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与苏南工业的连进和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竞争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已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据统计，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在1911年为48家，1933年达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作为工业中心和发展极，其对于周边地区必然有辐射作用，苏南地区的工业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大幅度地向前发展的。新的工业区位形成后，新旧两个工业区位的并存势必会重组两者关系，连进和竞争遂成了两者关系的主旋律。本文试就两者的关系作一简论，刍荛之见，方家正之。
上海与苏南工业的连进
连进是指携手共进之意。在近代上海和苏南地区，工业的连进主要体现在跨地区的企业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纵向联合，可以理解为同行业的不同生产企业把有关的原料、产品销售合并到一个企业的管理之下；另一种是横向联合，则可理解为不同行业的生产企业联合到同一企业的管理之下，促使不同行业的互补连进。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联合，都不是两个以上企业简单的一加一，其结果必然带来行业间或企业的正相关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连进的形式主要是上述两种，其手段也可分为两种。我们设上海是甲方，苏南地区为乙方，则手段由上海为基点出发联合和影响苏南地区的称之为“甲→乙模式”，反之，由苏南地区为基点出发联合和影响上海地区的称之为“乙→甲模式”。下面就这两种模式对上海与苏南地区工业的连进作一简单的论述。
（一）甲→乙模式
当我们在考察这一模式时，不应把目光完全集中在某一特定形式上，应该看到这一模式包括了上海向苏南地区提供兴办工业的资金、技术、市场，有的甚至是工业企业从上海向苏南的搬迁。但笔者认为，这一模式中更具价值的是苏南的资本拥有者受上海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深信兴办现代实业既是个人赚钱，又是有裨国家的大事，遂使自己的资金流向现代工业，出现了苏南地区兴办现代工业的浪潮。
在棉纺织业中，无锡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模式。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是无锡鸿山人，因与李鸿章有世交之谊，曾先后被指派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杨氏兄弟经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历，使他们了解到织布比纺纱为艰。中国历来可称之为纺纱大国，但不是织布强者，其间的原因主要是织布的技术要求远高于纺纱。外国人也有与其类似的看法：“中国人在纺纱方面力量雄厚，但在织布方面就较差了。”（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而纺纱的利润却高于织布，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在洋纱的冲击下走向了分离，农民开始购买机制纱从事织布，使得棉纱市场巨大所致。
这一深刻认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因为他们在1893年退出织布局而忘却。他们决心自行筹办纺纱厂，厂址选择在家乡无锡，一来可以避免上海的地价昂贵、竞争激烈、投入颇高；二来可以充分利用棉纱能销往农村的市场；三来可以利用亲情筹集资金。最终，由杨氏兄弟筹措2万两白银，由亲戚刘鸿笙、叔培兄弟认股4万两，并借得江苏省积谷公款10万两，合计16万两，于1895年在无锡创设了业勤纱厂。业勤纱厂在无锡的创设，是杨氏兄弟在自觉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纺纱业从上海向无锡作梯度转移的举动，它不仅是无锡现代纺纱工业的起点，而且是整个无锡现代工业浪潮的第一朵浪花。从此以后，无锡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无锡拥有现代化的棉纺织厂为6家，纱锭数有173776枚，织布机1348台，工人12365人，总资本额为827万元，在全国民族纺织工业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在苏州，苏纶纱厂的曲折发展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甲→乙模式”。苏纶纱厂是1897由张之洞在苏州创办的，迭经易手，亏折照旧。1925年，上海大隆机器厂严裕棠以洽记公司名义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因企业设备陈旧，管理不善，企业亦无起色。此时的大隆机器厂虽然在上海凭借严家的特殊地位生意有所发展，形成了母系资本集团，但由于同行竞争激烈，再加大隆机器厂在企业有所发展后，在扩大规模时，由原来的经营外轮修配改营纺织厂的零件修配，一时间企业生意难做。于是严裕棠以大隆生产的纺织零件对苏纶纱厂进行彻底的改造，于1927年，由杜月笙相助以光裕公司（因他号光藻，故名）出资30.05万两，将苏纶纱厂从原业主手中盘下。整修扩建和经营经费额定80万两，其中90%以上出自严家，其余为其亲友出资。至此，苏纶纱厂可谓是严家独营，实现了大隆和苏纶的跨地区的铁棉联营。苏纶纱厂原有纱锭2万余枚，经年余整修，焕然一新，1930年增设新厂一所，计纱锭2万枚，1931年又成立了一所织布厂，有布机300台，后陆续增为1000台。（注：据苏纶纱厂碑记所载。）。重新开工后的苏纶纱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营业情况也一反过去连连亏折的局面，盈利甚丰，为当时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分析此时苏纶纱厂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资金依赖大隆，二是人才来源于大隆，三是技术设备由大隆负责。此三者为苏纶纱厂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常人看来，大隆是大隆，苏纶是苏纶。不知没有大隆，就没有苏纶的产生，况现在的苏纶之所以不像普通纱厂者，正恃有大隆。……无论业务方面，人才方面，均不能不依赖于大隆，如机器之修理添补等事，无大隆决无如是方便，人才非大隆积久训导，决无如是之适用。大隆看来极普通者，一调苏纶，则可当得一部分事务”。此言虽有点夸张，但至少道出了大隆与苏纶的联营连进关系，大隆为母系集团，苏纶为子系集团，“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则成功自易”（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同时，严家还很注重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关于这些可以参看严裕棠长子严庆祥的信就可以了解一二，“我们在苏州是客民，人地生疏，种种不便。……今之得以相安无事者，盖一只庞大斑烂的纸虎尚未戳穿，使地痞土劣所以不敢轻于尝试。但是这种局面不过弥缝一时，决不能相信可以持久不敝。应当与势推移，随时随事吸收地方感情，以事永久基础，巩固藩篱。今得二法先为第一步之实行：一、阴历岁除在即，地方绅董机关委员择要致送礼物（愈多愈好），此一种为物质之表示；二、贺年红片对于当时官绅有名人物应当尽量发出，此一种为礼貌之周旋”（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为了使苏纶纱厂能有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1935年苏纶单是捐款给所谓吴县裕棠自治镇的一笔钱就是15万元。（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大隆机器厂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页。）严家的苦心经营换来了苏纶纱厂的发展。
“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是大隆和苏纶的成功之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隆和苏纶的横向联合节省了企业发展的交易费用，两者的相互支撑使得大隆苏纶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这可以看作是“甲→乙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的成功事例。
棉纺织业中，荣家申新三厂在无锡的创设也是走的“甲→乙模式”。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白利南路购得一家榨油厂的厂址创办了申新第一纺织厂，1917年又买下上海恒昌源纱厂的产权，改组为申新第二纺织厂。由于申一厂较早地添置了新式美机，效益甚丰，1919年盈利百万元，1920年盈利110万元，1921年盈利达160万元。（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但申二添置新美机较晚，加上上海棉纱市场在1919年后异常活跃，日、英纱厂的激烈竞争，其收支基本持平。于是荣氏兄弟遂决定利用荣家集团的资金在无锡创办申新第三纺织厂，开始了“甲→乙模式”的转移。荣氏兄弟选择无锡开办申新三厂，主要是由于上海地价昂贵、竞争激烈，而无锡则既可避免上述不足，又可保证原料供给的充足和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所以申三厂在无锡创设后，荣氏兄弟凭借他们在上海经营棉纺织业的经验，在有利的情况下能驾轻就熟，使申三厂收益甚丰。到抗战时，申三厂拥有纱锭7万枚，是苏南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无锡棉纺织业的发展。
苏南丝业的发展也是走的“甲→乙模式”。在整个的上海和苏南地区，第一家现代化丝业工厂是1859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创办的怡和纺丝局(Silk Reeling Eslablishment)，到1900年，上海共拥有中外缫丝厂27家，而后来作为苏南缫丝业中心的无锡此时尚无一家现代的缫丝工厂。27家缫丝业在上海的激烈竞争，使得丝原料干茧的供应严重不足，干茧价格的上涨提高了缫丝企业的成本投入，影响了企业的产出效益，于是外资企业首先开始放弃直接投资缫丝业，再加上上海的水源不洁，使得缫丝业开始了“甲→乙模式”的转移，无锡以其原料充足、水源清洁受到青睐。1904年周舜卿在无锡东
创办的裕昌丝厂开启了无锡现代缫丝业的先河，继之有1908年创设的乾甡丝厂和源康丝厂，1909年又创设了振艺协纪、诚记两厂。截至1936年，根据江苏省对无锡缫丝业的调查，共有丝厂45家，总资本额达192万元。（注：《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年》，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表。）至此，无锡的缫丝业已成为无锡缫丝、棉纺织、面粉三大行业之首，在全国的缫丝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锡也由此成为了全国的“丝都”，极大地推动了无锡近代经济的发展，成为无锡现代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石。
（二）乙→甲模式
该模式是以苏南为基点而发动的。根据近代社会里上海和苏南地区的各自地位，“乙→甲模式”主要表现为苏南地区的个别行业或企业集团在自身的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势力渗入到上海这一大市场，利用上海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地位，以求得更大更快的发展。
从地理区位上看，上海是以苏南地区为依托的，没有苏南地区对上海的支持就不会有上海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早在太平军逼近南京时，“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页。），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南京），旋及苏州，十去其七，渐及上洋（上海）”（注：《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的人口流动潮流。如苏南地区出身于“素有名誉之世家”的席立功，在太平军到来之际，其父“偕昆仲三人，避乱于上海”（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0页。）。这股人口流动潮对上海的影响远不止增加了上海的人口，使上海“人满为患”（注：《北华捷报》，1860年11月3日，1864年1月2日。），重要的是，这些豪门望族在逃亡上海的同时，携阖家之资以逃，使得苏南地区的资金伴随着这股人口流动潮而流向了上海。随着上海开埠日久，他们在上海耳濡目染，纵然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家乡。由此，他们携带到上海的资金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部分，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批外来的资金在上海首先投入的是金融业，如苏州地主程卧云在逃亡上海时曾携带家资10万两，在上海开设了钱庄（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8页。），使得“租界钱庄当时均系避地官绅所开设”（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1页。）。对此，中外时人均有记载，《申报》载曰：“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号交结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注：《申报》1884年1月12日。）《北华捷报》则载曰：“上海租界在刚结束的一年内所经过的改变是惊人的。每条大马路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这些表明租界的财富日益增长和重要的迹象，可以从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的情况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注：《北华捷报》，1860年11月3日，1864年1月2日。）
资金的流动在促进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就苏南地区而言，则是使原先的繁华之区日渐衰微。如嘉定县城，原有“大小商店二百五六十家……贸易物自日用品外，以棉花、米、麦、蚕豆、黄豆、布、茧、六陈、豆饼、竹、木、牛皮之属为大宗，市况向极繁盛，尤为米市萃荟处。洪杨役后大衰”（注：黄世祚：《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笔从苏南流到上海的资金确切数字恐怕很难统计，但绝不是小数，其对上海发展的作用也绝不可低估。从资金流动这一角度讲，上海的发展本身多少也是“乙→甲模式”作用的结果。
甲午战争之后，苏南的工业在上海的辐射下，开始了其现代化的历程，出现了气势磅礴的兴办现代工业的浪潮，其中以丝业、棉纺织业、面粉业为三大支柱行业，涌现出了一批弄潮儿，他们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把自己的势力渗进了上海。
在棉纺织业中，常州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就是一例。刘国钧原本是在家乡常州经营广益染织厂，1930年，他盘下了大纶久记纱厂，该厂原有上海商人经办，有纱锭1万枚，布机260台，因生产、经营不正常，在1930年盘给刘国钧经营，更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刘国钧凭借其经营纺织业的才干，在数年的时间里，使大成公司的资本从1930年创办时的50万元，增至1936年的400万元，并于1932年创建大成二厂，1936年创建大成三厂和四厂，规模日渐恢宏，形成了大成公司的母系资本集团。1938年，刘国钧看到上海的民族纺织工业因日军的侵入而损失惨重，于是决定在上海创办大成的分厂，租得上海南阳路中华印刷厂之房屋为分厂厂址。考虑到工厂的安全起见，分厂定名为“英商安达公司”，但仍由刘国钧任总经理，由刘靖基任经理。“英商安达公司”的创设，不仅使上海的民族纺织工业在日军侵入之际得以一振，而且它是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延续（因1937年11月常州沦陷，大成公司遭受破坏，英商安达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职工全都采用大成一厂的，财务亦归大成统一核算）。大成纺织染公司的“乙→甲模式”转移，无疑为保存苏南和上海的民族纺织工业作出了贡献。
荣家申新纺织系统内部的发展正如前文所示是“甲→乙模式”，但就其纺织业的兴起又可看作是“乙→甲模式”。1915年荣氏兄弟在无锡保兴面粉厂和振新纱厂的基础上，在上海办起了申新一厂，1917年又办起了申新二厂，实现了荣氏棉纺织业的“乙→甲模式”转移。在上海立住脚根后，才有荣氏申新系统的“甲→乙模式”转移。每一次的转移都使荣家申新系统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所以，我们可以把后一次转移看作是以前一次转移为基础，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转移，随着这种转移的往复，上海与苏南地区的经济都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面粉业中，典型的“乙→甲模式”转移当属荣家的茂、福新面粉系统。荣氏兄弟涉足现代面粉业是以与朱仲甫等人合资兴办的保兴面粉厂（后改组为茂新厂）为契机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06年的沪宁铁路沪锡段通车，以及1909年茂新厂设备的更新，使得茂新厂终于走出了艰难困苦的岁月，到1912年，茂新厂的名牌“兵船牌”面粉已成市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比阜丰厂的“老车牌”售价尚高出2分，年终结余“十二万八千两，付还各欠，尚余数万”（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利润的驱赶使荣氏兄弟决心大干一番事业，遂与浦文汀、浦文渭兄弟和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商议，决定以“租地、租屋、欠机”（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为手段扩建新厂，由荣氏兄弟出资2万，浦氏兄弟认购1.2万，王禹卿集款0.8万元，在上海光复路筹建福新面粉厂，开始了荣家企业集团中面粉业的“乙→甲模式”转移。1913年，福新一厂开工生产，产品品牌仍以茂新厂的“兵船牌”，并依托茂新厂的购销网络，原料收购统由无锡办购，销售则凭借茂新厂“兵船牌”的良好信誉占领市场，使福新一厂当年就盈利4万余元（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并以盈利转化为积累，积极筹建新厂，进行规模经营，这才有福新系统的8个面粉厂，其中7个设在上海。上海的福新系统日渐恢宏又推动了无锡的茂新系统的发展，茂新系统由1个厂扩为4个厂，其中3个在无锡。茂、福系统形成了齐头并进，联袂抢占中国面粉市场的局面，到1932年，茂、福新粉厂规模约占全国关内各省面粉工业的1/3左右，占上海全市的1/2左右。（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茂、福新系统的连进对于上海和苏南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自无需赘言。
上海与苏南工业的竞争
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买出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这种“谁也不知道”就决定了商品生产的盲目性，竞争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上海和苏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也不例外。
竞争是残酷的，总是以优胜劣汰为结局。恩格斯指出：“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势。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3页。）。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竞争的优胜劣汰的结局，而且论述了竞争胜败的关键，“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势”。笔者认为天然的生产条件主要指企业的外部投资环境，人为的生产条件主要指企业的内部投资环境。
上海与苏南工业的竞争虽不像其连进那样明显，但竞争的确存在。在棉纺织业中，由于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人在创办新的企业时不顾效率和成本，轻举妄动，草率从事”（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但在一战的“假性繁荣”一过，出口下降之后，竞争就展开了。这种竞争自然不可能仅局限于上海市区，必然涉及到上海的周边地区，包括苏南地区、浙北地区、苏中的南通地区。为了立于不败之地，各厂从众多的生产条件入手来增强和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其中以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尤为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向有招募女工和童工的惯例，其原因是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低廉。就资方而言，招募大批女工、童工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而增强竞争能力。以1921年为例，女工的日工资约为0.15～0.22元，约为男工中非熟练工人日工资的半数，而年龄尚在西方国家幼儿园标准的小得可怜的童工，他们在工厂里劳动的时间很长，但他们开始时只能称作为“学徒工”，没有工资，满师后的日工资在1921年约为12～15个铜元（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正因为如此，棉纺织业、化工业、食品业等女工、童工能够胜任的行业纷纷广招女工、童工（参见下表）。
1930年上海各行业男女工及童工人数统计简表（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男工女工 童工共计
纺织
4182811354015154170522
化工
7428 2845
1085 11358
印刷
6542 596 1110 8248
机械制造5278 499 1869 7646
食品
8046 6575 539 15060
其他
7126 1841 880 9847
共计
7624812579620637222681
从表上的数字计算可知，在表中所列的行业中，女工占工人总数的56%，童工占工人总数的9%，其中以棉纺织业中女工的比例为最高，达66.6%，这一来说明棉纺织业能为女工胜任，二来也多少说明棉纺织业竞争之激烈。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大批招募女工、童工进厂不以为然，相反，对招募童工进厂，工人家庭的家长们还希望如此。因为按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普通工人家庭家长的收入，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而全家人不得不及早出来谋生。根据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上海一般有家庭开支记帐的305户工人家庭的跟踪调查，平均每户年均支出为454.38元（注：上海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6页。），另据1931～1936年上海申新九厂部分男女工平均日工资的最高年份1932年为0.558 元计算，每名工人全年工资满算为200.88元（注：根据《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41页表计算而得。），如每家以夫妻两人就业为例，总收入为401.76元，尚不足全家每年的支出，亏空52.62元，易言之，要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每户必须还有他人进厂做工（这里不计工人的缺勤和家庭成员的工资外收入），童工的产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家长们还认为，童工早日学会一门手艺，就多一份就业的机会。
然而，由于童工制度不利于稚龄童工的身心健康，有些人士请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中国政府制订禁止使用童工或童工雇佣条例，这一建议遭到了1924年上海纱厂联合会的反对，意见如下：“倘所订禁止招雇十二岁以下童工章程，对于公共租界以外，如江浙两省各地所设工厂，一律施行，则纱联会当亦欢迎接受，设专对公共租界以内之工厂实施，显欠公允，碍难默认。良以公共租界工厂情形，较之他处已觉不利，苟再施行此项规定，则非独童工被逐于租界之外，即其家属亦将相率迁徙。……影响所及，劳工缺乏……厂方势须多出工资，方克招募，影响工业，未免綦巨。况厂方收容童工，非为利己，实具慈善性质。是则雇用童工，不啻增进工人收入，而轻其家庭担负也”（注：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由此，我们足见当时棉纺织业中的竞争异常激烈，一是上海纱厂联合会的设立就包含有联合上海纱厂一致对付“江浙两省各地所设工厂”（显指苏南、浙北、南通等与上海已构成竞争的周边地区各纱厂），该会的成立本身就说明竞争的存在；二是意见涉及的童工问题，尽管纱联会把它美化为具有慈善性质，有利于减轻工人家庭的负担，但其实质是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如公共租界内实施禁止雇佣童工条例，则必然提高其工资成本的投入，不利于与其他企业的竞争，故纱联会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这更说明了竞争的激烈。
在丝业中，苏州是苏南丝织业的中心，但在民国以前，苏州的丝织业以木织机为主。1916年，上海物华丝织公司开始采用电力作动力转动的铁织机，出品精良，产量猛增，营业大振，争夺苏州丝织品的市场，与苏州丝织业展开了激烈竞争。这是一种企业内部投资环境的竞争，以改变技术设备这一生产要素为竞争的焦点。面对竞争，苏州振亚织物公司首先迎接挑战，“以提倡工业，振兴市面”为号召，购置日本进口提花铁机，以新法织造。尽管初时规模较小，数量也不多，但其优点却是明显的，他厂纷纷效仿，自1918～1926年，苏州采用铁织机者“营业繁荣，工厂林立，数近百家”（注：宇鸣：《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2号《调查》，1935年6月15日版。），使其产品绸、绉、缎、葛、纱、罗、绨、纺等能销往上海，进而销售到海外的南洋群岛。在盛泽，传统的丝织业是农民的家庭副业，自以木机为工具。但上海采用铁织机后，盛泽的丝织业也被迫改用电动铁织机，如1916年，盛泽创办经成丝织有限公司时，便从上海购置了提花铁织机24架，用新法织造。
在缫丝方面，苏南的中心在无锡，而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并不完全是上海，还来自日本，“日丝改良，逐年发达，而欧美需要亦舍土丝而注重厂丝”，以至于“我国土丝与七里经丝输出减少”。但调查者仍坚信，“苟能普及以丝业应有之知识与技术，改善其业务上不良之组织与道德，则丝业前途，必大有希望也”（注：《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号《调查》，1930年1月1日版。）。与此同时，江苏省农矿厅大力提倡改进丝车和培育技术人员以面对竞争，并对丝车之性能及时登报介绍，“现在最合用之新式丝车，为意大利式之八头自动素绪接绪车，再应用花车，而加以适当之温度，使丝不能粘，此上策也。至于日本式之再缫丝车，亦甚适宜，惟比较的稍费人工耳”（注：《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6号《国内经济事情》，1929年3月15日版。）。在培养人员方面，农矿厅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积极的办法，即设立高等蚕丝学校；二是补救之法，即于茧丝试验场上，附设茧丝讲习所，俾厂中职员轮流到所学习，于短时间内，授以相当知识。（注：《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6号《国内经济事情》，1929年3月15日版。）
值得一提的还有，唐希元在《南京缎业之现况及其救济》一文中对临近苏南地区的南京缎业作对策思考时，明确提出了“努力竞争”的口号，“为今之计，即仿日本销丝组出张所办法，设立专门推销绸缎之机关。除极力争回国内市场外，国际市场上，亦应建立地位，使缎业销路广大，占市场上重要地位。并派员担任调查工作，与用户发生关系，明了其需要，再应其需要加以改良与制造。如此定能边合社会之心理，销路亦必因此旺盛”（注：《中国实业》第1卷，第5期，1935年5月15日。）。唐氏的思考不仅涉及到了企业的技术要素，还着眼于市场要素。应该说，这些对于增强苏南丝织业的竞争能力是有见地性的建议。
竞争固然是残酷的，但竞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竞争在淘汰弱小企业的同时，还不时地提醒着得以幸存的企业居安思危，优化企业的外部和内部投资环境；竞争还利于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合理配置，使各生产要素发挥出应有的潜能。
结束语
毋须讳言，苏南地区现代工业的兴办是离不开上海这个发展极的辐射的，但这不是单向的辐射，苏南地区对于上海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两者的互动关系可概括为连进和竞争两个方面，连进又可分为由上海到苏南的“甲→乙模式”和由苏南到上海的“乙→甲模式”。必须郑重申明，这两种模式并不是相互隔绝和没有可逆性，事实上，在上海和苏南工业的连进关系上充分表现了两者的共生性和可往复性。根据发展极的理论，发展极对其周边地区既有辐射扩散效应，又有回流效应。笔者认为，我们研究上海和苏南工业的连进关系决不是为了衡估上海和苏南地区工业的各自得失，重要的是研究两地工业如何联袂共进的。事实上，付出和回报正好构成了两地间的一次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尽管各有得失，但两地却在同一循环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两地的工业才能在以往已经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向前更迈进一步。
上海和苏南工业关系的另一面是两者的竞争，环绕着企业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两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虽然以优胜劣汰为结局，近乎残忍，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自由竞争的存在又有其合理性，它不仅优化了企业的组合，而且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各企业间的合理配置，它促使险胜企业居安思危，积极进取。
发展极理论的学者们认为，不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要加强发展极，并有针对性地借助发展极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关键是弱化回流效应强化扩散效应。但上海与苏南工业的连进关系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去弱化回流效应。上海作为发展极，“甲→乙模式”是其扩散效应，“乙→甲模式”就是回流效应，在这里，回流效应同样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使发展极的辐射力更加巨大，在此基础上的再辐射扩散力自然也会更加巨大，问题的关键是是否承认辐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具有无限的可逆性和往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