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孤独的思想先行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先行者论文,孤独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上一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以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难题。困难（困惑）之处正在于：西方文化（文明）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大炮的伴随物强制输入的。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面前，不能不时时感到一种压抑，以至屈辱，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诱惑，鲁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独立思考的。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中华中心主义”，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从而产生盲目的民族自大，鲁迅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前述西方文化的侵略性强行输入，在造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的同时，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新的生机：异质文化的输入，正可以作为全新的参照系统，以便在“比较”中打破传统文化的瞒与骗的迷梦，进而产生变革的自觉，变被动为主动。
尽管鲁迅这一时期也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并没有像当时（及以后）有些思想家那样，将强盛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绝对“先进化”。相反，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要坚决反对那些“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兽性的爱国者”。但更有意义的却是鲁迅的如下思路：为了“自强”必须先学习西方，“即老教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这种忍辱负重、咬着牙向西方入侵者学习（几十年后他又以同样的精神号召国人向日本入侵者学习）的立场与态度，表明他不愧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这一选择中显示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力。
鲁迅强调向西方学习，绝没有因此而赋予西方文化以绝对的至善至美性，他小心地将“近世文明”和“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反对“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的西方崇拜，并由此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应将西方文化作“枝叶”与“根柢”的区分，主要吸取的无疑应是后者。
在鲁迅前述分析中，贯穿着统一的文化观（和思维方式），即“偏至”（不完美，不完善，有缺憾，有弊端）才是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存在形态，而至善至美的理想文化只存在于彼岸世界，是可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文化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而不可得的。正视这一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偏至性，既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任何“文化神话”，又因此而对一切现实存在的文化形态都采取宽容的态度。
正是在上一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当中国（以及东方国家）被迫打开大门，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或者说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日益显露出种种弊端，成为世纪初西方新思潮（鲁迅称为“神思新宗”）的批判对象。这种情况，使得“如何认识19世纪工业文明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成为中国一切现代思想家必须作出回应的世纪性课题，并且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鲁迅的回应也同样独特：他从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的几个基本命题（科学理性、民主、社会平等、物质）入手，把它们放到“科学史”、“人之历史”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中去进行历史的考察，从中引发出了一系列深刻而独到的思想。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一开篇即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图景，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多缘科学之进步”。但他又从科学的发展中发现了潜伏的危机：如果将科学理性绝对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他指出，“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本于圣觉”，本于“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鲁迅就这样发现（揭示）了“科学”与“信仰（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相互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从而对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的“科学理性”采取了“既肯定，又质疑”的立场（与态度），既没有陷入科学理性的“神话”，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的极端。
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科学、民主、平等、物质都只是西方文明的“枝叶”，其“根柢”在“人”；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其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张精神”，“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样，鲁迅就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明同时提出了两个目标：“立人”（个体的精神自由）与“立国”（现代民族国家）。在鲁迅看来，这两个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又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以后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以‘个’的人为出发点）”与“人道主义（以‘类’的人为出发点）”的消长起伏。这其实是根源于人性的基本矛盾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所具有的双向批判性。它首先是指向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专制主义的，同时它也是针对前述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的。它显示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始终怀有的双重疑惧与忧患。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因此而形成了所谓“乌托邦情结”，力图寻求一条一劳永逸地免除灾患、避免弊端的理想之路，从而陷入狂热与颓废的交替循环之中。几乎只有鲁迅，敢于正视弊端所带来的污血，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在绝望中挣扎。
鲁迅对人的精神自由的特殊关注，使他确认“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立于这样的理论基点，他更重视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彼此的相通，反复论证它们同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对此我们至今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鲁迅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但他对启蒙既坚持又怀疑的双重态度，使他与中国绝大多数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启蒙主义者区别开来，也不能为国人所理解：他永远是孤独的思想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