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意义——打开“马克思晚年困惑”的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学论文,晚年论文,困惑论文,钥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所谓马克思晚年“困惑”在方法论上的错误
我国学界曾认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的研究，表示着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一种困惑，这即“马克思最终地放弃了灌注它毕生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转而去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①。引起这种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的理论与殷切期待的现实（如欧洲1848年革命的失败、1871年巴黎公社的流产等）所造成的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促使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导致的一个极重要的结果，是衡量历史尺度的改变。以往，衡量历史的尺度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现在，“显然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特点是就东方社会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来说）。“因此，人道主义在这里已经不是伦理规范，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规划历史的尺度和出发点了。”“人道主义原则被空前地提升了。”②
关于马克思晚年的困惑，与其说是马克思的理论困惑，倒不如说是我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上的困惑。这种困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理论研究而造成的。在一些学者那里，往往把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看作是马克思晚年最后的著作，并从形式上看待《资本论》研究的中断，于是把自己研究上的困惑强加给马克思；又把这种研究困惑中得出的论断如人道主义，再加给马克思。这种双重的强加是十分不公平的。
我们重视所谓马克思晚年“困惑”的研究，不仅在于国内某些学者的论断，引为我们关注的还有国外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的情况。自从1972年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劳从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为名，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之后，逐渐在西方形成第二次研究马克思（第一次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手稿”）的热潮，其中具有影响的观点是劳伦斯·克拉德及其第子西里尔·勒维特为代表的复归人类（本）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是在更高基础上回复到早期以《1844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的哲学人类（本）学，因而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期的哲学人类（本）学到晚期的经验人类学。
以上两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有其共同点，即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并从其中引出某一观点，由此评说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他平生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唯物史观作出否定。正是这一点，才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
1992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晚年的又一本笔记，即《历史学笔记》。这部手稿大大超过了“人类学笔记”，全书共四册，180万字。如果说，要确定马克思晚年最后一部手稿的话，应该是“历史学笔记”，而不是“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不仅同“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有关，而且同《资本论》的研究密切联系着。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晚年这两部手稿不仅密切联系着，而且是透视着他平生的理论研究，或服从于他最重要的理论－－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需要。本文着重从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晚年困惑的角度来探讨“历史学笔记”。这一探讨将表明，“历史学笔记”是打开所谓马克思晚年困惑的一把钥匙。
为了说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同“人类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历史学笔记”研究的起点，正是“人类学”研究的终点；而“历史学笔记”的终点，却又是《资本论》写作的起点。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具体说是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艺术整体”。
二、“历史学笔记”与《资本论》写作中断的剖析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论》写作的中断，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又是《资本论》研究的继续和深化。这两重意义的关系，只能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他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科学建构上才能理解。
为了使我们易于了解“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同《资本论》写作的关系，我们首先指出如下的事实：《资本论》写作的历史起点－－资本原始积累。《资本论》在“原始积累的秘密”一章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③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国“羊吃人”的时期。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时期具体发生在英国的什么历史年代？《资本论》中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区分：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资本原始积累；一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这个序幕是由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演出的），这些历史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资本化了的地主－－引者）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正是这种变化，形成了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关系的革命”④。在《资本论》中侧重是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而形成这种历史起点的“变革的序幕”，或具体言，对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却没有系统研究。现在我们可以指出，这个时代演出的“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蔷薇战争”。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最后一册最后研究的一个历史史实就是“蔷薇战争”。应指出的是，“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方法是以突出年代为特点的历史事件，可是对“蔷薇战争”，马克思却对战争的两个王室家族分别设节进行研究：“1399-1461年兰开斯特家族”、“1461-1485年约克家族”（因为兰开斯特家族以“红蔷薇”为族徽，约克家族以“白蔷薇”为族徽，因此，史称“蔷微战争”）。“蔷薇战争”持续了三十年，战争的原因是英国封建贵族上层两个王室争夺王位。战争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以封建战争开始，却以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产生新的封建贵族－－自己时代的儿子而结束。新的封建贵族以“羊吃人”的特点开辟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关于三十年“蔷薇战争”，笔者已有专文阐述。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种情况是，在15世纪末叶的“蔷薇战争”期间，英国的上层贵族为争夺王位而展开生死搏斗，可是在下层市民社会中，却是以羊毛业和纺织业，特别是羊毛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英国的商品经济中，羊毛出口贸易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早在12世纪时，英国就向法国工业比较发展的佛兰德尔输出羊毛。当时商人深入农村，收购羊毛。这样，地方集市活跃了起来。到15世纪“蔷薇战争”期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在分析“蔷薇战争”的这种变化时指出：“收入丰盈的贵族最受尊敬，出自名门的人都在做生意，羊出售自己的羊毛和牲畜，并不认为从事农业是丢人的事。”⑤
另一种情况则是对待上层贵族争夺王位战争的态度。对此马克思特别指出：“实业阶级和地主阶级（指下层不可能参加王位争夺的一般土地的所有者－－引者）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的。”⑥
再一种情况是，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向：一种是人为的“复活垂死的封建制度”；一种是在社会下层自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前者，马克思分析了“蔷薇战争”期间一些贵胄显爵所进行的“赏赐利弗尔”的情况。在“蔷薇战争”期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被释放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男爵的真正家臣逐日渐减”，一些贵胄显爵就是赏赐利弗尔来代替这些家臣。马克思分析说：赏赐一些‘利弗尔’，也就是说，赏赐自己家族的纹章，这就是人为地复活垂死的封建制度……一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一些从战场上归来两手空空的士兵，在贵胄显爵的府邸找到了栖身之地和工作，他们言听计从，随时都能挥拳动武……”⑦。另外一种发展趋向，马克思用“社会革命”的题目标出其意义，即“这一时期，各地的财富和工业都有增长。各郡小业主的财富和人数越来越多，市民阶级随着贸易的发展也大发其财……财富决定着贵族地位的高低。”在这种“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与市民阶级中随着财富增多而社会地位提高成相反方向的是另一些人，即“遭到破产和覆灭的其实主要是一些贵胄显爵及其封建家臣。”⑧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晚年最后的这部手稿，它的最后一册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恰恰是与《资本论》的起点相衔接的，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呢？这一点只有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晚年两个“手稿”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才能深刻地理解。
有了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晚年中断《资本论》写作的原因。这种中断主要是外在的原因，而不是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是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这可用以下的事实来证明：
第一个事实，是1878年马克思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所表示的：“一俟《资本论》第二卷付印……您就将象您希望的那样得到手稿。”⑧丹尼尔逊是俄国经济学著作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和洛帕廷于1872年共同译成俄文出版，以后为《资本论》续篇的写作问题，和马克思多年通信，是马克思十分尊重的学术朋友之一。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他一个人译成俄文出版的。
第二个事实，是马克思的爱妻燕妮1881年12月2日逝世后，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表示：“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⑨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世时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现在的版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当时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写作的原因何在呢？对此，马克思曾作了说明。根据现在我们查找的文献，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时，在某些问题上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1871年6月，丹尼尔逊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洛帕廷告诉一些关心马克思著作续篇的朋友们，说《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出版商方面有问题而不能出版。1871年6月13日马克思给丹尼尔逊回信说：“说到续写我的著作，我们的朋友（指《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译者之一洛帕廷－－引者）的消息是出于误会。我曾认为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而到目前为止，我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⑩在缺少必要的文献方面，马克思特别指出有关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献。1872年12月14日，马克思给丹尼尔逊信中写道：“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11)为什么马克思这么重视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恩格斯后来在整理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在“序言”中曾这样写道：“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马克思为此重视这些文献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12)
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为主要的方面，是马克思称作“机密”的情况。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给丹尼乐逊写信说：“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你（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象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没有使我感到气愤”(13)。这个既不使他惊奇，也不使他感到气愤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讲了一点：“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以后又扩展到英国－－引者）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地方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第三，我的医生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14)可见，在马克思多次的关于《资本论》的通讯中，只是说不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而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出“最终地放弃”《资本论》的研究。而那种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终地放弃”了灌注他毕生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并以此来得出马克思晚年“困惑”的论断，显然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所谓的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很显然已经不是马克思的了，而是理论研究者自己的一种误解。之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那些理论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现实和理论上的“巨大反差”，这个反差是由诸如1848年革命的失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流产而引起的马克思对革命形势的“失望”造成的。这种论点的依据是：“1881年，在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终于意识到，革命已经不可能发生，这对他来说虽然是痛苦的事，便却不能不认帐。”(15)这个论点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作者说的这个188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署了《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的信中，对东方和世界革命形势作了如下的判断，这个判断包括对巴黎公社10年后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基本观点，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东方俄国的革命形势，“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指刺杀沙皇－－引者），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二是在巴黎公社期间曾包围过巴黎的普鲁士：“过了十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三是关于整个欧洲和美洲工人运动的情况：“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阶级，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16)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晚年的“困惑”不是马克思的，而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自己造成的困惑。
三、“历史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内在联系的研究及其意义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在方法论上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看待“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通过“人类学”又上升到马克思关于“衡量历史的尺度”上来。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道主义在这里已经不是伦理规范，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规划历史的尺度和出发点了”。
那么，马克思晚年是不是把人道主义“空前地提升了”呢？这只有在我们对马克思晚年两个“笔记”作出分析后才能判断。
通过对“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晚年这两个“笔记”（另一个是“人类学笔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关于两个“笔记”研究的内容及其写作年代的关系。“历史学笔记”是研究历史的，而“人类学笔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研究历史的。这样，马克思晚年就有两部关于历史学的“手稿”。因此，弄清这两部历史学手稿的写作年代，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甚至对理解他一生的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又被称为“民族学笔记”(17)。于是，进一步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这些概念解析清楚，对于理解马克思写作这两部历史学手稿又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历史的研究被称为“民族学笔记”呢？为此，必须进一步了解人类学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及其研究的内容。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它被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着重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后者则着重是人类所习得的种种行为，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各民族地区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规律的问题。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又被分为广义文化人类学和狭义文化人类学。其广义的研究，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研究，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从19世纪后期开始，有的学者受当时进化论思潮的影响，用进化论观点解释人类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发展变化，其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他们分别以《原始文化》和《古代社会》的专著而闻名。在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可见，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侧重的是文化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中又关注的是民族学，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表示着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特征，具体说，是历史学研究的“民族学”特点。
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学笔记”写作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共同的一点是：它写于“人类学笔记”之后。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晚年写作“历史学笔记”同他对人类历史研究的内容有关，即无论是“人类学笔记”还是“历史学笔记”都表示着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不同阶段，使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成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统一整体。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包括四篇，写于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最早的一篇是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这一篇写于1879年10月-1880年10月。其中最晚的一篇是对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所作的简短摘要，这一篇写于1881年3-6月。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笔记写于1880年年底－1881年3月。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着重探讨的是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问题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公社土地占有制、文明的起源、古代法制史、无阶级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到私有制的产生，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等等。广义的古代社会，世界各国，特别是东西方国家的史学界有不同的划分。在西方，古代社会包括原始公社时代和奴隶制时代。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依据的是西方史学界的划分，他着重研究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到私有制发展的经济、文化、法制、家庭和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及其关系。与“民族学笔记”不同，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着重研究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马克思这一历史学的研究大大超过了“民族学”的范围，而这一研究恰恰和他的《资本论》的研究有关。《资本论》开始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历史学笔记”结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内在的关系，我们已在上面作了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实证的史学研究可以主要的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与《资本论》写作有关的，对现代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以“民族学笔记”为特征的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第三个时期，是以“历史学笔记”为标志的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前期发展史的研究。“历史学笔记”是继“民族学笔记”之后对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孕育、产生的历史而进行的研究。因此，“历史学笔记”所表示的，是在“人类学笔记”之后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全面的实证研究。
其次，是两个历史学“笔记”在研究的历史年代的划分上。“历史学笔记”第一册起始的时间，最早的时间马克思标出的是“公元前30-公元14年，奥古斯都统治。”(18)这个时间是奴隶制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打败政敌，成为罗马军事独裁者的时间。“奥古斯都”是公元前27年元老院对屋大维所奉的“奥古斯都”（拉丁文意为“神圣的、至尊的”）的称号。罗马奴隶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史称罗马共和国（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1世纪后半期），其最高执政官从贵族中选举产生。后期史称罗马帝国（指公元前27年到公元476年的奴隶制国家），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开始。元首即国家第一人、第一公民，在元老院名册上列为第一名，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在“民族学笔记”中，马克思既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也研究了土地公有制的解体、阶级的产生、奴隶制的一般发展。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继续研究奴隶社会，但却有意地省略了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历史学笔记”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公元前91年。罗马城建立后过了六百六十五年即公元前91年。”(19)最初的罗马城，依据史料记载，是通过联合、归并附近的原始村落和部落的方式逐渐形成的，据考证，罗马自公元前6世纪初叶才开始出现城市。最早的罗马城，在社会发展上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世界史学家周一良、吴于廑先生指出：“从公元前7世纪起，意大利进入铁器流行的时代。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交换也较前发展。这时氏族公社趋于瓦解，出现了家长制家庭。家长掌握财富，控制家庭成员。家长制奴隶制也在形成中，奴隶被视为家庭成员，受着家长的剥削。”(20)对于原始社会以及它向奴隶制的发展，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已进行过研究，在“历史学笔记”的开始，所略过的罗马城665年的历史，正是罗马史上的“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奴隶制时期。马克思的这一历史省略，进一步说明了“民族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在研究上的先后关系。
“历史学笔记”第一句引文中的“公元前91年”在意大利史上具有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为什么在省略罗马奴隶制长期的历史发展时，又特意标出“公元前91年”呢？了解“公元前91年”和省略665年古罗马史上的关系，对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写作“历史学笔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公元前91年”的后面，马克思写下了极简短的文字说明。这些文字是：把公民权即罗马公民权先授予仍然效忠于拉丁人、翁布里亚人的那些盟友；后来逐渐授予其他人。罗马的公民权是罗马奴隶制下的经济、政治的种种权利的标志，如获得份地的权利、选举权、参加罗马军团、有权携带武器等。罗马城原是意大利境内在扩大的部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较强大的奴隶制城邦。由于它实行扩张政策，逐渐征服了意大利的其他部落。在长期的扩张征服其他部落的过程中，罗马公民权成为罗马统治者对被征服的地区、部落采取不同统治形式的有利手段。比如通过移民的办法，使罗马移民加入被征服的部落来扩大罗马的统治；或对被征服的部落给予自治权，其居民无罗马公民权；有的允许其部落的居民和罗马公民通婚，但无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等等。罗马统治者依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建立起对意大利的统治，使意大利各地难于联合反对罗马。所以在罗马城统治下的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各地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罗马的这种奴隶制扩张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孕育着罗马同广大意大利地区部落和居民的矛盾。这种矛盾到公元前91年，在土地和其他权利问题上，导致了意大利人渴望得到罗马公民权的要求。这一要求遭到罗马元老和骑士双方的反对，而爆发了意大利人的起义，即罗马史上有名的“同盟者战争”(20)。战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结果是，意大利人逐渐获得罗马公民权。从此，“意大利各地奴隶主开始加入罗马豪门骑士行列，下层自由民也与罗马的平民逐渐合一。虽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罗马利用城邦共和国和意大利各地成立同盟借以进行统治的方式已经渐渐发生变化。狭隘的城邦正在过渡到全意大利的统一国家。”(21)
以上的分析表明，91年是奴隶制罗马帝国从它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年代。马克思对这一年代特别标出，给予重视，说明马克思在研究奴隶社会及其向封建社会过渡内在规律时，在方法论上，如同写作《资本论》一样，要选择被研究社会形态的典型形态。《资本论》在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时，这一典型形态是当时的英国。现在马克思研究奴隶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他选择的这一社会的典型形态不是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而是奴隶制的“罗马帝国”，而又不是一般的罗马帝国，而是它的发展形态。“历史学笔记”作为研究起点的“罗马帝国”，既透视着马克思研究方法，也进一步表明他研究历史始终贯彻着如下的宗旨：通过典型形态探索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四、是提升了人道主义，还是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晚年的确有一个学术研究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个转移，在理论观点上是提升到人道主义呢？还是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晚年学术研究重点的转移，对他本人来说既是矛盾的，又是通过思考最后自觉决定的。说它是矛盾的，是说这种转移并不符合他的本意，因为他并不想中断《资本论》续篇的写作，特别是作为准备献给爱妻的《资本论》第二卷。那么，为什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呢？这主要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其中，文献缺乏和1873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这两种情况，对于马克思来说，在方法论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研究的经济事实，是那些具有典型形式的、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事实。在这种事实还没有典型形态或对 这种典型形态的文献研究还不够的情况下，马克思暂时中断他的研究，即他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是合乎他所遵循的逻辑的。马克思暂时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是因为有其他的学术理论工作需要他去研究。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还有“无论如何应当完成的”著作。马克思在1880年9月1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可以说综合地反映了他晚年他的家庭、身体和学术研究的情况。关于他的家庭和自己身体的情况，他写道：“只要简短地说一些我目前的处境，您就会相信，我现在不能从事理论工作。医生……曾严格规定‘不许做任何事业’”；另外，“早就折磨着我妻子的疾病恶化了，有造成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危险”。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他指出：“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仍然没有放弃学术上的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挤出来工作的那一点时间，只能用到我无论如何应当完成的那些著作上去。”(22)
1880年9月前后，马克思在做那些应当完成的研究工作呢？现在的文献表明，马克思正在研究人类学，即正是他写作两本人类学笔记的时候，第一本笔记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它写于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第二本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它写于1880年底到1881年3月初。
马克思晚年还在写作那些应当完成的著作呢？这就是“历史学笔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晚年通讯中也给我们透露了这一信息。这里我们有两个文献上的事实以作证明。
第一个事实，是1882年12月14日马克思给女儿劳拉的信，信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夸夸其谈”的革命词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他们是“现存秩序的支柱”、“最客观的‘法院侦查员’”，他们的这种做法是“绝对‘没有危险’！”然后，马克思用了英国“蔷薇战争”中的一个典故“无辜”来讽刺这些人：“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极其‘无辜’，人们可以宽恕他们的一切！”对于这个“无辜”，马克思特意写下了“蔷薇战争”中如下的典故：“亨利七世（他战胜了理查三世）请求一个教皇把亨利六世列为圣徒，这个教皇说了句很恰当的俏皮话，他回答说：‘无辜’（即‘白痴’）还不是以尊为‘圣徒’。”(23)马克思给劳拉的信的时间正是他结束了人类学笔记最后两篇（《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写作任务之后，即1881年6月以后所进行的“历史学笔记”写作的时间。
第二个事实，1882年12月23日马克思给自己的小女儿爱琳娜的信。信中要他的女儿为他做一件事情：“把弗里曼那本不好的书（《欧洲史》）也带给我，因为它可以供我作年表用；它放在我的卧室里，在放报纸和其他东西的书架上。”(24)这封信是马克思因病离开伦敦在文特诺尔海滨疗养期间写给女儿的。这说明他在因病疗养期间还在写作“历史学笔记”。
在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晚年学术研究的情况时，如下的一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1882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女儿爱琳娜的信中说到这样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24)正是这封信之后，于12月23日让爱琳娜找出弗里曼的《欧洲史》寄给他。我们知道，1880年9月正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时间。现在，他又在搜集资料写作“历史学笔记”了。从1879年10月开始写作“人类学笔记”起，将近三年的时间马克思写作这两个历史学“笔记”。
马克思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人类历史，和资产阶级学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不是为了本学科，而是服从一个极其主要的理论问题，正如马克思研究古希腊哲学史是要探索出“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25)。那样，马克思晚年深入探索人类历史目的就在于要探讨一个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历史的钥匙”，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理论形态来说，在19世纪40年代建构成了。马克思晚年加紧研究人类历史，其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在一定情况下，是和如下问题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之后，从理论上说，在有的人那里被理解为“历史哲学”，在有的人那里被曲释为“经济决定论”，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又被歪曲为“西方中心论”；从实践说，在后进的东方国家和民族如何实现社会革命问题，也成为唯物史观自身深化和丰富的迫切问题。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曾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26)。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马克思晚年在同病魔作斗争中才为他的历史观的“艺术整体”进行了科学的再研究。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和出版，马克思曾有一个原则，即“艺术整体”。他曾经这样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27)。唯物史观制定后，在理论理解上的一些问题，从这一理论的“艺术整体”上考虑，就更强化了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历史研究的迫切性。为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晚年应当进行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一理论“艺术整体”的迫切性，我们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这种应当研究和“艺术整体”要求，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主要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度的问题。唯物史观制定于19世纪50年代。对于这个时代，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注释中所指出的：“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28)可是，《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这种理论判断，在没有史前史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人类学的许多著作相继问世之后，如上的判断则应该说是不允许的了。我们知道，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是人类史前史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另外有1879年出版的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也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家的马克思，暂时放下手头的《资本论》的写作，深入钻研人类学，探讨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从理论上解决从没有阶级的社会到有阶级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就完全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再一个是为了修改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的需要。比如，关于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既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出发点。对于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由于当时缺乏实际材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部落所有制”作为最初的所有制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规定为第一个经济形态。而摩尔根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是氏族社会，氏族是原始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它的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人与人之间“不论是酋长或酋帅（负责氏族的军事－－引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29)而“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已的对立面即等级。”(26)这些实证的研究，对马克思修改自己的理论观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关于东方后进社会如何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新的，也是非常主要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一些学者重视探讨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里我们则着重指出如下的事实：马克思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关注，最早见于文献的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而经过大约三年半以上的时间，即于1881年3月《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才明确的表示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这三年多的时间，正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时候。马克思在写下如上“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时，特别强调说，这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30)得出的。这个原始材料的专门研究，进一步表明马克思晚年学术研究中应当进行的内容。这个专门研究，还在于这封复信写作的特点。关于这封复信，马克思曾写有三个初稿，这说明他晚年在人类历史研究基础上，关于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重要唯物史观理论制定的难度及其严肃程度。
第三，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方法论的需要。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一个重要错误，这就是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是历史哲学：“他（米海洛夫斯夫基－－引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另外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即实证的比较分析的方法。马克思以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古代罗马平民的分析为例，指出，这些平民虽然被剥夺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却没有变为雇佣工人，而成为了无所事事的游民。为此，马克思写道：“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主张的正确的方法则是“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31)。可见，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上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抽象的逻辑概述的方法；一种是实证的比较分析的方法。前一种方法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如他把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概述为“否定的否定”就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31)关于后一种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中是作为辅助方法使用的，而到了他的晚年，特别在两个历史学“笔记”中则被大大地强化了。这种强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在东方后进国家社会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研究，这时，这一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了“历史哲学”与实证比较分析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加强了马克思对后者这一历史方法的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受到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很重视实证比较研究。他们搜集各时代、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各种事实和材料来相互比较，认为“任何一类事实和证据，都不应当因为遥远或复杂、琐细或平凡而弃置不顾”(32)。摩尔根认为：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历史和经验，多少可以代表我们的远亲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和经验。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展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纪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3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历史学笔记”在历史分期的研究上采用的正是实征比较分析的方法。在此我们着重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历史学研究上的这两种方法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前者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方法，后者则是具体理解和解决历史现象的钥匙。马克思历史研究上这两种方法的互补性，对批判“历史哲学”和关于“经济决定论”、“西方中心论”的曲解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这种互补性，为他的后继者分析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况以及选择社会革命的道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总之，马克思晚年两个历史学“笔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的应用上，以及在历史观的方法论上，都是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而不是提升了人道主义。
注释：
①②《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5.29。
③《资本论》第一卷，第781页。
④《资本论》第一卷，第786-787页。
⑤⑥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4页。
⑦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第243、24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8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0、54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4-34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5-347页。
(15)《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年.5.2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0-27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在出版“说明”中说到“人类学笔记”时曾这样写道：“收入本卷的四篇被称为‘民族笔记’的著作，便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页）
(18)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第33页。
(19)(21)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92、319页。
(20)同盟者是罗马对意大利实行“分而治之”之后，意大利人被称为“同盟者”。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广泛联合，进行反对罗马统治者的战争。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3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0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18、39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6、47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130页。
(32)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33)摩尔根：《古代社会·序》，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