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十八春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的《十八春》在《亦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结束；1951年11月，亦报社出版了经她修订的单行本，均署名为梁京。大陆现行的几种版本均为1951年的修订本。据1951年2月的访谈，张爱玲透露其时她正在修补《十八春》，并自言小说是边登边写完成的，难免有漏洞①。再由连载时第一章中的政治意识看，我们可以推定《十八春》创作于解放后。而修订工作至少可从1951年2月算起。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对主流话语如影随形，找到了她和当时主流话语对话的突破口。1951年张爱玲对《十八春》重新修订，她的思想又快速转变。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张爱玲如何从顺应主流话语变为对它进行反抗的？她在回应新政权的同时，又如何反省着自己的回应？新上海文化界对这位优秀的女作家又是如何反应的？两者之间是否曾达成互动，这种互动的突破口是什么，持续了多久，又依靠哪些因素得以维持？
一
笔者首先拟将原文（《亦报》连载的《十八春》，下同）和修订本相对照，考察张爱玲如何引入和拆解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以探索她与主流话语关系之变动。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用了三十余段的文字描写方家的生日舞会。整个舞会简直是上层富足者没落、腐朽的“浮世绘”。太太们妖娆、做作。小姐们虚荣、娇惯。男人们逢场作戏，佯装绅士。叙述者是将方家的舞会作为一个“有钱人”的舞会来叙述，全然没有地域色彩，“大概到处的有钱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叙述角度暗示了全知叙述者带有模糊的阶级论色彩。而世钧和叔惠也未能豁免此种思维模式。他们因此而对舞会的评判趋于一致。世钧对方家舞会很是厌恶，以为不过是借了名义，多花点钱，非常无聊。世钧对富家少爷心存成见，对奢靡之风不屑一顾。舞会在他看来是“绅士派的假狂欢”，有点可笑。这些直露的阶级叙述模式让行文有点生硬。世钧、叔惠和叙述者的价值观不能和作者本人的价值观相混淆。但这种阶级观念在张爱玲解放前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从舞会的叙述看，阶级论已经进入了张爱玲的视野。她对主流政治观念的接受如何？小说连载时，有许多义愤填膺的读者致信梁京，非要把曼璐和祝鸿才枪毙不可。1950年9月，张爱玲在接受《亦报》采访时如此评价曼璐：“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②访问者自言如实传达了梁京之语。《亦报》二、三版所刊多是休闲小品，很少政治气息，编者无需为靠拢主流话语而删改文章。访谈中张爱玲的言论应属实录，其论调与主流政治话语并无二致。由此推测，张爱玲此时在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社会观念上已贴近主流话语。访问者同时透露了曼桢的结局并不悲惨。可见，张爱玲早已为纯良的曼桢在新社会安置了好结局。小说光明的尾巴并非单纯来源于读者的压力，更多的是张爱玲思想变化的产物。我们不能夸大其时主流话语的压力。1951年11月，艺术更加政治化，而张爱玲却在修订本中大面积地删除关于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她发言的方式——小说，发言的媒体——《亦报》，发言的时期——1950至1951年初，都没有给她政治上的高压。她的选择大体上可以说是自觉的、主动的。至于1951年以后，她掉转风头，反倒是因为那时政治空气渐渐紧张了。
《十八春》连载时，张爱玲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之间的对话，方式较为简单，程度较为浅显。原文中，解放前的叔惠、世钧和曼桢政治意识浓厚，政党认同明确。三人在学生时代曾是共产主义者，立志去边区服务，后来叔惠身体力行。张爱玲潜心安插了许多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来呈现解放前叔惠等人的政治意识。这些对话多是些佯装无意实则有心的表态式对话，其中关于“下乡工作”、“去边区服务”的对话最富有代表性。张爱玲对这些政治关键词的理解和书写只是停留在词语表层上滑动，并未深入或坐实这些观念，她只是将它们如同标签般插入人物对话中，比如“从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成天嚷嚷着，说要下乡去工作”，“从前我们三个人都说要去（解放区）的，只有你一个人真去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去。”插入这些只言片语并非出于对话的需要，而意在向读者表白。它们在上下文中并不具有推动作用，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删除它们并不影响对话的展开。这些语句是插入式的，显然是针对一个潜在的听众，即主流话语。文中对话双方都有向这个潜在听众表态、靠拢的嫌疑。他们意在“报道”自己的立场而并未深入讨论之。不仅被描写的人物自身缺乏对政治深刻的理解能力，而且对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本身也很肤浅。这种呈现的方式显示了作者自身对于政治思想的隔膜。这意味着《十八春》修订之前，张爱玲虽然主动靠拢主流话语，但两者的对话仅仅停留在对符合时代政治风尚的关键词的引入、重复上，张爱玲并未深化或重写之。
其时，张爱玲在创作上追随政治风尚，而在生活方式上尚不能从大众之流。由于夏衍的提名，张爱玲于1950年7月得以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穿着旗袍参加文代会在柯灵眼中是“高处不胜寒”③。但我们不能将张爱玲不穿人民装这个细节简单地解读为她对主流话语的疏离。此次文代会上黄宗英自我批判：“旧的必然死去，新的必然诞生和成长”，“今天我们的服务形象，已经彻底的变了，让我们扔掉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④黄宗英的发言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在价值认同上，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具有对应甚至同一的关系。个体的旧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旧的思想认识；新的生活方式对等的是新的思想认识。反之亦然。旧的是被否定的对象，而新的是被认同的对象。黄宗英的思维方式体现了1949年以后大陆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即将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等同起来看待。当两者出现错位时，比如个体有追求“进步”的思想，但生活方式上尚残留旧的习气，这种错位被简单地、本质化地解释为个体新的思想认识不够彻底。在这个社会默认的大前提下，私人生活“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开讨论、评判的对象。我们看到50年代初初露端倪的文艺改造中，“艺术应与私生活结合”⑤成为“理所当然”的命题。这种思维模式越来越广泛地贯穿于文艺界的改造中。文艺整风和文艺者的改造常常在文艺者的业务和生活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而且两个概念被“习以为常”地置换或混同。按照其时的逻辑推理，生活方式的转变更能体现个人思想改造的彻底性。这里，笔者跳出这个预设的前提，尽可能避免历史语境中的所谓“成见”，以“还原”的方式重新考察张爱玲的言与行。对于张爱玲来说，那些“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裳”都是她的最爱。没有奇装异服，也就没有奇思异想。张爱玲以为人民装太呆板，绝不穿它⑥。在新上海，人民装具有许多非政治的意义。人民装引领新上海风尚，《十八春》中解放后的裕舫和叔惠都是一身人民装。人民装原为提倡俭朴作风，革除踵丽增华的奢侈心理，但是上海市民多将其作为时尚追逐之。她们甚至将人民装的帽子歪歪地扣在烫过的蓬发上，或是将人民装上衣搭在旗袍上⑦，一副退却的摩登装扮。1950年，人民抢购列宁装和人民装，蓝布供不应求，布价大昂，似有贵于呢之势。以至于多次有人疾呼上海普通人不一定硬要蓝布为衣，这种只求形式上的进步是与当时提倡的节约之道相抵触⑧。张爱玲不穿人民装只能表明她在生活趣味上不从大众之流，无关政治倾向问题。在“言”与“行”，生活方式与思想认识上，张爱玲区别处之。这也反映了解放初的普遍状况：许多旧文人最不适应的恰恰是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是容易搞通的，感情却是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更是积习难改⑨。
1951年，张爱玲修订《十八春》。对此，我们要理解张爱玲“修订了什么”，还要廓清“如何修订”的策略和“对谁修订”的语境。修订本背后隐藏着张爱玲与之对话的诸多文本，其中主流话语是最为重要的潜文本。新中国语境下，她多以删除为方式，集中对解放前曼桢等人思想作修订，这有其避重就轻的隐衷。以下从《十八春》内容的修订看张爱玲对主流话语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探索这种思想变动对于小说形式之影响。
内容的修订主要表现为曼桢等人政治思想的淡化和诸多人物阴暗面的隐去。修订本中，浓墨重彩的舞会和具有政治意味的对话均被删除。如此，解放前的世钧和曼桢并无意去边区工作，而叔惠去西北解放区也是受同事的影响。张爱玲不仅彻底改写了三人解放前政党认同的明确性，还抹平了这种认同的主体自觉性。她不仅删除了原文中涉及曼桢和世钧政党认同的文字，还增加了以下细节：
叔惠笑道：“你先别夸奖，也许我结果还是吃不了苦跑回来（注：从解放区跑回上海）。”曼桢想起从前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些疙瘩脾气，又那样爱漂亮，她不禁微笑了。但是她说：“我相信你不会的。”
修订本中，叔惠对于自己去解放区的决定缺乏信心，这说明此种选择背后主体缺乏强大的精神动力。叔惠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而投奔解放区。在他的思想中，政党认同与地域选择几乎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位置。也就是说，叔惠是出于对上海政治环境的失望转而选择解放区。对他而言，去解放区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这种选择落实到实践层面可能出现种种问题。主体对于这种选择并无足够的信念，对自我并无确定的把握。曼桢对叔惠去解放区的决定心存保留，自己更无如此打算。
修订本中，张爱玲对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删除，意图是一目了然的。而对“讲卫生”的处理则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其对文人改造的反思。叔惠立志去边区，这种选择涉及到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关于“讲卫生”的对话最清晰地触及了这个层面。当曼桢、叔惠和世钧第一次去吃饭时，叔惠嫌饭馆脏，曼桢笑道：“许先生，你这样讲究卫生，你到乡下去怎么过得惯。不是听见说，你将来要到边区服务的吗？”后来，叔惠真要去西北解放区工作，曼桢听后很佩服：“我以为你看见苍蝇就失掉勇气了。”修订本中，这些关于“讲卫生”的对话均被删除。
对于曼桢，一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平民来说，都市与边区（或解放区）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讲卫生”的都市人因此难以有勇气去边区。张爱玲的想像确乎符合现实状况。1944年6、7月间，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边区文协负责人柯仲平曾向他讲述了下乡经验：苍蝇和虱子是乡农的好朋友，每—个下乡学习的人，也就得有勇气和它们成为朋友。从大都会来的知识分子要克服小资产阶级品性，被农民认为是自己人，才能对农民宣传政策。“不讲卫生”在柯仲平的表述中是接近群众、宣传政策的一种策略手段，而不卫生也确乎是边区的普遍状况。据当时小说描述，边区一村庄，卫生一点也不讲，人们天天不洗手洗脸，养娃娃到牲口圈里养。边区农村的卫生状况由此可窥一斑。不仅边区农村不讲卫生，城市的卫生条件也同样糟糕。据赵超构记述，全延安只有两家馆子，他尝试过其一，菜刀上的苍蝇如同黑布，再也不敢领教。而另一家只是稍微干净一点。
“讲卫生”与边区（或解放区）工作并非背道而驰。“不讲卫生”只是边区知识分子接近群众的一种手段，最终还要培养群众“讲卫生”的观念。培养此种观念的意义不局限于生活习惯的改造层面。它还与边区开荒生产相关。而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抗战，边区一部门曾动员当地老百姓开荒，教他们使用肥料，并组织拾粪队，但老百姓尚难以纠正“不讲卫生”的习惯，牛粪马粪还是满街堆。“不讲卫生”直接与疾病相关，也就与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发生联系。边区为扫除迷信，医治疾病，就要提倡讲卫生，讲科学。葛洛的《卫生组长》中，村里的卫生组长对村人“不讲卫生”的陋习和观念深恶痛绝却束手无策。后来，一个来自延安的医生通过“治病救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行为），使大家相信了讲卫生的意义，顽固的迷信脑筋开始慢慢转变。
“讲卫生”不只是生活习惯，它被赋予了诸多功能，越出了医学解释的范畴，纳入到道德化、政治化等解释的范畴内。1942年毛泽东指出：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言下之意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改造才能转变阶级身份，才能干净。这里“讲卫生”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借助比喻性语言将“干净”和“脏”指称现实卫生的词汇转化为具有修辞性的阶级话语。他将具体情形观念地建构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语。依照这套话语，柯仲平改变生活方式不仅是为现时工作采取的一种策略，还涉及知识分子在阶级谱系中的地位和改造问题。这种改造从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全面展开，因此“干净”和“脏”可以在生活卫生和精神卫生两个层面自由滑动，而在价值判断上生活层面往往被精神层面所覆盖或改写。在这样的话语权力建构下，精神较之生活层面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因此毛泽东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工人比讲卫生的知识分子更干净。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认同，谁的生活方式应该被改造，关键不在于某种生活方式自身拥有的价值，而在于被政治话语赋予的价值，因而不妨根据现实革命的利益需要，变动价值认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下，相同的生活习惯或是被排斥的对象，或是被提倡的对象。重要的不是改造谁的生活方式，而是由谁来改造。后者显示了“讲卫生”之类的话语内部之权力结构，以及权力采取的统驭策略。与“讲卫生”一样，其他生活方式在新上海也将遭遇相似的阐释和抽象。这种政治修辞参与建构了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张爱玲在修订本中删除之，暗示着她对改造生活方式与改造思想之间关系的再思考，对自身生活处境的一种认知。
张爱玲不仅淡化解放前世钧等人的政治思想，还隐去了诸多人物的阴暗面。人性阴暗面的淡化主要体现在许太太（叔惠母亲）、顾太太（曼桢母亲）等人物的修改上。原文中，许太太、顾太太具有浓厚的市民气，自私、保守、势利。修订本中许太太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慈母形象。同样是利欲熏心，原文中的顾太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而修订本中仅是个会“念妈妈经”的老妇人。原文中，婚前的翠芝相貌平庸、生性娇惯。修订本中，张爱玲删去了从世钧的视角丑化翠芝形象的段落。同样是从叔惠的视角观看翠芝，修订本中叔惠却感觉她相当“秀丽”，这为日后二人产生懵懂的情感埋下伏笔。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翠芝必须纳入到叔惠的视野里，一切才能顺理成章。原文中，方一鹏是—个纨绔子弟，被母亲圈回家中做少爷。修订本中，方一鹏是足球健将，阳光大男孩。人物阴暗面的淡化，让这些次要人物形象不再芜杂，个性趋于平常化。小说主要从世钧和曼桢的视角进行叙述，隔着十八年的时间，往日再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故事都不免有些沉静。以两人犹豫、善良、顾惜别人的性格来看，这种单纯、平淡的画面才和中年回忆者的心态相符。所谓“经过浑无赖，思量尽可怜”⑩，小说的叙述语调也是和这种中年心态相合的。
张爱玲的修订除了对内容做删改外，还在形式上做文章。形式的变动主要表现为全知叙述者的淡出。形式变动和内容删改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为了避免外在因素对小说的过多干扰。我们均可将之视为张爱玲思想变动在文学上的投影。
原文中，全知叙述者在时间维度上频繁游走，历史现场的氛围被打破。修订本中，全知叙述者的淡出，使追忆者和追忆的场面被封闭在历史现场的时空维度上。将原文和修订本中的开端部分对照，即可感受到审美效果的差异。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联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青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世钧这个人是不大爱说话的，他这些事当然也从来不去对别人提起。他的朋友叔惠是多少知道一部分的。叔惠虽然不说什么，恐怕对于他也不十分谅解。他有一个时期很想长长地写封信给叔惠，因为他自己心里很苦闷。但是信写了一半，自己看看，觉得完全不是那回事。其实他的文笔并不坏，从前在学校里作文常常吃“优”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真情实事，一落笔写到纸上，马上成为浮泛的套语，而他自己的感情仍旧还是他心里的一个秘密。
小说的开场白几乎布满了时间的印迹，多年前、十八年、中年以后、三年五载、一生一世、这几年，这让整个小说获得了一种回溯、纵深的时间感。第二段“世钧这个人”、“其实”这类词语标志着主要是从叙事者的视角对所观察内容作全知全能的报道。“当然”、“仍旧”隐含的是全知叙事者的判断，凸现的是全知叙事者的声音。修订本中，第二段被删除。这样，开篇主要是从回忆者世钧的视角进行追述，避免了全能叙述者的外在干扰，使读者很快进入并沉浸于回忆者的内心世界。
全知叙述者的淡出，使行文增加了流畅感。全知叙述者静态的描述和体味逐渐减少。比如原文写到世钧为叔惠和曼桢拍照以及两人对坐的场景：
世钧脑子里仿佛另有一只照相机，“嗒”地一响，把这一个印象摄了进去了。人的记忆力是很奇异的东西，不知道怎么一来，那机械“嗒”地一响——也许是一桩极不相干的小事情，就此记了下来，永远不会忘记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消逝，那印象只有更清晰起来。
以后，他们（注：世钧和曼桢）许久没有说话，也不向谁看，只是微笑着坐在那里，沉浸在一种空气里面。有一种沉默是有音乐性的，正如电影里没有对白的部分，是配上了音乐的。然而静默得太久了也不行，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了要觉得奇怪。
画线部分可见全知叙述者的身影，这会造成怎样的审美效果？曼桢和世钧相对而坐，流动着的场景、时间、对话都给人一种停滞或中断的感觉。这种时间的终结感为二人世界营造了一种地老天荒、生生世世的暖意。而原文中，全知叙述者大有“君临天下”的味道，俯瞰众生，感慨造化。全知叙述者的介入不仅打破了情人世界的私密性，还冲淡了追忆情境的温暖。读者还要在第三人称与全知叙述者的视角中辗转，并随全知叙述者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维度中穿梭。修订本中，画线部分被删除，回忆更具有历史现场感和私密性。修订本中类似的处理还有不少，比如原文第六章写到世钧与曼桢围炉谈天，听弄堂里那卖豆腐干的老人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
关于他一生中的这一个时期，有许多事情都是他以为永远不能忘记的，可是现在竭力追想起来，却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很确定它总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就像家里的几本旧书或者几只图章，明明记得收起来的，这种东西佣人也不会要偷，孩子们也不会顺手拖去玩——总在什么地方，随时可以找到的。他一直这样想着，但是他那些遗失了的岁月，却从来没有再找到。
“现在竭力想起”标志着叙述者追忆的时间起点，“一直”标明了回忆过程的持续性。“关于他一生中的这一个时期”则表明了叙述者游走于历史现场和现在之间。这些词语标志着倒叙层面插入了现在时的预叙，凸现了现时回忆的强烈时间感。这里，“他”（世钧）在历史现场和当下之间滑动，时空由此打开，回忆者所处的“现在”与回忆中的“过去”并列铺展在读者面前。而全知叙述者和现时回忆者立足于当下，以回溯的目光看过往，大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这些都打断了那个过往的叙事链，扰乱了现场氛围。张爱玲在修订本中删除之，使故事回到历史现场，避免了干扰和枝蔓。
三
《十八春》的修订体现了张爱玲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能是在经济、文化的危机感中得以引发和深化的。张爱玲要立足新上海，最重要的是要拥有表达声音的文化空间。1950至1952年期间，目前发现的张爱玲作品《十八春》、《小艾》、《〈亦报〉的好文章》均发表于《亦报》。除了小报，她在上海很难找到发言的空间（具体论证限于篇幅删除），她的处境和《亦报》的命运息息相关。
上海小报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解放后全部停刊。在夏衍的提议下，唐大郎等人于1949年7月创办了小报《大报》和《亦报》。夏衍试图通过改造小报来改造落后市民，也帮助一批小报文人解决生计问题(11)。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化政策的，市民通俗读物在新上海尚拥有短暂的合法性(12)。张爱玲的小说只宜于在此类小报上连载。上海解放初期尚有相对宽松的话语空间让张爱玲以发表作品来谋生，同时还有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夏衍的赏识。《十八春》连载时引起了夏衍的关注(13)。他为张爱玲撮合婚姻，并为其暗中安排工作(14)。唐大郎也为《亦报》向她约稿，柯灵、龚之方等人也很看重她的才华(15)。《十八春》连载时反响很好，牵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弦。《亦报》陆续选登了几篇《十八春》的评论，但缺乏较高水准的文章。而大多数读者只是被曼桢过于悲惨的境遇所吸引。1951年11月，《十八春》修订本由《亦报》出版社出版，初版两千五百册。1951年11月《亦报》刊载了十余次单行本的广告，1952年2月再次刊载广告(16)。较之当时《亦报》出版的《三凶传》单行本，《十八春》卖得并不太好。《三凶传》初版五千册一周即售罄，亦报社不得不赶制二版。上海解放初期，出版界没有统—的稿酬制度。上海解放初通货膨胀，收入多以折储单位计算。在上海，折实储蓄单位于1949年6月14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办，是用货币折成实物为单位的“折实牌价”进行存取的一种储蓄。每—个折储单位包含白粳一市斤，生油一市两，龙头细布一市尺，煤球一市斤，由人民银行逐日按市价计算并挂牌公告(17)。据1950年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书稿基本报酬定为每千字8个折储单位(18)。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每千字印万部8至12个折储单位。三联的稿酬比人民文学出版社低(19)。据傅雷的计算，新版税税率平均按照十个单位来计算，1950年至1952年底，一般作家的书销量在三五千册，版税率比解放前降低了三分之二强，新社会作家的收入较之旧社会降低到50%以上。傅雷对此颇有意见(20)。另据1950年12月《亦报》主笔齐甘的《可羡慕的连环画家》，普通稿费约为每千字十个折储单位，多数著者都是卖绝著作权的(21)。再据1951年5月他的《对稿酬有兴趣》，中国出版界稿酬标准约每千字四点四至十一个单位，著作权卖绝制普遍存在(22)。单行本《十八春》约二十五万字，按照平均标准每千字十个单位来估算，她的收入约2500个单位。再参照《大报》和《亦报》特约撰稿人的收入，大体可以推测张爱玲的经济状况。两份小报均为私营，每日四版，价格相同。由于物价不稳，两报连价格调整都同步进行。小报同人多在两报都开设专栏，比如平斋、柳絮、孟勤等。如果两报稿酬差距较大，很难会出现—个作者同时偏爱两报的现象。再据平斋的日记，1949年11至12月，他同时为两报撰稿，《大报》每半个月稿酬为35个上海折储单位，《亦报》为30个单位。《大报》比《亦报》的底数多(23)。由此推测，《大报》的稿酬比《亦报》稍高一点。1950年2月4日，雷红于《大报》提倡以一日稿费购买公债，但每日所写一方块不足一分公债(24)。此文后附编者按：“关于稿费购公债一事，我们曾经计议及此，旋因致酬菲薄，故不敢倡导”(25)。雷红每日于《大报》写一篇小品文约四百至五百字。1950年2月上旬人民胜利折实储蓄公债牌价一分为19139元，二月上旬折储牌价在4819至5888元间浮动(26)，由此估算，雷红一日稿费尚不足四个单位。2月8日，平斋响应雷红倡议，提出将自己十篇左右的稿酬，由《大报》代买公债五分(27)。平斋的小品文也约四五百字。由此推算，《大报》的稿酬约千字近四个上海折储单位。另据雷红的《从排工想起》：一般印刷所排新五号字千字约6个单位，排六号字约7个单位，而普通稿费只能抵排工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28)。由此推算，普通稿费为千字近四个单位，《大报》的稿酬与普通稿费标准大致相当。按此标准粗略推算，张爱玲连载的《十八春》收入近于1000个单位。《〈亦报〉的好文章》字数短少，忽略不计。1951年11月4日《小艾》连载，约五万余字。1952年《亦报》维持尚且艰难，这种情况下，稿酬理应不会提高，《小艾》约合200个单位。可以想象，由于单行本《十八春》并非畅销，也未发现旧作重版，张爱玲解放后的收入大约不会超过3700个上海折储单位，平均月收入约一百个单位。她的实际收入可能更少。《十八春》在《亦报》发表过，而当时卖绝著作权是普遍的，因此她能否得到单行本的稿费尚不能确定。当时上海华东财委的工业部中，一个打扫厕所的工友月收入约百多个单位，临时工每天两个单位(29)。同时为《大报》和《亦报》写专栏的凤三，自叹不如邻居工人每月收入三百八十个单位(30)，后因写稿所得难以养家，1950年离沪去港。1950年平均每日都于两小报连载小说的张恨水，经济状况都很窘迫。1950年周作人为《亦报》写专栏，生活极其拮据。可以想像，张爱玲解放后的生活大约不会宽裕。
同时，张爱玲的文化空间也在急剧收缩。1951年11月《小艾》发表，《亦报》此时已紧跟主流话语的步伐。一批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主笔占据大片地盘，《亦报》逐渐失去了以往多样性、休闲性的风格。解放后，政府的目标是要将畸形繁荣的消费型旧上海改造成健康的生产型的新上海(31)。休闲风格的小报终难长久。《小艾》连载以后，《亦报》未有文章评论。时过境迁，《小艾》与《亦报》的风格已隔膜。而小报即使调整风格，还是自身难保。解放初，由于国营出版业仅占全国出版业的四分之一，中央政府对私营出版业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至1951年8月期间，上海还发展了一百多家私营出版社。到了1952年，中央出版总署规划的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中，报业的发展目标是大力创办以农民、工人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所有的私营出版业都要按照每年平均20%的比率改组为公私合营或并入国营出版业中，争取于1957年底把出版业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32)。据唐大郎言，《亦报》创办的所有资金都是他和龚之方两人凑出来的(33)，这种私营小报的命运是可以想像的。由于“三反”“五反”的影响，小报销路大跌，1952年初《大报》停刊并入《亦报》，主编陈蝶衣黯然赴港。此次合并筹划已久（1950年），主要原因是政府认为上海已经没有必要再办两份小报。合并后，夏衍、恽逸群和陈虞荪将《亦报》划归解放日报馆承印，并可顶用纸张。如此，《亦报》勉强维持了十个月，同年11月底停刊，部分人员并入《新民报晚刊》(34)。
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去港。当笔者翻阅《解放日报》上刊载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代表名单时，看到“梁京”二字时，不禁惊讶万分。如果说发表作品和离境不用本名尚有隐衷，那么她在公开的、官方的场合使用“梁京”——这个当时仅用了一次的笔名，她的真实身份似乎有些模糊。无论这是官方出于种种顾虑的决定，还是应了张爱玲自己的要求，它都预示着张爱玲在新上海文化界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笼统地看待这种困境。在历史的现场，有着种种细微、流动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冲击、丰富着我们的历史想像。解放初，“张爱玲”这个真实身份并非一直是遮蔽或忌讳的对象。1950年9月，《亦报》第一版新辟“街头杂写”栏，主编打出了邀请“张爱玲先生”为之撰稿的招牌(35)。可见直到那时，张爱玲的处境并未达到非用笔名不可的程度。而张爱玲直至1971年才首次承认《十八春》是自己创作的，梁京是其笔名(36)，这意味着她离沪之后，新的困境仍在继续。
①高唐：《访梁京》，《亦报》1951年2月15日。
②叔红：《与梁京谈〈十八春〉》，《亦报》1950年9月17日。
③柯灵：《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金锁沉香张爱玲》，关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页。
④黄宗英：《黄宗英的自我批评》，《亦报》1950年7月28日。
⑤《艺术应与私生活结合 希望评弹艺人能自肃》，《亦报》1951年3月22日。
⑥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⑦祝由：《奇装与艳服》，《亦报》，1951年9月3日。
⑧柳絮：《蓝布》，《亦报》，1950年2月5日。
⑨《亦报》二、三版的小品文多有此类主题。
⑩鲁男：《红手套的心情》，《亦报》1950年4月9日。
(11)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12)《解放以后的上海杂志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袁亮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13)魏绍昌：《〈十八春〉新序》，《东方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14)柯灵：《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金锁沉香张爱玲》，第164页。
(15)龚之方：《离沪之前》，《金锁沉香张爱玲》，第151页。
(16)《亦报》于1951年11月和1952年2月均刊载了《十八春》的广告。
(17)张继风：《金融接管》，《接管上海·下卷》，第206页。
(18)《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第846～847页。
(19)(20)傅雷：《对于版税问题的意见》，《傅雷文集·文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17～418页。
(21)齐甘：《可羡慕的连环画家》，《亦报》1950年12月18日。
(22)齐甘：《对稿酬有兴趣》，《亦报》1951年5月11日。
(23)蔡夷白：《心太平斋日记》（下），《苏州杂志》2002年第3期。
(24)(25)雷红：《一日稿费购公债》，《大报》1950年2月4日。
(26)1950年2月份折储和公债牌位见1950年2月28日《大报》。
(27)平斋：《响应霄红先生建议》，《大报》1950年2月8日。
(28)雷红：《从排工想起》，《大报》1950年3月4日。
(29)《华东区财委党委关于自进入上海以来党的工作的总结》，《接管上海·上卷》，第252～253页。
(30)凤三：《包袱与标帜》，《大报》1950年1月16日。
(31)《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
(3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年卷》，袁亮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33页。
(33)高唐：《中缝小说》，《亦报》1949年8月12日。
(34)魏绍昌：《夏衍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
(35)高唐：《“街头杂写”》，《亦报》1950年9月15日。这是笔者所见的《亦报》上唯一一次不是以“梁京”而是以“张爱玲”真实身份示人的文章。
(36)陈子善：《十八春·专家荐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