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三次超越_邓小平理论论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三次超越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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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是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的,特别是他的理论失误更应当认真研究。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对待其它这类错误一样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然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那末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正是采取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一方面纠正他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这些话概括地说明了新时期以来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自三十年代初起,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本本主义的共识,就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同上书第1卷第88页)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1945 年3月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他的工作都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的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过党的不少领导人和负责人,但从未批评过他;并且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讲过: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对邓小平的认识发生逆转。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曲折经历是人们熟悉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实现了罕见的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一切的“自我”。邓小平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荣辱,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以个人这种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还表现在无论全党怎么拥戴,他始终不当第一把手,不断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率先传、帮、带。在1989年以后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份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种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长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认识并否定他晚年的错误不是容易的。“两个凡是”是一种历史现象。邓小平的卓越智慧就在于,他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把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扳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通过这个超越,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第三,超越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尊重实践第一原则,非常关注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并且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通过总结七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逐步地形成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几十年被尊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三个超越,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由此形成人类认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而言,两者存在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这就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1.理论的创立者的连续性。一般地说,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具体地说,这是以两个历史巨人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这两代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上存在着连续性。邓小平、陈云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都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的事业,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如前引述邓小平讲的:“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

2.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里说明的理论思路是指大思路或根本思路,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思路。就具体思路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会有所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而言,则是一致的。这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说:“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同上书第2 卷第114页)这个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反复讲,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本人就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又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些言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两者大思路的连续性。

3.理论性格的连续性。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说,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特色”。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还是强调这个特点,“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卷第3页)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强调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上书第291—292页)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的一个重要特点。

4.理论内容的连续性。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对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总结,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过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渊源。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准备了某些基础。只要将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内容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思想观点相比较,就不难了解这两者之间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两者理论内容的连续性,绝不是说现在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全部是过去都有的;从毛泽东那里可以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也绝不是同过去的完全一样。正如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内存在某种“遗传因素”一样,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境下吸收营养,发生“变异”,成为具有新质规定的新的思想观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用僵化的固定眼光来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

历史过程变化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点上,就不能不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上书第2卷第119页、第43页)那末同样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本质虽然没有变,都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两个时期理论形态的变化,却表现为有区别的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这种阶段性的飞跃,亦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移产生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

基于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产生的新的思想观念建构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不能不形成巨大的飞跃。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同时又没有、也不可能完结对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放型的思想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也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国际方面,都有许多难题等待着中国共产党人去解决。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这也是在新世纪再铸辉煌的一个重要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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