现代报刊杂志，就没有现代文学，没有文学社团，也没有现代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创刊办报，结社入团，未有创作，先有媒介，不是作家，但却是文学社团成员，这是现代文学里常见的现象。以报刊媒介传播文学，以社团组织建设文学，是晚清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现代报刊参与了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参与了文学理论的论争，改变了文学的出版印刷方式，也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一批依赖媒介而生活的文学读者，现代报刊也改变了现代文学的文体、语言和表现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已被媒介组织和社团组织化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系列文学组织，中国文学再也不可能完全是文学自身和个人的事，它常被人为地计划着、组织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因媒介因社团而不同，文学创作在媒介里流行，文学理论和主张在社团里发生共鸣，文学的意义在读者那里被完成。文学有了专业性、人为性、群体性和大众性，文学并不完全是个人和语言的“纯粹”和“纯洁”。所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就不能绕开文学媒介、文学组织和文学教育，不能只从语言文本和个性主体上做出单一的分析。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大量的文学论争，并不完全出于观念差异，也不完全是理论者本人的问题，它与现代媒介和社团组织的运作共谋。比如30年代发生的“左联”文学界对梁实秋“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的批判，梁实秋的思想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古典主义人性论（注：参见拙文：《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梁实秋》，《学习与探索》1989年3期。），但“左联”作为倡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文学组织，它所要反对的恰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梁实秋的古典主义人性论也就被“左联”作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靶子而被设定下来，并展开了集团性的理论批判，人性论与阶级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预设为不同的理论话语，越过了对文学自身复杂特性的充分讨论。
严格说来，文学组织和文学媒介本身并不能代表文学本身，它是文学的载体和外在形式，它们之所以成为文学传统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影响和生成了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比如出现了以稿费为生的文学职业作家，形成了市民读者和青年知识者两大读者群。更难能可贵的是，因媒介和组织形式的存在而带来文体语言和表现方式的改变，出现了适合报刊媒介发表的杂文、随笔、报告文学文体，出现了连载小说和短篇小说文体。报刊杂志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传统，它既推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和自然流畅，也使现代文学语言摆脱生活口语化而逐渐书面化，走向语言的雅致、精练、含蓄和有意味，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新传统。所以，辨析中国现代文学媒介和文学组织的复杂成分和运作方式，也是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意义内涵的重要途径。
三
文学的社会化、组织化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外部意义世界，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意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一个有机的意义结构，它有社会性知识，有媒介组织，还有文学的审美意义。社会知识是它的功能意义、媒介组织是它的体制形式，而审美信念则是它的价值本体。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审美主义传统，从晚清的王国维到“五四”和三四十年代文学，它始终贯穿着一条文学审美主义的传统，不断追求着文学的美学和形式意义，坚守文学世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以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的独特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个东西。”（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思想”、“感情”借助于“美妙的形式”而给人以“愉快”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周作人心目中的文学，也是现代文学审美主义思想的代表，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三美”原则，30年代现代派提出的“纯诗”概念，以及“京派”文学所追求的审美的“和谐”、“恰当”与“节制”，40年代的萧红、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文学创作都对现代文学的审美世界做出了丰富的探索，提供了一份独特的美学遗产。它既显示了审美精神的深度和复杂性，如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路翎的小说、穆旦的诗、曹禺的戏剧；它有审美心灵的纯净与诗性，如废名、沈从文的小说，梁遇春、何其芳、丰子恺的散文，徐志摩的诗；它有人生边缘的审美倾听和个人独语，如张爱玲、萧红的文学。他们让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了美的意义和文字，显示了汉语小说、诗歌和散文的艺术个性和魅力。它是心灵的声音，是灵魂的律吕，是语言的诗意，有抒情的结构、自由而凝练的语言，穿行于现代和古典之间的艺术氛围，由此，也产生了具有文学意义深度和完美形式的和谐统一的文学经典。有了文学经典，也就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意义，坚守了文学性的意义传统。文学传统应是文学性的意义结合，文学所面临的一切社会文化，都只有在转化生成为文学的美学意义之后才有文学性的存在，才构成文学的意义传统，否则，它将被作为其他思想文化传统的组成成分，成为现代思想传统、文化传统和物质制度传统，而恰恰不是文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形式上是开放而又内敛的，在意义上是多元共生的，它虽生长在一个广阔而肥沃的社会历史地带，但开的花结的果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美学意义主要表现为对现代文明与生命个性的意义肯定，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对悲剧人生的复杂体认和美学表达，对语言形式的创造性和诗意化追求。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具有多少文学性和审美性意义，这需要结合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说明，为何现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并没有完全被转化和创造出审美的丰富和博大？这又牵涉到文学知识、文学组织与审美信念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剥离。它们并不完全统一在一个有效的意义结构里，而是常常发生意义的相互牵制、约束、抵触和剥蚀，这也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被支解和分离。文学的被高度社会化、政治化，被日益严密的组织所控制，被日益市场化的媒介所支配，从而也逐渐失去了文学意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迷失在文学的真实意义的荒野里。当然，文学不可能圈缩在语言的幽闭世界，它已被现代社会所认同，已进入到中国现代社会知识的“公共空间”，其意义必然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和设定。从晚清到现代，中国文学逐渐在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上建立了一个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