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的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国外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时候，西方有人曾声称资本主义已战胜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模式；现在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而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然而，今天，社会主义问题又重新在人们的注意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
几年来，世界上各种政治和理论色彩的人们都在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顾后瞻前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代表西方资产阶级观点的，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和《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等等。
代表原苏东国家共产党人的观点的，有1993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以及在1993年10月29-30日的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协会莫斯科学术会议以后，娜塔莉娅·莫洛佐娃在11月18日俄罗斯《真理根》上发表的《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
代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的，有根据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阿丰索·盖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奥斯卡·拉封丹的建议，在1990年创办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它发表了《纳领性声明》；并在1990年夏和1991年夏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的名义出版两期《未来的社会主义》特刊（含两篇社论和25篇论文）。
代表西方传统左派的观点的，有在1990年4月纽约举行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以后，由《每月评论》社出版、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女皇学院经济学教授威廉·塔勃编纂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含5部份18篇论文）。
代表西方新左派的观点的，有《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罗宾·勃腊克蓬编纂的《倒坍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含20篇论文）。
此外，还有由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巴利巴尔和“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代表拉比卡编的《当代马克思》杂志，在1993年第14期上发表的英、美、法等国5个学者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论文；由“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代表罗默尔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个人专著《社会主义的未来》……。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并预测其未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事情远不象某些西方资产阶级人士所说的那样似乎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了、灭绝了，不，它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中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当然，这形形色色的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预测，由于其观察问题的立惕、观点、方法有别，因而是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但它们又都是主要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的。
一、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性质
原东欧国家在搞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以后，竟在1989年的几个月里相继发生剧变，特别是搞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并且赢得过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竟会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里顷刻瓦解，人们对此大都迷惑不解，发生苏东剧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国外，有许多人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结为缺乏民主，有的甚至把根源一直追溯到十月革命。例如，美国《每月评论》的两位主编斯威齐和麦克杜夫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尝试的失败，不但是外部因素，而且也是由于缺乏内部的民主”；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长期以来由于放弃民主并接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付出和正在付出的代价的结果”，“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而就东欧来说，发生剧变的原因还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未具备马克思所表述的先决条件”；在前述1993年10月的莫斯科学术会议上，有些原苏共党员也以苏东剧变为据，说十月革命是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是尔后种种危机和剧变解体的“原罪”；布热津斯基更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准东方的专制制度之中”，再由列宁这样的“俄国革命者来充当历史的外科手术师，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建立“强制性乌托邦”企图的失败。
然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赢得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事实，却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强制性乌托邦”，苏东国家尔后出现的危机乃至剧变，其根源并不在于莫须有的十月革命的“早产”，不在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民主等等，而主要地在于先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或局部或全局地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固守着高度集权的具有战备体制特征的苏联模式，致使经济发展不断滑坡，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在危机爆发时，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又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困境的出路，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终于酿成了剧变解体的结果。所以，《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91年9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苏联不稳定的根源》的文章中，把苏联解体之谜归因于改革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试图做的是改变权力关系的性质”：“对党加以限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它说，国家的稳定取决于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和统治集团团结一致等三个因素，“过去所有这些条件都靠意识形态来保证，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三个条件都受到了破坏”。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能前进是因为受到了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侵蚀”，“没有更多地关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却是把国家推向了崩溃，客观上，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政权的掘墓人”。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也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之后有意识地毁灭共产党”，他说，“此举对国家危害极大，不让共产党参与所有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也不对它加以改组，这就注定共产党要灭亡，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离开了共产党无法生存，它失去了基本的凝聚机制”。
那么，苏东剧变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历史事件？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评介了西方的六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斯大林主义”的，认为剧变是反革命性质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解释没有看到把矛头指向国家安全的是群众的愤怒，而不是奸细；第二种模式是“列宁主义”的，认为剧变是保守的革命，是长期革命过程的自我净化。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解释不能说明由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和社会体系的结构条件所挑起或产生的社会运动和冲突，而且东欧的政治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主义自我矫正的范围；第三种模式是：“改良共产主义”的，认为列宁主义对革命的理解，由于促进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因而从一开始就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为日益增长的极权的官僚主义权力结构开道；第四种模式，是“对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认为剧变代表了一场结束革命时代的革命，撕裂了理性从其根子上产生的恐怖；第五种模式是“反共主义”的，认为剧变标志着从1917年革命开始的全球内战中的最后胜利，是一场转而反对其本身的更高程度的革命；第六种模式是“自由主义”的，认为剧变标志着极权主义政府从欧洲的最终消失，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时代正被引向终结，过去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时失之急促，现在则成为真的了。
这些五花八门的解释显然反映了不同的立场观点，哈贝马斯认为前三种解释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后三种解释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来看，苏东剧变只能是一种严重曲折、暂时复辟。
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在西方资产阶级中，福山把苏东剧变看作是作为一种完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自由主义的彻底胜利，认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和民主化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目前正进而建立一种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正进入共产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但今天的世界却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
和这些资产阶级人士的看法相反，西方一些传统左派认为“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古巴作家费尔南德兹说，“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因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见识总是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它的不恰当性开始的，诺言是一旦生产力得到发展——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这种制度就将通过这同一些人的自觉的革命活动而被取代。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第一批斗争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而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称——在资本主义存在时将不会灭亡；“第四国际”的曼德尔也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了并将继续导致一系列的危机，这些危机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业已创造出了战胜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文化前提，能够在世界范围建设生产者自由联合制度的人的和物质的生产力”；西班牙工人党总书记卡里略认为“社会主义终究将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必须从我们会在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中找到不少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一原则出发”；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科尔巴兰坚信“人类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绝对无力解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
有些人更进而指出将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一种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型社会主义。美共领导格斯·霍尔在苏东剧变后发表谈话说，“我们总的评价是，从短期看，目前发生的事是一个倒退，但从长远看却是前进了一步，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瑞士日内瓦市长埃德雷尔也说“我相信，总有一天将会出现一种与在东欧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正是有鉴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苏东剧变以后或则巍然不动，或则重新活跃，或则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992年12月14日发表评论，告诫资产阶级说，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三、关于科技革命、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这方面，国外的社会主义研究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未来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在其《纲领性声明》中说，新的工业革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了根本的转变；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的深刻变化，将使工人阶级减少乃至逐渐消失；而大幅度缩短工时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最低收入标准，则将使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社会地位出现变化，“有可能出现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新的基本生产资料的〕新的占有者阶级，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曼德尔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后果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它把“即使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也还是受资本控制和使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信息’与所谓以由专家、科学家和学者取代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了，他说，将来“既不会有‘知识权力’取代资本权力，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衰亡”。
二是资本国际化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问题。曼德尔认为，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是下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的国际化，从而使任何一种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抵抗失效，於是，“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建立，要么是死亡。要避免威胁着我们的灾难，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依附”理论的著名代表弗兰克也认为，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排除了把个别民族国家同处于领导地位的、囊括一切的世界体系分割开来的可能性。
三是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早在数十年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主张把他们的党由工人政党改为全民党、跨阶级的党；现在，他们又主张以“新的迂回方式”来阐述问题，即从“唯一革命主体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以适应科技革命和新社会运动崛起的形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阿丰索·盖拉说，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推动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新兴工人阶级。今天，当着深入的劳动自动化过程已经实现，手工劳动工人数量大大减少时，未来的社会主义要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就应特别重视巩固与自称为“底层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那些不属于工人阶级的集团的联系，因为是它们反映了由诸如青年就业困难、新型社会边缘的存在、环境问题、妇女地位不平等等当代的社会不公正所产生的政治、社会意愿。该党的教育问题书记特札诺什补充说，马克思著作中的唯一革命主体论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不少错误实践，于是，在这种理论出现危机后就转到了无所适从的主体论，后因它也有缺点，又转到社会主义无主体论，这就使社会主义成为只是一种道义的或理性的推动力，而放弃原有的政治阵地，导致实际上的解除武装。现在，技术革命使社会主义的主体发生两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劳动的机器人化，既代表了一种缩短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特别是缩短生产劳动时间的趋势，又意味着消除社会必要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性生产中的异化—剥削—支配关系的最重要根源，使从前以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为主的所有制关系的异化逻辑发生重要的“替代性”变化。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就将面对多层次的技术社会，它应放弃“以劳动为中心的”和“经济主义的”观点，而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去设想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主体。
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在苏东剧变以后，国外有些人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经济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去批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意大利《工人世界》杂志的出版者卢恰诺·佩利卡尼指责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本以为用国家取代了市场，就能消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创造出合理经营和生产力和谐发展的最高形式、在技术工艺和精神道德方面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组织类型，但在实际上却使经济合理性消失殆尽，使人的科学技术创造性枯萎凋谢，导致一种新型政权国家的产生，它的经济完全政治化，没有能力保障有限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经验已证明“蒲鲁东是对的，马克思是错的，市场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消灭了市场也就消灭了诸如交换、竞争和供求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机制和形式”，“破坏了市场经济也就破坏了市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他说，计划经济的非理性的和毁灭自由的性质朗如白昼。反之，传统左派则强调原苏东国家通过“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恶果。如威廉·塔勃指出，“无知地赞成市场自由的东欧工人不久就充分体验到失业和基本需要没有集体供应的生活”，他强调他们“面对通货膨胀、失业、丧失国家补助和其他的保护”。
多数人主张把市场和计划恰当地对立起来。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教授米利班德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应有市场，而不如说是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应当占有的地位以及需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鉴于资本主义经营的‘非社会的’和‘反社会的’动力机制，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始终是绝对必需的”，他认为，“国家干涉主义迄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仅仅在于使这种干涉主义为社会服务而已”。沙夫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观中计划经济的失灵，使“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看作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采取歇斯底里的狂热形式”，但在实际上，“计划既能预测国家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又必须建立在对社会需求的了解，对技术工艺和生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所以“错误不在计划，而在于对计划经济强加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糟糕的解释”，他的结论是：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高兹和勃腊克蓬等新左派则认为，“使市场社会化的目的——把市场和盲目的与着迷的积累分离开来——既能是当前斗争的目标，又能是走向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但复杂和自治的社会的一块垫脚石”，为此，就既“必须尊重市场所体现的自决（自主）的复杂结构，又有力地抵制其促进社会分化和刺激一种不在意的和贪婪的消费主义的倾向”。
罗默着重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讨论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死了，而只是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搞市场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标记是平等主义，而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则代表着获得平等的最好希望，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未挫败这种希望。罗默认为，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见解：一种是新古典派的见解，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有才能的个人中间组织竞争的最低限度的结构”，与此相对照的关于市场的另一种现代见解，则“把市场看作是人造体制的复杂网络的组成部分，一切个人的贡献通过它而成为经过消毒灭菌和精炼的”，正是这后一种见解使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
罗默论证说，政府干预在投资过程中能导致较好的社会收入，而运用市场工具则比运用中央命令和行政拨款能更加有效地实现计划化。所以，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破产；而那种认为南斯拉夫经济在70年代的失败是市场社会主义不可取的证据的主张也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方面在南斯拉夫的实验中并不存在。据此，罗默以“提倡和保卫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为己任，他说这种新模式兼容着效率和平等。
当前，在西方世界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有：罗默的模式主张在某种形式公有制（证券经济）的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劳动、资本主义市场及其运行方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政治民主作保证；巴黎第十大学托尼·安德列阿尼和马克·费雷的“企业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主张赋予劳动者以管理企业的权利，同时限制、调节和取消资本市场，自治的企业通过自治的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弗莱德·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是资本阻止经济向民主和集权方面转变的主要障碍，因而建议通过专门法规和国际协定对它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削弱它的剥削权力，而企业则实行由政治权利来协调的股东、企业人员、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美国芝加哥罗约拉大学的哲学家戴维·施韦卡拉的“经济民主”模式，主张把计划和市场在民主领域内结合起来，它认为企业自治和全社会的计划投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开辟了前景，将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安·艾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模式，建议用税收所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都能自由地获得有关技术、价格、工资、商品等经济信息，从而打破资本的垄断、削弱其剥削能力，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条件。
五、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和国外一些政治家、新闻界密切注视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况相反，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文献较少提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偶有涉及的，也因为蔽于传统的偏见，而对它的意义作出错误的判断。
例如，布热津斯基承认，“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如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而“假定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社会主义的大倒退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引进”。布热津斯基说，“最近中国经济上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中国很明显地偏离了过去的共产主义实践”，“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倾向也就更为严重”，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将要求进一步摒弃马列主义学说”，因而“中国正在发展的、有时甚至是腐败的商业共产主义，几乎不能充当社会革命的楷模”。
布热津斯基的这种曲解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被他视为“背离社会主义”、“摒弃马列主义”之处，恰恰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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