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战略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基于江苏紫荆花公司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紫荆花论文,江苏论文,利益论文,案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与传统战略相比，绿色创新战略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重目标，这种转变使得产生竞争优势的知识越来越多的存在于企业的外部，因此，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信息和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以前被忽视的边缘利益相关者的作用(Hart，Sharma，2004)。同时，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和迅速，地理上和作用上处于边缘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的忽视很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现有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存在着局限性：①现有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理论假设主要是基于经济效益的驱动，当这种理论逻辑转变为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重目标时，目标范围的扩大使得利益相关者的数量激增，识别有价值的信息变得更加困难；②虽然文献中涌现出来很多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但主要是根据现有业务优势，通过权力、影响以及适当性来识别和划分利益相关者，忽略了边缘位置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③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目标是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但是现有研究没有提出怎样处理绿色创新战略中具有冲突的利益的边缘利益相关者利益。所以，本文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一是在绿色创新战略情景下，企业如何重新识别利益相关者，发现一个足够小的，同时又能代表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价值观的边缘利益相关者团体；二是在绿色创新战略情景下，企业该如何管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可能存在冲突的、弱势的、处于边缘位置的利益相关者。
本文通过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荆花”)的黄麻绿色创新战略案例，运用行动研究建立一个边缘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然后，进一步跟踪紫荆花公司如何与这些群体建立沟通渠道，以及这些群体是怎样影响并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发展过程，建立了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作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
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任何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被组织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即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管理。Freeman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在战略管理领域，以促使组织认识到利益相关者从而实现高绩效。接着发展到组织理论和商业伦理。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社会责任因素的加入，使它进入管理的社会议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对话。在新的绿色创新战略下，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识别利益相关者。在这一领域，André et al.(2008)鼓励更细致的定性研究。
1.利益相关者定义和识别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个体或群体，主要包括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等有影响力的群体。在现有的针对后者的研究中，主要是基于资源依赖性或者道德理论，考虑会对环境、社会产生成本影响的群体。不同于现有传统战略，绿色创新战略把传统的经济收益目标拓展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重收益目标(施建军等，2010)。这不仅融合并拓展了前面两种观点，同时使得传统的网络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可能成为新的中心利益相关者。Hart and Sharma(2004)最早提出将边缘利益相关者纳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法来识别出边缘利益相关者。如何重新有效识别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变成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例如：某些类别的利益相关者以前可能基本不参与管理决策；不同团体之间原先存在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其不愿意参加企业的讨论过程；有效的参与过程往往倾向于如何识别一个较小规模的利益相关者团体，以便进行深层探讨和相互学习。
2.利益相关者管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反应
现有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反应。由于两者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这两方面的研究常常分开进行。①公司方面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公司怎样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公司怎样防御利益相关者；公司应当怎样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②利益相关者方面主要研究三个问题：利益相关者怎样影响公司；利益相关者如何反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如何支持组织。梳理这两方面的研究，学者们(Frooman，1999；Hosrmer，Kiewitz，2005；Jones，1995；Scott，Lane，2000)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如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公平理论、组织信任、组织认同等)对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策略进行了解释及预测。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学者们几乎都是站在公司或者利益相关者单方的角度来审视二者的关系。当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边缘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得到缓和，现有的利益相关者应对策略可能无法适应新的情境。与传统方法相比，三重收益使得边缘位置利益与公司之间存在的冲突的利益和目标可能得到缓解，甚至可能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双向共赢，尽管Hart(1995)等对潜在的双赢关系保持了乐观的态度，但公司需要发展新的管理能力。Hart and Sharma(2004)提出“深度合作”(radical transactiveness)的概念：深度是指需要重新定义和识别之前被认为是极端或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是指建立机制，使企业与其影响的以及被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双向对话，创造价值共享。基于Hart and Sharma(2004)提出的深度合作，本文将基于案例，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反应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指出绿色创新战略下企业如何管理边缘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机制。
三、紫荆花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1.案例背景
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荆花)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集黄麻科研、种植、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型集团公司。紫荆花致力于黄麻材料的创新研发，建立并实施与之相关的绿色创新战略。研究选择紫荆花这一典型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①紫荆花通过实施黄麻绿色创新战略，从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纺织工业企业成功转型为高科技生态型企业，案例具有典型性。②通过10年绿色创新战略的实施，紫荆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绿色扶贫杰出贡献奖”，案例具有突出性。③我们研究团队与紫荆花合作长达5年之久，研究者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紫荆花绿色创新战略实施过程，案例具有可操作性。
2.向外扩展：识别边缘利益相关者
本文将利用行动研究的方法①扩展现有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适用于绿色创新情境的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行动研究主要运用五个阶段来建立研究步骤，包括诊断问题、制定行动计划、采取行动、评估行动结果、形成一般理论(见图1)。
本文选择利益相关者主要考虑完备性和简易性。前者主要指研究方法多大程度上将涉及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内；后者指剔除那些不能够增加差异性信息量的利益相关者，从而确保以尽可能少的成员来建立团体。
(1)Step1问题的确定。经过长期的市场摸索和严谨的市场调查，紫荆花将目标锁定到了具有优良的自然特性和环保价值的黄麻纤维上。黄麻是全球最廉价的天然纤维之一，其种植量仅次于棉花，但因为黄麻纤维技术瓶颈难以突破，所以一直仅被用于麻袋、包袋、包装材料等低附加值产品。在紫荆花黄麻绿色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如何尽快突破黄麻纤维的脱色与脱胶技术并加以运用，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二是如何建立黄麻纤维制品的绿色消费环境，确保产品大批量销售。
(2)Step2数据搜集。我们利用三角测量方法，分别考虑了数据的3个方面来源：①研究者团队参与的会议纪要以及项目档案资料；②对紫荆花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数据，包括总经理、营销副总、研发及项目主管；③二手数据，包括企业经营年报、新闻数据等。研究者团队参与了黄麻绿色产品整个市场推广的全部过程，并掌握黄麻绿色产品设计研发阶段翔实的资料数据，通过研究者提供的“咨询方案”，企业对原有计划进行了修订或者补充，这些过程的记录都作为我们研究的原始数据。
(3)Step3利益相关者识别与确定。利益相关者识别—解释性聚类(interpretive clustering approach简称ICA)。根据三角测量收集来的数据纷繁复杂，看不清楚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运用ICA方法进行分类(Huxham，Hibbert，2011)，目的是使得每类利益相关者具有相似的特征与属性，以便缩小选择范围。根据界定的两个关键问题与实践者讨论确定了六个相关事件：黄麻新品种的育种、黄麻农户+合作社+基地的种植模式、黄麻脱胶技术、脱色技术、针对五大产品板块的产品设计、黄麻产品的市场推广。
第一步，我们把三角测量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按照相关事件进行重新组合，包括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名称、编号ID、所在机构属性以及在六个事件中所承担的工作。以黄麻脱胶处理技术研发项目为例，主要围绕“黄麻脱胶技术的关键点有哪些？”、“在黄麻脱胶技术研发攻坚项目阶段的关键事件或机构有哪些？”、“这些机构有哪些属性？”等问题，寻找相关利益相关者，以及有可能增加新的利益相关者(见图2)。
第二步，我们反向重新审视利益相关者与六个事件的关系，进一步描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相关者事件之间的层次、属性关系(见图3)。
第三步，通过Road Map方法，根据属性、作用以及拥有信息的相似程度，将形成的数据群进行聚类，并依照相似关系为群类进行概念化命名，最终形成12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共111个利益相关者个体或机构②。
边缘利益相关者代表的选择：密度③。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通过计算接触频率，分别列出密度最高的中心利益相关者和密度最低的边缘利益相关者，他们作为待确定者，提供给企业实践者。ICA形成的12个利益相关者群类，按每类密度最高和最低的标准选择，有22位利益相关者代表(见表1)提供给企业实践者，他们给出了不同的反馈意见。实践者建议再缩小选择范围。为了进一步缩小利益相关者选择的范围，利用变异度进一步分析12个群类之间的关系。
(4)Step4改善与检验我们的选择：变异度。由密度标准选择出的代表，若数目过多，可通过变异度指标(变异度是判断利益相关者群类之间的异质性程度的重要指标)进行再次聚类，形成数目足够小、变异度够大的新的利益相关者群类。①我们开发了一个量表，计算各个群类差异性得分(见表2)，量表主要由三个题项构成“该个体或机构是否经常单独行动？”、“该个体或机构与其他个体或机构比较难以建立沟通？”、“该个体或机构属于少数派？”，采用5点量表，1表示很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由两名事先经过利益相关者知识培训的研究人员，阅读档案材料，然后根据量表对几个群类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得分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只保留负载比较高的变量，然后对形成的量表做信度检验。量表的三个维度信度良好(克朗巴哈a系数为0.841)，量表总体KMO达到0.729，并通过了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p＜0.001)。我们还计算了组内一致性，三个题项的ICC(1)分别为0.13，0.3，0.4符合经验值，表明两名评分员的打分具有可汇聚性。②根据差异性得分进一步将12类利益相关者计算欧几里得距离④，计算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选择变异度标准为0.515，形成新的五类利益相关者集合。(3)在新聚五类中再次进行密度计算，选择密度最高和最低的10位利益相关者代表再次反馈给实践者。
(5)Step5结果分析。他们进一步给出了反馈意见，气候组织、西非银行在我们的列表中，但实践者认为与这样的组织交流成本高，不符合企业要求，鉴于此，我们将其排除。从111个利益相关者中最终形成6个代表，结果如表4所示，与传统方法相比，既考虑了传统中心利益相关者(密度得分高)国际农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商务部、国家进出口银行等；又考虑了得分低的边缘利益相关者，如国际组织SS-GATE、国际环保组织NRDC及马里当地农会等，建立足够小又代表全面的利益相关者团体。根据米切尔评分法的三种属性，对紫荆花公司的传统利益相关者与新的绿色创新战略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比(见表5)。
3.向内深化：与边缘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
通过行动研究识别出新的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后，由于中心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方式已经很成熟，本文不再赘述。扩展的社会和环境目标使得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共同的价值关注点，从而出现合作的机会。这一转变的挑战在于如何整合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行为和反应。通过紫荆花的案例分析，我们将发现通过重新构建价值链，与边缘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合作，创造共享价值，所谓共享价值(Porter et al.，2001)是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目标下，寻找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实现双向共赢的各项政策和经营举措。
紫荆花发展黄麻绿色产业面临两大迫切任务：一是扩大黄麻的种植规模；二是扩大黄麻制品的市场份额。紫荆花选择非洲马里建立种植基地。非洲虽然土地辽阔，但是生产率太低，无法为紫荆花的增长提供支持。主要原因在于非洲的农业生产都是由数量过多的低效小型农场来完成，而由国家经营的市场则很腐败，缺乏透明度。如果按照传统方法，公司会仿效欧美企业惯用的两种策略来整合非洲国内的农场：一种是收购或租赁大量小农场，组建大型农业企业，交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管理；另一种是强制推行严苛的采购合同，明确规定种植方法、农产品质量及生产率标准——由于独立运作的小农场无法像规模较大的农场一样达到要求，便会被迫实行合并。采取传统竞争方法的企业会迫不及待采取以上措施，以进口取得规模经济优势。而当地农民的体验，包括他们的愿望和忧虑却不会有人在意。紫荆花则另辟蹊径。公司管理者认为，要提高农场的生产率和质量，最佳途径就是帮助农民找到并采用更好的种植方法，所以，公司开始便将改善农民的体验作为首要目标。
紫荆花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考虑边缘利益相关者的体验，整合从边缘利益相关者获取的知识进行价值链重构。一般企业的价值链是从研发、生产、销售到顾客等过程。紫荆花则从关注金字塔底层的低收入者、边缘弱势的顾客群体着眼，为其建立低价的、适合的产品。
在种植环节，企业将种子和生产机械以贷款的形式给农会，农会组织农户们进行耕种，然后再由企业向农会统一收购，形成“农民+农会+企业”的合作模式。如此，实现企业、农会和当地农户的三方共赢：企业规避了对外投资的风险，充分利用了低收入者的土地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农会从单纯的民间组织变为企业和农户不可或缺的桥梁；农户获得了发展的启动资金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在研发设计环节，针对低收入者群体市场了解产品需求，并与当地组织和环保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为低收入顾客提供不仅合适而且环保的产品。在生产环节，为低收入者提供生产培训，通过当地组织说服低收入者参与到培训中来。用当地居民最能接受的方式向他们传递知识、信息和技能。由于对新兴市场缺乏信息企业很难进入。紫荆花公司主动与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建立关系，通过改善生产过程，获得“有责任的供应商”(RSI)资质。NRDC帮助紫荆花结识到了关键客户，如宜家、沃尔玛等国际知名企业，进一步推动黄麻产品的市场开拓。在市场开拓环节，紫荆花通过联合国下设的交易平台南南技术产权交易所(SS-GATE)的帮助取得低收入者的信任，与低收入者建立密切联系，从低收入者所在的社会网络中获取各种有价值的市场信息。紫荆花与低收入者还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和沟通机制，以确保从低收入者那里获得及时、准确的反馈信息，作为进一步改进产品和服务的依据和创新的来源。最后，将低价的、合适功能和品质的环保产品提供给低收入者顾客，整个价值链实现一个闭环的价值共享管理(如下页图4所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黄麻绿色战略案例：①在成本和资源有限性情况下，基于行动研究方法，发展了绿色创新战略下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帮助企业发现一个足够小的，同时又能代表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利益相关者团体；②通过深度合作，创建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价值共享模型，实现绿色创新战略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价值链重构。
1.边缘利益相关者识别的新认知
André et al.(2008)对1984—2007年之间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学术文献的回顾发现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支就是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很多学者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然而其适用情境却被忽视。开发(exploit)、防卫(defend)、动摇(swing)、加强(reinforce)四种一般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证明，从不同的战略情境出发，具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会存在差异。传统战略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在某些属性甚至观点上可能是对立的和矛盾的。然而由于绿色创新战略扩大了企业的目标，使得原本对立和矛盾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存在合作的可能。根据对紫荆花黄麻绿色创新战略案例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传统战略与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如图5所示。当然在绿色创新战略中，传统战略的利益相关者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
Hart and Sharma(2004)将边缘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处于封闭状态的人群以及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然而，国内已有学者指出虽然特殊利益团体和社区这两类群体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几乎都肯定是企业的中心利益相关者(Charkham，1992)，我国企业也有意识地加强与社区的沟通和交流，但在我国现实情况下，他们恐怕还只能是边缘型利益相关者(陈宏辉，贾生华等，2004)。在紫荆花公司的访谈时我们也发现管理者对社区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忽视，企业对中心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关注的范围相比西方企业更狭隘，几乎集中于核心股东、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邓汉慧，赵曼，2007)。基于行动研究开发的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弥补了以往米切尔评分法的缺陷，研究者以“咨询师”(Chris，2003)的角色帮助企业管理者扩展了边缘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并将其纳入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中。为发展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情境下边缘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识别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合作
传统战略公司与边缘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冲突，而在绿色创新战略情境下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合作建立价值共享系统。图6为紫荆花公司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演变过程。
紫荆花案例发现向内深化，对价值链进行重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享。该系统形成一个能将技术和其他绿色创新性原材料持续转变为更低成本的商业网络；系统的成员间具有互利共赢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帮助绿色创新战略从各种干扰和破坏中存活下来；有能力通过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三重盈利。如下页表6所示，在共享价值系统中，中心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与边缘利益相关者从价值、目标、关注重点以及优势四个方面展示出与边缘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合作可以帮助公司构思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边缘利益相关者往往疏远了企业的现有业务，却可能提供对企业发展重大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至关重要的观点和知识。边缘利益相关者更加了解当地市场等尚未开发的市场信息、可能掌握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资源、还可能为企业提供在适当的方面进行投资的信号。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合作还可以获得合法性，获得市场上无法购买的资产(如声誉、信息源和政策优惠等)，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通过与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边缘利益相关者“智力”资源建立起沟通渠道，深度合作能够帮助公司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形成发展战略实施的动态能力。利用边缘利益相关者的智慧进行绿色创新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根据紫荆花的案例，提炼出绿色创新战略下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动态能力模型(Teece，2007)：识别、互动与共享。基于行动研究的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的识别；通过向外拓展和向内深化，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双向沟通深度合作；然后，帮助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价值共享系统，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共享价值能力(如图7所示)。
3.政策建议
企业与边缘利益相关者实现深度合作。当今企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传统商业模式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在绿色创新战略领域，边缘利益相关者能够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的信息、知识以及网络资源等互补性的资产。通过主动与边缘利益相关者接触，尤其是与现有经营活动相抵触或处于现有经营范围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中吸收知识，建立一条拓展性的、能进行非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是必要的。企业要有意识地摆脱传统思维定式，将现有商业模式中被认为不重要的边缘利益相关者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以寻求能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有关新产品和商业创新方面的新思想。
政府政策“输血”向“造血”功能转换。政府推进企业环保的政策措施目前仍主要是通过经济补贴等“输血式”方法来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但是这样的方式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不是来自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因而无法获得可持续性发展；补贴方式是会对其他成员方利益形成损害的政府性措施，政府实现由“输血式”向“造血式”模式绿色发展思路亟待转变。为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如对企业运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等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制定有利于企业环保事业发展的信贷政策；通过转变单纯财政补贴到支持企业承接项目，帮助企业搭建环保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平台。一方面政府部门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绿色创新战略的转型；另一方面节能减排政策也避免了单靠资金支持鼓励的不可持续性。
科研机构转变与企业的合作方式。企业与科研机构加深合作，从自身需求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借助外部智力资源为企业运营提供支持；同时，科研机构的研究项目通过这种合作方式，也形成了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良好渠道。
本研究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①以往利益相关者识别的研究主要针对传统战略，缺乏绿色创新战略领域利益相关者识别的深入探讨。与传统战略相比，绿色创新战略是组织变革面临的新情况，本文是扩展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的有益尝试。通过行动研究既考虑到选择具有中心地位，给企业带来关键信息的对象；又考虑处于边缘地位，但可能具有异质性信息的对象。这些标准更好地契合了绿色创新战略新情境下对利益相关者的重新定位和选择。同时，也推动了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识别的发展，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研究情境(邓汉慧，赵曼，2007；Hart，Glen，2011)，在其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②发展了绿色创新战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新认知。相对于传统的对合法的、处于中心位置的利益相关者的静态管理，本文通过研究企业是如何向外拓展与边缘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向内深化与传统中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建立一个共享价值系统的动态过程，表明企业是如何更新能力来适应商业环境变化的问题，从而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新情境。③研究方法上整合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行动学习理论。在绿色创新战略的新情境下，现有研究对象的“钉子”和研究方法的“榔头”是不匹配的，针对新的问题需要发展新的方法。研究认为绿色创新战略的理论探索中，利益相关者管理领域的行动学习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而是强调过程、系统逻辑、关系的建立和转变、研究者和实践者互动学习的过程，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企业绿色管理系统的复杂性(Christina et al.，2008)。
诚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采用单案例研究缺乏多案例研究的对照和比较，较难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命题(吴春波等，2009)；②单案例存在着研究方法本身固有的“外部效度”缺陷(王凤彬等，2011)。最理想的情况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先利用案例分析进行探索性研究，再利用多样本研究形成理论构建的普适性研究，这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行动研究指的是在组织里由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进行的一系列干预活动，其目的是双重的，既包括组织行为的改进，又包括知识的发展(French，2009)。与其他形式的组织研究方法相比，行动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研究与实践的紧密关系。
②囿于篇幅，不报告此表，如读者感兴趣可同作者索取。
③密度是指一个利益相关者在档案数据中的不同阶段/事件/项目中出现的频次。密度越高，表明其与企业沟通越频繁，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保持强关系，所以可能掌握关键资源与信息；密度低，他们与企业保持弱关系，大多处于边缘位置，可能会提供重要的异质性信息。
