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1.国内研究状况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成了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几年来，除中国外的其它经济体相继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也面临着增长压力，所以，中国能否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就成了理论家争论的中心。
在研究中国的中长期增长时，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从三方面出发：一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王小鲁，2000；魏杰，2000；金玉国，2001），重视制度和政府行为变迁分析；二是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角度（高长春等，2001；徐现祥等，2001；蔡昉等，1999；舒元，1992；胡永泰，1998），以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因素为重点来分析；三是从其它因素角度（赵志君，2002；张皓，2001；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2000；解三明，2000；沈坤荣，1999；孙焱林，2000），强调外资外贸和货币的作用。特别是由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迁”课题研究，就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特征和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从已有的结果看，有三种结论，即保持快速增长、中等速度平稳增长和放慢增长速度。但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只在实证分析的外推和简单的要素归纳或套用已有模型，没有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平台，使人弄不清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长期增长，所以结论也就多种多样。
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问题，而且已有固定框架，下面我们从最基本的平台开始讨论，由此得到经济增长的路径并进而分析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Solow（1956）和Swan（1956）所构造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这种生产函数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产生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结论是，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但所有经济体都有一个增长不断减速的趋势。
其基本结果是人均产量的变动将表现为如图1所示的凹性增长曲线，即人均产量将不断地随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长幅度越来越小。
Solow—Swan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因为模型的假设，但分析方法却并非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微观方法。Cass（1965）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而使增长理论成为真正的新古典理论。自此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全部可纳入这一分析框架，所不同者只是如何引入不同的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把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纳入增长框架中开始于Romer（1986，1990），也包括Aghion与Howitt（1992）和Grossman与Helpman（1991）的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获得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以作为奖励。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潜力。
图1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人均产量变动趋势
上述各种增长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关于一经济体的经济如何长期增长的理论，而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经济体随时间的均衡。即事先确认存在一最优均衡增长路径，考察经济与最优均衡路径的偏离和波动，尤其关注影响均衡的资本品积累、人口增长及技术进步等因素。但该均衡路径的性质是令人起疑的，因为它就是索洛所假定的增长曲线，它将经济中微观个体所遵从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经验规律直接放大为一宏观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路径，而不是建立在更为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上，通过逻辑推理的结果。这正是目前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缺陷，因为微观主体的行为结果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与宏观变动等价。而且，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工业化为假设前提，这与目前我国尚处于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条件不符。为此，要研究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必须在分析平台和假设上进行改进，本文提出的增长模型就在此基础上展开。
二、经济增长的路径
我们的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是新古典模型的扩展，假设条件有所放松，并且一些变量的经济学含义也有所变化。
设所考察的是一封闭的经济体，并且不计政府干预对增长的长期作用。这时，该经济的生产函数表为：Y（t）=F（K，L，t），式中变量的含义是认为劳动力因素不仅包括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而且还包括待就业人员，所以它是一经济体中全体符合劳动条件的劳动力资源，之所以这样考虑劳动力因素，是因为不发达经济体中有大量待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存在，而且它是未来促进增长的重要因素。该生产函数的重要变化是设定产量变化与时间变量直接相关，从而使增长呈动态化。设：
式中a，b分别为消费和投资系数，且a+b=1。
为得到分析结果，我们先考察一特别简单的经济体。设该经济体在一有限时段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特征，即维持一个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则如（2）式所表明的，这时，人均产量的增加通过消费和维持经济循环所需投资消耗掉了。用较精确的语言描述为，设我们从某一连续生产的经济体中随意抽出一小段生产过程，以Δf（k，t），表示t时刻在人均资本存量为k时的人均瞬时产量，而Δf（k，t）[，k+Δk]为t时刻在人均资本存量为k+Δk时的人均瞬时产量。如果我们取一微小时间间隔Δt，在这段时间内人均产量的增长将表现为人均资本k+Δk时的人均产量与人均资本k时人均产量之差，即在一微小时间间隔内人均产量的增加等于一微小人均资本变化导致的产量变动。这一过程的数学表述为：
（5）是一标准的热方程，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为连续生产过程时，人均产量将维持一个稳定状态，它相当于一个简单再生产过程，在给定了适当的初、边值条件下可得到定解问题的解析解。但是，在该方程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太多的因素，导致该经济体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与现实经济不符，为此，要对该方程进行完善。入手点是考虑有冲击因素将在一微小的时间内对人均产出形成影响，从而出现扩大再生产过程：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投资因素，虽然在推导方程（5）时已经顾及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但投资在一个增长经济体中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所以投资因素还要进一步考虑，为简便计，认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还是与人均产出呈正比，表为af；第二个因素是增长的阻力，模型中既没有考虑到折旧，也没有考虑增长中因环境、资源的变化和其它经济摩擦带给增长的反作用，这些因素与投资相比自然直接作用要小，为此我们认为它与人均产出的二阶量呈正比，表为ef[2]，e为阻力系数且是一个小于a的常量；第三是模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创新对增长的影响，创新并不会直接影响增长，而是通过引致投资的变动来产生作用，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增长的作用力不同。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投资是影响增长的主导力量，创新的作用力很弱；而在发达经济体中一般投资会被各种阻力消耗，唯有创新才能带动新的投资，所以，我们认为创新是一个与人均产量关联的因素，可将其设定为与人均产量的三阶量呈正比，表为gf[3]。当然，为全面起见还可以考虑更多冲击因素，但在我们模型的背景下，这些因素除了增加模型的复杂程度外，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将上述三种因素代入（5）式的左边可得：
这就是我们的模型所得到的基本结果，（15）的图形示于图2，这是经济学者所熟知的逻辑函数的图形，似一S形。
三、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可以看到，图2比图1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图2的经济学含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某一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图形凸向原点，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时的经济增长是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所以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有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的时期。虽然从每个劳动者个体看遵从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但从一经济体的总体看，过去没有资本的潜在劳动力不断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与产出同步增长的结果，将这一结果平均到每个劳动者则得到人均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增的结论。这一点正好将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融为一体，并强调了在这一阶段资本增加和劳动力开发的重要性。该结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解释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不一样。这里我们考察的是封闭经济模型，认为人均产出增长导致的总产出增加被国内需求增加所消化，但现实中国内需求的增加赶不上总产出的增加，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因有大量潜在劳动力的存在而受压制，所以远低于人均产出的增长，这时会出现国内需求不足而抑制增长的状态。摆脱困境的办法是扩大外部需求，通过出口来保证总需求增长，这成了每个经济出现起飞的国家的定则，而这正是本模型的基本推论。
图2 经济增长的路径
第二，从图2中看到，总体看人均产出是不断增长的，但一经济体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有一时间限度，即，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在该处存在一拐点（P），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也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一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一般情况下，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该经济体会维持一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第三，S型增长曲线的增长特征除了有增长的加速、减速期外，另一重要特征是增长不是无限可持续的，而是会达到极限状态；而且也存在经济起飞前期的经济停滞期。这与图1中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图1表明一经济体的增长从一开始投入资源起的快速增长而进入到不断减速的路径，但速度永远大于0，即增长过程是无限的，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在高速增长。
图2的增长轨迹从数学上讲是连接两个鞍点的异宿轨，如果考虑到鞍点附近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其简化的示意图如图3所示。与图2比，图3的变化主要出现在一经济体经济起飞前和经济已高度发达后，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状态而不会出现明确的增长态势。
图3 考虑增长波动后经济增长的路径
我们先看起飞前的可能波动：这时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并未形成，如（6）式所揭示的增长动力中人均资本存量可能会增加，但经济创新力度不够，而且还因为制度性障碍等因素会制约经济增长，这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投资和各种内耗的相互作用，两者对增长的作用力此消彼长而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动趋势，这种起飞前的增长波动会反复出现，并且可能维持的时期非常长。这种状况的结束只有在人均资本存量出现稳定的持续增长，而经济损耗与资本存量增加比相对力度较小时才可能出现；此外，如果有某项经济创新的突然输入，如产业革命、新制度的出现或外部需求的变化等，也会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变化，有可能使一经济体走向起飞过程。所以，在经济增长没有进入起飞轨道前，给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创造条件比资本存量增长更重要，这样才能形成资本的稳定增长路径，使经济走出波动无序的怪圈。在增长的前期，制度变革和政府推动必然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既使在一经济体进入加速增长轨道后，进一步的制度变革仍然是重要的，因为提高投资效率、城市化的推进和扩大出口等都与体制和政策相关，如果这些因素不适合增长的需要，必然使一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发挥不出来，严重者会扭曲增长路径导致增长的夭折。
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其增长的波动机理远较经济起飞前的复杂，原因在于偶然或外部因素的冲击力已经不会起太大作用，而且单纯依靠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增长的贡献已无多大力度，这时的经济创新就成了促进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特征与经济不太发达的经济体比有明显差别。
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创新会导致增长在短期内加速，但它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增长机制，而只是形成增长的阶段性波动。为简单计，我们考虑某项创新引入经济体的后果，这时它会使社会的最终产品得以提高，所以创新会促进增长。假如创新是无限度的，则应该使该经济体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但这里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即，所有的创新都要人去实现，而人力资源是有限度的。当创新出现后，最早进入该领域的劳动者因为产出增长比其他人快，自然享受了较高工资；随着创新的扩散，更多人提高了工资，即使那些未创新的部门为了发展之需也只能提高工资，因人工成本的提高及其刚性特征，最终使创新的结果为成本增长所抵消，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就形成了经济的波动而非稳定增长态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创新的获利空间扩大、时间延长，原理与分析不发达经济体相同，但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创新产品不可能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需品，所以外部需求不可能长期持续，从而其对增长的作用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从投资的分配看，创新投资与一般投资间有一合理搭配，过度的创新投资不会导致持续增长，而且会引起折旧加速、老产品过早淘汰、设备闲置、人工成本提高等问题的出现，即，这时的投资增长是低效率的，其对增长贡献不大。这一点已被经济发达国家的经历所证实，最近的例证就是美国的“新经济”。
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
下面，我们利用上面的理论结果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如何，是遵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凹性增长假设（减速增长说），还是循本文提出的加速增长路径（凸性增长曲线）？图4（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1978年为100，其它年份的数依可比价格计算）是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进入起飞状态）以来人均GDP的变化路径，从图形的形状看是一条增速不断加大的凸曲线而不是不断减速的凹曲线，而且实证分析也证明是一条凸曲线。
图4 1978—200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路径
设拟合方程为：g[，e]=a[，0]+a[，1]t+a[，2]t[2]，式中g[，e]表示中国人均GDP增长。我们令t=T-1978，其中：T为年份，目的是以1978年为基准年份，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做回归，得到方程式
g[，e]=104.3179+2.8 27274（T-1978）+0.81 3007（T-1978）[2]
（19.23105）（2.5827274）（17.72272）
R[2]=0.996235，F=3044.272
拟合方程式的R[2]检验和F检验通过，表明拟合效果显著；方程的常数项、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T检验也通过，表明各项系数也显著。上述回归方程对t=T-1978求二次导数其结果为1.626，是一大于0的正值，表明该曲线是一条递增的二次凸曲线。
图5 1978—2001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变动
图6 1978—2001年中国出口的变动（以美元计价）
按照我们增长模型的结果，过去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决定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出口的持续增长。图5和图6分别显示了三次产业就业量变动和出口量（以美元计价）的变动路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图5表明，在劳动力资源利用上，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和城市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过程相对平稳增长，以目前的变动路径和我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化到合理的水平还需几十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事实上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有效而稳定的推动力量，除了个别年份偶有波动外，中国的出口呈加速增长之势，其变动趋势与人均GDP相同。只要未来的世界经济不出现全面且长期的衰退，中国的出口还会保持若干年的强势。
由上述结果可知，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路径在未来几十年还将延续其加速增长趋势。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这一进程。但这一结论并非否定中国制度变革和宏观政策对长期增长的作用，相反，制度变迁决定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路径，这些因素的作用在长期是很重要的。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1.研究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问题，不能单从实证的结果来简单外推，也不能套用现存的经济增长模型，而应该有一个适合中国经济特征和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框架和模型。
2.本文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批判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其显著特点是考虑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本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这两门事实上属同一学科而目前被人为分割的问题，统一了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型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经济的中长期分析。而且，本模型的基本结论说明后发国家有超常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否定了经济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3.本模型的结论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加速增长的进程中，影响增长的因素也支持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维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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