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与我国职工下岗失业关系研究_国有企业改革论文

中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与职工下岗、失业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一轮论文,中国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职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为了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分别是1992年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和1993-2014年间的国有企业改革。其中20世纪末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引起了较为严重的职工“下岗潮”，并且导致失业率较大幅度的攀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将要实施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那么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会不会导致第二轮职工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2015年，在第二届“人大老博士论坛”上，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认为，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最近社会舆论与媒体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目前还没有定论。在2016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保持经济增速和避免下岗问题时说，我国在重化工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我国已经选择了钢铁、煤炭这两个领域在去产能上先行突破，与此同时要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潮。为此，中央政府建立了1000亿元的职工转岗安置专项资金，并且要求地方政府扶持再就业的措施也要跟上。因此，既要改革，也要避免出现下岗潮，是今后若干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政策立足点。

      本文以20世纪末我国出现的职工下岗潮为背景，研究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导致第二轮职工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并以回答这个问题为核心，深入分析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原因，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我国20世纪末出现的职工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现象，是在当时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供需不平衡和城乡人口转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当时爆发的亚洲经济危机，不利的外部经济条件和严峻的国内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加速了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和职工下岗，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职工下岗潮。

      针对20世纪末出现的下岗潮，逄锦聚(1998)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就业不充分，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于是出现了下岗、待业、失业等形式的职工下岗潮，其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引起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动。也有观点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过剩就业，产生了大量冗余人员，国有企业的冗员甚至达到了职工总数的40%左右(黄朝翰、杨沐，1999)。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这些冗余职工逐渐转化为下岗职工(赵建国，2000)。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以破产兼并与资产优化重组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职工下岗和失业现象。原因是：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过度干预造成国有企业人员大量富余，形成隐性失业；2.国有企业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导致国有企业人员结构不合理；3.改革前国有企业劳动要素投入过度，技术、资本投资不足，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需要降低劳动要素的投入；4.在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人员过剩，需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李江皓，1998)。

      此外，与职工下岗潮并存的民工潮也是导致城市职工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的重要原因。宋林飞(1995)利用总体估计法，按照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为60%左右计算得出，我国有大约2.7亿农业劳动人口需要转移。截止到1993年年底，我国乡镇企业共计有1.23亿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随着农业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村需要转移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根据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之间比较利益的差别，农村劳动力更趋向于选择外出务工，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因此，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出农民工不断涌入沿海地区，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破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新的企业制度放宽了对职工户口的限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大量涌入城镇，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非正式部门谋求就业，这些就业岗位主要是城镇职工不愿从事而空缺出来的；第二阶段开始涌向正式部门，尤其是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低廉的工资与城镇职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行竞争，由于农民工对工资报酬、工作条件等要求较低，企业雇佣这些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朱镜德，1999；李竞能，1999)。因此，民工潮与下岗潮同时出现，相互作用，当农民工的自身条件和要求与就业岗位匹配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最终使其再就业较为困难，致使下岗潮雪上加霜。

      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真实失业率测算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表明，国企改革未必会出现国企职工下岗潮。为了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与失业的关系，本文采用蔡昉(2004)估算我国真实失业率，即调查失业率的方法，估算了1978-2014年间我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

      第一步，用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总数，减去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总数(根据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特点，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数等于农村就业人数)，得到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第二步，用城镇经济活动人数，减去城镇就业人数总数，得到城镇失业人数；最后，根据失业率的计算公式，测算得出我国的真实失业率，结果如图1所示。

      在我国国有企业第一阶段改革(1978-1992年)前期，不仅没有出现下岗和失业现象，甚至促进了就业增长，但在改革后期出现了下岗和失业的现象。1988-1990年是下岗、失业上升最快的时期，按照城镇登记失业率标准，失业率上升了0.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估算真实失业率的标准，失业率上升了1.2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在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期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下岗和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第二阶段改革(1993-2014年)出现了与第一阶段改革差异较大的现象。在第二阶段国企改革初期就出现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和估算真实失业率的同步上升。但是，上升速度较为平缓，属于可控范围。到1996年以后，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估算的真实失业率出现了不同的趋势，从1996至200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呈现平稳的趋势，2000年以后，才出现缓慢上升趋势，这与当时严重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不符。因此，该数据可参考性不强。自1996年以后，估算的真实失业率出现了急剧攀升，从4%上升到7.6%以上，同时出现了第一轮的下岗潮现象，较为符合史实。因此估算的真实失业率具有较高的参考性。以上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改革与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并不是孪生兄弟。

      

      1978-20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估计)

      图1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会导致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吗？

      当前，社会主流舆论对新一轮国企改革和去产能政策是否会造成第二轮职工下岗潮主要有两种观点，官方的主流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去产能政策不会导致第二轮职工下岗潮，而部分媒体和一些著名学者却认为，我国将会迎来第二轮下岗潮。对此，只有通过分析20世纪末出现我国国企职工下岗潮的原因，以及现在的经济条件是否具有孕育下岗潮的潜在风险，方能预测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是否会导致第二轮职工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显著提高。目前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对GDP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经济总量决定就业总量。在我国，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为主的农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且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较为明显，本文着重分析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总体就业的影响。根据1993年至2014年的第一、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见表1)可知，我国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64.4%降低到2014年的47.1%，同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28%上升到2014年的48.1%，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对GDP贡献率最大的产业。

      不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平均每单位产值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大于第一、二产业(魏作磊，2004)，我国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由表2可知，199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指数分别是56.4%、22.4%、21.2%，到了2014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指数分别是29.5%、29.9%、40.6%。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几乎增长了一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到我国就业总数的40%以上。再进一步分析，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较为明显，反映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中就业。如果第二、三产业不能提供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较好的工作条件，随着与第一产业的报酬差距逐渐缩小，将导致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这也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原因。

      

      就业弹性是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该指数反映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近几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较高，能够有效地拉动就业增长。本文测算了1993-2014年间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不断降低，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经济现象，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呈现明显的波动性，1998年至2002年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非常小，甚至是负数，即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总人数下降，这也说明了当时我国经济虽然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但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大，才导致了严重的下岗潮。到2014年，虽然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负数，产业产值增长与就业下降并存，但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非常高，达到了0.748的高位，这也说明了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产业(详见表3)。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5%，未来第三产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第三产业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也说明该产业的发展将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本文利用历年我国的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与第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之和，绘制了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之和的年度折线图(见图2)。在1996-2002年期间，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之和急剧下降，说明第二、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非常小，于是出现了20世纪末的下岗潮和失业率攀升现象。但是近两年来，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之和大于0.6，说明其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力比较强。由于第二、三产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创造较多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因去产能和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的国企下岗职工将更容易实现再就业。

      

      图2 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是避免下岗潮和降低失业率的关键。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比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增强。2011年，我国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降到30%以下，国有控股企业单位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的比重降到5.23%。由表4可知，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与其他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为34.5%、2.9%、62.5%，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人员总数是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人员总数的1.81倍。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下岗、分流人员可以到非公有制经济体中就业。

      职工下岗潮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包括农业转移劳动力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当前，我国劳动力人口总规模趋于下降。自1982年起，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新出生人口规模趋于下降。200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的第18年，该政策实施之前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不断增加。由国家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可知，我国15—64岁的人口比例自2010年以来不断下降，说明我国总的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并且我国0—14岁的人口比例不断趋于下降，维持在较低的比例水平，这也反映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见图3所示)。国家人口总体变化趋势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0—14岁组人口比例下降和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下降，会不断减轻我国的就业压力。

      

      最后，当前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的出现也说明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发生了转变，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杨继军、范从来，2012)。近20年，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战略，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的发展，本地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就业本地化、本省化成为了今后的发展趋势，这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现象。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逐渐减少。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等方面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在我国出现(蔡昉，2010)。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当由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转变到劳动力短缺阶段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将开始不断提高。

      通过对20世纪末我国国企职工下岗潮的研究，本文认为：下岗潮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下岗分流失业人员短时间快速增加。二是新增就业岗位供给量远远小于需求量。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可能会产生下岗潮。此外，新增就业劳动力人口数增加、农村隐性失业较为严重、较多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竞争力较低等因素的互相作用，也会导致不断快速下岗分流的职工成为失业人员，从而演化成国企职工下岗潮。目前，我国不具备上述两个形成下岗潮的必要条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会出现国企的大量破产、兼并重组现象，也没有对改革提出时间上的要求，主要是注重改革的成效而不是改革的速度。虽然，我国煤化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去产能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产能过剩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规模并不大，并且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学历、技能等相对较高，经过培训，其再就业的竞争力也较强。三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显著提高，尤其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系数较高，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较强，非公有制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也较强。此外，我国新增劳动力人数不断下降，再加上近期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的出现，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供需即使没达到平衡，也不至于出现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最后，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和去产能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扶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由此判断，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就业市场供需情况下，都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下岗潮和失业率的大幅攀升，无非是对我国再就业造成了一定压力。

      

      图3 1990-2014年我国人口结构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相比，所处的时代与宏观经济环境不同，其政策也有很大不同。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和完善国有企业监管等，重点是对国有企业产权股权、参与市场竞争和监管进行改革，通过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国有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因此，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从国有企业的治理方面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虽然可能造成部分国有企业的部分职工分流下岗，但改革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并且我国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制定了完善的再就业扶持政策。目前，虽然公众担忧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可能造成下岗潮，但是应当了解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下岗潮的原因，并对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没必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未必产生职工下岗，即使职工下岗，也不能说明无法再就业、一定会发生下岗潮、出现失业率攀升的现象。

      因此，了解了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下岗潮的原因，就可以分析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对职工下岗和失业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预防改革中出现下岗潮的措施。下岗潮主要是就业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短期快速集中的下岗人员无法及时就业，再加上有大量新进入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造成了新增就业岗位远远满足不了就业的需求。这种问题的长期积累，就产生了下岗潮。所以我们应该从劳动就业供需双方着眼，一方面要避免短期集中下岗快速分流过多职工，如果迫不得已需要较多职工下岗，应分步骤分时段分区域渐进性的下岗分流职工，并分步骤分批次培训下岗职工使其获得新的技能，以分散下岗分流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新增就业岗位等角度治理下岗失业问题。具体而言，应加强职工在岗培训、提高职工技能，有针对性地安排下岗人员；在职工下岗之前，应对其进行新技能培训，以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竞争力，顺利实现再就业。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新创中小企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对新创设的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公司要提供更大的税收优惠，并给予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各级政府应设立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加强对下岗分流职工的技能培训，提高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并对成功再就业的下岗分流职工进行奖励，完善对下岗分流职工自我就业的激励。此外，政府应当尽可能地把就业能力较弱的下岗分流再就业困难职工安置到公益性就业岗位，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来源。

      ①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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