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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资本主义使雇佣劳动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而被称为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则通过大众消费把雇佣劳动纳入财富的循环之中。但1/4世纪以来，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加剧的困扰，并且由于国际货币秩序的紊乱和石油冲击，福特主义变得不稳定，陷入危机。
长期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自动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以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进行发展，但它一再被危机阶段所打断。在危急阶段，增长变得缓慢甚至走向反面，技术发展更难以控制，它改变了方向，打破了就业结构。在最后20年里，正是全球化和转向信息工艺的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成为强烈变化的动力，这一剧烈变化使一种新的增长方式问世，它(这一增长方式)在美国似乎已得到最充分的确立。
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在资本积累作用下的各个空间，增长方式的发展形式不尽相同。因为各种冲突隐蔽性地扩大将社会凝聚力置于危险境地。而正是调节方式——作为规则、惯例和制度的总体——对各类行为产生影响，以使私人利益符合社会生存的共同条件。这一调节方式既不是私人协议的结果，也不是社会契约的体现，它扎根于市民社会。任何市民社会都是每一代人作为社会资产接受的关系体系。基于每一个市民社会的历史深度，相同的增长方式会与一些调节方式、即与一国不同于另一国的一些调解系统相互作用。在这些调解中，政治是突出的。它实际上是以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原则所接受的集体价值(信条、共同信仰、法律准则)的形式，体现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关系网。一旦国家成为这些集体价值的承载者，它便具有了一种权威，使它的权力合法地高于其他权力。这样，调节方式便有了国家的身份。
这一对增长方式与调节方式之间差异和关系的认识方法，确立了对全球化进行分析的方向。正是源于福特主义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多方面变化，决定了新的增长方式的问世。而在各发达国家，这一增长方式的发展速度不尽相同。它们认为，这是因为从福特主义那里继承的调节方式或多或少抵制了全球化带有侵蚀性的因素。美国经济过早地恢复了增长，这表明它较快和较全面地对调节方式的基本因素进行了调整。尽管完全尊重这些国家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发展价值，但以美国资本主义活力重据首位为标志的90年代的10年发展，仍提出欧洲的调节体系适应资产的增长方式的能力问题。但是，尽管全球化没有使发达国家集团变得清一色，但它不可否认地加强了国际上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将看到，在欧洲，这一国际上的相互依赖性，在调节方式正值发展的创制中，已局部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已成熟的一些价值和原则将进入曾在福特主义时代反对这些价值和原则的市民社会。但这并不足以使国际上的相互依赖性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因为长期金融不稳定是结构问题和宏观经济不协调的症兆，它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国际金融的全球化治理问题。
因此，我们想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角度提出三个问题：新的增长方式到来；国家调节方式的变化；确立对国际金融的治理。
一、全球化与增长方式
全球化与技术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为这两个进程都来源于分工。国际交换将分工扩大，技术发展使其深化。这两种现象的相互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市场考察及信息中心对有关部门资料从经验角度的研究指出，如果进口产品来自发达国家，那么对一个部门的进口产品渗透率提高1%，就会使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提高0.7%，如果进口产品来自发展中国家，则会使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提高1.3%。
分工引起的这两种变化的动力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成果，即到国界之外追求利润的结果。变化的行为体是正在实现全球化的企业。由于商品、可支配的和借贷的资金、技术和职业才干的流动性，企业把所有与全球化利润形成有关的流量都包括进去。它们在这条道路上的调整和重组，扩大和加剧了各类市场上的竞争。技术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不同力矩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增长方式。
这样，我们就要研究竞争加剧和重新确定技术发展方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获得新的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
竞争与技术发展
全球化引发了企业间多种形式的竞争。在产品市场上，企业失去了对于价格构成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在过去可使它们控制产品(成本与售价)差额率。在金融市场上，它们感受到资本成本的日趋国际化。在所有权市场上，企业接受了为它们确定了自有资金赢利目标的治理上的变化。
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增加了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在大众化产品领域，降低生产成本是强制性的。企业未能在延长使用过去技术的同时强行降低成本。它们通过取消许多非熟练劳动职位、外化各类服务(会计、维修、司法救助……)、减少中间层次(因从金字塔结构向由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多功能统一体转变)，改变了企业结构。
这些变化在劳动力市场引起了反应。生产结构中非熟练劳动的普遍节省使企业雇员数量趋于下降。此外，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随着工资的变化而更具弹性。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报酬差距扩大。特别是，由于在国际上流动、其报酬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职业才干市场的出现，(国内或国外的)劳动力市场旧的二元论受到质疑。这些动荡意味着，流动因素使不动因素处于竞争状态。集体协议中所包括的许多社会福利条款被打上问号。过去的国内劳动力市场是支付的报酬中有几乎固定的、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因素，而新的劳动力市场则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同时使依据利润来计算的或大或小部分的工资指数化。
竞争的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创新。因为把费用昂贵的技术以较高价格售出的惟一方法是，使对消费品的需求多样化，以刺激价格之外的竞争。但在过去批量生产技术中，产品多样化的成本很高，因为它不符合标准化生产的规模效益。相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原则，则能够以标准化生产方式生产出多样化产品。这是通过产品设计中的标准系统获得的，它既可进行成批部件的生产，也可使产品生产最后阶段具有差异。把这一生产工艺与同时进入多功能统一体的有关产品需求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实现定货的充分多样化选择和最大限度减少库存。它同时也能解决质量问题。在等级结构中，对质量的监督花费很大，因为需要许多监督员。而每一个人都将对他为产品所做的一切负责的多功能统一体内的职责会议，则鼓励进行自我监督。
多样化得到最大发展的领域是服务领域。这是信息技术得以充分展示其效力的领域，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领域。信息技术密集使用的部门是那些创造了最多就业岗位(如：企业服务、社会服务、私人服务、商业、修缮服务、保安服务)的部门。信息技术将对所有有助于劳动增值的流量的持续发展进行调节。这样，它就会减少必要的资本存量和生产过程中因停工造成的损失。在福特主义时期，机械投资使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发生巨大变革，提高了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信息投资即是对结构的投资，它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资本生产率，使服务业中的脑力劳动发生巨大变革。这一产生于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资本经济，就是通过新的增长方式赢利的重要源泉。
资产的增长方式
由于金融市场在确立宏观经济平衡和企业通过股东对重现和增加资本效益的各种行为的治理上的绝对影响，因而我们能够这样确定新的增长方式。
资产的增长方式
特点 福特主义增长方式资产的增长方式
生产 资本的密集性机械生产的密集性信息
和技 投资提高劳动生产投资提高资本生产
术
率 率
治理 内部监督+偿还能力
机构投资股份制
效益标准 企业扩大股利
中期目标 自筹资金股息
工资 通过集体协议确定价格限制内降低工
国民工资标准资成本
价格 生产成本+一般边 国际计算标准+汇
际率率
需求 经常推动和有利于易变的多样性的和
提高效益的大众消有利于产品创新的
费 暂时赢利的消费
我们把这一方式同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进行比较，它将充分说明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
在这一新的增长方式中，企业行为变化的轴心是股利。机构股东的治理将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变化。这一变化的效益标准又反过来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决策结构的组织、利润的分配和使用产生影响。由此，在股东的股息分配和管理人员占有的利润(它决定了管理人员为股东利益而使企业资产增值的能力)之间产生一种紧张状态。治理的作用就是调解这一紧张状态。在全球化企业中，治理的效率在于确认股份制的价值高于可能与其对立的国家立法。
企业应在股息分配和对于未来将使股利增长的各种创新的融资间套利。这就是企业对于改变了技术发展方向的强制的回答。企业寻求使它们的生产结构向资本经济方向转变的投资。正如上面所说，主要转向服务性生产的信息技术投资最符合这一目标。
在这一新的增长方式中，股票市场成为使企业赌注产生社会效力的场所。对于股市行情的判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合同储蓄，比日常收入更快地使股民家庭的纯财产数额增加。家庭致富和产品价格的竞争压力相互配合以促进消费多样化。这一需求将维护产品创新并使企业的不断变化的人员从创新中获利。同时创新利润也能实现机构股东使自有资金赢利的愿望。
由此可以说，这一增长方式是结构紧密的。但它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就提出了在雇佣关系和它易受金融不稳定性影响中的调节的问题。
二、全球化与调节方式
我们在这里将面对两个问题，它们直接产生于福特主义所引起的变化，并成为新的增长方式中的基本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来源于技术变化和系统寻求降低成本的企业调整对生产结构的影响。这将使生产章程分散化和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另一个问题来自企业通过机构投资者股份制进行治理的社会赌注。它与作为对企业资本所有权的补偿——合同储蓄的性质紧密相连。这一储蓄使企业资本所有权具有社会性。承担这些社会要求就要面对雇员对于治理所依据的标准的反作用力。
弹性与安全
基于降低工资成本的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打碎了福特主义的就业模式。以男劳动力为核心的长期固定工没有消失，但已被蚕食。各种各样的就业形式随着弹性工作(如：半日制合同、临时工、在家工作、自谋职业、兼职、两方情愿的人际关系服务)的增多而繁衍。
我们知道，福特主义就业模式源于一种制度上的妥协，通过这一妥协，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雇员以等级服从换取了经济上的安全。他们同意增加工业生产强度，但要分享生产力的收益，增加实际工资。而企业通过促使就业形式的繁衍所追求的工作弹性，则重新使雇员在经济上无安全性。并且，就业形式的碎化使集体协议谈判内容或部门协议中的一般规定减少。企业的这种形势决定了集体协议谈判的分散化或工资的个体化。正因为如此，对于雇员来说，工作的弹性意味着工资差异加大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性加重。在调整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使得社会发展倒退。
我们应从雇佣关系角度认识到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在福特主义时代，它直接表现为生产中的从属关系，是对他人等级权力下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支配。随着雇员要求的合法性取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劳动法如同保障系统一样得到了发展。雇佣关系越不同于商品关系，劳动法就越有别于民法。劳动法力图给予雇员的安全就是雇员在其所从事的工作中的安全。
我们在生产结构中看到的变化将导致对雇佣关系的重新定义，否则我们就会认为雇佣关系将消亡。我们注意到就业形式的碎化。例如，企业内部预先完成的对外化的服务所引出的自雇职业就是这种情况。原先受劳动法保护的雇员，依据商业合同，成为提供服务者。而这一劳动力的使用者会使劳动贬值。因为它们不支付社会成本，只支付表面上独立、实则近似雇员但失去过去所享有的劳动保护的劳动力的直接成本。我们能够说出许多这样不稳定的就业形式。劳动自由单方面有利于雇主。
尽管这些实践明显降低劳动成本并非常有益于企业调整，但它们仍对持续运转中的增长方式提出许多严肃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生产结构的弹性，技术发展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但是这一组织生产的方式有赖于雇员的职责，因为生产行为本身的弹性使生产者重新对于自己的工作给以监督。而在对所有流量的全面监督下，各自治个体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生产者对于企业目标的支持。但是，如果生产者不仅在临时工作中，而且在经济形势上受到威胁，那么他们的职责就不可能转向企业目标。
这一观点向我们指明具有现代劳动特征的雇佣关系的定义。这一雇佣关系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依附关系。它不同于工资，工资是个人经济上与市民社会的从属联系，这一从属关系是对劳动能力(不管个人工作形式或劳动合同形式是什么样的)的支配。经济依附——不是在工作中需要时的等级服从——是雇佣关系的实质。劳动法应演变成为这一经济依附使之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保障。这一欲体现分工新特征的劳动法的演变，是使工作弹性与经济安全协调一致所必需的。它同时是使内容符合增长方式的集体协议谈判恢复活力的基础。
确认有利于雇员的劳动自由就是建立一种职业安全，以取代过去工作中受到弹性损害的安全。这实际意味着，个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应能连续从事多种职业，因为他们得到保证可持续享有他们的社会权利。欧洲委员会和法国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因此布瓦松纳报告主张——不管雇员工作或非工作状况如何——订立规定长时间内可转移的权利的工作合同。
由于依照如同经济依附一样的雇佣关系的一般定义，确定了劳动地位的概念，劳动法将会提供一个共同准则以指导分散在欧洲的集体协议谈判。这是一种集体价值，正是在它的基础上，欧洲左翼处于上升的力量能够取得一致，把社会宪章改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的最高原则。这就等于——从维护社会权利角度，在集体协议谈判范围内——使各种工作形式具有相等价值的劳动调节。因此，荷兰尝试进行了一些协议谈判，以改善临时工的权利，即缩短预先申请中止全日劳动合同的时间。
资本的社会所有与治理
资产的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储蓄的增长趋势。在未来10年，这种趋势在欧洲各国主要受人口老化的影响。当前和可预见的国家储蓄率的增长，表现为一种在预计到将来人口依赖性比例增长基础上的财产长期增长的资产的(Patrimoial)行为。
这一资产的行为也将改变财产结构。一部分日益增多的储蓄集体存放于公共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它们的组合证券中的股份，因而间接增加了家庭金融财产中的股份。
由于储蓄趋势、劳动力提供和老龄人口消费方式的变化，增长方式将受到人口反冲击的影响。根本的问题是要在未来10或15年，实现经济的巨大增长，以使购买力重点向非就业人口方面转移。
建立退休养老储蓄是实现财富真正转移的调节方式的重要因素。要加快增长速度，生产投资的数额特别是性质起决定作用。集体投资者作为机构股东拥有战略性货币和左右长期运行的企业的决策的能力。因而这些股东是为资产的增长方式确立最主要的金融调节的机构。而重要的是要从最根本点鉴别这些财务代理人所拥有的资本的所有制类别。
正如我们通过对于资产的增长方式的决定性联系的描述所发现的，机构股东持有企业的多种组合证券，它们不介入治理，但关注对企业创造价值的组织能力的评价。下面是有关调节方式提出的问题。机构股东的负债会对机构投资者行使治理的方式产生反作用从而使其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增长吗?
合同储蓄构成退休权。这是个人所获得的社会权利，以作为对其职业生涯中所提供的服务的补偿。这不是资本化利润，这些在退休期间实现的权利是退休权享有者参与市民社会的条件，这是使他们享有公民资格的经济联系。因而退休权是对一种社会债务的补偿，是总体上对于其成员的集体债务。这样，这一债务以负债形式落在其身上的机构投资者，即使拥有私人实体的法律地位，也不是私人的财务代理人，因为它们的资产所有，作为一种对社会债务的补偿，应被看作是社会所有。因而未实现这一资本所有制所带来的权利的必然风险是集体的风险。正如以负债形式管理着货币而受到特殊规定限制的银行一样，作为退休养老储蓄基金托管者的机构，也应受到公正与集体安全的制约。
这样，当代雇佣社会的金融体系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个人所有权在这里将趋于被作为一种对社会债务的补偿的权利所替代。由此导致金融调节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涉及公共调节，即国家应规定风险共担、权利转让和对就业者的职业管理中的谨慎行为的一般条件。第二个涉及治理中的雇员—储户的利益体现问题。但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集体基金管理者和个人储户间的主要联系受极端不对称信息的影响。储户没有任何可能对长期合同执行中管理者的素质作出估价。这就会使得管理者违背储户的意志，通过收取昂贵的管理费，从事与其受托管理的储蓄不符的冒险，或在极端情况下干脆窃取了储户对其委托，来谋取它们的利益。对于这一危险的失控的反作用构成了竞争。但这一竞争是对金融市场上各种资金的效益做短期评估。因而这是——为了高于竞争对手或者说市场行情不稳定阶段的盲目行为的效益指数——对组合证券不断套利的平均值占支配地位。简言之，这是受到鼓励的短期行为，但它对长期的合同储蓄的投资没有效力。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使委托者的利益得到集中体现(它同时应能对于减少与管理者有关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出判断)。应由工会填补在金融方面对雇佣关系进行调节的这一空白。它们的责任就是使与金融市场的积习拉开距离的效益标准得到承认。这是调节方式的决定性领域，它要以资产的增长方式所能接受的形式，对社会发展重新定位。
三、全球化与国际调节
全球化引起金融领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强调指出家庭的金融化。金融资产的增长带动了金融机构在日渐扩大的竞争中曾力图满足的收益需要。由于看到可以从对于大幅增长的公债的非货币融资中获得好处，各国政府便放宽了对金融的控制。这些新的金融关系使金融市场飞速发展。
由于各个国家断然或逐步取消对资本流通的控制，国家财政金融系统实现自由化并且其相互依赖性增强，它们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两个不能分离的过程。它们产生于作为供方的储蓄的收益要求和作为需方的国家和全球化企业的融资需要。资本市场的中介作用对国际货币体系(SMI)具有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各类风险具有微观经济的影响。这些将会带来制度上的后果。因此国际金融系统失灵提出了货币调节和谨慎调节双重问题。
灵活的货币调节与地域空间
在最后的1/4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由各国政府操纵变为受市场驱动。同时，黄金禁止流通已告结束。这一变化对于把各国纳入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流量的调节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在积极方面，我们将找到摆脱对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依赖的国际支付手段。随着二战后确立的美元本位时代的结束，国际支付手段便由需求来决定。大体上由众多通用外汇的银行或非银行渠道提供的流动资金以最低成本满足借款者需要。这样，国际负债能力减轻了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对外负债的合理性取代了长期束缚国民经济的日常收支平衡。同时，浮动汇率易于调整不协调的经济优惠政策。各个国家因此得以自由追寻较为坚决地转入国内的目标。对于所有不受地区货币承诺的约束、不因单方面纠纷而对汇率自行限制的国家，全球化使其货币政策实现了国家化。
在消极方面，我们可能已注意到借款国获得国际支付手段的条件曾是不确定的和歧视性的。当不可调和的国家目标在宏观经济上发生碰撞时，国际负债能力由于未能及时调节而使其扩大。国际金融中介人之间的竞争经常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因为对风险的错误理解而加剧)。由此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于平衡失调的调节处于混乱状态。由于债权人对于风险认识的突然变化，在汇兑和(或者)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爆发了循环危机。这些债权人对于债务国从一种极其宽容的立场急剧转变为另一种严厉的、限制性的强制立场。市场对于政府的改弦易辙和可被政策所改变的信仰的过度反应同样引起金融资产的价格、特别是汇率的剧烈变动。由此引发失衡的投机浪潮，它使实际的汇率从而国家间的竞争力形成长期的扭曲关系。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国际金融市场不是自动调节者。它把过度反应和过度迟钝融合在一起，因为它无力对已充分确定的一些基本内容的预测进行协调，这把它拖入一种不稳定的和臆测的平衡中。而对于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大国来说，鉴于它实行的货币政策，其宏观经济的利益如同国际货币体系(SMI)的体制改革一样是不确定的。但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发展并且其活力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各货币当局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实际增强。
在两种可能冲突的需要中，应存在某种妥协。一种需要是国家间的调整在宏观经济上的灵活性。另一种需要是为了更好地锁定对市场的预测而对政府间相互作用的可预见性。灵活性代表一种立场，即对国家间的有关价格进行灵活调整，以消除非对称性引起的宏观经济上的碰撞和纠正金融失衡，因为这种失衡使积累不能持续发展。可预见性就是赞同完全为市场所接受的坚定的货币政策相互兼容原则。
随着国际金融相互依赖程度和强度的增加，国际货币体系(SMl)有了很大发展。它日渐远离以一关键外汇为支柱的中央集权，朝着比80年代三中心货币体系的假定更具多样化的货币多极化方向发展。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以及导致南美和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建立的一体化力量，使这一货币多级化得到加强。在这些地区，同美元的联系大概会松懈，并可能签订一些地区协议，因为相互间汇率越稳定，结成一体的好处就越大。
现时和将来，重要的世界性货币间的弹性汇率是保持国际性调节的惟一可行方式。而主要金融大国共同承担责任能够更好地协调可预见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种制度形式，这一形式的扩展是对货币权力机构自我限制理论的确认。它的可信性已为市场所证明，为各国政府所接受。一个隶属国际清算银行的中央银行俱乐部在欧洲因欧元的出现而缩小，但因一些新的货币强国出现而扩大，它较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益，即对金融危机较早地和坚决地给以控制。
谨慎调节与系统责任
金融秩序的紊乱不仅对宏观经济造成干扰，对整个财政金融系统也造成威胁。银行危机和金融市场危机不仅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或由后者向前者转化的国家中出现。这些危机是全球化启动的金融动力中经常出现的不稳定状况。
对风险的低估源于听任宏观经济的碰撞和转向市场观点所造成的不稳定形势。许多进程都归于这一点。首先，为了获得期望增值的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而进行贷款，这是使放贷人产生有保证幻觉的无附属担保贷款。这一贷款的杠杆效应将产生变化时间和规模难以预测的投机泡沫。第二，放宽管制将展现原先生活在被控制环境中的金融机构所没有经历过的风险和机会。第三，银行曾是证券市场竞争的牺牲品。它们不得不在远离它们通常发挥作用的行业中，寻求发挥新的有利作用。但是这种机会也有较大风险，它会把银行引入危险的重组。而当银行变得不稳定时，它们就成为财政金融系统中的薄弱环节。网络的相互依赖性把它们连接起来，它们在支付系统中的作用使它们成为系统风险的传播者。
系统风险由各基本风险的相互依赖构成。它源于私人财务代理人在不确定因素面前缺乏协调性。在次数增多了的金融危机插曲中，我们看到一些重复的因素，如为在某些价格变化不受限制的资产(交易所、房地产、外汇交易、原材料)价格上投机而冒风险的立场。而单方面确定汇率则特别有利于投机的态势。银行之所以受到伤害，或是由于它们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投资，或是由于它们成为对于潜在市场的易变性急剧扩大非常敏感的衍生市场的其他原动力。这些市场变得流动资金不足，并引发抛售恐慌。由于资本流向高回报率方向导致提前开始结算，因而这一抛售恐慌同时在类似市场上引起反应。
简言之，金融危机是缺乏协调的私人行为无意间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状况。这一缺乏协调决定于因低估信贷风险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变的不稳固的金融结构。客观因素和财务代理人的共同心理在危机中混杂在一起。
实施既要预防危机又要解决危机的谨慎调节是很艰难的。它要具备很多条件。它不应损害金融全球化，而应促使私人代理人自己驾驭所冒的风险。它应抑制系统风险，同时毫不掩饰代理人因错误估计个人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它应具有国际意义，这需要各国金融监控权力机关间的合作。
下表通过目标分类和主管机构比较对谨慎调节的构成进行了描述。
谨慎调节的组织
调节类型 机构性质
竞争调节者：
第1层次：市场调节， 有组织的市场票据交
保护正常情况下的市
换所，两方情愿的直接
场的流动资金，
交易的主要国际私人
保护消费者。 中介人，
独立的公共事务所。
第2层次：银行支付能力， 谨慎调节者：
监督支付能力比率和
独立的银行监控机构
内部控制。
和(或)中央银行。
系统调节者：
第3层次：危机处理， 解决破产问题的公共
解决银行破产问题，
组织，
抑制系统传染。
以最后放贷人身份发
挥作用的中央银行。
前两个层次的国际合作产生于金融全球化决定的相互依赖性。任何个人监督者都不可能推迟和加强在拥有众多机构的金融集团中出现和在市场间蔓延的风险。对银行风险的管理主要是建立银行内部的监控系统，它目前正值取代银行支付能力比率。由于采用自控原理，这一系统便易于使冒风险的代理人负起谨慎的责任。相应地，监控者的作用更多地是对监控系统的性能做出评价，而不是制定规定。这就是实施受托的监控，它要求对新的主管机构投资并与银行建立相互影响的而不是等级的关系。
谨慎调节者之间为了实行全球性监控而进行的合作，是向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流动资金所依赖的市场中介机构——大的国际银行所需要的。这一合作的必然场所是国际清算银行(它保护所有大的世界银行的国家监督委员会)。如同国际清算银行也是主要中央银行的网络中心一样，谨慎调节和系统调节也能够这样实现组合。它将在深入的和非官方的、并在出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的评估图表基础上完成。
最后，国际最后放贷人的需要应充分肯定。当金融市场被流动资金危机所感染时，最后放贷人是惟一能使市场恢复正常运转的机构。最后放贷人配合有力的银行监控会使大银行介入对市场的支撑行动。
最后放贷是一种特殊功能，即是拥有货币绝对权力的机构的象征。因而它具有决定权并保持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暖昧立场，以避免道义上的风险。它的目的是恢复信任，即恢复一种卓越的集体关系。因而，它的作用不能通过放贷数额预先确定和宣布。
国际最后放贷人不可能是超国家的机构，因为世界货币空间并不一致。它应属于在一定情况下因系统风险的出现而最受影响的中央银行的共同责任范畴。
但是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的确立，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章程进行修改以使其成为各成员国的义务，将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所有可完全兑换的国家货币将被置于外汇竞争。但是如果不做明确规定便使其进入市场，那么这一过程就是不稳定的。由于流动资金危机的脆弱程度减弱，因而我们就会怀疑，几个中央银行的合作是否足以驾驭这一危机。这样大概就需要一种通过某种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高级的流动资金形式。由于恢复金本位的强制性规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具有现代货币体系特征、分成等级的货币组织在国际范围的扩展最终可能会被人们所接受。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完全担负起国际最后放贷人的职责，成为要实现金融全球化最终目标的中央银行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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