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载力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环境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465(2010)06-079-07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确保全年“GDP增长百分之八”的奋斗目标。2009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34.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1%，超额完成了“保八”目标。
实际上，“保八”现象虽然出现于2009年，但将“百分之八”作为经济发展的年度增长目标，在我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继续持续下去。首先，“保八”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设想的自然选择。“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两个“翻两番”：1981年到2000年，GDP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2001年到2020年，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这就意味着，自1981年到2020年的40年内，GDP总量翻两番，其年均理论增长率为7.2%，为留有余地，各级政府一般将GDP增长率确定为8%或者以上；其次，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践证明，在正常年度，GDP增长8%是可以实现的。统计表明，在1981-2009年的29年中，有24年GDP增长率超过8%，平均增长率为8.9%。因此，年度GDP增长“百分之八”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经济工作的一个“硬标准”，过去几十年已经超额完成，至少在2020年之前还将继续坚持。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考察，GDP的增长速度到底应该怎样确定？按照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经济系统长期高速增长，特别是当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还将如此，一方面，由于“过度开发”，会导致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度排放”，会导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因此，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时，应该以资源环境作为约束条件，将经济发展作为“环境经济综合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确定其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将经济发展独立于环境系统之外，只根据“需要”来确定“增长”。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明确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为实现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赋予了科学发展的内涵。但是，要将科学发展思想转化为经济发展政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科学测算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科学发展观将会被“泛化”为一种口号，继续过去发展的老路。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实际上，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以后，国际学术界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只是有些研究直接冠以“环境承载力”之名，而有些研究虽然没有以“环境承载力”之命题出现，但其研究思路和试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环境承载力研究的范畴。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按照其研究的方法不同进行了系统梳理，概括为以下两种流派：
（一）绿色GDP核算论
所谓绿色GDP是指在现有国内生产净值的基础上，通过扣减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所得到的余值[1]。其设计思想是假设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将全部得到补偿，在保持资源环境系统的功能可以永续利用的条件下，经济体系生产能力的阈值[2]。因此，绿色GDP的实质是用产出指标表达的环境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绿色GDP＝国内生产净值－资源耗减价值－环境退化价值(1)
最早从事绿色GDP研究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和美国、欧盟国家等。1993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合推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s，简称SEEA）。到目前为止，该体系已经发布了三个版本，即SEEA-1993、SEEA-2000和SEEA-2003。该体系的核心指标为EDP，俗称绿色GDP。联合国于2004年9月又成立了环境经济核算委员会。当时设想，力争到2010年使《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成为国际标准。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这一设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一些实质性难题与该委员会成立之初相比，并没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如式(1)所示，在EDP核算中，需要扣减的第一个项目是“资源耗减价值”。所谓“资源耗减价值”就是在核算期内经济系统所消耗的所有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既包括所有权已经确立的自然资源，也包括所有权尚未确立的自然资源。对于前者，其耗减价值核算的困难在于：SNA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结构基础上的，经济产出之所以可以借助于价格进行加总，是在于它们通过市场供求两方力量确定了一个实际的市场价值。与此相比，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这样完备的市场，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无法形成经市场确认的价值，这就为SEEA进行资源耗减价值的测算带来极大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恪守SNA的估价方法，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9]；而对于后者，依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其价值是完全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而存在的，这时，即使可以找到一种能够科学测算其价值的方法，由于国内生产净值中就根本没有包含此类资源的价值，如果采用上述式(1)所示的方法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减其耗减价值，则有违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是根本无法解释的[8][10]。
第二，同样如式(1)所示，在EDP核算中需要扣减的第二个项目是“环境退化价值”。SEEA认为，由于环境退化问题极为复杂，必须根据估价对象的特征不同，采用不同的估价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成本”和“基于损害”两类。但是，研究表明，这些方法也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难题。
其一是环境退化核算方法体系内部缺乏一致性。基于损害的估价方法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环境退化引起了多少损害？”而基于成本的估价方法则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变种提供了回答“为避免环境退化应该花费多少成本”。两个问题都以希克斯收入概念为基础，但是，基于损害的估价是通过观察资产存量发生了什么而构造，因此也可以称其为“资产方法”；基于成本的估价则要依据收入流量的核算进行测度，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收入方法”。由于这两种估价方法的出发点不同，从而其测算结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性质上，均存在明显和本质的差异，无法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最终难以实现EDP的核算[9]。
其二是两大核算体系之间在价格本质方面缺乏一致性。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在式(1)中，“国内生产净值”、“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退化价值”这三个价值量指标的价格基础应该相同。但是，在上述环境退化价值核算方法体系中，其价格范畴就远远不止一种。在基于损害的估价方法中，又包括“显露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两种。其中，“显露偏好法”又包括“市场价格法”、“享乐定价法”和“旅行费用法”三种估价技术，它们均与某种市场化货物相关，其估价基础是市场价格，就这一点而言，应该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致的。但是“陈述偏好法”的构造却不与任何市场化货物和服务相关，纯粹以某种假设为前提，在没有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让被调查者就某种特定的环境服务给出一个“主观”价格，这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客观”价格不属于同一个概念体系，以此为基础，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经济总量指标进行调整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综上所述，绿色GDP核算体系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理论设想，有很多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陷入理论困境，按照这一理论框架测算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在短期内无法应用于实践。因此，必须改变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二）环境承载力核算论
尽管“承载力”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58年法国经济学家奎士纳(Francois Quesnay)所著《经济核算表》和1798年马尔萨斯所著《人口学原理》等著作中，但直到1921年，人类生态学者帕克和伯吉斯才确切提出了承载力这一概念，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后来这一术语被应用于环境科学中，便形成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在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他们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关注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资源承载力”的概念，1995年，Arrow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承载力研究的热潮。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界定和理论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资源环境承载力思想在全球便形成了。
本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这些成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第一是围绕环境承载力的内涵进行研究，包括什么是环境承载力，其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第二是围绕环境承载力的测度方法进行研究；第三是利用现有研究成果，针对某种环境要素或某一地区进行环境承载力实证分析。
从研究的进展看，意见比较一致的是环境承载力的内涵问题。200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对环境承载力的内涵给出了比较规范的表述，认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维持环境系统功能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整个地球生物圈或某一区域所能承受的人类作用在规模、强度和速度上的限值”。这一定义揭示了环境承载力的基本特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争议比较大的是环境承载力的测度方法问题。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概念模型分析法（洪阳等，1998）、单要素加权分析法（刘殿生等，1995）、福利函数分析法（张红等，2009）、矢量分析法（唐剑武等，1997）、承载率分析法（唐剑武等，1998）、供需分析法（李朝辉等，2005）、能值分析法(H.T.Odum，1988)、生态足迹分析法(Wackernagel，1996)。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方法均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从不同角度探索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承载状态，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这些方法的共同缺陷在于其研究结论只说明承载力的状态，而不能说明承载力的大小，原因在于这些方法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首先将若干个经济发展类指标和资源环境类指标按照一定方法转化为一个抽象化的综合评价指标，然后以此为工具，将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的作用强度与环境系统的承载力“阈值”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环境系统相对于经济发展是处于“可承载”、“满载”还是“超载”的结论，导致承载力指标本身并不说明某一经济总体在环境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最大规模应该是多少。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研究结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只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有关环境主题的决策方面无法给出实质性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产品价格扭曲”两个方面，其它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运行效益不高等现象实际上是上述两方面原因的结果。因此，环境承载力问题的研究结论必须与这两个问题相关。
首先，从政府宏观管理的目标看，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影响环境系统的“源”；另一方面，导致废弃物的“过度排放”，影响环境系统的“汇”，其结果是环境质量不断退化[10]。因此，从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管理学属性看，承载力的表达指标应该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产值指标，即环境可承载的经济规模，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确定在环境质量约束条件下，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境可承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为政府制定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理论支撑，避免不顾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次，从宏观调控的措施看，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环境领域缺乏效率，而政府又出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动机，在资源产品价格形成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导致资源产品的价格只体现其经济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使资源产品的环境成本游离于其市场价格之外，资源产品价格被严重低估，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运行效益不高，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因此，还是从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管理学属性看，承载力研究的结论应该说明在环境质量约束条件下，经济系统可以开发利用的最大资源量是多少，并以此为基础，探索资源产品的定价机制，最终确定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资源产品价格，为政府制定其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环境承载力研究必须拓宽研究思路，使其研究结论的表达指标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相一致，并将导致环境问题的核心指标“资源供给量”及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内化到其方法体系中。只有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可以充分体现其宏观管理的价值。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在不同学科领域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项目中，“绿色GDP核算论”虽然以政府宏观调控信息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结论可以全方位满足政府宏观管理的需要，但由于该体系极为复杂，很多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陷入理论困境，短期内无法付诸实践；“环境承载力核算论”方法体系相对简单，可行性强，但由于其研究结论只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支持。本文拟以“绿色经济”思想为指导，通过建立“绿色经济模型”，测算当环境质量保持既定水平时，经济系统的最大产出，即环境承载力。该模型的建立，对《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建立及资源产品的定价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将会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
三、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核算理论框架构建
（一）理论基础
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核算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经济学和环境生态学而提出的绿色经济思想(SEEA-2003，P[,330-331])，其实质是超越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将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内化为社会价值的一部分。该理论认为，环境功能确实有一个价格而非假设的价值，经济行为应该更加谨慎地使用其功能，而不是免费的。环境功能的价值体现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偏好那些越来越对环境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在实现中，这些变化主要依靠政府通过调控环境资源的供给数量，禁止对环境有损害的经济活动，进行经济行为的结构调整，应用各种削减技术，或者进行损害恢复。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考察，其方法不是为了就同一经济总体计算一个不同的、较为绿色的GDP，或者计算一个抽象的承载力指标，而是要将GDP价值与一个不同的经济联系起来，该经济是一个较为绿色的，正在一个更加有益环境的道路上运行。这样一个较为绿色的GDP被称作“绿色经济GDP”或geGDP。因此，本文实际上是将目前“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承载力核算”相结合，开创一个既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管理信息需求，又不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统计核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核算体系。
（二）理论模型
我们知道，按照经济学原理，一般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和厂商的“生产成本”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然而，按照生态经济学理论，如果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环境的一个子系统来考察时，“资源产品”的供给不仅受其“开发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其“环境成本”的约束。具体地说，就是当资源产品的供给达到一定的限度，以至于再增加供给就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时，经济系统如果再继续向环境“索取”资源，环境—经济这一综合系统就会处于“亏损”状态，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因此，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本文拟以经济发展对资源产品的消耗量作为切入点，将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数量、资源价格、环境质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四个变量置于同一个系统，构建一个“绿色经济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该模型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图1(a)表示资源供需均衡模型，D表示资源的需求曲线，S表示资源的供给曲线，横轴表示资源的供给量，用Q表示（图1(b)、(c)同此），纵轴表示资源的价格，用P表示；图1(b)表示资源耗减数量与环境质量的关系，L表示环境质量曲线，纵轴表示环境质量，这里用环境质量指数R表示。显然，R是Q的函数；图1(c)表示资源耗减与国内生产之间的关系，K表示生产曲线，纵轴表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总量GDP，这里用Y表示。显然，Y也是Q的函数。
图1 绿色经济模型
显然，式(2)所示绿色GDP理论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中一般生产函数的简化和拓展。宏观经济学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函数。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假设在生产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以一定的环境质量为标准，将现实经济总体还原至绿色经济状态，然后按照现行核算体系计算该经济体系的GDP。因此，本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是怎样以现实经济体系为基础，模拟与之对应的绿色经济体系。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模型，求解该模型将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逐一研究解决。
四、可行性分析
如图1所示，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核算的技术路线可概括为：将现实经济体系按照一定的环境质量标准还原至绿色经济状态，然后采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测算该经济体系的产值指标，即为该经济体系的绿色产出指标，亦即用产值表示的该经济体系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指标。在绿色经济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初始变量是环境质量指数(R)，中间变量是自然资源开采量(Q)，目标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Y)，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绿色经济体系核心变量关系图
按照图2所示的逻辑关系，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核算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两组模型：
（一）环境质量模型
(1)理论依据。根据环境生态学理论，当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将会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废弃物的“过度排放”，导致环境系统“源”与“汇”的性质与结构发生实质性改变，最终导致环境质量的变化。因此，环境质量与自然资源开采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自然资源开采量是影响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原因。环境质量的变化除受自然资源开采量的影响之外，还受环境保护投入、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自然资源开采量和环境质量之间可以采用多元计量模型描述。
如图2步骤4所示。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难点。因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各产品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消耗与被消耗关系。当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采量”代替“实际开采量”后，由于“资源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一方面影响各类产品产出数量的变化，本文称其为资源产品的“产出效应”；另一方面，影响各类产品价格的变化，本文称其为资源产品的“价格效应”。这两种效应均会影响经济体系的GDP变化。显然，不管是测算资源产品的“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其实质是建立资源产品的“供需模型”。关于一般产品“供需模型”的理论与方法，在经济学中虽然有系统的理论论述，但实证分析的经验不多，而针对资源产品“供需模型”的实证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取得政府统计部门的支持，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另一方面，要进行专门调查，对现有资料进行补充。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不仅是本课题研究的需要，对政府部门研究和制定资源产品的税收和价格政策也具有独立的管理学意义。
(3)可行性分析。在“生产函数”研究中，资料基础和主要方法是投入产出核算及其分析模型。投入产出核算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一项长期性和周期性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精神，在逢2和逢7的年份，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将联合组织开展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编制投入产出基本表。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编制了1987、1992、1997、2002和2007五张全国投入产出基本表。2007年投入产出表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将国民经济生产活动划分为135个部门，可以很好地满足本项目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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